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杜亚泉活跃于清末至五四的言论界,身与清末立宪、民初尝试共和及新文化运动,“常好根据哲理以指导个人,改良社会”,在这一时期留下了不少对政局“当前一境”的即时观察及批评建议,其认知往往比很多时人更为深刻。杜氏论著除发表于《东方杂志》之外,亦散见于当时报刊。本卷辑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论述一百五十余篇,涵盖杜氏对清末民初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思考。
作者简介
人物简介
杜亚泉(1873—1933),浙江绍兴人,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笔名伧父、高劳。早年肄业于浙江崇文书院。曾任绍兴中西学堂教习,创办亚泉学馆,出版《亚泉杂志》等。1904年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理化数学部主任。1909年起任《东方杂志》编辑,继而掌其笔政,前后凡十一年。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中西调和,于1920年迫于情势辞去《东方杂志》主编职务。1933年病逝。论著多散见于当时报刊,单行本有《人生哲学》、《博史》等。
编者简介
周月峰,1979年生,浙江海宁人。浙江大学历史系本科、硕士,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清末至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与社会。
目录
导言
《亚泉杂志》序(1900)
《定性分析》后记(1901)
无极太极论(1901)
中国士流改进策(1901)
《支那文明史论》凡例(1901)
浔溪公学开校之演说(1902)
《文学初阶》叙言(1902)
物质进化论(1905)
伦理标准说(1905)
初印《妖怪学讲义总论》序(1906)
比较中法度量权衡说帖上会议政务处(1908)
《各省谘议局章程笺释》序言(1908)
致某君书(1909)
减政主义(1911)
政党论(1911)
《中国文字之将来》译者按(1911)
论今日之教育行政(1911)
论政策(1911)
论蓄妾(1911)
革命战争(1911)
中华民国之前途(1912)
论共和折衷制(1912)
《社会主义神髓》译者按(1912)
生活困难之研究(1912)
中央财政概论(1912)
论依赖外债之误国(1912)
论命令之性质及范围(1912)
论省制及省官制(1912)
论人民重视官吏之害(1912)
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1912)
省制仿普鲁士州制之商榷(1912)
论切音字母(1912)
独立命令论(1912)
再论减政主义(1913)
吾人将以何法治疗社会之疾病乎?(1913)
论中国之社会心理(1913)
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1913)
现代文明之弱点(1913)
精神救国论(1913)
国民今后之道德(1913)
理性之势力(1913)
个人之改革(1914)
接续主义(1914)
策消极(1914)
大战争与中国(1914)
大战争之所感(1914)
破除享福之目的(1914)
社会协力主义(1915)
自治之商榷(1915)
论思想战(1915)
国家自卫论(1915)
差等法(1915)
戒早婚(1915)
度量(1915)
政争(1915)
战争与文学(1915)
波海会(1915)
隐逸(1915)
商会(1915)
国民对外方法之考案(1915)
国家意思之发表(1915)
禁酒与禁烟(1915)
产业组合(1915)
谈名利(1915)
消极之兴业谈(1915)
命运说(1915)
职业智识(1915)
知事试验(1915)
国情之歧异(1915)
读色纳嘉《幸福论》书后(1915)
劝业委员会(1915)
吾人今后之自觉(1915)
欧战之感想(1915)
慈善事业(1915)
国民共同之概念(1915)
家庭与国家(1916)
再论新旧思想之冲突(1916)
爱与争(1916)
论国音字母(1916)
陆先生应麟传(1916)
力之调节(1916)
天意与民意(1916)
集权与分权(1916)
论民主立宪之政治主义不适于现今之时势(1916)
梁任公先生之谈话(1916)
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1916)
予所想望于大总统者(1916)
《中西验方新编》叙言(1916)
外交曝言(1917)
豫言与暗示(1917)
中国人果惰乎?(1917)
男女及家庭(1917)
选举与考试(1917)
个人与国家之界说(1917)
妇女职业(1917)
农村之娱乐(1917)
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1917)
家庭之改革(1917)
自由结婚(1917)
文明结婚(1917)
说俭(1917)
未来之世局(1917)
恽代英《结婚问题之研究》附志(1917)
今后时局之觉悟(1917)
国会之解散(1917)
游场与公园(1917)
交友(1917)
真共和不能以武力求之论(1917)
宣战与时局之关系(1917)
国内调查(1917)
防盗(1917)
谨告阅者诸君(1917)
义勇农(1917)
战争时代多产男子之实据(1917)
力之经济(1917)
殖民(1917)
墓地(1917)
推测中国社会将来之变迁(1918)
矛盾之调和(1918)
