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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度變遷和可持續發展:30年中國農業與農村》基礎上揭示未來農村和農業的發展方嚮。
內容簡介
《製度變遷和可持續發展:30年中國農業與農村》全麵總結改革30年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的輝煌成就,係統考察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體製和整體製度變遷的基礎上,評估過去30年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改革和政策措施,總結有益經驗。中國的改革開放始於農村,改革30年來,中國農村和農業製度的變遷深刻而廣泛,其在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過程中所做的工業已經得到瞭國內外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同。
作者簡介
黃季焜,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創新基地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科技發展、資源與環境、農産品市場和貿易、農村發展和反貧睏等。在Science、Natur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等國際學術期刊發錶論文110多篇,在國內學術期刊發錶論文150多篇,齣版專著多部。
內頁插圖
目錄
緒論:改革開放30年中國農村發展與改革的曆史迴顧/1
1 中國改革30年:農業增長、農民增收與農村發展/3
1.1 農業生産增長與農村經濟發展/3
1.2 農村居民收入和生活的動態變化與區域差異/15
1.3 農村公共建設與公益事業發展/26
1.4 全書結構和章節安排/31
2 30年農村改革與政策演進/33
2.1 農村經濟製度改革及政策綜述/33
2.2 政府管理體製和鄉村治理結構變革/45
第一篇 中國農村經濟體製改革:農業增長和農民增收的源泉/53
3 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與農業高速增長/55
3.1 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的實施和農地製度改革/55
3.2 改革早期的農業高速增長與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的影響/56
3.3 結論與討論: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的未來展望/69
附錄/72
4 農業科技的發展和改革/86
4.1 農業科技發展曆程/86
4.2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技術進步的貢獻/91
4.3 中國農業科研體製改革/98
4.4 中國農業技術推廣體製改革/103
4.5 未來農業科技發展和深化改革趨勢/1l5
5 農産品市場化改革與貿易自由化進程/120
5.1 中國國內農産品市場化改革曆程/120
5.2 中國農産品市場化改革績效:市場整閤及運行效率/123
5.3 中國農産品貿易自由化進程/135
5.4 中國農産品市場與全球市場的整閤/140
附錄/149
6 農業投入品的市場化改革與農業投入/152
6.1 國內農業投入品市場化和貿易改革/152
6.2 中國的城鄉資金流動與農業現代化/158
7 中國的農村工業化與農民非農就業/176
7.1 中國農村工業化的發展曆程/176
7.2 中國農村工業化的發展特徵/179
7.3 鄉鎮企業的産權結構與轉製/186
7.4 農村工業化的影響因素分析/190
8 中國的城市化:改革、經驗與問題/206
8.1 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村人口流動/206
8.2 城市化過程中的農地徵用製度與失地農民問題/218
8.3 結論與討論/234
9 中國的城市化:政策經驗與改革思路/236
9.1 中國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城鄉協調問題/236
9.2 城市化、戶籍製度與農地製度改革中的主要政策選擇/238
9.3 農地非農市場化下的戶口一農地選擇:備選政策組閤/243
9.4 上述政策組閤的含義/246
9.5 基於上述政策組閤的初步財政估算方案/252
9.6 結論與討論/262
第二篇 中國農村政府管理體製和基層治理結構變化與農村發展/265
10 農民稅負:曆史演變、製度基礎與稅費體製改革效應/267
10.1 中國農業徵稅體製的曆史演化/267
10.2 農民負擔的製度基礎、動態變化和區域差異: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271
10.3 稅費體製改革效應與實施機製/280
10.4 結論與討論/287
11 基層民主發展:選舉質量,參與和自治/290
11.1 村民選舉的曆史迴顧/290
11.2 村民選舉質量及區域差異/293
11.3 村民的選舉參與和村民自治發展/303
12 中國農民組織:發展與現狀/317
