齣版社： 上海社會科學院齣版社
ISBN：9787552005288
版次：1
商品編碼：11513523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4-08-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365
字數：4285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對上海、城市、曆史或政治感興趣的讀者政治學、曆史及相關領域的學生和研究人員《上海史：走嚮現代之路》為上海史的通史性著作，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麵，完整梳理瞭上海從1842年開埠到21世紀的發展曆程，著重剖析瞭上海“現代性”的形成軌跡。在本書中，白吉爾認為上海之所以在近代比中國其他開埠城市更先進發達，是因為其很早就從單純的“現代化”步入瞭“現代性”。
內容簡介
《上海史：走嚮現代之路》的記敘涉及一個半世紀的曆史，目的在於強調該城市演變過程中，導緻這種持續性和統一性的重要因素。沉浸於當地社會生活中，日復一日，多層次各方麵綜閤研究的目標集中於這個或那個領域——經濟、社會、文化、政治——上海史顯得極其復雜。它經曆瞭激烈的和對立的曆史插麯和片斷：被迫開埠、太平天國起義、資本主義突飛猛進，以及革命運動、國民黨獨裁、日本占領，最後過渡到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以及進入改革開放的飛速發展。然而，從遠處觀察，在異地遙望，這部劇烈動蕩的曆史似乎由一種定式操縱著，一種超過一切的尋覓，即對現代性堅持不懈的追求。作者簡介
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法國大學榮譽教授。曾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當代中國研究和資料中心主任，巴黎東方語言文明學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專著有：《舊政權結束時上海的金融危機》（Une crise financière à Shanghai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Mouton齣版社，1964年）；《中國資産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L'Age d'or de la bougeoisie chinoise，1911-1937，Flammarion齣版社，1986年）；《中國人民共和國從1949年到今天》（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de 1949 à nos jours，Armand Colin齣版社，1987年）；《孫中山》（Sun Yat-sen，Fayard齣版社，1994年）；《清朝官員與買辦：東亞危機的關鍵》（Le mandarin et le comprador；les enjeux de la crise en Asie orientale，Hachette齣版社，1998年）；《19-21世紀中國的資本主義和資本傢》（Capitalismes et capitalistes en Chine du XIXe au XXIe siècle，Perrin齣版社，2007年）；《中國，新國傢資本主義》（Chine. Le nouveau capitalisme d'？tat，Fayard齣版社，2013年）等。內頁插圖
目錄
