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法律 中信出版社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编辑推荐

1、从法学视角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海外汉学经典之作，全新了解中国古代的法制传统和社会的运作规则，多次再版，绕不过的经典。

2、尖锐地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不是一个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法律以刑法为重点，不重视保护个人利益与契约行为。

3、很早以现代法学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经典著作，甫一出版就获得学术界高度关注，在读者、学者圈已建立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成为研究、学习中国法治史、中国古代史的书单中必有的经典。

4、总结中国古代律法之特征，追溯国人法律观念之渊源。法治话题始终是社会热点，书中对中国法治传统的总结对现实的法治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比如，传统法律不重视民事行为，对于受到国家损害的个人或团体利益法律根本不予保护，以及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都还在影响着我们现在的法律状况。

5、190个清朝案例展示，生动又充满细节，能让读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运作、社会生态和风土人情有更亲切、确凿的认识，包括了古代社会官员犯罪、强占民女、户籍制度、谋反大逆等罪责的处理，还包括殴授业师、亵渎神明等稀奇古怪的案例信息。

内容简介

《东鉴丛书·中华帝国的法律》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克拉伦斯·莫里斯和汉学家卜德于1973年合著的中国法律史经典著作，出版以来已成为了解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社会的必读书。

本书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开设的《中国法律思想》课程讲义为基础扩充而成，主要以清朝的法律为研究对象。全书分为三部分，第yi部分介绍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脉络；第二部分从《刑案汇览》里挑选了190个典型案例进行具体评析；第三部分分析了《大清律例》在司法活动中的适用情况。在分析大量案例和文献的基础上尖锐地指出：中国古代虽然制定了很多而且具有较高水平的法典，但传统的中国社会却不是一个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法律以刑法为重点，不重视保护个人利益与契约行为。并集中探讨了儒家伦理与古代中国法律的关系等重要问题。

展读此书，不但可以较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的法制传统，而且能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运作、社会生态和风土人情有更亲切、确凿的认识。

“东鉴丛书”还包括待出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日本的战争记忆与社会政治，1945—2005》等。

作者简介

卜德（Derk Bodde），著名汉学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译者，还著有《中国物品西传者》《中国思想西传考》《托尔斯泰与中国》《古代中国的庆典》等书。

克拉伦斯·莫里斯（Clarence Morris），为已故的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另著有《律师如何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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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朱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法律的艰辛历程》等书。

目录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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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yi篇 中国法律初论

第yi章 中国法的基本概念

第二章 清帝国的法典及其编纂史

第三章 刑事制度

第四章 司法制度

第五章 《刑案汇览》

第六章 从《刑案汇览》看中国的社会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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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清帝国案例评析

一 名例律类

二 吏律类

三 户律类

四 礼律类

五 兵律类

六 刑律类

七 工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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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清帝国法律的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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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参考书目

词汇表

译后记

精彩书摘

序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的著述为数较少，而有关中国传统法律的文献资料却浩如烟海。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了一个复杂、详备的法律体系。这一庞大的法律体系是土生土长的，只是在19—20世纪它才受到其他国家一些法律理论的影响。中华帝国的第yi部法典颁布于公元前3世纪。该法典的起草者吸收了在此之前已经存在的更古老的法律，其中一些至少在3个世纪以前就已生效。此后帝国的每一朝政府都颁布了新的法典——有时只是在前朝法典的基础上修改增删；有时则完全创新，制定一部全新的法典。中华帝国的zui后一部法典是于1740年(清乾隆五年)颁布的《大清律例》。与前此各朝的法典一样，《大清律例》在清帝国也是惟一的一部法典。当然，中华帝国的法律文献并不只限于这些法典。此外还有大量被系统整理的案例报告汇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法律遗产。

