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3
一个可以和中国历史对照阅读的国度。同样数千年文明古国,屹立在世界东方,多民族、多种族、多分裂、多战争。但是印度的宗教特征、民族特性,被殖民和反抗形式决定了其自身柔韧而坚强的现代走向……
护法名王:阿育王的遗产
佛在世时,入城托钵,巧遇一童子用泥土做游戏。童子见到佛陀,甚是欢喜,将手中捧着的一钵沙土供给佛陀。佛陀并未嫌恶童子之举,反而欢喜地接受了他的供养,并转身告诉弟子阿难:此童子真心供养佛陀,虽只是一钵沙土,但以此功德,佛离世后百年,此小儿当做转轮圣王,因果不虚的轮回,从暴君的传奇转变,建八万四千佛塔,成为佛教史上最有名的护法国王。
从这一个小小的传说中,能够感受到阿育王与佛教的夙缘,同时也足见其“护法国王”的称号已经深入民心。羯陵伽战役后,阿育王的政治、伦理思想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变,对内政策也发生根本改变。他放弃了孔雀王朝传统的暴力征服世界的政策,结束了帝国的军事扩张。此时佛教的四谛、五蕴、八苦、众生平等的思想也广泛传布到印度次大陆的千家万户。但与这时的耆那教、婆罗门教等印度的其他主要宗教相比,并未取得压倒性优势。为了疏通民心,消除宗教间冲突扩大的可能性,他宣布他将不再主动发动战争,采取佛教的“达摩”主张,大力宣传,要求全国人民遵守和奉行。
“达摩”(Dharma),意为正法、大法,广义包括“宇宙之法”、“社会的和宗教的秩序”等。阿育王倡导的正法,包括要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宽厚容忍,仁爱慈悲,自制自洁,尊重别的宗教,和平共处,善待伟大的佛教帝国奴隶和仆人,即使对动物也要尊重它们的生命,因为它们也是众生平等的一部分。阿育王将“正法”的精神刻在崖壁和石柱上,成为著名的阿育王摩崖法敕和阿育王石柱法敕。阿育王在诏谕中解释,达摩的基本精神用于更好地维系国家行政、社会生活、人际关系、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如何更好地维系这些事物及关系呢?需要遵循以非暴力和宽容为基础的原则。“达摩”强调的宽容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人们本身的宽容,另一种则是对他人信仰的宽容。如第十二号石刻诏谕说:发扬达摩基本精神,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但根本所在则是出言谨慎,即不要在不恰当的场合赞扬自己的教派贬低别的教派。每个人都应该在所有的场合尊重别的教派。阿育王为了防止宗教冲突,禁止举行公众的宗教节日庆祝和集会,只允许举行由国家举办的活动。另外,第二号石柱诏谕刻有:遵行达摩就是做了功德,它包括少作恶、多行善、慈悲、慷慨、真诚、纯洁。第十一号大岩石铭文则提到如何遵循正法:善待奴隶和仆人,服从父母,对朋友、熟人、亲戚、沙门、婆罗门友爱慷慨。
非暴力是“达摩”的另一个基本原理。非暴力强调绝对的宽容,放弃战争和征服,禁止杀生,等等。如阿育王建议子孙们不用武力征伐。为了体现对动物生命的尊重,他提倡不杀生,特别是禁止杀牲祭祀。阿育王本人也不再狩猎,并命令御膳房每天只准宰两只孔雀、一头鹿。另外,他对臣民实施了一些福利类的措施,如兴办各种慈善事业、医院和兽医院、修筑道路、植树、挖井、种果树等。
阿育王为了宣传和贯彻“正法”,除了在各地颁布岩刻石谕外,还专门设置了负责此事项的官职,即达摩大监察司。达摩大监察司的职责就是巡视各地,监督达摩原则的实施,号召全国臣民注意道德修养。当然,阿育王本人也常常赴各地巡视,并要求各级官员深入辖区,检查贯彻情况。当时,帝国偏远地区仍有一些靠狩猎捕鱼生活的土著部落。阿育王要求达摩大监察司对这些部落也要灌输“达摩”,促进他们文明开化。为了让第三章佛教之国:孔雀帝国79“达摩”家喻户晓,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铭文也开始入乡随俗,改用当地文字。今白沙瓦附近发现的那些铭文一般是佉卢文,在帝国西端,那些铭文用的是希腊文、贺阿拉米文。印度其他地区的石谕铭文用的是婆罗米文。