政治上纷扰之原因(1918)
死之哲学(1918)
迷乱之现代人心(1918)
《工艺杂志》序(1918)
金权与兵权(1918)
中国之新生命(1918)
劳动主义(1918)
国家主义之考虑(1918)
国文典式例(1918)
对于未来世界之准备如何?(1918)
教育之指导(1918)
侨居都市者对于乡里之责任(1918)
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1918)
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1918)
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1919)
欧战后中国所得之利益(1919)
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
不发生之原因(1919)
中国兴业之先决问题(1919)
新旧思想之折衷(1919)
智识阶级之团结(1919)
何谓新思想?(1919)
论通俗文(1919)
对《何谓新思想?》一文的附志(1920)
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1920)
不寐书怀(1922)
归乡卧病(1923)
《新中华学院简章》序言(1924)
对于李石岑先生演讲《旧伦理观与新伦理观》的
疑义和感想(1927)
关于情与理的辩论(1927)
《人生哲学》编辑大意(1929)
贡献给今日的青年(1932)
读孙先生家骥哭其德配陶夫人声绎文书后(1933)
杜亚泉年谱简编
精彩书摘
导言
从晚清、北洋时期到南京国民政府,不管是政局抑或时代潮流,其变化都可说是翻天覆地。杜亚泉身历其中,个人命运随着这“互起互伏,波波相续”的“过渡时代”而沉浮,也在观察与思考着这过渡时代,同时构想着未来。正如蔡元培所描述的,杜亚泉虽专攻数理,头脑较冷,却始终不肯以数理自域,常好根据哲理以指导个人,改良社会。参见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杜氏活跃于清末至五四的言论界,影响很大。但在很多年中均处于“失语”状态,“不但他的生平和功业很少人提及,就连他的名字也似乎湮没无闻了”
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见田建业等编:《杜亚泉文选》,2~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993年,王元化先生在读到杜亚泉的资料时感叹“读得越多,就越感到杜未被当时以至后代所理解,更未被注意”(《王元化集》,第8卷,《日记》,193页,1993年8月4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正是“失语”的最好诠释。。上世纪90年代后,思想界逐渐注意到杜氏之言行。不过,杜氏言行与时代风气互动互竞的一面仍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一
杜亚泉,1873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伧塘乡,原名炜孙,字秋帆,自号亚泉,后以号行。他曾对蔡元培解释“亚泉”二字之含义:“亚泉者,‘氩线’之省写,氩为空气中最冷淡之原素,线则在几何上为无面无体之形式。我以此自名,表示我为冷淡而不体面之人而已。”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60页。
杜亚泉自幼刻苦,青少年时曾勤于科举,治帖括、训诂。在有清一代,绍兴山阴县科举之风浓厚。杜姓为山阴望族,祖上屡有举人、进士出身者。杜亚泉的父亲杜锡三曾非常希望其科举入仕,光耀门楣。事实上,杜亚泉幼时对于举业也确实能“恒自奋勉”。我们不应因为后来杜氏不再参加科举,而忽略了他曾追随科举的读书脉络。
后来与杜亚泉共事的胡愈之便说杜“先生无意科名,幼年专攻数理化博物”(胡愈之:《追悼杜亚泉先生》,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杜亚泉之子杜其在也回忆说其父在变法图强热潮的影响下,“毅然抛弃科举学业,改学西方科学技术”(杜其在:《回忆我的父亲杜亚泉》,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42页)。
蔡元培后来这样记录杜亚泉这一时期的学术转变:
光绪己丑,年十八,入旧山阴县泮,次年娶薛夫人。谓乡居见弇陋,晋郡城,从何君桐侯受业,致力清初大家之文,上追天崇隆万。辛卯应乡试,报罢回乡,觉帖括非学效,从叔山佳治训诂,罗致许氏学诸家书。……甲午春,肄业省垣崇文书院,秋试后仍回乡。蔡元培:《杜亚泉传》,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七),168页。
当时读书人在考中秀才之前,一般都是学“制艺”,如长杜亚泉五岁的同乡蔡元培“十二岁而学为制艺,汩没者六七年”,在十七岁考中秀才后“乃迁于词章”
蔡元培:《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见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一),96页。。稍后,杜亚泉第一次乡试落榜,乃跟随族叔杜山佳“治训诂”。在清代科举考试中,秀才重文采,考举人除重文采之外,同时需讲求学问。此次乡试落榜,杜亚泉大概意识到自己学问不足,“以帖括为不足业”。于是跟随族叔杜山佳治训诂,“尤肆力于许氏之学,罗致群书”
