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史學叢書·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亂世潛流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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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中華史學叢書·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亂世潛流》的主體內容是從“二十一條”到北伐，各文都多少觸及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一些麵相，又都與民國政治相關，多從廣義的文化視角考察包括戰爭和外交在內的政治行為，以及其他與民族主義相關的思想、社會現象。近代百多年間，中國多呈亂象。各類思潮和思想論爭此起彼伏，如亂花迷眼。然其背後，又有或隱或顯的一條潛流貫穿其間，不絕如縷。這一亂世中的潛流便是民族主義。

作者簡介

　　羅誌田，四川樂山人，四川大學曆史係畢業，獲美國新墨西哥大學碩士、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曾任教四川師範大學、四川大學、北京大學曆史係，現為四川大學傑齣教授。著有《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1998、2011）、《國傢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2003）、《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2006）等。近著《道齣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經典淡齣之後：20世紀中國史學的轉變與延續》等在印刷中。

目錄

引論：清季社會變遷與民國政治
——科舉製改革的影響
一、思想與社會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特殊錶現形式：以鬍適的世界主義與
反傳統思想為個案
救國抑救民？“二十一條”時期的反日運動與辛亥五四期間的
社會思潮
走嚮“政治解決”的“中國文藝復興”
——五四前後思想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關係
二、文化與政治
五代式的民國：一個憂國知識分子對北伐前數年
政治格局的即時觀察
地方意識與全國統一：南北新舊與北伐成功的再詮釋
個人與國傢：北伐前後鬍適政治態度之轉變
三、從內政到外交
中外矛盾與國內政爭：北伐前後章太炎的“反赤”活動與言論
北伐前期美國政府對中國國民革命的認知與對策
濟南事件與中美關係的轉摺

精彩書摘

再版序
我對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嚮較關注。多年前曾濛餘師英時介紹，與颱北三民書局簽約，寫一本從思想史視角考察民族主義的小書。後來書稿寫得太長，而不少問題仍需進一步斟酌，乃接受王汎森兄的建議，將已刊發的一些章節和相關論文結集踐約，是為《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近也再版）。這些年來，盡管研究題目時有轉換，民族主義和民國政治，一直是我關注的一個重心，也曾寫齣一些文字，本書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本書十餘年前在上海齣版，閤約將到期時，便開始有齣版社陸續來商量再版之事，而譚徐鋒先生最為執著，可謂鍥而不捨。對於讀者和各齣版社的不棄，既非常感動，也十分感激！惟對重印這本十多年前的小書，個人始終有些疑慮。主要的考慮，是後來又寫過一些題目相近的文字，若重新編排，使其集中，或更相宜。但這又牽涉到一些已入他集的文字，雖也承濛相關齣版社惠允相互“拆換”，然其書均已在我提及之前重印，似需待其售罄，方可一體重編。
遲疑之間，轉眼就是一年。對一些較後始來聯絡的齣版社，雖告以他社已先約去，卻總未見書齣，仿佛有推托之意。而我也確實聽到有年輕學人希望再版的建議。本來，十多年前的文字，若稍有餘暇，似也應略作整理。惟年來馬齒徒增，雖學無寸進，卻雜事日多，最近文債尤重。不得已，隻能依舊版重印。對於錯彆字和個彆文字誤植，略作更正；其中一些重復的文句，稍作進一步的刪削；餘均維持其原來麵目。北京大學曆史學係的王波同學，非常細緻地代為核看全書，糾正瞭不少錯訛，令我感動！薛剛同學也代為核閱糾謬，謹此並緻謝忱！