序 張仲禮中文版序： 從遠方遙望上海 瑪麗·格萊爾·白吉爾中文版再版序言： 十年之後 瑪麗·格萊爾·白吉爾前言： 上海與中國現代化第一部分 開埠（1842~1911）第一章 上海城裏的外國人（1843~1853）“蠻夷”的到來從納貢製到條約製雙重誤解為什麼是上海？外國人特定居住區雙重麵貌的城市第二章 地方外交和國傢政治（1853~1864）小刀會占領中國城（1853~1855）太平軍的進攻（1860~1862）中國人定居租界上海模式與條約製度第三章 上海資本主義的誕生（1860~1911）對外貿易，增長的動力世界主要的港口之一銀行和投機早期工業化（1860~1895）工業的新崛起（1895~1911）洋行與會館公所買辦中外資本主義外國領事—經濟舞颱上搖擺不定的角色沒有結果的官方現代化運動第四章 上海社會萬花筒早期上海灘的居民租界裏的日常生活中國人社會第五章 租界模式公共租界例外的法國人中國士紳緩慢的動員城市現代化與思想轉變第六章 1911年革命“殺呀！殺呀！萬眾直前”沒有未來的資産階級革命對未來失望第二部分 大都會（1912 ~1937）第七章 上海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1912~1937）1920年代的經濟奇跡上海的新企業傢商業資産階級的初創時期國民黨與經濟製度現代化（1927~1937）國傢資本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第八章 革命的熔爐(1919~1937)革命力量的高漲上海的革命政黨1321925年五卅運動國民黨鎮壓共産黨外國人的恐慌蔣介石與 1927年“四一二”事變從起義罷工到城市恐怖：共産黨影響在上海的衰弱救亡運動和群眾運動的新高潮第九章 秩序與犯罪(1927~1937)大上海市政府道德秩序與社會控製：新生活運動國傢與社會的相互交織不相稱的結果犯罪盛行鴉片與“犯罪肆虐”青幫與“法國親戚”（1927~1932）掌控華界第十章 海派文化與現代性理念城市新貌消費的狂熱對外國影響的開放時空轉換崇尚體魄和外錶189“摩登女郎”新式娛樂活動上海的文學與文學在上海上海和新藝術早期中國電影的黃金時代
第三部分 一個時代的結束（1937~1952）第十一章 戰爭，淪陷和國際地位的終止淞滬之戰和中國城被占領（1937年）孤島（1938~1941）慕尼黑和維希對租界的影響上海精神到哪去瞭？黑暗世界（1941~1945）淪陷的上海抵抗閤作分子生存第十二章 返迴革命潮流中(1945~1952)從夢想到幻滅（1945~1949）上海資産階級的最後一把火中國自由主義的尾聲共産黨攻剋上海前夕2491949~1952年的上海統一戰綫的戰略社會進入新秩序
第四部分 共産黨領導下的上海第十三章 上海地位的變化計劃經濟的支柱規模宏大的工業基地城市建設被迫停止嚴格控製下的社會新的不平等“文化大革命”和上海“激進主義思潮”第十四章 重振雄姿(1990~2000)改革列車的尾燈龍頭浦東與再現輝煌的城市新上海人娛樂、金錢與自由海派的幽靈
尾聲：邁嚮21世紀的上海大事記參考書目譯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一部分（1842-1911） 開 埠 第一章 上海城裏的外國人 （1843~1853） 1842年《南京條約》的簽訂，結束瞭第一次鴉片戰爭。根據條約規定，上海成為中國對外開放口岸之一。然而這開埠之舉則緩慢持續瞭二十多年。隨著形勢的變化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影響，西方人在上海的存在形式被限於特定的模式中，並由此製定瞭相應的製度法規。不久，這些法規又迅速地推廣到中國的其他開放口岸。在其後的一個世紀中，上海成瞭“條約製”的實驗室，主導著中國和西方的關係。 “蠻夷”的到來 1843年 11月 8日晚，一艘小型英國輪船在上海城牆下的黃浦江邊下錨。隨船而到的是英軍駐印炮兵上尉巴富爾（George Balfour，1809~1894），他被任命為英國駐上海領事，根據 15個月前簽訂的《南京條約》來打開上海對外通商的大門。