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近代思想家文库:马相伯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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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纲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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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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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介绍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195414
版次:1
商品编码:11504152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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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描述

内容简介

  马相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章太炎列举清末“西学”人物,曾以“严(复)、马(相伯)、辜(鸿铭)、伍(廷芳)”并称,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率众弟子求教于他,可见时人之推崇。马相伯著述大多散失,方豪辑录为《马相伯先生文集》(1948),复旦大学出版社《马相伯集》(1996)续有搜罗,今本《中古近代思想家文库:马相伯卷》又收集了多篇轶文,力图呈现马相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卷中关于改良、变法、政体、国体、民族、政教关系和宗教信仰之地位的论述,尤其值得关注。

作者简介

人物简介
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1851年迁居上海,毕业于徐汇公学,加入耶稣会,为神父。1876年脱离教会,任李鸿章幕僚,参与洋务活动,后回归天主教,创办震旦学院(1903)、复旦公学(1905)。辛亥革命后,担任总统府高级政治顾问,兼任北京大学校长,筹建辅仁大学。马相伯学贯中西,精于欧洲语言、宗教、哲学和历史,思想通达、公允、理性,为学界尊奉。晚年参与抗战宣传,随迁大后方,在越南谅山去世。
编者简介
李天纲,1957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专业,获博士学位。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2003年起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宗教学系主任、利徐学社主任。著有《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1998)、《人文上海》(2004)、《跨文化的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2007)、《增订徐光启年谱》(2011)等,与业师朱维铮先生一起主编《徐光启全集》(2011),编辑《马相伯集》(1996)。

目录

导言


上朝鲜国王条陈(约1882)

致朝鲜京畿道金宏集书(约1882)

改革招商局建议(1885)

致汪康年(1896)

务农会条议(1897)

论叶君《条议书》(1897)

枪不杀人(1897)

炮台新制(1897)

利玛窦遗像题词(1897)

徐光启遗像题词(1897)

汤若望遗像题词(1897)

南怀仁遗像题词(1897)

致汪康年(1897)

致汪康年(1898)

捐献家产兴学子据(1900)


致朱志尧(1900)

开铁路以图自强论(1901)

兴学笔录(1902)

震旦学院章程(1902)

致英华(1902)

《拉丁文通》叙言(1903)

致汪康年(1903)

明故少保加赠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文定公墓
前十字记(1903)

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1905)

复旦公学章程(1905)

复旦公学广告(1905)

中国图书有限公司招股缘起启(1906)

《也是集》序(1907)

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1908)

《墨井集》序(1908)

《古文拾级》序(1909)

《求新厂出品图》叙(1911)

复旦学院广告(1911)

劝勿为盗布告(1912)

复旦公学招生广告(1912)

辛亥政见(南华录)(1912)

致孙中山(1912)

上总统书(1912)

致熊希龄(1912)

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1912)

致董恂士(1913)

致英华(1913)

致英贞淑(1913)

覆丁义华(1913)

《〈新史合编直讲〉音译名称合璧》引言(1913)

函夏考文苑文件十种(1913)

北京法国文术研究会开幕词(1914)

代拟宋氏山庄碑记(1914)

一国元首应兼主祭主事否(1914)

宗教在良心(1914)

宗教之关系(1914)

信教自由(1914)

一九一五年(1914)

答客问一九一五年(1914)

致英贞淑(1914)

重刊《主制群征》序(1915)

重刊《辩学遗牍》跋(1915)

致英贞淑(1915)

致张渔珊(1915)

题赠杨佑廷(1916)

青年会开会演说词(1916)

《圣经》与人群之关系(1916)

书《利先生行迹》后(1916)

《万松野人言善录》序(1916)

《宪法草案》大、二毛子问答录(1916)

书《〈天坛草案〉第十九条问答录》后(1916)

书《请定儒教为国教》后(1916)

保持《约法》上人民自由权(1916)

代拟《反对孔道请愿书》五篇(1916)

宪法向界(1916)

《约法》上信教自由解(1916)

信教自由(1916)

书《分合表》后(1916)

国民大会说(1916)

农业改良友助社简章(1916)

