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4
《中国影视政策创新研究/国家出版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本书是目前首部梳理和分析21世纪头十年中国影视政策的专著。
《中国影视政策创新研究/国家出版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基于政治、历史和文化视角,剖析了全球化、全球传播、媒介融合、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变化及其对传媒政策的影响,进而对新世纪十多年来中国影视宏观政策及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聚焦在产业政策、公共服务政策和媒介融合政策三个层面,解读了电影、电视剧和网络视听等影视微观政策变迁及其问题。
第二节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价值理念、原则及其政策
有关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可以说伴随着广播电视业的整个发展历程,这集中体现在体制之争和体制演变上。自20世纪20年代广播成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伊始,便产生了三种具有不同典范性的体制模式,即以英国为代表的公共广播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模式和以苏联为代表的国有体制。到了30年代,美国开始加强对商业广播的规制。1934年旨在维护公共利益和规制商业行为的FCC组建。1967年公共广播电视机构PBS和NPR成立。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实行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西欧国家开始转向公共与商业并行的双轨制,这种转变的始作俑者是英国(早在1955年,英国就开始实行双轨制,即公共广播电视机构BBC和商业机构ITV双头寡居)。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苏联的解体,国有体制开始向公共或商业体制转型,当然这种转型亦是非常复杂的,各国的情形也不尽相同。
21世纪以来,世界上各个国家几乎都实行混合的体制模式,没有纯粹、单一的公共体制或商业体制。实际上,体制变化基于对广播电视产品和服务的属性以及生产和供给组合关系的认识与安排。广播电视从诞生起就被视为公共品,频率/频谱是一种公共的自然资源,而非任何个人或组织的财产,应该归公共所有、公共所享并有益于公共,这一点也是世界所公认的。其差异在于不同体制对于这种资源的分配、产供组合模式的认识不一,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角度,即由市场、政府和公共组织来主导。市场模式产供组合关系是由商家、消费者之间的供需关系和市场规制决定的,但市场往往不会或少量提供那些具有非排他性、外部性等符合公共利益的产品和服务,可能会出现市场供给失灵或匮乏以及多元性和丰富性的丧失等问题。由此,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来匡正市场失灵,于是就有了政府主导模式,但政府又极易倾向于维护自己及其利益集团的利益,从而导致效率下降和偏离公共服务的准则。基于市场与政府主导固有的缺陷,公共体制应运而生,这也是迄今为止,维护公共利益广播电视产供组合的最佳模式。但这种模式也会囿于其组织自身的价值偏好,忽视整个社会的需求,有些机构的收入来源因为不稳定,同样难以摆脱市场与政府的左右。
一、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价值理念:公共模式与商业模式之争
西方世界有关广播电视公共服务问题的讨论集中在公共体制模式与商业体制模式之争上,而且随着广播电视国有体制的改革与转型,公共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博弈与平衡也成为国有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因此,本节集中讨论公共体制和商业体制的公共服务问题,主要聚焦在欧美国家。有关国有体制公共服务问题将在中国影视宏观政策解读中展开。
欧美国家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认识基于两种价值理念:一是公共广播电视传统认为,广播电视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一种公共品,关乎市民社会、文化传承等非个人、非市场和集体价值取向,即不仅仅把受众视为消费者,而是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成员,因此,由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面向所有公民提供的高质量信息(inform)、教育和娱乐就是一种公共服务,其存在的目的不同于商业机构为股民和产权所有者服务,而是为所有公民服务并建构公共价值,包括个人价值、公民价值和经济价值。这种传统以英国为代表。从1922年BBC的成立至今,英国逐渐建构了以BBC为核心的多层次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公共广播电视机构BBC商业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独立电视(ITV)、第四频道、第五频道——这些机构之间的差异在于公共服务的职能、运行路径和模式。
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广播电视传统。他们认为广播电视像其他媒介产业一样,所提供的信息、教育、娱乐产品和服务都是一种商品,①因此,公共服务就是任何人在本国法律范围内提供一种公众在一定价位上能承受起的服务,②商业广播电视机构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完全可以满足公民的需求。可见,这是一种指向个人的、市场的价值取向,是把公民视为消费者。这种理念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有线、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商业化进程的推进成为一种普遍被认可的潮流。
……
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进步,用户对视频内容需求的多样化,形式各异的影视新媒体逐步出现。相比较传统媒体,影视新媒体是以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为基础,具有互动性、原创性与融合性特点并且表现形式多样的影视媒体的统称。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移动技术的发展,使得以网络新媒体和手机新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和新型的媒体极大地改变了传播者与受众的行为模式。
影视新媒体是我国文化产业中新兴的、发展较快的一个领域。然而,它的发展离不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必然会受到这些宏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对经济、法律环境及受众、需求、竞争、营销等市场因素有一定的了解将有助于预测我国影视新媒体产业的发展方向。
回顾新媒体的出现过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世纪初,“数字化”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广播电视领域最热门的词语,“数字电视”也成了人们谈论最多的热闹话题之一。数字化为我国广播电视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它或将彻底改变中国广播电视的经营模式和竞争格局,或使信息的传输渠道多元化、电视业务多样化,当然,我们所可以观看到的频道资源也更加的丰富。传统电视向数字电视的进化开启了影视新媒体发展的大门,紧随其后的是传输方式的变革带来了网络电视以及网络层和业务层的融合产生了智能电视。
三网融合的逐步推进、终端技术的不断升级以及功能的逐步完善,意味着未来我国影视产业将面临极大的发展机遇。目前国内的移动终端在关注硬件技术升级的同时,更加注重内容的研发,使制造业企业开始由纯粹的制造向上游延伸。影视新媒体的终端厂商将通过“内容与终端联合推动”的路径,拓宽商业模式,全面介入影视媒体产业。此外,影视新媒体产业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节目内容的传输——互联网接入。影视新媒体的出现,将为电信和广电网络运营商乃至设备制造商进行三网融合提供一种新途径,也为他们更多地参与到影视新媒体的产业链环节中提供了新的机遇。
影视新媒体涉及终端、网络、内容等多个领域,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进行监管,难免会出现各部门之间缺乏合理有效分工、监管范围不明确、协同效果不佳等问题。影视新媒体产业链相关监管部门需要明确各自的监管职能与范围,共同监督和促进影视新媒体的发展。对于影视新媒体这样的新生事物,在国内的发展并不落后于国外。然而,国内三网融合的特殊情况造成了很多特有的问题,相比国外,即使是同样的问题甚至会在国内更早出现。为了使影视新媒体产业链得到更完善的发展,今后还需要在市场、牌照、版权、应用、交易平台及监管等方面开展进一步的开创性研究。
本书作者具有传媒和电信业界的研究经历,从跨媒介和产业融合的视角对我国的影视新媒体做了分类和阐述,并对业界一些模糊的概念做了明确的定义,同时以浅显的语言对各种业务形态进行了解释,这些都有助于传媒从业者从宏观上认识我国影视新媒体的发展创新的历程。然而,由于作者业界资历尚浅,本书一定还存在诸多不足,恳请各位专家学者斧正。
本书编写期间得到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们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宋晖、张倩、闫萌萌、张建友同学分别参与编写了第三、四、五、六章,此外吴桐、魏翠莹、刘莉、孙茗旭、白玉婷、余忆晗、孙少婷等已经毕业的同学也为本书的数据搜集和校对作出了贡献。本书交稿时间一再延误,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李水仙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敦促,收稿后耐心校对,对李老师的耐心与细致作者深表谢意。本书受国家出版基金和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cucl2804)资助,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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