這位英國軍官很年輕，對中國沒有任何經驗可言。有限的隨行人員中有一位醫生，一名秘書，以及作為翻譯的傳教士麥華陀（Walter H. Medhurst）。 岸上沒有任何人迎接這些英國人，他們隻得在船上過夜。晚餐時，他們為“口岸的強盛和輝煌的遠景”乾杯。次日清早，最高地方官上海道颱宮慕久獲悉英國人已臨城下，遂下令派瞭幾頂陳舊的轎子前往相迎。在人山人海的民眾圍觀下，英國新任領事和他的隨從一行進入城市。在上海道衙門裏，他們受到地方官員禮貌而冷淡的接待。當炮兵上尉巴富爾提齣要租賃一幢房屋以供居住和辦公使用時，遭到瞭拒絕：城中沒有任何空房。軍人齣身的巴富爾斷然聲稱要在廟宇的庭院中搭建帳篷，然而在座官員絲毫不為所動。會晤結束後，英國人離開瞭衙門。街上爆竹震天，人群擁擠在外國人周圍。此時一位衣冠楚楚的有錢人靠近英國領事，建議英國人租賃他的住宅，一幢擁有大小 52個房間的房子。這位陌生人姓顧，原籍廣東，是上海城裏最有錢的商人之一。顧氏在香港經營買賣，他希望能夠充分利用上海的開放來發展他的生意。 1844年的《中法黃埔條約》規定：對法國商人開放上海口岸（法國外交部檔案） 住房問題就這麼解決瞭，英國領事和他的隨從們很快就安頓下來。盡管這幢豪宅很寬敞，但並不舒適，尤其是從早到晚都有許多好奇者湧入其間，觀看洋人工作、吃飯甚至梳洗。而房主顧氏則以此景觀為榮。晚餐時，僕人們魚貫地穿梭於餐廳，跟隨音樂的節奏走路，他們“平托餐盤碗碟，猶如手持絲棉包袱”。不過巴富爾畢竟屬於英國殖民地創建者的一員。他不顧地方官員的遲疑和保留，在抑製商人過分積極的同時，開始適應新的特殊環境。11月 17日，他正式宣布上海為開放通商口岸，並著手談判安置英國僑民的租界領地。 12月底，英籍僑民的總數為 25人，其中大部分是商人。 四年後的1847年11月，敏體尼（ Charles de Montigny，1805~1868）承擔瞭在上海設立法國領事館的任務。這位下不列塔尼省的後裔、移民的兒子和前希臘獨立事業的鬥士，以他獨特的氣質和所持的政策，在上海永久地留下瞭法國的影響和痕跡 "。一到上海，這位新領事就把法國領事館設在上海老城和英租界之間的一座天主教教會的房子裏。“房屋很小……但我置身其中，就如人在法國。”#敏體尼迫不及待升起的國旗，在一幢“破房子”、一座“不舒適的住宅”、一個“潮濕且有損健康的地方” *的上方飄揚。房子的地麵經常被夏季的雨水淹沒，四周布滿瞭動物的屍體$。這裏沒有好奇的參觀者，隻有盜賊在附近窺視遊蕩，以緻為瞭應付他們，晚上還需要武裝警衛。除此以外，連個僕人也沒有。領館內負責文書工作的是領事的太太和孩子們，還有原籍波蘭的翻譯哥士耆伯爵（Kleczkowski）。哥士耆是一位傑齣的語言學傢，但性格令人厭煩。麵對英國人社區的興旺和英領館的排場，敏體尼所能依靠的隻有他自己，依靠他好鬥的性格和豐富的政治想象力。 既然上海還沒有法國的商人或僑民需要保護，敏體尼就承擔起保護已安頓在上海郊區和鄰近省份江蘇、浙江的天主教傳教團以及教徒們的責任。他的做法被看成是一個“波拿巴主義共和者”的離奇的虔誠%，而敏體尼則認為，保護傳教團是為瞭擴大法國在當地的影響。“我嚮您重申，部長先生，這裏所有的傳教士都是未來法國取得優勢和勝利的工具……我為他們說話做事並非齣於我的宗教感情……這是國傢利益”。 在發生飢荒或搶劫案件時，法國領事館從不袖手旁觀。一旦事發，領事立即坐著轎子或小船啓程前往，唯一的隨從就是哥士耆。他組織保護忠於職守的神父，訓斥掠奪搶劫行為，告誡當地行政官員，“一半靠講理，一半靠恐嚇”，基本上每次都能達到目的。他令無數民眾敬畏，“人擠他，他擠人”，“用步槍的槍托開路，這裏撥開一隻手，那裏撥開一隻腳”。這支步槍的外觀往往就足以使盜匪們害怕瞭。但在一次齣徵寜波的歸途中，領事在海上遭到瞭海盜的襲擊，他當場開槍擊斃瞭八個攻擊者*。1851年春季，在獲知一艘法國捕鯨船在朝鮮外海遇難後，他毫不遲疑地登上一艘葡萄牙籍的小船，齣發尋找遇難船員。最終，他戰勝瞭暴風雨的狂瀾和朝鮮當局的敵視，把水手們解救瞭齣來。 敏體尼在外交活動中錶現齣同樣的果斷堅定。 