昔人常說的江湖，其實就是一種社會。任何人隻要成瞭社會人，都不能不對社會有所妥協。學界也是一種江湖，一入其中，每每身不由己。此前那本稍更係統的書稿，便久存篋中，無暇整理。其餘已有半稿甚或大半稿的書，也都因為各種與時俱來的文約，一再延擱。然而林語堂以為，成熟者的智慧，在於知道什麼真閤己意，此乃幸福之所在，尤當珍惜。他又曾特彆提示：
鞦天來瞭，鼕天也就不遠。漸入老境之人，如黎明之既醒，昨夜好夢，已成追憶。春天的純真，早已遠去；夏日的繁茂，僅餘音輕迴。當新鞦時節，翠綠錯落著金黃，哀怨與快活偕至，希望與記憶相隨。涼颸徐至，樹葉飄零。那隨風而去的，究是欣喜的吟唱，還是銷魂的挽歌，未必可知，亦勿需掛懷。不妨學學辛棄疾，卻道“天涼好個鞦”！
治學本含英咀華，厚積薄發。老之將至，亦正久積洋溢之時。善養浩然之氣，可補銳氣之不再。我也一直希望能緩和下來，利用這精力減退而識力增進的時間，多讀幾本好書，做幾件自己想做的事，寫幾本自己想寫也一直在準備的書。希望從明年起，能有更多讀書、著述的時間。對各種文約，恐將不能不學著“說不”啦。藉此舊書再版之機，略抒鄙懷。各路朋友，敬祈諒解則個！
2012年3月28日於旅京寓所

作者附識：
本書引用的個彆史料，齣版社聘請的外編說“經核對和原文似乎頗有齣入”，並提供瞭相應的“原文”。然外編未說明其所據核對的是什麼書，齣版社也不知齣處，恕未能改。有任何錯誤，我自負責。

原序
近代百多年間，中國始終呈亂象，似乎沒有什麼思想觀念可以一以貫之。各種思想呈現齣一種“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流動局麵，可謂名副其實的“思潮”——潮過即落。但若仔細剖析各類思潮，仍能看齣背後有一條潛流，雖不十分明顯，卻不絕如縷貫穿其間。這條亂世中的潛流便是民族主義。如果將晚清以來各種激進與保守、改良與革命的思潮條分縷析，都可發現其所包含的民族主義關懷，故都可視為民族主義的不同錶現形式。
本書選收的是我近年以中文刊發的有關民國史的部分論文，各文都多少觸及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一些麵相，又都與民國政治相關，故定名為“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由於民國政治中不少具有“特色”的行為方式與清季以來的社會變遷密切相關，故將討論科舉製改革影響的一篇小文收入，作為本書的引論。
過去西方（特彆是20世紀60至80年代）的中國研究有一個傾嚮，即認為國民黨比北洋軍閥更具民族主義，而共産黨在這方麵又超過國民黨。這裏的一個關鍵，就是說到民族主義多想到其因外侮而起的救國觀念及衛國運動。在民國之前，若不計同盟會等反滿的民族主義，這大體是不錯的。但民族主義從來就還有國傢建構（nation�瞓uilding）的一麵，民族國傢建構的含義相當寬泛，本書的主體內容不齣民國之前二十年，自北洋時中國處於實際的分裂局麵後，那時中國民族主義這建構一麵的主要反映就是國傢的統一（詳後）。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反抗與建設兩麵實相輔相成而不可分割，從五四的“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到北伐時的“打倒列強除軍閥”，口號的傳承最能體現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反抗與建設並存的兩個麵相。若不將兩方麵結閤起來考察，就難以真正瞭解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為“強國”而激烈反傳統甚至追求“西化”的民族主義心態 參見本書《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特殊錶現形式》。 ，也不可能真正認識民族主義在近代中國政治中的作用。也許跟近代中國的確是破壞多而建設少相關，中外既存關於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率多注意其針對外侮的反抗一麵，而甚少論及其建設的一麵，將兩者結閤起來進行研究的就更少見。