“达摩”政治、伦理原则的推行,维护了孔雀王朝的统一。它的制定和实施调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防止了矛盾激化。同时“达摩”的推行消除了孔雀帝国内部由于社会、宗教、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紧张状态,缓解了宗教教派之间的冲突,促进了帝国内部和谐关系的建立。阿育王本人曾非常自豪地说:在“达摩”的感召下,鼓声已经化作了法音。他在铭文中说,他与希腊化世界的许多统治者交往并互换使节,其中有叙利亚的安条克二世、埃及的托勒密三世、马其顿的安提柯·贡那特、锡来尼的马伽司和伊比路斯的亚历山大。又说:“那里的人们也听到了天爱善见王实施大法的消息,知道有关大法的条令和训谕。”阿育王着眼于帝国的巩固和发展,敢于突破旧制,推行“达摩”,不愧为有远见有魄力的政治家。但是,“达摩”政策只取得部分成功,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为作为一个对各教各派都能包容,又能为它们所接受的信仰,““达摩””不是以规章和条例来做出定义,故而具有不切合实际的模糊性,不能从根本上提供一种解决矛盾的方法。
阿育王统治时期,佛教发展迅猛。虽然他实行了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但婆罗门教依然走下坡路,耆那教也仅有微小的发展。佛教反对婆罗门特权地位、反对杀牲祭祀等主张,得到吠舍商人、刹帝利和下层广大人民的支持。阿育王利用佛教作为精神统治武器,在他皈依佛教后更给其强有力的推动,让它迅速在整个次大陆传播开来。阿育王统治晚期,佛教实际上已经被提到国教的地位,佛教及其教义在施政中具有重大影响。在岩刻诏谕铭文中记载着:皈依正法,流布佛教。在“达摩”政策的影响下,阿育王放弃了对次大陆边远部落三个王国的武力征服,与它们保持友好外交关系。
阿育王主张佛教僧团从属于国家,不得实行自治。在这一原则下,他与佛教僧团保持着友好密切的关系。在阿育王晚年,他热衷于僧团事务,以僧团领袖自居,并为其捐赠了大量的财产和土地,还在全国各地兴建佛教建筑,据说总共兴建了8.4万座佛舍利塔。为了消弭佛教不同教派的争议,压制异端,阿育王邀请著名高僧目犍连子帝须长老召集1000比丘,在
华氏城举行第三次大结集。此次结集重新阐明了佛教教义,整理并编纂了佛教经典巴利文“三藏”。此后,阿育王派遣佛教高僧向边陲地区和周边国家传播佛教,波斯、叙利亚、埃及等地都有他们辛勤的足迹。这是佛教走出印度,迈向世界性宗教的开始。阿育王还亲自到各地去朝拜佛迹,寻访有名高僧,并在所到名胜之处刻上佛的教导。至今,这些文物依然屹立不倒,成为印度佛教史和世界佛教史上的瑰宝。由于阿育王爱护人民,保护生命,护持佛教,所以他被世人尊为“护法名王”。
公元前232年,“护法名王”阿育王去世。随着他的逝去,他的“达摩”再无人提起。此后,孔雀王朝迅速衰落,勉强维持半世纪后,这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分崩离析,印度重又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但是,由于阿育王对佛教的支持,使他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揭开印度的神秘面纱
印度拥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曾将印度同中国、埃及、小亚细亚(后来人们将“小亚细亚”改为两河文明中的巴比伦),称为地球上古文明四国。同样,身处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人威廉·麦克高希在其编写的《世界文明史》中,也将古代印度与巴比伦、古代中国、古希腊、古埃及合称为“世界上的五大文明发源地”。古往今来,在众多学者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下,古老而又神秘的东方之国——印度,渐渐显露出她的迷人面目。面对这样的印度,世人该如何去解读呢?国名、宗教、民族、地理环境——这四个元素或许能够成为快速解读她的“源代码”。
国名