12.1 農民組織的發展迴顧與研究綜述/317
12.2 中國農民組織的發展現狀和治理結構/326
12.3 中國農民組織的組織功能/334
12.4 結論/338
結束語:總結與展望/341
參考文獻/347
精彩書摘
第一篇 中國農村經濟體製改革:農業增長和農民增收的源泉
3 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與農業高速增長
本章結構安排如下,第一節簡單迴顧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的改革曆程;第二節通過嚴格的計量經濟分析,科學客觀地揭示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對改革初期農業高速增長的貢獻;第三節在對現行農村土地製度現狀和問題總結的基礎上,展望未來的發展方嚮。
3.1 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的實施和農地製度改革
1979年,中國開始瞭以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改革。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改革打破瞭人民公社體製,將土地按照農戶傢庭規模和勞動力數量承包給農戶。雖然農戶對土地具有經營和收益權,但所有權仍屬於集體。
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發端於安徽和四川的農村。在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不變,土地集體所有製的前提不變,按照農戶人口、勞動力數量,將土地分給農戶自主經營。國傢與農民訂立閤同,規定農民將相當數量的農産品上繳給國傢後(即所謂的“包産到戶”、“包乾到戶”),其他的餘糧則由農民自由處理,並可以在自由市場齣售。
中國農村改革是在缺乏一個事先設計好的藍圖的情況下開始的。就聯産承包責任製而言,其齣現和推廣都不是中央政府計劃好的,甚至還是中央政策開始不鼓勵甚至反對的。即便是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睏境中嘗試“傢庭聯産承包製”成功,各地紛紛效仿實踐的同時,1979年中央政府因擔心人民公社製度將會因此受到不利影響還明確禁止這種“分田單乾、包産到戶”的做法,這些實踐甚至帶來瞭各省乃至中央領導人對此問題的認識分歧和強烈爭論。直到1980年,當不同意見終於達成一緻,中央開始允許“傢庭聯産承包製”在偏遠、貧睏地區實行。但事實上,此時中國農村已有74%以上的村莊選擇瞭以傢庭為基礎的承包責任製(Lin,1992)。到1984年,人民公社已不復存在。
作為村經濟體製改革乃至中國過去30年改革的第一步,“農村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的實施與推廣有效地突破瞭傳統計劃體製下“一大二公”、“大鍋飯”的舊格局。隨著農村土地承包的推行,個人付齣與收入直接掛鈎,農民成瞭自己進行傢庭經營式農業生産的剩餘所有者,這大大增加瞭農民進行農業生産的積極性,從而從根本上解放瞭農村生産力。
中國的土地産權相當復雜,而且不斷變化(Brandt et a1.,2002)。第一輪土地承包期限規定為15年,在此期間,土地所有權屬於集體,經營權和收益權賦予農戶。這樣的土地政策對於土地公平分配、糧食安全以及減少貧睏等都具有明顯作用並且得到瞭文件支持。但同時,在土地集體所有製下,村莊人口的變動不可避免地導緻土地分配不公,農村各地紛紛自發地定期、不定期地進行規模、範圍不等的土地行政性調整。為瞭強調土地承包權的穩定性,90年代末期土地承包期限被改為30年。不過農村土地調整仍然很頻繁。許多人擔心當地領導頻繁地調整土地,可能會導緻土地承包期限的不穩定,並對土地投資産生負麵影響(Brandt et a1.,2002);也有研究者認為,這種調整對短期或長期的土地生産力影響不明顯。不過,政府仍然擔心土地集體所有製度以及不完善的土地轉讓製度可能會影響農民遷移和農村信用製度的發展(Jhnson,1995),為此,中國政府於2003年3月1日頒布實施瞭《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簡稱《土地承包法》),以增強土地承包期限的穩定性。
目前,中國政府正在探索有效的機製,以使那些仍在從事農業的農戶能夠獲得額外的土地以提高其收入和競爭力。在過去的10年中,雖然沒有相應的法律保護措施,但研究者發現土地流轉正日益增多(I)eininger and Jin,2005)。為瞭加速這一進程,《土地承包法》進一步明確瞭承包土地的轉讓權。《土地承包法》還規定傢庭成員在土地承包期內可以繼承承包權。這些新的政策措施主要目標是鼓勵農民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擴大經營規模。
3.2 改革早期的農業高速增長與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的影響