即使在抵禦外侮的反帝一麵，民族主義也是難以量化為以多寡計的；說某一政治力量比另一政治力量更具民族主義，其實不能落到實處。真正對實際政治起作用的，恐怕更多是各政治力量對民族主義加以政治運用的策略。正如餘英時先生指齣的：百年來中國一個最大的動力就是民族主義，“一個政治力量是成功還是失敗，就看它對民族情緒的利用到傢不到傢。如果能夠得到民族主義的支持，某一種政治力量就會成功，相反的就會失敗” 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收入其《錢穆與中國文化》，203頁，上海，上海遠東齣版社，1994。。 而有意識地在實際政治競爭中運用民族主義，至少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已見端倪。
民初中國權勢結構的一個特徵，即外國在華存在（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的實際和隱約的控製力量，在民初中國政治中起著重要而直接的作用，是時人不爭的共識。可以說，內政與外交的互聯互動是民初政治的一大時代特徵。由此角度看，中國民族主義的禦外一麵與實際政治運作的關聯異常密切。由日本傳入的“軍閥”這一詞匯在中國的齣現，特彆是其在20年代的流行，從一開始就一直與“帝國主義”聯係在一起，最能體現中外的相互政治糾纏有多麼緊密。參見Arthur Waldron，“The Warlord:Twentieth�睠entury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Violence，Militarism，and Imperialis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96:4(Oct.1991)，p��1080。的確，不同軍閥是特定帝國主義國傢之“走狗”的認知決不僅僅存在於反軍閥的國民黨人或共産黨人的言說之中，而普遍見諸當時的輿論。但若落實到具體的軍閥，則其與列強的關係恐怕是現實與迷思參半。 對外國勢力主動介入中國政治一方麵，學界已有較多討論（也還多有可進一步探討之處）；對已成為中國權勢結構既定組成部分的外國在華存在無意中或無形中滲入中國政治運作的程度、中國各政治力量如何主動尋求外援（包括精神與物質兩麵）及其怎樣在實際政治中有意識地運用民族主義因素等麵相，過去的認識似仍嫌不足。
那時稍大一點的國內問題，都不得不考慮外國在華存在的影響。北伐前後南北政府都曾因不同的考慮議及將首都從北京遷往他處，這本是曆史上屢有之事，但新的現實是外國在華勢力已成中國權勢結構之一部，這一與過去不同的語境意味著解決傳統問題將麵臨新的睏難；北京政府終因顧慮列強乾預而放棄此想，然而幾年後國民黨新政府卻不管外交問題而遷都南京，在遭到各國相當時期的抵製後終獲認可。可知在慣性思維形成後，外國在華存在的無形威懾力有時超過有形的實際力量，常能造成中國政治力量的自我禁抑。
有此語境，許多中國政治力量都有意尋求外國勢力的支持，有時甚至故意營造已獲外國支持的形象。 1928年濟南事件後，國民黨即曾製造已獲美國支持的形象以抗衡日本。參見本書《濟南事件與中美關係的轉摺》。 反過來，由於外國對中國內政的正式介入通常都附加有交換條件，實不屬正麵形象，各政治力量又不時隱藏其與外國勢力的實際聯係，而輿論對此更時常抨擊。換言之，外援可以在物質上甚而心理上增強某一政治集團的勢力，但在民族主義日益興盛的民國時期，此集團也可能為此付齣“失道”這一潛在但巨大的代價。
內政與外交既然已打成一片而不可分，攘外與安內就成為一個問題的兩麵，攘外很可能有助於國內的政治競爭。在政治運動中有意識地運用民族主義這一政治手法在五卅運動後日見風行，南方尤長於此。但北方在幾年前即已知道攻擊他黨為“賣國”可對異己方麵造成損害，並經常采用這一手法；到北伐時更常以“反赤”（特彆側重與“赤俄”這一外國的關聯）為其軍事行動正名，說明政治性運用民族主義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已漸從無意識進到意識層麵。由此角度頗能看齣民國各政治力量的得失，也可反證民族主義在中國政治中的作用。
但禦外型的民族主義在實際政治中的作用是又有限度的，聯俄的南方將“反赤”的北方打得落花流水，即是一個明證。北伐後期齣現中日武裝衝突的濟南事件時，北方呼籲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應南北息爭而一緻對外（當然不排除此時居於弱勢的北方想利用這一契機言和的實際算計，但北方在南軍與日軍衝突時主動後撤而未利用此形勢乘機打擊南軍確是事實）；而南方則一麵對日妥協，一麵“繞道北伐”，實即不打日本軍而打中國人。從今日美國所講究的“政治正確”觀點看，這一次當然是北方“正確”而南方“不正確”，但這並未妨礙南方“繞道北伐”的實際成功。參見本書《濟南事件與中美關係的轉摺》。 這就提示齣民族主義那建構一麵的影響瞭。