张梓生:《悼杜亚泉先生》,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19页。。从帖括到治训诂考据的转变,在参加完童生试成为秀才的读书人中普遍存在。如蔡元培中秀才后先“迁于词章”,两年后“读王伯申氏、段懋堂氏诸书,乃治故训之学”
蔡元培:《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见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一),96页。。又如与杜亚泉同一年出生的梁启超,也是在考中秀才后先治帖括,治帖括一两年后“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
梁启超:《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我们可以看到,杜亚泉上述治学的转变,与同一时期的蔡、梁两人类似,读书、治学虽有变化,却仍在传统之内变。或可以说,在1895年之前,杜氏仍是一个科举制下传统的读书人。
中日甲午战争,“唤起中国四千年之大梦”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页。。杜亚泉也是在次年秋听到战耗后,“心知我国兵制之不足恃,而外患之将日益亟也”,“见热心科名之士,辄忧喜狂遽,置国事若罔闻知,于是叹考据词章之汩人心性,而科举之误人身世也”
杜亚泉:《〈定性分析〉后记》。已收入本书。。至此,杜亚泉虽对考据词章、科举有所不满,但似乎也并未毅然决然放弃科举,而是再一次调整了治学方向,改治筹人术。
自阮元编撰《筹人传》之后,天文历算已为治考据者所关注。杜亚泉的业师杜山佳本治训诂,但此时也在“治中算,习天元”张梓生:《悼杜亚泉先生》,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19页。,另一位与杜山佳为同科举人的何寿章也“治筹人家言”,并著有《圆锥曲线论心》一卷
参见绍兴县修志委员会辑:《绍兴县志资料》,第1辑,《人物列传》,3165页,绍兴县修志委员会,1939。。两人都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举人,均为杜亚泉所熟识,并一同应举。他们当时同治中算,对杜亚泉治学方向的转变当有直接的影响。事实上,最先指导杜氏治筹人术的也确实是曾指导他治训诂的杜山佳。
另一方面,杜亚泉这次治学的转变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甲午前后,时代风气已经大变,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与杜亚泉相识的钱塘士子叶瀚后来回忆,他在年轻时所读多为西学,重西文、数理化、地理等,在其二十二岁(1884年)时,“新会潘学使衍桐为浙江学使,命题云《〈海国图志〉纠谬》。阅生作,诧而奇才,拔置第一。于是杭人士始知新学讲求之有益,闻风而起者大有人矣”
叶瀚:《块余生自纪》上,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47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这种风气未必始于叶瀚,但学使命题的改变造成当时学风的改变,大致属实。几年之后(1889年),另一位浙江士子汪康年应乡试,以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依旧例应不取,却因在次题《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抵”,欲以首名取,终因犯规而以第六名中式。科场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实以“新学”中式。
参见罗志田:《科举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7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杜亚泉正是在这样的风气下“改为畴人术,由中法而西法,读李善兰、华蘅芳二氏书,时以习代数所得,与叔山佳之习天者相印证,如是者二年”
蔡元培:《杜亚泉传》,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七),168页。。他在这两年间研习数学精进迅速,到1898年时,学使按临,考算学,他已是阖郡第一。精于数学后,又自修物理、化学及矿、植、动物诸科,并治哲学,通日语。他个人这一连串的治学转变,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始于追随科举而变,从训诂到筹人术,由筹人术到西方算学,再由西方算学进而接触到整个西方文化,直至放弃科举。杜亚泉后来也说直到戊戌政变发生,他才“知国难将作,绝意仕进”
杜亚泉:《智识阶级之团结》。已收入本书。。也正是在这时,他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以教书立身、用世。
二
甲午后两年,何寿章与徐树兰在绍兴办中西学堂,聘杜亚泉为算学教习。这很可能是何寿章与杜山佳、杜亚泉熟识,了解杜亚泉在这两年中算学精进。自此,他才开始以算学闻名于绍兴,并以算学谋生,在绍兴古城中,成了一个新人物。在学堂中,杜亚泉结识了后来影响其人生轨迹的蔡元培。
1898年冬,蔡元培受邀任中西学堂总理。杜亚泉始与蔡元培相识。蔡元培1884年十七岁时考取秀才,1889年中举人,次年成为贡士,1892年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得授职翰林院编修。他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便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提倡新学。1898年九月受戊戌变法失败的影响,返回绍兴,任职中西学堂。与杜亚泉相比,蔡元培显然是一个全国性的人物,更能直接感受国家层面时局与时代风气的转变,且深受其影响。蔡元培回到绍兴,无疑影响了绍兴小环境的变化,也深深地影响了杜亚泉。