呈设农业改良社(1916)

致英华(1916)

致英贞淑(1916)

跋文澂明《怀归诗》(1917)

《元代也里可温考》序(1917)

致段祺瑞(约1917)

重刊《真主灵性理证》序(1918)

重刊《灵魂道体说》序(1918)

《言善录》再版序(1918)

民国民照心镜(1918)

《民治学会签名簿》题词(1918)

致英贞淑(1918)

致英华、英贞淑(1918)

致英华(约1918)

无题(1919)

《明李之藻传》序(1919)

重刊《灵言蠡勺》序(1919)

答问中国教务(1919)

录北京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巡阅使光主教致天津
华铎书并按(1919)

题《愧林漫录》(1919)

现今财政以组织收支细则为要务说(1919)

致英贞淑(1919)

致英华(1919)

致陈垣(1919)

致张渔珊(1919)

致张仲仁(1919)

致陈垣(约1919)

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1920)

《王觉斯赠汤若望诗翰》跋(1920)

跋《造花园新法序》(1920)

《教宗本笃十五世通牒》译文(1920)

教育培根社募捐小引(1920)

致英华(1920)

重刻《忍字辑略》序(1921)

无题(1921)

致英华(1921)

致英贞淑(1921)

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教(1922)

《康墨林戒弟书》书后(1922)

致英华(1922)

致英贞淑(1922)

致杨千里(1922)

《致知浅说》付刊叙(1923)

《致知浅说》小引(1923)

《原言》自序(1923)

致英华(1923)

致英贞淑(1923)

致刘少坪(1923)

致英华(约1923)

二黄司铎辉烈、诚烈祖母刘太夫人百岁记(1924)

覆徐季龙先生电(1924)

《尤其反对基督教理由》书后(1924)

致英华(1924)

美国本笃会士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书稿(1925)

致英华(1925)

《芝加哥万国圣体大会事理之说明》译文(1926)

《天民报》发刊词(1926)

致徐宗泽(1926)

致英华(1926)

致英千里(1926)

罗马教廷锡封瓦嘉郡司牧代任宣化区司教赵公墓堂碑(1927)

问谋叛专制与谋叛共和其罪孰大(约1927)

《胡明复先生遗稿》序(1928)

致陆徵祥(1928)

谢刚总主教书(1928)

《圣难绎义》叙(1928)

释景教(1928)

教廷使署志(1929)

代译《教廷驻华代表上主席书》(1929)

当今教宗晋铎五旬金庆(1929)

统一经文刍议(1929)

《纳氏英文法讲义》叙(1929)

致徐宗泽(1929)

致陈垣(1929)

威县蘂轩张府君墓表(1930)

题《徐季龙先生墨迹》(1930)

题墨井道人画(1930)

九一寿辰演说词(1930)

《〈孝经〉之研究》序(1930)

江苏省《通志》局宗教一门嘱拟之稿(1930)

致徐宗泽(1930)

《历代军事分类诗选》叙(1931)

息焉公墓碑记(1931)

劝国人慰劳东北抗日军队(1931)

致陆徵祥(1931)

九二老人病中语(1931)

《世界杂志》题词(1931)

致徐宗泽(1931)

备忘录(约1931)

六十年来之上海(1932)

《李诵清堂述德录》序(1932)

致陆徵祥(1932)

《勒赛夫人日记》与《日思录》序(1932)

《宗座代表驻华十周年大庆特刊》发刊词(1932)

题《磐石杂志》创刊号(1932)

跋《中国民治促成会发起宣言》(1932)

与熊希龄、章太炎等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通电(1932)

致徐宗泽(1932)

国货年献词(1933)

联合宣言甲(1933)

联合宣言乙(1933)

联合宣言丙(1933)

警国人勿幸小胜(1933)

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词(1933)

求为徐上海列品诵(1933)

徐文定公与中国科学(1933)

赠科学研究会(1933)

致陆徵祥(1933)

勉冯玉祥电(1933)

致冯玉祥通电(1933)

致宋哲元通电(1933)

双十节献词(1933)

国货展览会演说词(1933)

《南海黄竹岐乡何氏谱》序(1933)