1848年6月，第一個期望在上海安傢的法國人來到他的麵前。這位年輕人名叫多米尼剋·雷米（ Dominique Rémi），齣生在法國貝藏鬆地區，經營鍾錶業。敏體尼利用這個機會，立即嚮中國當局提齣租界領地的要求，理由是以便安置幾十個大批發商。他的長官對其行為頗有微詞，指責他不受束縛的性格和經常齣現的隨機性舉措。敏體尼則不斷地為自己辯解：“距離把我們隔絕瞭，通訊和聯絡也不正常……任何細小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很長的時間，在處理緊急公務時，這些客觀睏難總是妨礙上海和公使團之間的整體行動（遺憾的是這裏所有的事務幾乎都如此）。”他終於在爭執中獲勝瞭。 從19世紀下半葉至 20世紀初，許多在上海擔任公職的中國人和外國人都可以為自己做這樣的辯護。上海，這座設有租界分界綫的城市，地處清朝統治的邊緣，和歐洲地區又相距遙遠，所有的冒險傢，無論是高貴的還是卑賤的，都可以在這裏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纔智。正是他們注定瞭這座城市的未來。上海的命運，這屬於地緣政治新秩序曆史中的一部分，當時正在逐漸變為現實。 1843年後齣現的外國人並不是首批到滬者。 1832年，廣東的英國人為瞭嚮北方擴展貿易，曾派遣鬍夏米（ Hugh H. Lindsay）乘坐“阿美士德號”船（ Lord Amberst）前往上海，同行的除瞭貨物外還有傳教士。其他的傳教士也跟隨而來。其後，英國商船和軍隊陸續到達：在鴉片戰爭期間， 1842年 6月 19日，上海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被四韆名英國士兵占領。英軍大肆掠奪瞭四天後，纔繼續北上。但從 1843年起，來上海的外國人不再是為瞭貿易勘探或軍事入侵，而是為瞭長久居住。他們的齣現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是中國對外開放的象徵和結果。 從納貢製到條約製 直到 19世紀中葉，中國與歐洲間的交流還十分有限。這並非僅僅由於引起商人、外交官和傳教士強烈不滿的中國的“閉關鎖國”政策。中國和周邊的亞洲國傢保持著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是根據納貢製來運行的，而西方人則無法在其中找到閤適的位置。 多少世紀以來，支配決定中國和外部世界關係的觀念建立在儒傢學說上。宇宙被視為清一色的整體，其間萬事萬物都按照精確的強製性的等級順序排列。天子乃上天之子，施行必要的禮儀以維護天下之和睦。淩駕於文明社會頂峰的帝國君主，對其他國傢也承擔著傢長的角色。在中國的傳統上，對內和對外政策沒有區彆。同樣的禮儀確定瞭傢庭成員間的關係，也決定瞭國傢內部或國際社會間的關係。 既然皇帝統治整個世界，他的權力也就遍及文明社會和“蠻夷”地區。然而，“蠻族”的定義與其說是依據其種族或宗教的從屬而確立，不如說更取決於其文化教養程度。不懂文明，尤其是不懂中國文明的就是“蠻夷 ”。隻有采用中國的禮 儀禮樂和習俗慣例，蠻族纔能夠融入中華世界之中。在此過程中，中華帝國和鄰邦民族的關係由納貢製支配。 這些納貢國傢對優越的中華文明的承認，體現在他們定期嚮北京朝廷派遣使節，贈送禮品。而中國皇帝錶示對納貢國的仁慈關愛和維持各民族和平的方式，就是賜予禮物。就納貢製的實質而言，這是和逐漸進化的異族蠻人之間禮節性、象徵性的交往方式。在具體實踐中，這種製度有可能打開徵服和控製的道路，同時也有利於貿易、文化等範圍內的多種和平交流。它始終含有對“蠻族 ”的高度警惕，限製他們與中國百姓直接交往，以免中華文明美德受到汙染的危險，以便維護和平和天朝至高無上的權力。 但是西方的“蠻夷 ”遵循的是資本主義對外擴張的邏輯，來華的大多數人都聚集在中國南部沿海地區。他們對世界和國際關係持有與中國人不同的觀念，這種觀念的基礎是承認各國之間的平等，以法律和條約主導國傢間關係，以及確信通過相互間密切的接觸能夠避免可能齣現的衝突。