20世紀20年代初的中國政治齣現瞭一個近代前所未有的新現象，即中央政府漸失駕馭力，而南北大小軍閥已實際形成占地而治的割據局麵。在長期分裂後，嚮往統一已成為當時社會各階層和各政治流派都能認同的時代願望。在一定程度上，第二次直奉戰爭可以視為北洋軍閥內部最後一次武力統一的嘗試，而其後的“善後會議”及大約同時各種召開“國民會議”的要求則是南北雙方及全國各政治力量最後一次和平統一的努力。兩次努力的失敗不僅造成北洋體係的崩散，而且導緻北洋政府統治閤道性（political legitimacy）的喪失，為後來的北伐預留瞭“有道伐無道”的先機。
北伐時多數北洋軍閥已無統一全國的奢望，個彆軍閥如吳佩孚又已無此實力，唯一真有統一的願望且有相當實力的政治軍事力量就是國民黨（當時包括與之聯閤的共産黨）。故國民革命的一個主要感召力並不像以前許多人認為的那樣在其抵禦外侮的反帝一麵，而恰在其強調統一，並以軍事勝利證明其具有統一的能力。必從國傢建構這一層麵去考察國民革命在全國的吸引力，方能較全麵地認識民族主義在北伐中的作用。
但民族主義之國傢建構一麵對北伐成功的作用同樣有其限度，且可以說任何一種“主義”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都受其所在的時空語境所限，因而對曆史現象的詮釋力也都是相對的。Cf�盇rthur Waldron，“The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and Historical Explanation,”World Politics，37(April 1985)，pp��41633.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國民黨與青年黨一個講民族主義、一個講國傢主義，雙方雖有些學理上的具體歧異，但從其西文來源看實際上應是同一個主義。它們在北伐前後卻一度互為仇敵，都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這種詭論性的現象實非僅用民族主義所能詮釋，也說明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各主要政治力量興衰的關係，是一個迄今仍未得到深入研究的課題。 北伐時國民革命軍以統一全國的目標號召天下，並大做反帝文章，其成功的確頗得民族主義之助；但正如本書所證明的，其在南方戰場在很大程度上正依靠南北地方意識而能以弱勝強。說詳本書《地方意識與全國統一：南北新舊與北伐成功的再詮釋》。 地方意識與統一觀念的關係是麯摺而復雜的，兩者常常相互衝突，有時也可相輔相成。一般而言，在外患深重時，統一觀念多壓倒地方意識。而當外患不十分急迫時，地方意識的力量是極大的。本不相容的兩種觀念有時無意中可能産生特殊的閤力，北伐即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想中很早就産生瞭通過地方自立這一看似“分裂性”的舉措來完成全國的救亡這樣一種麯摺的思路，到20世紀20年代初“聯省自治”觀念一度相當風行，孫中山、章太炎、鬍適等具體政治主張相當不同的人卻都大體贊同以地方自治求全國統一的麯綫路徑。關於聯省自治，參見鬍春惠：《民初的地方意識與聯省自治》，颱北，正中書局，1983；李達嘉：《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運動》，颱北，弘文館，1986。 不過，許多反對聯省自治的人也從自治的主張中看齣瞭國傢進一步分裂的可能性，即自治不過是割據之彆名而已。西人提齣同時不承認中國南北兩政府的主張使一些人認識到中國的聯省自治正有可能發展成類似巴爾乾的情形，即由“自治”走嚮“獨立”。從中外國際競爭的視角看，聯省自治恐怕對中國一方不利，而列強或樂見之。
正因其與國傢的統一那不可分割的關聯，即使像聯省自治這樣充滿地方意識的主張，也與外國在華存在糾結在一起。由此可以看齣，民國早期中央與地方、內政與外交的相互多重糾纏，或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的多層麵互動關係，遠比我們前所認知的要復雜得多，尚須更進一步的深入考察；本書各文在這些方麵略作初步的探索，也隻是嘗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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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主體內容是從“二十一條”到北伐，細心的讀者或會發現，其間最重要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文武政治竟然僅占一題。我個人研究中這樣一種網漏吞舟的現象，從一個小側麵反映齣過去比較注重研究曆史發展中取勝的一方、而忽視失敗的一方這一中西共相。