十诫序论(1933)

宗教与文化(1933)

致陈垣(1934)

致于斌(1934)

赞许章太炎讲学(1935)

民治私议(1935)

联邦议(1935)

《童鲍斯高圣传》序(1935)

题赠丁在君先生(1935)

题赠映珹(1935)

劝国人节约拯救水灾书(1935)

致复旦大学学生书(1935)

耶稣圣心敬礼短诵(1936)

《救世福音对译》叙(1936)

贝沙罗司牧马师大裔族费来弟氏安德勒自序(1936)

教宗比阿九世答法文译者饶宝亵封菜山峦司铎
译文及按语(1936)

苏联对中国毫无野心(1936)

题赠全救第二次执委会词(1936)

致冯玉祥(1936)

题马建忠著《东行三录》(1936)

救国谈话(1936)

学术传教(1936)

致冯玉祥(1937)

南海何君墓志铭(1937)

家产立典记(1937)

致徐宗泽(1937)

致李荫西(1937)

《申报》发行港版感言(1938)

精诚团结一致对外(1938)

家书选辑


马相伯年谱简编

精彩书摘

导言


导言本文原为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拍摄《大师?马相伯》(2004)一片的策划稿,修改后作为本书导言。文中的引文和事迹未能一一附上注释和考订,具体细节可对照参看本书《马相伯年谱简编》。另外,还可在朱维铮主编,李天纲、陆永玲、廖梅编校的《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核实和参看其他事实。

——“百年之子”马相伯



1876年,一位三十七岁的神父告别了孤寂的教会生活,离开了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的住院,走进了正在蓬勃发展的上海洋场。这位神父一身儒雅,十分了得,当时已经精通法、英、拉丁、希腊、意大利文,后来在外交场合又学会了日文、朝鲜文。这位“下海”的神父,是天主教会培养出的江南才俊,实际上是被急需洋务人才的李鸿章用强硬手段从上海挖掘出来的。举目清朝十八行省,除了他的弟弟马建忠,很难找出第二个“精通七国语文”的人。李鸿章搞洋务,办外交,最需要这样“一以当十”的人才。从此,李鸿章的幕府人才库中,又多了一位全才人物,他就是和五口通商以后中国之命运相终始的马相伯。

马相伯(1840—1939),学名乾、良,一字建常,另字志德。他活了一百岁,被称为“人瑞”,实在是近现代中国的“百年之子”。1840年,马相伯诞生在江苏省镇江府丹徒县的一个天主教商人家庭,原籍是同府丹阳县的马家村。那一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鸦片战争爆发。1939年,马相伯参与抗战,从上海辗转到越南谅山,在一座荒凉山洞里逝世。那一年,中国东部的大片疆土在日军的炮火中沦陷。按中国传统的纪岁方法,马相伯活了整整一百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百岁老人”,称得上是“人中之瑞”。但是,中国人在清朝的专制统治下,拖着辫子艰难曲折地走向世界,道途并不顺利。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长寿,对本人来说并不全是一件幸事。马相伯常常不喜欢自己的高寿,自陈“寿则多辱”。1939年,抗战大后方的《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用大幅版面为这位“人瑞”祝寿,历经沧桑的马相伯却自嘲地说:“我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拿破仑有一个著名预言,说中国是一头睡狮,醒来将震动世界。马相伯生活的一百年里,中国各方面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是没有“苏醒”,更谈不上“振兴”。一百年里,变则变矣,巡抚、总督和皇帝不见了,代之以军阀、省长和大总统;县学、书院和翰林院不见了,代之以中学、大学和科学院;秀才、举人和进士不见了,代之以学士、硕士和博士……不断的社会运动,并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贫困、混乱、腐败、贪婪、不公正、不负责任的现象到处都是,中国仍然是一盘散沙。但是,“多难兴邦”,“乱世出英雄”,激荡的一百年里,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他们担当起“振兴中华”的大任,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特立独行,艰难问学,最终卓然成家。