這些西方“蠻族 ”並不準備接受漢化，所以中華帝國也和他們保持著距離。 然而，自 18世紀末起中英貿易還是有所發展的，不過這和兩國政府間的接觸無關，而且根據當時的法定製度，英國商人被限製在廣州這唯一對外開放的口岸內。各種商品交易在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和中國的公行之間進行。公行的商人持有清政府賦予的特權，處理所有入港的外國船隻的有關事務。把外國人隔離和限製在國傢領土的邊緣地區，實行監督管製和集體責任製：從這些措施中可以看到納貢製結構的痕跡。 19世紀最初的幾十年間，以中華傳統為主體的秩序還能在歐洲資本主義在華前哨陣地上維持，盡管“廣州模式 ”已經逐漸受到日益擴張的歐洲資本主義的侵蝕，受到港腳貿易（ country trade）代理商和走私者的挑戰，同時也因中國官員的貪汙腐敗而削弱。 183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華貿易壟斷權的取消引發瞭危機，因為英國方麵為商人設置的在華貿易“通行證 ”需要中方也取消其對貿易的壟斷。在航運、武器和工業生産等領域取得瞭巨大科技進步的西方人認為他們有能力逼迫清王朝開放中國市場。 1839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瞭，其主要目的就是迫使中國承認和接受世界資本主義的新秩序。 英國獨自對華發動瞭這場戰爭。不久，當 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時，法國也加入瞭英國的行列。但是歐洲其他主要列強以及美國，都是1840和1850年代接連簽訂的中外協議和條約的受益者。雖然這些都是雙邊協議，但由於條約的增加，尤其是在任何一個租界實施最惠國待遇條款都會牽涉到所有的列強，實際上是設立瞭一種多邊條約製。 在近一個世紀中，這種條約製度一直左右著中國和西方的關係。從 1842年起，所有重要的條約都在南京簽訂。因此，包括上海在內的五個口岸都對英國商人開放，他們可以居住在任何一個口岸，“貿易通商無礙”。根據條約，經商貿易自由必須受到尊重。英商不必再與清朝政府部門和指定的代理人打交道，不再受到不公強辦，但一律要按規定繳納適量的貨物稅，大量有關這項稅款的信息資料由此而生。英國僑民享有治外法權，而且隻受英國領事的司法管轄。奇怪的是，《南京條約》中沒有提到鴉片走私問題，盡管這是引發 1839年至 1842年鴉片戰爭的直接原因。錶麵上，中國當局已經通過非正式的協議解決這問題，但鴉片走私仍舊猖獗。在開放口岸外的海麵上，外國商船總是齣現在那裏：他們在離海岸不遠的地方拋錨，築起瞭“浮動碼頭”，以確保嚮當地的中間商交付毒品。與其他外國列強簽訂的條約都重復著同樣的條款。 1844年簽訂的中法條約中還特彆加入瞭有關傳教士的條款，即清政府從此要接受來華的傳教士。清廷因此取消瞭驅逐傳教士的法令，同時還開始歸還上個世紀沒收的教堂財産。 雙 重 誤 解 《南京條約》達成的協議是建立在雙重誤解的基礎上的。對於西方人來說，這是建立更為廣泛的外交經貿關係的開端，猶如歐洲國傢間的關係或與海外其他國傢的交往。而對於中國人，這涉及到以租讓零星土地來平息新到“蠻夷”的喧囂和欲望：犧牲局部以保全局。 當中國對西方開放時，中西雙方仍互不瞭解。由於18世紀初清廷的法令，傳教士被驅逐離華，因而中止瞭其文化傳播者的角色。19世紀之交，倫敦皇傢曾嚮北京派遣使團，也遭到拒絕接見的待遇。因此英國人隻得從他們在廣東的經驗，從一些商業和宗教勘察結果以及最新的軍事遠徵中獲取情報。而清朝則不僅對西方主要列強的政治製度和經濟活動一無所知，而且連這些國傢的地理位置也不清楚，甚至經常連國名都不知道。 在相互接觸中，中英雙方官員依據各自積纍的經驗和政治觀念，選擇他們認為比較容易處理未知事務的方法，同時試圖把陌生的局勢重新納入熟悉的程序中。對於英國人來說，最輝煌的成功標誌就是他們在印度建立的壟斷地位。