“印度”由英文“India”音译而来,然而这个名字并不是印度人自己起的。公元前326年,古希腊马其顿帝国的君主——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印度河流域,至此其侵略的脚步到达了最东边,征服者将这片土地称为“印度”。公元18世纪,英国征服印度,将直接统治的地区称为“英属印度”,这一称呼逐渐被印度人接受。一个世纪后,印度人民摆脱了殖民统治,但“印度”这一名称却被保留下来。
印度河在梵文(即古印度语,为印度雅利安语的早期名称)中称为“信度”(Sindhu),亚历山大东侵印度河流域之前,其一度作为波斯帝国的行省。按照古代波斯人的读音习惯,“信度”(Sindhu)中的“S”变成了“H”,于是“欣度”(Hidu)一词出现在波斯古碑铭中。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占领者又按照自己的发音习惯,将“欣度”(Hidu)变为“印度伊”(indoi)。百年后,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名的《历史》一书中,将印度称为“印度斯”,这一发音与今天“印度”已十分接近。
我国对印度最早的称呼为“身毒”(见《史记·大宛传》),后又称为“天竺”(见《后汉书·西域传》)。公元7世纪,玄奘西游取经回国,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在书中玄奘首次为“印度”正名,称:“详
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既然“印度”这一名称是由外国人起的,那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印度本土人怎样称呼自己呢?答案是“婆罗多”(Bharata)。这一名词源自印度家喻户晓的神话。相传婆罗多是远古时代一位伟大的君主、月神后裔,智勇盖世,万民敬仰,故以其名为国名。当时的婆罗多国,居喜马拉雅山下,处恒河中游,从国势与版图来看,皆强于整个南亚次大陆周围诸国,于是次大陆的人们皆以婆罗多国人自称。久而久之,次大陆成为婆罗多的土地,居民也成为婆罗多后裔。在史诗《摩诃婆罗多》和《毗湿奴往事书》中,南亚次大陆被称为婆罗多伐娑,即婆罗多的领土之意。
现代印度人,仍不忘这一古称,在印度宪法第一条中便写明其国名原为婆罗多。
宗教
在印度,全民几乎皆信教。宗教,不仅成为我们了解印度的重要元素之一,也为这一东方国度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秘色彩。印度自古以来盛行各种宗教,婆罗门教、耆那教、佛教、印度教、锡克教等大的宗教皆起源于此。在教派林立的印度,居民们的宗教信仰变得极为复杂。而印度历史上的每一重大转折,也都与宗教改革脱不了干系。从公元前15世纪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创婆罗门教始,至千年后,为让印度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甘地发起的复兴印度教运动,数世纪间发生的宗教改革,无不引发全国范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易。可以说,印度宗教演变的轨迹与印度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婆罗门教是最早在印度创立的宗教,由雅利安人创立。以婆罗门教为中心的印度,处于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雅利安人最早创造了梵文,
并将其用于宗教祭祀。同时,他们根据婆罗门教的教义,建立了严密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制度。婆罗门教主张神权至上,因此代表教会的僧侣们,控制着各城邦的政治领袖,对祭祀、婚嫁、纳税、司法等事务握有直接干预权,成为当时社会真正的统治者。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婆罗门僧侣的主宰权表示不满。至公元前5世纪,在人们不满情绪的催生下佛教与耆那教兴起。