本书首先审视了中国法律发展的基本轨迹；然后翻译、评析清帝国发生的190个典型案例；zui后从法律角度具体分析《大清律例》在帝国司法活动中的运用。

1959年9月，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系举办为期两年的东方法律制度研讨班。汉学教授(Derk Bodde)与我均为该研讨班的成员。在研讨班里，卜德博士讲授了几个月的中国法课程。他的演讲开拓了以广阔的文化尺度来研究中国法律的新领域。我想，这一新课题对于专门的法律研究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我提出，邀请W. 奥林·雷凯特博士(也是一名汉学家)，由我们三人合作，在法学院开设中国法律思想课程。卜德博士与雷凯特博士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遂于1961年1月开讲这一课程。在全美国的法学院中，开设中国法律课程，我们可能是第yi家。开讲以后，我们先后五次重复讲述，并不断充实新内容。本书即是对专为该课程第yi部分准备的材料深入研究的产物(该课程第二部分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对这一部分材料的研究尚未完成，因而暂不能够出版)。

我们开始这项课程，先是由卜德博士主持。他通过系统讲授中国法律制度的起源、性质、观念和司法程序，以及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向我们描述了中国法律自古代至清朝(1644—1911)的历史与理论。本书的第yi篇即是由此中来。接下来由我主持的几堂课，随意地就本书第二篇中的某些案例加以分析。这方面的分析构成了本书的第三篇。

第yi次开讲这门课程时，我们要求学生们广泛阅读有关资料。起初，我们的案例资料是我从几部英文著作中搜集到的简单的摘要，比如阿拉巴斯特(Alabaster)的《中国刑法释注》(Notes and Commentaries on Chinese Criminal Law)及《邸抄》(The Peking Gazette，翻译作品)、冯·古利克(Van Gulik)翻译的《棠阴比事》等。很快我们就发现，仅仅依靠这些资料来源，尚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这些资料并不具有正式法律文献的性质，而只是一种关于古代法律制度的说明性文献。尽管这些资料在原书中对于说明各自的主题被恰到好处地援引、使用，但对于法学院专门法律课程来说，它们就显得支离破碎、说服力不足了。

因此，我们决定由不完备的摘要与释意转向中文原始文献。为此，卜德博士选定了所有中文案例汇编中篇幅zui大、内容也zui为精良的《刑案汇览》。《刑案汇览》包括案例汇编三种，分别于1834、1840、1886年编纂完成，共收集发生于1736—1885年间的案例7600件。这7600件案例中，绝大部分是由编纂者直接采自zui高司法机关——刑部。经过一段艰苦的筛选工作，我们终于从数量如此巨大的案例汇编中，精选出190个案例，并译成英文。这批材料先是用于课堂讨论，后来被收入本书。在从7600件案例中选择190件案例的过程中，我们遵循典型性与趣味性双重标准。

我们邀请了一名年轻人在卜德博士的指导下将《刑案汇览》的目录译出，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刑案汇览》的翻译工作。根据目录，由我选择那些估计有参考价值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节，再由那位年轻的翻译者每节至少翻译两个案例。卜德博士阅读了翻译的初稿，然后由我就每一个案例分别提出删除或保留并再润色的意见。我们希望通过由卜德博士提供指导意见、由我进行法律上的编辑和修改这种方式，形成一个令人满意的案例译本。无论是卜德博士还是我，都不能在案例方面耗费很大的精力。我们都认为：整理教学材料将不会要求我们付出更多、更艰苦的努力。对我来说，这一想法后来被证实。虽然我所承担的那部分工作并非完全像我所设想的那样简单，但我所花费的精力并没有过多地超出起初的估计。

