这部鸿篇巨制,初翻开时,便被其磅礴的气势所摄。它不像某些史书那样佶屈聱牙,枯燥乏味,而是以一种近乎叙事的笔法,将明代中后期那段波诡云谲的历史娓娓道来。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复杂政治斗争时的细腻之处。比如对万历年间“三大征”的描摹,不仅仅是简单罗列战役和结果,更是深入挖掘了支撑这些军事行动背后的财政压力和社会动员能力。书中对文官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剖析入木三分,能让人清晰地看到权力是如何在清流与浊流之间摇摆,每一次政策的制定背后都隐藏着错综复杂的人情世故和利益权衡。读到关键转折点时,总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紫禁城的深宫之中,目睹着那些历史人物的挣扎与抉择。作者似乎拥有洞穿历史迷雾的慧眼,能够从蛛丝马迹中还原出那个时代士大夫阶层真实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困境,让人在掩卷长思之余,对“历史的必然性”这一宏大命题有了更具象、更富有人情味的理解。那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以及对宏观趋势的精准把握,使得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像是一部关于人性与时代的深刻寓言。
评分对于任何一个试图系统性理解明代晚期中国转向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都是不可替代的基石。它的学术贡献在于构建了一个极其扎实且多层次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在对外关系和边疆治理方面,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书中对奴儿干、朝鲜以及葡萄牙人、荷兰人等不同群体互动的梳理,远超出了传统史书中对“朝贡体系”的刻板描述。作者展现了明朝在边疆治理上的灵活性和实用主义,以及这种实用主义最终如何因为内部财政的崩溃而难以为继。读到关于郑成功的描述时,那种历史的宿命感尤其强烈——一个依托于海洋贸易和海上力量的军事集团,最终也未能逃脱陆权政治的巨大引力。整部书的论证过程严密得如同精密的钟表,每一个齿轮的转动都关乎整体的运行。合上书本时,留下的不是知识点的堆砌,而是一种对历史复杂性深刻的敬畏感。
评分这本书的翻译质量令人称赞,它成功地传达了原著那种厚重的学术气息,同时又保持了中文表达的流畅自然,没有那种生硬的“翻译腔”。我特别关注了其中关于文化思想史的部分。明代后期的心学发展,尤其是王阳明学说在不同阶层间的传播与异化,被处理得极有层次感。书中并未将心学简单地视为一种哲学流派,而是深入探讨了它如何渗透到市民阶层的生活伦理、甚至成为士人对抗皇权干预的一种精神武器。通过对晚明小说的侧面引用和对士人日记的深入挖掘,我仿佛能感受到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暗流涌动。这种将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熔于一炉的叙事方法,使得整个明代后期的历史图景变得立体丰满,充满了内在的张力和活力。它让我意识到,一个王朝的衰落,绝非一蹴而就的军事失败,而是文化、经济、思想多重系统性失灵的综合体现。
评分坦率地说,初读此书时,我有些许门槛感,它那种英式史学的严谨和克制,与国内某些更具煽情色彩的史著风格迥然不同。它很少直接给出强烈的价值判断,而是倾向于提供充分的证据链,让读者自己去“推导”结论。这种冷静的叙事风格,在解读崇祯末年那种山雨欲来的绝境时,显得尤为有力。作者没有将李自成或张献忠塑造成单纯的“乱臣贼子”,而是将农民起义视为复杂的社会矛盾爆发的必然结果,并细致分析了明廷在应对天灾、瘟疫和军事危机时所体现出的体制性僵化。特别是在分析东林党人与阉党的争斗时,作者避免了简单的“好人坏人”二元对立,而是将其放置在明代政治文化演变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揭示了士人阶层在维护理想与妥协现实之间的艰难平衡。这种多维度的解读,极大地拓展了我对明末政治图景的理解深度,不再满足于“亡国之君”或“忠奸对立”的浅层叙事。
评分我花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时间才啃完这卷书,过程既是煎熬,也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享受。它的学术深度毋庸置疑,引用的史料之详实,考证之严谨,足以让任何一个历史研究者肃然起敬。但真正让我欲罢不能的,是它对社会经济变迁的关注。不同于以往侧重帝王将相的叙事框架,这里的笔触深入到了江南的丝绸作坊、福建的海上贸易,乃至北方边镇的屯垦移民。那种对物产流动、人口迁徙以及区域经济差异的细致描摹,极大地丰富了我对明代“盛世”表象下潜藏的结构性矛盾的认知。当我读到关于白银输入对物价和赋税体系产生的颠覆性影响时,那种历史与现实的对照感油然而生。仿佛眼前不再是遥远的古代,而是能清晰看到全球化早期浪潮如何冲击着一个传统帝国。书中的图表和附录也做得极为精良,它们并非装饰品,而是理解论点的关键佐证。我甚至不得不经常暂停阅读,去查阅一些地理资料,以更好地代入作者所构建的那个宏大而又充满张力的时空背景之中。