大部分派往中國的英國外交官員和軍事人員都在印度逗留過，在那裏他們磨煉各自的性格和思想，培養充滿自信的精英素質，即要把權威建立在個人的威望上，要具有傑齣的軍事能力和榮譽，並在必要時能夠迅速發揮這種能力。 在上海，英國領事阿禮國（John Rutherford Alcock）的行為就充分體現瞭這種策略。 1846年，阿禮國接替瞭巴富爾。與前任不同的是，他不是駐印英軍的軍官，而是由軍醫改行成為職業外交官。阿禮國依賴的是對條約的似是而非的解釋，同時把黃浦江上停泊的英國軍艦作為自己的後盾。首次發生的由傳教士引起一係列衝突的青浦事件，使他的“大炮外交政策”享有盛譽，以緻在此後的數十年間，它成為外國列強在華的外交方式。 1848年，三名英國傳教士前往距離上海西南 40公裏的青浦傳教，遭到瞭一群失業水手和民眾的攻擊和痛打。青浦知縣聞訊後，及時派員前去製止相救。英國領事阿禮國要求善後處理和賠償，上海當局則給予拒絕，並指齣外國教士無權前往位於外僑居住地以外的青浦縣城，而且不應該到超齣一日往返距離之外的地方去冒險。但是阿禮國堅持青浦縣城就是在約定的距離之內，他下令英國軍艦“奇爾德”號（Childers）阻止準備齣海運送皇糧的 1 400艘船隻離港。此後兩周內，上海港在英軍十門大炮的威脅下癱瘓瞭，一小撮英國士兵和數韆名中國水手相互對峙著。英國領事的舉措確實不乏勇氣。他最027 終到南京兩江總督處尋求辯解和仲裁，兩江總督斷然置中國地方當局於不顧，滿足瞭阿禮國所提的一切要求。 英國領事藉助的軍事力量具有其象徵性的一麵。如此令人生畏的“奇爾德”號水兵的背後，顯示的是大英帝國的國力，由此也解釋瞭英國外交部對阿禮國的行為的某些保留意見：他被指責犯有超越權限的行為，隻有在他成功後纔得到上級的嘉奬。這裏可以看到：一種衝突開始形成，它使得贊同“大炮政策”的移居國外人員多次反對本國行政當局處理問題時經常齣現的遲疑不決。 迫於武力威脅下讓步的中國當局，試圖在領土談判和操縱方麵重新掌握優勢。在和中亞各國的長期交往中，清政府認為，當“蠻夷”在軍事上占優勢時，平息衝突的方式是租讓部分土地，以善待安撫他們，挑動他們相互爭鬥以耗其能量，或者乾脆把他們收編納入清朝行政機構中。這項在中國的政治術語中被稱為“羈縻”的懷柔政策，正是開放條約的談判主持者所遵循的。從國際法觀點來看，條約中的某些條款顯然侵害瞭中國的主權，尤其是治外法權，它剝奪瞭一個主權國傢對其領土上一部分居民的司法管轄權，還有一貫執行的最惠國待遇條款，也剝奪瞭中國根據其自身利益調節外交的所有可能性。 如今看來是齣格的特權，當年的中國官僚卻並不如此認為。在締結條約時，授予外國人治外法權被認為是習慣做法的延續。在中國，各行其事的概念超越瞭領土管轄權，所有居民或邊境蠻族從來有權根據各自的習俗處理其內部事務。在執行“羈縻”政策的同時，清王朝竭力避免介入與它的直接利益無關的衝突。授權英、法領事讓他們負責對各自僑民行使司法管轄的做法，使人聯想到在中國當局麵前對其社團成員的舉止負責的部落首領。開放五口通商，可以理解為是限製中外經貿發展的策略。至於最惠國待遇條款，則是對所有的“蠻夷”展示皇恩浩蕩和平等相待，同時也是分化這些民族的手段，以便更有效地控製他們。這些被外國人看作是“特權的憲章”，中國人卻當成是“一係列限製性的措施” 。 直到 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為止，清政府對西方人在中國南部沿海地區的定居沒有過度的憂慮，隻把它看成是維護海疆權益的小問題。在武力無法解決時，就把洋人放到地方領導精英中以挫其銳氣。根據這種通行的政策，開放口岸內有關西洋人的管理事宜都由地方官員處理，並由他們負責和外國領事談判協議，尋求和解。不過中西雙方對此的政策觀點截然不同：中國人認為這關係到如何治理那些惹是生非的外國人的隔離居住區，而歐洲人想的卻是如何建立一個正在成為徵服者的帝國主義的據點。正是在這種誤解中，開放口岸開始發展。 為什麼是上海？ 乍一看，上海是五個開放口岸中最微不足道最不起眼的地方。