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中國傳統文化”

“順應時代潮流”（代序）

三年前即2010年本書首次問世，可至今沒有“前言”或“後記”。現在想來，有些須介紹或交代的話還是不宜略而不談，何況現在又將再次加印，正可藉此機會增補上去。

同時，這本僅10萬字的小書，據齣版者說，至今已加印12次。這使齣版者與筆者均感到有些始料不及。昨天偶然有兩位客人來訪，談起來這本小書。他們都對本書熱心關注。那影視總編導說，她一下買瞭60本，分送友好。而另一位從事生態農村建設的工作者，說她曾前後買過100多冊，分給追隨她工作的大學生義工。聽過這些，筆者更覺得有寫一些的必要瞭。

現在即就至今尚未收入《梁漱溟全集》的《社會演進上中西殊途》（第二輯）與《發揮中國的長處以吸收外國的長處》（第三輯）兩篇文字，作些介紹與說明。

先說《社會演進上中西殊途》（以下簡稱《中西殊途》）。此文於1942年5、6兩月在《思想與文化》雜誌（成都）上連載，是為首次發錶。1944年9月，又由中周齣版社（重慶）以單行本的形式齣版發行。這都是抗日戰爭中日本投降前兩年的事，距今已70年瞭。

香港脫險後，1942年2月初梁老迴到桂林；1944年9月因日軍由湖南入侵廣西，又離桂林避難昭平；計息影桂林前後約兩年半。在這段歲月裏，他為奔走國共閤作抗敵及民盟工作已暫時退居次要位置，而講學與撰寫已成為其生活的主要內容；撰寫又以與《中國文化要義》有關的文字工作為主，付齣的時間與精力亦以此居多。依此來看，《中西殊途》即寫於初至桂林之時是極為可能的。

從《中西殊途》標題看，其內容主旨已清清楚楚：由於中西兩方社會演進路途的殊異，其結果——形成的社會組織結構，也明顯不同。

《中國文化要義》（1949年底首次齣版）其主旨與《中西殊途》完全相同。它同樣是闡明中國韆餘年曆史演進，其結果是以倫理組織社會，或說社會以倫理為組織，且曆久少變。西方社會與此對照來看，他們以團體組織社會，或說社會以團體為組織；團體或稱集體，有宗教的、政治的（民族的、階級的等）、經濟的，彼此對立、競爭、對抗、鬥爭不斷。

由此可見，《中西殊途》與《中國文化要義》二者闡釋的是同一問題，隻是前者寫成在前（1942年於桂林），後者撰成於後（1949年於重慶北碚）；一前一後，隻有深淺精粗之彆而已。

據以上筆者對《中西殊途》有關情況兩三年來的考查結果來看，現在收入本書不過是首次發錶約70年後，又重新發錶。可是首次發錶於戰亂年代中，能見到它的恐極為有限。即是梁老本人，是否曾見到發錶它的書刊也無從考究瞭。因1996年於上海圖書館發現此文單行本時，全集已齣完，故《中西殊途》至今尚未收入《梁漱溟全集》，所以現在重新發錶，對讀者來說猶如首次發錶瞭。讀者對《中西殊途》一文給予較多的關注，或與此有關。

現在再說本書第三輯，即《發揮中國的長處以吸收外國的長處》，其內容一如標題之淺顯易曉，無須贅述。應說明的是，它本是1949年梁老在北碚的一次講話的記錄，曾由北碚管理局以單行本小冊子印行。

至於本書一輯《中國文化之精神》，其中多選錄自《中國文化要義》。所以總覽全書一二三輯，其中心就在於從多方麵（如宗教有無、民族精神、階級之隱顯、國傢不像國傢、缺乏政治上民主、詳於人事而忽於物理——科學，等等）闡明老中國社會之特徵——以倫理組織社會。

認識老中國，方能建設新中國；而認識老中國社會特徵之必要，不言而喻。

後，講一下梁老有一次接受記者訪問的事。

1988年5月17日，在協和醫院的一間病房裏，臥病在床的梁老接受來自颱灣的一位記者采訪。她是《遠見月刊》的尹萍女士。因病人已極度虛弱，談話極簡短，其內容如下：

尹女士：梁老願不願對颱灣青年說幾句話？

梁老：要注意中國傳統文化……可讀我的《中國文化要義》。

尹女士：梁老對中國的未來有何期望？

梁老：要順應時代潮流。

訪談至此結束。梁老此生後一次答記者問（此次答記者問後的第37天——6月23日，梁老即與世長辭），他所說的這兩句話：“注意中國傳統文化”，“順應時代潮流”，值得我們深思。

這兩句話，似為中國今後的發展指明瞭一條閤情閤理的走嚮。按此走去，中華民族的自救、中國國傢的振興將會因此而較順利地實現？

姑且將筆者個人一些所知、所見及所感，寫齣如上，作為本書又一次加印的代序。

梁培寬於北大承澤園

2013年4月1日

時年八十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