评分纸张很完整,质量不错,还没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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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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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上卷买完了,隔了好几年才买的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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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新白娘子传奇》里,碧莲曾经跟天不怕地不怕的戚宝山说:“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宝山偏不信邪,开了个豆腐店起早贪黑卖豆腐,才真正尝到了人间百味。所以,看到小津安二郎说自己是只会做豆腐,不会做咖喱饭和炸猪排的人的时候,我认为他并不是在自谦,相反的,他是在表达做豆腐的辛苦。 若在现在苛刻的评论家眼中,小津战后的导演生涯,简直可以用“毫无突破”来形容。他热衷于反复拍摄同一个题材的作品,视角永远局限于战后日本的普通家庭,很少有外景,基本上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十叠大小的空间里。所试图展现的主题也大致统一,即描写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庭观念是如何在崭新的时代中显得不合时宜,进而走向分崩离析的。他甚至不在意自己重复自己,光是“送嫁”这一个题材的电影,他就先后拍了《晚春》、《秋日和》及《秋刀鱼之味》三部。然而,就是这样近乎偏执的专注,才将他做豆腐的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国际影坛公认的大师。 如今的豆腐界,可以说是一团乱象。有的人呢,连最基本的白豆腐还没做好呢,就想着一天换一种花样,今日做豆皮儿,明朝做豆干,美其名曰“挑战不同类型题材”,结果做来做去基本功都不过关;有的人呢,自知技不如人,于是便投机取巧,成日想着标新立异来讨好顾客,什么彩虹豆腐、水果豆腐纷纷出炉,可是人们尝个新鲜之后,还是怀念最普通的豆腐的味道。拍电影和做豆腐是一个道理,想要做出人们心目中最好吃的豆腐,从来都没有捷径可走,它首先需要你拥有良好的味觉,知道什么才是最能打动人的豆腐;其次,它需要日以继夜的锤炼,寻找最适合的豆子、一点点改进软硬的比例,反复尝试点卤的技巧。最后,练就只属于你个人所有的,独一无二的做豆腐技巧。 说起来简单,可是现在能坚持去那么做的人,真是少之又少。 无论是之前出版的唐纳德•里奇所著的《小津》,还是莲实重彦的《导演小津安二郎》,都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被“半神化”的小津。而本书中小津却用朴实的语言,活生生的把自己拉下了“神坛”。他一一解释了那些他被神化的技法,例如有名的“离地三尺”的低机位拍摄方法、不采用淡入淡出的场景切换方法、在拍摄悲伤场景不做特写反而拉远的手法等等,只是他为了拍摄方便、画面好看而且刻意不遵循电影文法的表现。得知真相的我们也许会有大失所望的想法,却也因此感觉到拍摄电影并不是一件高深神秘的事情。而这也是小津的期望,他认为:“如果电影的文法真的是优异如自然法则那样的不成文的规定,那当今世界只要有十个电影导演就够了。”他认为,每个导演都应该表现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感觉,而不应拘泥于任何文法。 同时小津还在书中展现了自己幽默风趣的一面,与电影中显露出的内敛敏感的气质迥然相异。例如他谈到自己是怎么当导演的时候写到,是他还在做助导的时候,有一次加班太饿了,他忍不住抢了本该要端给导演的咖喱饭,因而被厂长认为是个有趣的家伙,被委以重任;他更还在文章中撒娇,说自己“常露出酒窝自嘲……我这份可爱,在女演员中,尤其是中年组眼里大受好评。” 读来令人莞尔,更使我灵光一现,想起《晚春》里的一个场景:纪子因为舍不得鳏居的父亲不愿出嫁,对姑姑安排的相亲不置可否。而好事的姑姑担心的却是芝麻绿豆的小事,对方名叫佐竹熊太郎,她担心纪子不喜欢这个名字,担心大家成为一家人后不好称呼这位侄女婿:“熊太郎这个名字就象胸口长满了毛的感觉,我们该怎么叫他好呢?叫熊太郎的话就象在叫山贼,叫阿熊就象叫个傻子,当然不能叫他小熊,我打算叫他小竹。”让人好气又好笑,当时沉浸在整部电影的气氛中没做他想,如今想起来,这恐怕是小津为了抗议自己被人贴标签,特意加进去的细节,证明自己“其实是拍喜剧片出身的。” 小津和其他导演最大的不同是,他是一个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都遵循“少即是多”(Less is More)原则的人,这是他做豆腐的筋骨,也是他做人的筋骨。当其他导演都纷纷给电影做加法,加入各种炫目的技巧和激烈的戏剧冲突的时候,他思考的却是如何拿掉全部的戏剧性,让演员以悲而不泣的风格去表演。本书中极为珍贵的一部分,是小津对拍摄风格和作品的自叙,他评价《秋日和》这部作品的时候,是这么说的:“社会常常把很简单的事情搅在一起搞得很复杂。虽然看似复杂,但人生的本质其实很单纯。……我不描写戏剧性的起伏,只想让观众感受人生,试着全面性地拍这样的戏。” 这大概就是他去除一切外在浮华,用最原始最本真的技法去做豆腐的初衷吧,这豆腐的余味果然很佳,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依然回味悠远,并有历久弥新、常看常新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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