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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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重要史学思想的梳理和归纳
　　将历史编纂问题置于广阔复杂的社会思想背景中考察，揭示两者的深刻互动关系
　　反思民族主义对历史观念的影响，以史为鉴写下的警世之作

内容简介

　　

　　《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围绕对19世纪到当代的德国历史观和德国民族史学思想传统的讨论，追溯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性历史，考察了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特征得以合法化的历史观。当现代历史研究十九世纪首先在德国大学中被职业化的时候，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与正在上升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如德国历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是受到了对德国民族性认同的深刻影响，其要旨在于拒斥启蒙运动的理性和人道主义的观念。德国历史思想的根本贡献，亦即对史料的批判性分析的强调，与一种试图将特定政治和社会现状合法化的、远非客观的“历史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历史主义”虽不能说直接导向了纳粹主义，但在很重要的方面为1933年德国彻底抛弃民主制度和确立威望主义的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

作者简介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1926— ）史学家和史学理论领域著名德裔学者，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著有《对权威的崇拜：圣西门的政治哲学》（1958）、《德国的历史观》（1968）、（（欧洲史学的新方向》（1975）、《哥廷根大学，1760一1800；及历史研究的转变》（1980）、（《20世纪的历史学：国际视、野中的批判性概述》（1993）等。

精彩书评

　　

　　《德国的历史观》是一部非凡的著作。在整本书中，伊格尔斯很好地展现了驾驭其主题难度与广度的能力。
　　——刘易斯·D. 伍尔加夫特，《历史与理论》

　　虽然这本书最初是面向历史学家而作，但是它对于整体的哲学事业，对于法律哲学，以及对于其他的科学人文学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伊格尔斯教授对过去两个世纪中重要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了精彩的评述。
　　——米切尔·富兰克林，《土伦法律评论》

目录

中文版前言
修订版序
初版序
第一章导论
第二章德国历史主义的起源
第三章德国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一）：威廉·冯·洪堡
第四章德国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二）：
利奥波德·冯·兰克
第五章历史乐观主义的顶峰：“普鲁士学派”
第六章“历史主义的危机”（一）：哲学批判：
柯亨、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韦伯
第七章“历史主义的危机”（二）：
恩斯特·特勒尔奇和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第八章德国历史“观念”的衰落
第九章尾声：最近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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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前言/序言

