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1912—1931)》以政权合法性建设为论旨,结合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界定“民围困家仪式”概念,并以个案形式考察民国前20年问国家仪式的操演状况。进而探讨国家仪式本身及背后所蕴藏的政治文化内涵和意义,系统深入地探寻了国家仪式与合法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家仪式举办的主观动因和客观功用。
作者简介
郭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硕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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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论
一 写作缘起及意义
二 学术研究现状
三 理论方法与概念界定
第一章 民国国家仪式产生的背景
一 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的影响
二 域外“现代”国家仪式知识的传人
三 中西交织下的“清末”国家仪式
第二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产生
一 阐释“国家”: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仪式
二 宣告“正统”:中华民国南北统一大庆典
三 权力转移: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
四 “革命”传统:民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
五 “共和”精神:民元双十节纪念
第三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扩展
一 借助天神:祭天大典
二 尊崇孔子:国家祀孔
三 实权的表征: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典礼
四 总统的接替:徐世昌总统就职仪式
第四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党国化(一)
一 国民党与北京政府的博弈:孙中山北京葬礼
二 党国政治的权力化表达:孙中山奉安大典
第五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党国化(二)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革命纪念日”体系
二 “革命烈士”的建构:革命先烈纪念日
三 “革命领袖”的塑造:孙中山诞辰与逝世纪念日
四 “革命事迹”的强化:国庆纪念日
结语 国家仪式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由于1912年春丁祭日临近,问题再度出现,虽政府在“尊孔读经”上态度昭然,但对春秋丁日两次祀孔未有规定。有官员就祀孔旧传统咨询教育部:文庙丁祭应否举行,礼式祭服如何,其余前清各祀典应否照办?教育部对此规定:查民国通礼,现在尚未颁行。未颁以前,文庙应暂时照旧致祭,惟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其余前清祭奠所载,凡涉于迷信者,应行废止,惟各地所祀者不同,由本省议会议决存废。①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在祀孔上未有新的具体条文和典例,只能延续前清而稍作修改,说明南京临时政府对祀孔也许未足够重视;也可能由于民国肇造,需要改革处尚多,未得及时考虑。南京临时政府的祀孔规定过于仓促,国家层面上的京师文庙丁祭,因没有皇帝,无法进行,事实上被废止。而地方文庙丁祭,估计按照教育部规定进行,废除跪拜礼,用便服,将孔子视作文化伟人崇拜,不再是“朝拜”孔圣人。在废止“尊孔读经”背景下,曾经的偶像和神话孔子被剥除传统上具有的政治价值内核和神圣光环,只剩下纪念的一般性意义,实已名存实亡。
袁世凯当选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虽然此时教育部在小学教育中重申“废止读经”,实际上社会出现一股复古社会潮流。民国成立,破除旧道德的同时,未能建起新道德,道德伦理失范,导致社会一时无法正常运转。外加此时社会持续动荡,政局不稳,许多原本持保守立场者纷纷发表“尊孔”言论,将社会失序归咎于儒家道德伦理丧失,希望能够利用儒家道德伦理重新规范社会。旧传统提倡者不仅包括以前的保守立宪党人,还包括一些西方人,甚至连一些革命党人面对混乱政局,束手无策下不得不转而依赖旧道德,从而崇敬和信仰孔子。不仅在思想层面上尊孔,实际行动上也越演越烈。1912年6月,山西军政要人赵戴文等在太原成立“宗圣会”,希望借助孔子“阐明人道,辅助政教,促进人群进化,民族大同”。②此后济南“孔道会”、上海“孔教会”等各种尊孔团体纷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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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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