说实在,作为一个学者和思想家,马相伯的著述并不多。尽管后人编的《马相伯集》是厚厚的一本,但与他学富五车的中西学问相比,实在还是九牛一毛,而且系统性不够。作为学者,他留下的有系统的作品只有一部哲学教材《致知浅说》。1903年,他创办的震旦学院开学,即行编写了这部有关西方哲学的教材。从《致知浅说》来看,马相伯确实是20世纪初难得的一位真正理解哲学含义的中国人。他借用朱熹《大学章句集注》中对“致知”一词的定义来翻译“Philosophy”。“‘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殆即西庠所谓Philosophia,译言‘爱智学’者欤?”按,Philosophy的本义为“爱智慧”,明末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已经用了“爱知学”。清末外国传教士倾向于用“格致学”来对译Science(科学)而不是Philosophy(哲学),如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在《万国公报》上把培根的《新工具》翻译为《培根格致新机》,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主编的《格致汇编》收入的是声光化电的新技术。马相伯受天主教耶稣会训练,并没有把科学和哲学完全分离,仍然把格致学广义地理解为哲学。或者说,把科学归入哲学,其只是格物致知的某种阶段,一种手段。马相伯对Philosophy的理解比较传统,具有天主教哲学的印记,但从今天科学主义思潮过后的哲学史观点来看,倒是比较全面,比较深入,因而也比较正确一些。

1851年,马相伯从家乡江苏丹徒来上海,先是投亲在他的姐夫朱家,当年就进入了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刚刚创办的依纳爵公学。这所学校对外也称徐汇公学,后来就发展为有名的徐汇中学。此前,除了马六甲、澳门和香港有新教传教士举办的西式学校之外,中国内地的西式中等学校以徐汇公学为最早。按耶稣会的本土化策略,也鉴于当时中国文化的强大态势,徐汇公学给天主教会培养人才,就必须让中国孩子参加科举考试。因此,徐汇公学除了研习西学之外,也必须教授经学。马相伯在家乡已经发蒙,“四书五经”有些功底,便在那里带教其他学生。值得一提的是,他最亲近的老师,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 1826—1902)是一位汉学家。晁德莅精通中国经典,一生的功业就是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作品翻译成了一套拉丁文的《中国文化教程》(Cursus Literaturae Sinicae, 1879—1883)。马相伯帮助晁德莅解读“四书五经”,晁德莅也教会了马相伯从欧洲学术传统来理解中国经典。这种跨文化的学问互动增进了师生间的友谊,他们两人是一生的朋友。马相伯之所以能够比其他学者更早地会通中西学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862年,马相伯升入徐家汇耶稣会神学院,成为修士,决心投身教会事业。经过二十余年的通商、传教,上海人已经注意到“坚船利炮”背后的西学。据后来的回忆,这一时期的马相伯和三弟马建忠仍然还在尝试举业,但真正的学问取向显然已经更加西化。法文、拉丁文、希腊文、意大利文已经打下基础,神学、哲学和科学方面的知识也是造诣不浅。据教会材料,徐家汇的耶稣会神学院办学水准相当高,课程水平达到巴黎的标准。上海徐汇公学和耶稣会神学院教授的欧洲哲学和科学知识,在远东没有第二家。马相伯的高水准西学,并非个案。他的同班同学李杕(问渔,1840—1911)神父后来在徐汇公学、震旦学院都担任科学、哲学教习,同光年间也做了大量西学研究、教授和传播工作,只是很不为外界了解。

1876年,马相伯在按立为神父之后,终于因为各种原因脱离了教会,离开了徐家汇,转而投身到淮军系统将官主持的洋务事业。先前,情同手足、合居一室的三弟马建忠已经于1874年脱离教会,加入李鸿章的幕府,并留学巴黎,一时看去前程远大。马相伯的学问兴趣,也在这几年里从神学和哲学,转向了天文学、几何学和力学等科学知识。马相伯刻苦钻研,到了夜不能寐、昼生幻觉的程度。同光中兴时期,科学是新政的学问,可见马相伯的思凡之心已萌,经世之志已定。他决计步二哥马建勋和三弟的后尘,加入如日中天的淮军系统,充当幕僚。

在淮军系统当幕僚期间,马相伯到过神户、平壤, 中古近代思想家文库:马相伯卷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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