許多研究都錶明,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所帶來的激勵機製變化,使農業産齣和生産力獲得瞭巨大增長(林毅夫,1992b;樊勝根,1991;McMillan eta1.,1989)。最早的實證性研究工作集中在測定以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為主的製度創新對農業生産的貢獻,並認為改革的頭幾年,生産率的提高大部分源於製度創新(McMillan and Zhu,1989;林毅夫,1992b)。而黃季焜和Rozelle(1996)指齣技術進步在改革初期至少同製度創新同等重要,並且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技術進步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除技術進步之外,在農業增長上,還有其他尚待研究的因素也對農業生産曾有過重要的影響。首先是價格和市場政策,它們的重要性已經被一些作者描述性地解釋過(Sictalar,1991)。部門之間的相對價格變動會影響整體,它不但促進瞭各部門經濟對資源的競爭,而且也改善瞭地區間的資源分配和流動。其次是技術進步,中國一直是農業研究體係最好的第三世界國傢之一。第三是中國政府在農業基礎設施上的投資使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最係統的灌溉體係(Stone,1993)。過去對農業生産增長的分解分析的研究,很少能同時解釋以上各因素對生産的影響,因而難免要産生模型的統計估計誤差。
3.2.1 現代中國農業的發展過程
1.農業經濟增長
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農業的增長一直是國傢經濟發展的主要成就之一。除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飢荒年外,糧食生産的增長快於人口的增長。在1970一1978年間,即使整個國民經濟仍深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糧食産量還以每年2.8%的速度增長。水稻單産每年增長1.8%,其他糧食作物增長甚至更快,達3.3%。
改革前,在農業技術進步促進産量增長的同時,投入的增加也是糧食産量增長的重要原因。在60年代和70年代,投人的增加主要錶現在化肥施用的增加、灌溉麵積的擴大、勞動力和土地的集約經營以及播種麵積的擴大上。
1978—1984年,中國農村實行瞭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産責任製,提高瞭農産品收購價格,使得中國的糧食和經濟作物的生産開始瞭新的飛躍。其中水稻産量以每年4.5%的增長率增長,其他糧食作物以每年4.8%的增長速度上升(見錶3.1)。最引人注目的是經濟作物的實際産值以年均14.9%的高速度增長。然而,自1985年以來,糧食生産徘徊不前,甚至齣現瞭滑坡的現象。
2.播種麵積、勞動力投入、農業科研及灌溉投資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由於水利項目和農村工業以及城市建設發展等原因,中國耕地麵積不斷減少,但農作物播種麵積卻有所增加。70年代初,中國的可耕地麵積每年下降0.2%,播種麵積每年卻提高近1%。改革之前這種播種麵積的上升主要是通過耕地復種指數的提高來實現的。1978年以後,這種趨勢轉變瞭,糧食播種麵積在改革開始以來一直呈下降的趨勢,到1988年達到最低點。糧食作物內部,不同作物播種麵積的變動趨勢也有區彆。改革期間糧食播種麵積的下降被經濟作物播種麵積的增加抵消瞭。1978—1992年,經濟作物播種麵積每年上升3.4%,其中,在改革初期的增長率相對較快(5.1%),1984年以後,經濟作物播種麵積每年的增長率也開始下降,但仍以近2%的速度增長。
在影響農民生産決策的外界環境方麵,盡管70年代後期以來采取瞭一係列改革措施,但是農民對播種麵積的決策仍受眾多因素的影響。即使在90年代,大多數農民仍然受到徵購任務的約束,在這種情況下,生産者對市場信息的變動所做齣的生産決策反應是有條件的、逐步的,並需要一定的時間和成本,在經濟學上稱之為“調整成本”。與這種調整成本相關的還有市場信息的完善程度以及固定資産投資成本的規模大小。在模擬中國農民的生産行為(如播種麵積的投入)時,必須在模型中考慮調整成本的問題。
隨著非種植業和非農業部門中就業機會的增加,農業勞動力利用方式發生瞭極大變化。錶3.2的數據錶明,從1975年到1994年,所有農作物單位麵積上的勞動用工量都明顯下降。水稻單位麵積用工量在1994年還不到改革前用工量的一半,水稻勞動力投入從1975年的每公頃638個工日下降到1994年的279個工日。用來生産小麥的勞動力也同樣地減少瞭一半,用在玉米和大豆上的勞動力下降瞭1/3。經濟作物的播種麵積雖在增加,但每公頃的勞動用工量也在下降。80年代,油菜籽生産減少瞭50%的勞動投入,棉花的勞動投入則減少瞭30%。
即使這些變化也還沒有完全概括齣作物生産中勞動力利用模式的改變程度,在中國的一些主要糧食生産區(黑龍江、遼寜、河南、河北、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湖南、陝西、四川、雲南等省)的調查發現,20世紀80年代大量的勞動力從種植業部門轉移齣去,不但減少瞭單位麵積的勞動用工量,而且也導緻瞭那些在集體時代已經開墾瞭的貧瘠土地再次拋荒和退化。
然而,勞動力投入在部門之問的流動也並非轉瞬即逝,它同糧食播種麵積的調整一樣,受調整成本等障礙的影響,其中有些是天然的障礙,比如轉移成本,它們存在於所有的國傢中,而不管其經濟結構和製度如何,隻是不同國傢轉移成本的大小不同而已。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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