中文版前言
　　拙著《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将会有中文版问世，我甚感荣幸。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我与中国学者有很多往来，并在此期间以浓厚的兴趣了解了中国历史思想的进程。通过与中国同行们的持续稳定的交流，我部分地弥补了自己不能阅读中文的欠缺。我很高兴，这部代表了我的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著作，在中国引起了人们足够的兴趣。
　　有必要花点文字来介绍一下差不多四十年前就已出版的这本书。毕竟，自此书1968年印行以来，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它描述了此书出版时在德国依然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一种历史思想的传统。它还反映了我身为一个犹太孩童时的经历：我体验了纳粹政权的歧视，并在1938年秋天逃离德国，侥幸躲过了大屠杀。在成长为一名历史学家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德国这一历史思想和历史研究的民族传统对于反民主思想难辞其咎。这并不是说它就直接导向了纳粹主义，而是说，它在很重要的方面为1933年彻底抛弃民主制和确立权威主义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既见证了这个政权的种族主义，我个人就有理由去了解很大一部分的德国历史思想所体现的这种非自由主义（illiberalism）。
　　现代历史研究首先是在德国被职业化的。19世纪德国大学中所实行的学术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成为了一门专业性学科的任何地方，在全世界也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它成为了对过去进行科学而客观的研究的一个范例。当我着手研究很大程度上主宰了德国思想气候的历史研究的传统时，我开始认识到，在何种程度上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德国历史学家们所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是高度地意识形态化了的。对史料的批判性分析的强调（这是对历史研究最根本的贡献），与一种远非客观的、而是试图将一种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现状合法化的历史哲学结合在了一起。
　　历史学作为一种声称在其方法和观点上都“科学”的专业学科的出现，必须结合其政治语境来加以了解。19世纪时德国（其他国家也一样）对于历史的浓厚兴趣，是与正在上升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德国，此种民族主义却出之以一种特殊的德国形式。它是民族统一进程中的一个推动力量。本书追溯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性历史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这个历史运动（指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变化——译者）在其早期阶段所宣扬的是自由主义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而是民主的和世界主义的层面，而在19世纪的进程中，它却越来越被赋予了权威主义和侵略性的沙文主义形式。在民主选举出来的法兰克福议会未能于1848年统一德国之后，德国中产阶级的主体部分就转而指望普鲁士王朝以武力手段，用俾斯麦的话来说就是以“铁和血”来完成统一的使命。在各色各样的西欧和北欧国家以及美国，经济上的现代化伴随着的是议会民主制的发展，而在德国，尽管工业化取得了长足进展，民主化却被延宕下来，因为教养良好而拥有财产的中产阶级的主体部分转向了霍亨索伦王朝，后者给他们提供了他们在经济领域内所企盼的很多东西。霍亨索伦王朝还呼应了中产阶级对于成为世界强国的渴望，同时颁布了一部宪法，保留了土地贵族、军人和君主的诸多特权，还试图将方兴未艾的产业工人阶级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
　　本书更加关注的是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特征得以合法化的历史观，而不是德国在政治层面上未能完成民主化。这种观念被称之为“历史主义”（Historismus）。其要旨在于拒斥启蒙运动的理性和人道主义的观念。德国民族的认同是以截然有别于西方民主制的历史观来加以界定的。此种对于德国民族性的认同，不仅鼓动家们在大加利用，而且很大一部分历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也如法炮制，来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在德国的Kultur［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的Zivilisation［文明］之间展开的文化战争——那是德国精英们借以确立他们对于德国民众的统治权的一套意识形态——中，德国“1914年观念”与法国“1789年观念”迥然有异。作为西方民主观念之基础的启蒙运动被认为肤浅不堪，它假定了一种抽象的人性和一种以普遍人权为预设的非历史的伦理。历史主义或者德国的历史观所坚持的是一种它所认为的历史实在论，也即认定人没有本性，而只有历史。历史学家要致力于严格的公正无偏，用兰克的话来说就是，不要做出判断，而只要表明实际发生的事情。尽管要求历史学家不偏不倚、不要歪曲他的（我们这里可以说“他的”，因为妇女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史学行当之外）发现有其合理性，这却不仅是德国传统所独有的，而是任何地方诚实不欺的历史学家们所共同认可的老生常谈。可是，此种对于在这一传统中为历史学家们所实践的道德中立的吁求，却包含着一种深刻的矛盾。它认定现存的权威体制代表着道德力量。构成渗透社会方方面面的伦理秩序的核心制度，乃奠基于权力之上的国家。权力因而就反映了道德，而国家就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在扩展其权力以凌驾于其他各种号称来自于上帝的权力之上时，它的所作所为都是正当的。尽管兰克宣扬说，一切时代都平等地直接通向上帝，然而，在实践中，这一传统中的德国历史学家（包括兰克）却区分了更多历史性和更少历史性的时代，否认非西方国家具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历史——从而就将西方殖民扩张的开化使命合法化了——而且还断言（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德国文化作为高于其他各种西方文化的历史巅峰而在历史上具有优越性。此种观念并没有像有人可能会预期的那样，导致将历史的视角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广阔领域，而是狭隘地关注政治、外交和军事实践，并且不仅导致对于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漠视，而且导致学术体制拒斥打破这些藩篱的尝试，并将这些努力视作是要颠覆德国的价值观，还常常将社会史就径直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史虽然实际上也有人在研究，却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将国家置于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后，此种观点依然得以延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于魏玛共和的拒斥。即便是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这样的纳粹反对者，也在他讨论“历史主义的形成”的著作（1936）中，依旧将对启蒙运动有关自然权利的信仰的拒斥，视作德国历史思想自宗教改革以来对世界做出的最重大贡献。在纳粹时期，许多更加年轻的历史学家（他们在1945年之后成为德国历史学界的翘楚），如维纳·孔茨和西奥多·谢德尔，将民族认同的观念从以国家为取向转变为以种族为取向，为在东方对非日耳曼人（包括犹太人）的种族清洗进行了论证。1945年之后，他们当然抛弃了对种族概念的使用，并且（尤其是在面临冷战时）不得不修正了他们对西方的抵制，而与此同时又保留了他们很多的传统观点。
　　本书结束于随着1960年代新一代的到来而发生最初转向之时。我惊喜地得知，一家德国平装书出版商很快发行了一个德文译本，这个德文本很快就出了三版，数量大得多的公众得以看到此书。尽管美国的第二版直至2000年之后还一直在印行，但人们基本上是将它视作一部学术著作，而在德国它却显然发生了某种政治影响。此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出现在德国话语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是对从18世纪晚期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导性德国历史思想传统的惟一批评性研究。在1997年德国的一个新版本中，我试图跟踪直到1990年代中期的德国史学发展。