北洋軍閥既然被國民黨所戰敗，自然不易受到重視。這一傾嚮不僅存在於中國，西方亦然。在費正清和費維愷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1994年中譯本）兩捲共26章中，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占兩章；在法國學者Jean Chesneaux，Francoise Le Barbier，and Marie�睠laire Bergère撰寫的民國史（China from the 1911 Revolution to Liberation，trans�眀y Paul Auster，Lydia Davis and Anne Destenay，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7）中，北洋時期為全書12章中的一章；在以研究軍閥時代著稱的美國學者謝裏登（James E.Sheridan）寫的另一本民國史（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1912—1949，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5）中，北洋時期為全書8章中的一章，比例稍高。 其實，北洋軍閥統治的十餘年間中國不論社會經濟還是政治軍事以及思想學術，都有相當大的轉變，實不能存而不論。即使僅想要瞭解國民黨何以能取勝，也必須對失敗的一方作深入的考察。軍事力量明顯更弱的國民黨軍能戰勝北洋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北洋體係先已瀕於崩潰。稍能自我安慰的是，本書與北伐相關的各文都曾努力將北洋一方納入討論的範圍，以嘗試重建一個相對更全麵的動態曆史畫麵。
總體地看，與近代其他時期的研究相比，我們的民國史研究雖然近年論著較多，以進步速度論甚至可以說在近代史中名列前茅，但深入程度仍嫌不足。對民國時期的人與事（特彆是人），我們的認識似尚停留在相對淺錶的層麵；除一些類似五四、五卅、北伐、抗戰、國共之爭等大事件有數量較多的集中研究外，其餘內容恐怕連普遍的覆蓋都還不能說已完成。而對那段時間社會的動與靜、各社群的升降轉換、人們的生活苦樂、不同人物的心態、思潮的興替（特彆是相對邊緣者）以及學術界的主流與支流等麵相，我們的瞭解似都還相當不足。就是那些類似五四、北伐等過去認為已經基本“解決”的問題，在返嚮原典細讀史料後也會發現可能不過是沙築的城堡，貌似輝煌而根基並不穩固。概言之，整個民國史研究或者可以說是骨乾已粗具而血肉尚模糊。
本書各文主要是拾遺補闕，重建一些過去較少為人注意但卻重要的史實，希望能為重新認識和詮釋民國這一短暫的動蕩時代打點微薄的基礎。這些文章有的側重思想與社會，從廣義的文化視角考察與民族主義相關的曆史現象；有的探尋生於亂世的老少讀書人怎樣因應急劇變更的時勢；即使是專論政治與外交的文章，也與一般政治史或外交史論文稍不同，即更多從文化視角考察包括戰爭和外交在內的政治行為。史學的專科化與跨學科的史學是20世紀中西史學的兩大特徵，本書也可見這一學科的分離與整閤進程的影響，各文雖可分屬通常所謂思想史、政治史、軍事史及外交史範圍，卻注重在曆史學科的大範圍內盡量跨越子學科的藩籬，以拓寬視野；並特彆關注社會、文化與政治的互動，在政治範圍內又注重內政與外事的相互影響。
各文倘僥幸偶有所得，都建立在繼承、藉鑒和發展既存研究的基礎之上。由於現行圖書發行方式使窮盡已刊研究成果成為一件非常睏難之事，對相關題目的既存論著，個人雖已盡力搜求，難保不無闕漏。另外，因論著多而參閱時間不一，有時看瞭彆人的文章著作，實受影響而自以為是己齣者，恐亦難免。故凡屬觀點相近相同，而彆處有論著先提及者，其“專利”自屬發錶在前者，均請視為個人學術規範不嚴，利用他人成果而未及注明，請讀者和同人見諒。
由於種種原因（比如對篇幅的考慮），本書所收個彆文章曾為編輯所刪削，此次已改迴原狀，俾文氣稍順。其餘各文除改正錯彆字外，均依其發錶時狀態，非謂已完善，蓋存之以誌修業問學之軌跡也。為凸顯全書的主題，一些論文的題目有所更易（皆在文末說明）。因各文多相互關聯而有的文章先寫而後發，有些後刊發的文章所討論的主題必須稍顧及前麵的史事，文字不免有重復。本次收入時對重復稍多處已適當刪削，少數語句段落與該文章之理路關聯緊密，改則隻能重寫，故仍依其舊，敬乞見諒。本書注釋的體例因原發錶刊物的規定不同，頗不一緻，這次已按齣版社的體例調整劃一。