在结识蔡元培后,杜亚泉与之来往密切,一起学日文、英文,共同编和韵记号。其中,中西学堂开设日语课程便是蔡元培的主张,并由他引进日语教师。因此杜氏才有机会学习日语。在他们学习日语后,同读“日文书籍及杂志,间接的窥见世界新思潮”,都对传统学说“不免有所怀疑”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59~360页。,思想逐渐趋同。
不仅如此,蔡元培还通过中西学堂,将绍兴的精英集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群体效应。蔡元培曾说当时教员中马用锡、薛炳、马章、杜亚泉、寿孝天等,在当时的绍兴,“极一时之选”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七),194~195页。。这种群体氛围的存在,当对杜亚泉有不小触动。
在这样的交往与氛围中,杜亚泉的思想发生着不小的变化。到第二年,他曾向蔡元培提议“兴一蒙学会,集同志数人,分编课程书。先于府城开一学堂,会中人为教习,并立师范生数人,教学生二十余人,即以所编之书授之,借以知其善否,随时改定,俟部类略备,风气渐开,乃推之乡镇”。对杜氏建议,徐树兰听后“愿任刻书之资”。当时设计的课程有:初学惟识字、故事、公理三门,附以体操之易者。第二界分读经、阅史、舆图、数学、格致,皆由浅入深,大约以三年为限。当时拟编初学书,计划由蔡元培任识字书、马用锡任故事书、杜亚泉任公理书编撰。参见《蔡元培日记》(上),105页,1899年二月十一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组学会,开学堂,特别是以蒙学为名,正是当时的时代风气,趋新士人多从事于此。当时蔡元培、杜亚泉的旧交叶瀚曾在上海创办《蒙学报》,在蔡元培、杜亚泉等阅读的报刊中,《蒙学报》便是较为固定的一种。正因蔡元培已将这一群体结合在一起,故杜氏才会有“集同志数人,分编课程书”的提议。也因他与蔡在这一时期关系密切,思想趋同,故同被认为是“新派”,在“旧派”的反对下,一起离校。后来蔡元培回忆当时学校中新旧之争的情形:
每提出一问题,先生与余往往偏于革新方面,教员中如马湄莼、何阆仙诸君亦多赞同,座中有一二倾向保守之教员不以为然。然我众彼寡,反对者之意见,遂无由宣达。在全体学生视听之间,不为少数旧学精深之教员稍留余地,确为余等之过失,而余等竟未及注意也。卒以此等龃龉之积累,致受校董之警告,余愤而辞职,先生亦不久离校矣。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60页。
遭“旧派”反对固然使杜亚泉失去了这一教席,但在当时趋新尊西的时风之下,被看做“新派”一员,也是一种身份上升的渠道,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传统通过科举实现身份上升的方式。
可以说,从1898年与蔡元培相识到1904年入商务印书馆之间的几年中,蔡元培在杜亚泉事业中的地位,几乎无人能及。在这几年中,杜亚泉事业上每遇到困难,往往首先想到向蔡元培咨询,甚至求助。比如,杜亚泉于1902年受邀主持南浔浔溪公学,杜在赴任之前向蔡咨询;在任上出现学潮时,也向蔡求援,蔡从上海“特往南浔调停”。
参见《蔡元培日记》(上),196页,1902年二月十四日;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60页。杜亚泉要创办事业时,也往往首先邀请蔡元培加入。如在创办《普通学报》之前,事前先函商蔡元培,并“属元培任经学门”
《蔡元培日记》(上),80页,1901年七月二十九日。。
也正是通过蔡元培,杜亚泉得以结识活跃于上海文化界的张元济等人,并于1904年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立千1902年,由张元济推荐蔡元培兼任所长,仅数月,《苏报》案发生,蔡即避地离开上海。1903年,张元济正式任编译所所长,所内主要分国文、英文、理化数学三部。“又依蔡孑民的推荐,聘他的同乡人杜亚泉为理化数学部主任。”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07~10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如果说,绍兴的算学教习仍是一个地方性人物,那加入商务印书馆负责理化数学部,特别是之后主政《东方杂志》,则显然已是一个全国性的文化人物。
三
清末数年,中国政治、社会变动极大,朝野空气也随之活泛。1905年清廷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1908年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此后立宪的推进其实已相当快速,但仍未能赶上民间对宪政推行的期盼。当时民间士绅纷纷组社团,办杂志,进京请愿,要求加快立宪。
时局也牵动着杜亚泉。事实上,他进商务印书馆后,对时局非常关注,也热心于社会事务。1907年,他与张元济等创立浙江旅沪学会,被选为评议员;1908年参与江、浙两省反对清政府向英商出卖苏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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