　　现在，我来简单地谈一下德国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在过去四十年来的主要进展。我所描述的自19世纪上半叶以来不仅主宰了历史学界而且主宰广大德国公众的那种德国历史观的支配地位，终于结束了。对于那些在纳粹垮台之后成长起来的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一代历史学家来说，关键的问题是，纳粹主义的兴起及其种族屠杀的恐怖统治何以可能。与那些依旧占据着历史学教席的老一代人不同，他们并不将纳粹主义视作仅仅是德国历史的一个错乱，是一种欧洲的而非德国所特有的大众社会的现象。与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些将纳粹主义视作一种国际性现象、视作垄断资本主义产物的历史学家不同，他们要到德国历史，尤其是民主化所遭遇的失败中去寻找纳粹主义的根源，并且要考察历史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作用。他们拾起了所谓的Sonderwegsthese［特殊道路论］——此种观点认为，德国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的道路——却将这一观点颠倒过来，由灾难性的结果出发，以否定的而非肯定的方式来看待德国的特殊道路。这些年轻的历史学家中有许多人如今已经摒弃了德国的历史观。置身于历史主义传统中的历史学家们强调每一历史格局的特殊性，而新的历史学家们却在社会结构和过程中寻找因果解释。比之德国之外的社会史家（比如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很多人），他们更加注重19世纪和（并且特别是）20世纪，总是意识到社会的政治语境。虽然他们辩解说他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却接受了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中得到重新阐释的关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矛盾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他们的目标是要创立他们所谓的“历史性社会科学”（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汉斯—乌尔里希·维勒）。然而，不同于韦伯，他们相信历史学家不可能做一个中立的观察者，而是必须表明某种道德立场，而又要小心谨慎地不让这一立场歪曲他们对于过去的建构。于是，他们强调他们对于民主价值和启蒙运动的人权理想的忠诚。然而，他们绝非没有受到挑战。在所谓的1980年代的历史学家争论（Historikerstreit）中，保守的历史学家们重申这一论调：纳粹主义和种族屠杀并非德国所独有，而是与斯大林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一样，同属现代大众社会的一种现象。然而，在那个时候坦诚面对纳粹主义的暴行及其在德国的过去的根源的思想氛围中，这种辩解的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少数人的立场。
　　在1980年代，另一种挑战来自甚至更年轻的一代，他们批评历史性的社会科学在执著于社会结构和进程时，忽视了具体的人的生命。他们倡言一种“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转向被历史性社会科学所漠视的普通人在其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格局和背景，妇女也第一次进入了中心地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宏观史被一种人类学取向的微观史所取代，在其中，文化变得甚至比经济过程或社会结构都更加重要。到1990年代，社会史日渐认识到文化和文化史的功能以及更加巨大的社会力量的作用。然而，大多数德国历史学家仍然集中精力于德国史。东德的很多历史研究也是同样的情形，在那里，往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的路数进行的研究，无法充分说明纳粹政权的恐怖主义和种族屠杀的特征。然而，到1980年代，东德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也开始紧密合作，与西方的日常生活史相类似，但更加关注此种日常生活史的社会和政治背景。
　　冷战的结束对德国史学（如同总体而言对全世界的史学一样）造成了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学取向的微观史史学家们逃避到一个浪漫的世界之中，这并没有能够回避时代的紧迫问题；德国社会科学史的实践者们全神贯注于德国的过去，也不足以应对一个这样的世界：现代化、全球化以及它们所引发的社会和文化冲突在其中创造出了从前未能得到充分认识的种种新的现实。在这个时刻，在2005年的开端，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个地位：旧有的历史思想的模式在很多方面已经陈旧过时，这不仅是说德国的历史观，而且还有历史性社会科学和日常生活史的诸多方面。
　　说到我本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自本书初次面世以来的思想发展，我在基本观点上一直是世界主义的，深深服膺于启蒙运动人权和理性的价值观。正是此种信念促使我对“德国的历史观”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在我后来的著述中，我试图将德国史学放在西方历史思想和历史写作潮流的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最近，在不同的论文和一部书中，我与所谓的“后现代”史学观点针对启蒙运动的非理性主义和不可知论发生了争论，那种观点对于就过去进行真实无妄的研究的可能性本身提出了质疑。我一直认为，每一种历史写作都反映了作者的道德和政治观点，然而这并不就等于排除了诚实的学术研究。对于历史的解释可能各不相同，并且历史学家有权采取他们自己的视角，然而他们却没有权利捏造或歪曲事实。好的历史学并不是纯粹的文学幻想曲。在1990年代我开始撰写一部西方现代史学史。我很快认识到，在一个日渐全球化的世界中，这样的研究路数过于狭隘。我现在和一位同事王晴佳（Q. Edward Wang）有非常密切的合作，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主要训练是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完成的，他在那里取得了硕士学位，又在美国的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获得了博士学位。我们正致力于撰写一部起自18世纪晚期以来的比较的、跨文化的史学史。其中的一个主题将会是不同文化（西方的和非西方的）走向现代化的各种趋向，这里的现代化不是单数的作为西化的现代化，而是复数的现代化。我们不会将自己局限于西方对非西方社会历史思想的影响，而是还会留意到现代化的各种形态和西方思想与非西方思想的互动。我期盼着在21世纪之初跨越民族和文化边界的国际性思想交流的繁荣兴旺。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
美国，纽约州，布法罗
2005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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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D.伍尔加夫特，《历史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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