盡管本書所收各文尚不成熟，恐怕會有辱師教，但我仍願意在此衷心感謝成都地質學院子弟小學、成都五中、四川大學、新墨西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各位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以及這些年來我所私淑的各位老師。他們在我修業問學的各個階段中都曾給我以熱誠的關懷和第一流的教誨，在我畢業之後繼續為我師錶，誨我不倦，這或許是我比一些同輩學人更為幸運之處吧！本書各文若幸有所獲，悉來自各師的教導。當然，所有謬誤之處，皆由我個人負責。
我比一些同輩學人較為幸運的，或者還因為學術交遊稍廣。今日治學特彆是治史學，圖書資料的豐富是必不可少的條件。而我所在的成都市在近代中國的資料方麵並不見長（20世紀前幾十年主持圖書館的老先生們恐怕根本不視中國近代史為閤格的學問，所以成都的古史材料尚大緻足用，而近代史則極差），這些年尚能勉強維持，多賴海內外各地眾多朋友代為搜集、購置、復印和贈送各種資料。多年來我索要資料的範圍近則兩岸，遠及歐美，老中青朋友都受此纍，有些還是未曾謀麵者，他們的姓名不敢一一列舉，謹嚮所有指點者敬緻謝忱！
不過我仍要特彆感謝颱北的謝國興兄和北京的汪朝光兄，自從有幸結識他們兩位，我發齣的求援信件幾年來可以說名副其實的源源不斷，每次都是有求必應，從無怨言。兩位都是已立名的學者，他們不僅自己有許多研究項目，而且都擔負瞭相當 中華史學叢書·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亂世潛流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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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嚮較關注。多年前曾濛餘師英時介紹，與颱北三民書局簽約，寫一本從思想史視角考察民族主義的小書。後來書稿寫得太長，而不少問題仍需進一步斟酌，乃接受王汎森兄的建議，將已刊發的一些章節和相關論文結集踐約，是為《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近也再版）。這些年來，盡管研究題目時有轉換，民族主義和民國政治，一直是我關注的一個重心，也曾寫齣一些文字，本書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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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橋：大學與小鎮800年》中包含60餘幅彆具風情的素描，與作者循序漸進、款款講述的風格相得益彰。全書18章，分主題講述劍橋的曆史與現在，宏觀與微觀，劍橋的人、事，以及一草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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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疑之間，轉眼就是一年。對一些較後始來聯絡的齣版社，雖告以他社已先約去，卻總未見書齣，仿佛有推托之意。而我也確實聽到有年輕學人希望再版的建議。本來，十多年前的文字，若稍有餘暇，似也應略作整理。惟年來馬齒徒增，雖學無寸進，卻雜事日多，最近文債尤重。不得已，隻能依舊版重印。對於錯彆字和個彆文字誤植，略作更正；其中一些重復的文句，稍作進一步的刪削；餘均維持其原來麵目。北京大學曆史學係的王波同學，非常細緻地代為核看全書，糾正瞭不少錯訛，令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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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史學叢書·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亂世潛流》的主體內容是從“二十一條”到北伐，各文都多少觸及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一些麵相，又都與民國政治相關，多從廣義的文化視角考察包括戰爭和外交在內的政治行為，以及其他與民族主義相關的思想、社會現象。近代百多年間，中國多呈亂象。各類思潮和思想論爭此起彼伏，如亂花迷眼。然其背後，又有或隱或顯的一條潛流貫穿其間，不絕如縷。這一亂世中的潛流便是民族主義。

評分☆☆☆☆☆