然而，在时间和精力方面对卜德博士的要求却猛然增加。案例所使用的古代汉语晦涩难懂，使得翻译工作非常艰难，尤其是我们所邀请的那位翻译者既缺少对于《大清律例》的理解，又没有关于中国法律史的基础知识。虽然案例的初译稿对我们仍有些帮助，但卜德博士仍不得不花出相当多的时间整理每一件案例。对于很多案例的译稿，他都反复修改；zui后定稿并付梓的案例译文中，有很多已与原初译稿大不相同。他还决定在zui初选译案例的基础上，再补充一些必要的案例。补充案例中的相当一部分由卜德博士本人亲自翻译。他还进一步补充了历史和程序方面的资料，这些也花费了卜德博士的很多精力。这样，对于卜德博士来说，本来是作为一项具有趣味性的业余工作，却耗费了他许多个月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但即便如此，他的工作也没结束。他撰写的部分以及案例需要一些附录、词汇对照表及参考书目，而这些工作又不是他人所能替代的。所有这些，使得卜德博士成为这本合著作品的主要作者。当然，我准备承担起对于全书的编写责任，尤其是涉及到法律方面的内容。然而，卜德博士在第yi篇及第二篇中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后来我们修改了这两篇的计划，我承担起这两篇的编辑和顾问工作。在简短的第三篇中，我们各自所起的作用与前两篇正好相反，我撰写初稿，在卜德博士的帮助下，修改定稿。本书的“附录”、“词汇表”及“参考文献”全部由卜德博士提供，只是在“附录1”中关于法文及中国法典的内容主要参阅现在西北大学法学院的沃纳·宁博士(Dr. Werner Ning)的著作。“索引”由艾丽斯·H·弗雷(Alice H. Frey)夫人编写，她还帮助我们阅读了本书的校样。

我们不会忘记为我们提供翻译帮助的人，他们的努力促进了本书的完成。对于已故的陈世崇(F. S. Ch’ien)先生我们深表感谢，他关于中华帝国及共和时期中国官僚体制的渊博知识，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我们还要对宾夕法尼亚大学范·皮尔特东亚收藏图书馆的南希·郑绳武(Nancy Sheng-wu Cheng)夫人、萨克其万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的谢培智(P’ei-Chih Hsieh)先生、贝特斯学院(Bates College)的潘武素（音）先生表示感谢。潘先生参考《刑案汇览》，撰写了一篇关于清朝法律程序的论文，该文对于本书第yi篇第五章的撰写，提供了一定的帮助。现在达特茅斯学院的乔纳森·米尔斯基博士(Dr. Jonathan Mirsky)用了一个夏天的部分时间参与一些案例翻译稿的初步修改工作，特别从英语文体方面提供了帮助。

当然，我们很高兴本书被列入哈佛大学出版社“哈佛东亚法律研究丛书”。哈佛东亚研究中心(the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at Harward)主任费正清教授(Pro. John K. Fairbank)及哈佛法学院孔杰荣教授(Pro. Jerome A. Cohen)帮助我们将本书介绍到该丛书，对此我们深表感谢。科恩教授及其助手姜永方(Yung fang Chiang)先生对于本书第yi篇、第二篇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了可贵的意见。在参考书方面，我们获得过下列人员的帮助：莱登大学的M·H·冯·德·沃尔克(M. H. van der Valk)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惠林(Hui-lin Li)教授，莱登大学的何四维(A. F. P. Hulsewé)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毕汉斯(Hans Bielenstein)教授，还有哈佛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东亚收藏部的工作人员，对于他们的帮助，我们表示感谢。

香港大学出版社的亨利·维奇(Henri Vetch)先生为本书提供了一幅关于法庭场景的中国木版画，这幅插画为本书增添了色彩，对此，我们表示感谢。zui后，我们还要向安德烈娜·基梅尔曼(Andrea Kimmelman)夫人表示感谢，她以娴熟的技术与耐心整理了大部分手稿。

宾夕法尼亚法学院法律研究所慷慨大方，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为我们提供经费资助。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我们还要表示对于美国哲学学会(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v)的谢意。该学会允许我们重印了卜德博士“中国法律的基本概念”一文，这篇文章zui初发表于《美国哲学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07：375—398)1963年号上。现在，这篇文章经少量修改，成为本书第yi篇的第yi章。

克拉伦斯·莫里斯(Clarence Morris，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