佛教与耆那教都倡导宗教改革,但改革方向却截然不同。耆那教主张绝对苦修,把抑制情欲当作获得精神解脱的唯一途径,如此极端的修行方式让一大部分民众无法接受。与之相反,佛教则采用了温和的改革方式,其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主张泛爱、众生平等,反对杀牲献祭,认为任何人只要能放下屠刀,皆可立地成佛。在这些佛教思想启发下,长期受婆罗门教思想控制与阶级压迫的人们,为了摆脱畏惧之心,释放身心,开始信奉佛教。宗教界的转变,迎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政治领袖们也从中获得新的鼓舞。他们借助佛教的影响力,颠覆了旧的统治,建立新的政权,不久,印度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孔雀王朝在东方崛起。公元前3世纪,为孔雀王朝的黄金时代,当时的统治者阿育王独崇佛教。在他统治时期,佛教取代了婆罗门教的地位。
阿育王死后,中央政权瓦解,战事四起,人民深陷苦难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新一轮的宗教改革再度兴起。新的改革,反对阿育王时期对佛教的独崇,宣扬回归远古毫无拘束的浪漫情怀。与之前的宗教改革不同,新的转变是长期的、温和渐进的,没有固定倡导者。这种将婆罗门教与佛教之精神融合在一起的新宗教,被称为印度教,在一些学者眼里,它被看作是婆罗门教的复辟。印度教恢复了婆罗门教通用的梵文,确定所崇拜的神为三神,即创造神、破坏神与保护神。这虽不及婆罗门教所拜三十六神之多,却明显与佛教独崇一神有别。另外,印度教传扬轮回之说,重视杀牲献祭、圣地巡礼、设立庙宇、崇拜偶像。从这些方面不难看出,印度教兼具婆罗门教和佛教之特征,让早先水火不容的两个宗教得以相互调和。
这一时期的社会氛围祥和,印度历史上第二个王朝——笈多王朝(也称印度教王朝)也由此建立。虽然印度教王朝比不上佛教王朝长久,却被称为“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至此,印度教取代了佛教的地位。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作为一支外来宗教,传入印度次大陆,并逐渐取代印度教原有的主导地位。与印度本土宗教不同,伊斯兰教不单单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传播,伴其而来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与政治管制。其所到之处,不仅要建立帝国,整个行政体系、社会结构、文教设施都重新改变与规划。虽然,在伊斯兰教势力全盛的八百年里,印度教仍然存在,但中央政权的统治阶层,皆由伊斯兰教徒们掌控。
伊斯兰教相信真主是唯一的全能创世主,宇宙间一切均由真主安排,世人须顺应真主旨意,不能逃避现实、否定现实。与印度教、佛教较为温和的处世态度不同,伊斯兰教崇尚武德,不否定战争,宣扬卫道而战可获真理、入天国。伊斯兰教崇尚清规戒律、的团体生活,强调个人行善、仁爱,注重团结合作,互助御外。由于伊斯兰教的思想信仰、生活方式、语言文字及政教设施,与传统的印度宗教极不相容,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与战争。
公元15世纪,随着西方通往东方新航路的发现,另一外来宗教——基督教登陆印度次大陆,依靠这面宗教旗帜,西方人开始了对印度的贸易殖民。首先到达的是善于航海的葡萄牙人,他们强制推行基督教,甚至不惜采取几乎是暴力洗脑传教的方式,虽遭遇顽强的反抗,最终还是取得了贸易据点,建立了教会和殖民圈。看到葡萄牙人在印度站稳脚跟后,西班牙、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也相继来印度分一杯羹。其中,英国于1600年在印度成立了大名鼎鼎的东印度公司,借此掠夺了大量资源。此后200多年间,英国的野心日益膨胀,先后击败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法国,建立了英国殖民统治政权。1858年,印度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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