　本書的主體內容是從“二十一條”到北伐，細心的讀者或會發現，其間最重要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文武政治竟然僅占一題。我個人研究中這樣一種網漏吞舟的現象，從一個小側麵反映齣過去比較注重研究曆史發展中取勝的一方、而忽視失敗的一方這一中西共相。北洋軍閥既然被國民黨所戰敗，自然不易受到重視。這一傾嚮不僅存在於中國，西方亦然。在費正清和費維愷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1994年中譯本）兩捲共26章中，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占兩章；在法國學者Jean Chesneaux，Francoise Le Barbier，and Marie?Claire Bergère撰寫的民國史（China from the 1911 Revolution to Liberation，trans?by Paul Auster，Lydia Davis and Anne Destenay，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7）中，北洋時期為全書12章中的一章；在以研究軍閥時代著稱的美國學者謝裏登（James E.Sheridan）寫的另一本民國史（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1912—1949，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5）中，北洋時期為全書8章中的一章，比例稍高。 其實，北洋軍閥統治的十餘年間中國不論社會經濟還是政治軍事以及思想學術，都有相當大的轉變，實不能存而不論。即使僅想要瞭解國民黨何以能取勝，也必須對失敗的一方作深入的考察。軍事力量明顯更弱的國民黨軍能戰勝北洋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北洋體係先已瀕於崩潰。稍能自我安慰的是，本書與北伐相關的各文都曾努力將北洋一方納入討論的範圍，以嘗試重建一個相對更全麵的動態曆史畫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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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嚮較關注。多年前曾濛餘師英時介紹，與颱北三民書局簽約，寫一本從思想史視角考察民族主義的小書。後來書稿寫得太長，而不少問題仍需進一步斟酌，乃接受王汎森兄的建議，將已刊發的一些章節和相關論文結集踐約，是為《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近也再版）。這些年來，盡管研究題目時有轉換，民族主義和民國政治，一直是我關注的一個重心，也曾寫齣一些文字，本書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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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主義者一馬當先衝在瞭最前麵。與那些傾心於實證研究的人們相比，法國人更快地認識到把神話和語言加以類比的價值，他們埋頭緻力於分析結構，給神話賦予一組係統的意義。韋爾南、維達爾·納傑和德蒂安聲稱是他們最先揭示瞭這種結構，雖然他們這樣說時還得一邊留心或是提防著列維-斯特勞斯的反應。其中一個經典的例子就是韋爾南對赫耳墨斯和赫斯提亞所做的詮釋：如果要想透徹地理解這兩位天神，我們必須依照希臘人的空間觀念，將他們看作一對互補關係——女神踞坐於固定的中央，與那位來迴遊蕩、在邊界上進進齣齣的男神遙相呼應。對這種解釋方法的懷疑之聲不絕於耳，批評者指責結構主義有時漠視曆史事實，而且趨嚮於對所有不同的故事版本等量齊觀（即使神話真的同語言一樣，那其中也就可能含有拼寫錯誤）。即便如此，當時的巴黎還是獨領風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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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錯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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