為什麼寜願選擇上海，而不是廣州、福州、廈門和寜波？為什麼這個被第一批西方移民描繪成積滿汙垢的城鎮會成為條約製度的試驗地？上海僅僅是縣府所在地，而不是廣州那樣的省會。上海港也不是廈門和寜波那樣位於海灣深處、有諸多島嶼保護的港口，她位於黃浦江左岸，距黃浦江和長江匯閤口約有 18公裏。上海四周的土地僅僅高齣海平麵，遍布縱橫交錯的河流和水道，水流隨著潮汐變化而漲落，經常釀成水患。除瞭農業資源外，這片三角洲呈現齣一片平淡無奇的景象，使得法國船長格拉維埃爾（Julien de la Gravière）産生瞭憂鬱的情感和奇怪的政治聯想：“我們絲毫不能想象還有比這塊巨大的衝積平原更平坦更乏味的地方，在這裏，河流（黃浦江）的水經常湧齣麯摺的河道。和這片半淹的一望無際的空間相比，卡馬爾格（法國羅納河三角洲的一個地區—譯者注）和夏朗德省地區（法國西南部海邊 —譯者注）算得上是風景優美瞭……這是一種恰如其分的民主（格拉維埃爾船長持有當時的一種觀點，把民主理解為絕對平等，沒有突齣點—譯者注）：農作物豐茂卻沒有樹木，田野肥沃卻毫無起伏，在農夫眼中這是最可靠的收獲保證，而對詩 人的靈魂卻不能激發任何靈感。” 這座城市其貌不揚，然而也不是曆來傳說中的“漁村”。位於黃浦江邊的上海擁有 20~30萬居民，城市和周邊地區商賈活躍，環城修築的城牆瀕臨坍塌，已有 300年曆史瞭。城中街巷縱橫，最主要的街道有三四米寬，磚石鋪成，破損纍纍。道路和水溝的網絡相互交錯，上漲的河水周期性地清洗這些積有泥漿和垃圾的汙水溝。幾處有棱有角的廟宇的屋頂高高聳立，俯視著四周用茅草、蘆葦和瓦片搭建的低矮民居。這裏和中國北方城市排列有序的四方布局截然不同，找不到絲毫體現政治意願的城市規劃的影子，也沒有象徵傳統禮儀或意識形態的痕跡。 上海在中國的中部、東部地區所處的地理位置 上海老城地圖（Elissé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1882） 上海老城的城牆（法國國傢圖書館） 直到 19世紀初，上海並沒有引起外國人的注意，不論是利瑪竇時代的天主教傳教士，還是後來的東印度公司的經紀人。一直要等到 1832年鬍夏米乘坐“阿美士德號”貨船遠徵考察後，有關上海的信息纔開始在西方商人和傳教士間傳開。鬍夏米吹噓他的觀察結果道，一周內從北方駛入上海港的裝載豆類和麵粉的漕運船就有 400多艘 2。15年後，首任英國領事巴富爾上尉也稱贊這座城市的戰略地理位置，她扼守著遼闊的長江流域的齣海口，是連接內地各省市場的通道。 在選擇上海作為通商口岸上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英國人查頓（ William Jardine）。這位在 1841年成為倫敦國會議員的鴉片批發商的所作所為，提示人們必須對當時的上海港為國際貿易發展提供的前景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作為緻力於港腳貿易和鴉片販賣的洋行老闆，查頓早就在清朝官僚懵然不知的情況下，與一些商人和私人企業主達成瞭貿易上的默契，而這都是些經常被定罪為海盜和走私犯的人。查頓充分評定瞭社會的能動性，這種活力就是利用清朝官員在控製整體經濟機構上的無能而造成的失控點，而上海的命運將被這些失控的自治領域的發展所左右。 上海商貿的發展和她所屬的江南地區的整體經濟情況密切相關。自 15世紀起，上海就已成為一座市場城市。她的興起得益於長江下遊各省的經濟發展，這些省份專門從事棉花種植，農産品豐富，手工業發達，有利於當地和地區間的物資交流。上海很早就開始嚮其他省份輸齣原棉、棉紗、棉布和絲綢，輸入大米、茶葉和豆渣餅（做肥料用）。當 1684年清朝皇帝下詔解除已實行瞭兩世紀之久的禁海令後，上海的城市功能中又加入瞭主要的沿海港口這一項。當時廣州壟斷著與西方的貿易，而上海則開始瞭和日本、南洋（東南亞國傢）的商貿往來。不過，上海生産的部分産品，如絲綢和南京紫花布（染成藍色的厚棉布）仍然要經過廣州口岸輸往歐美市場。 上海貿易的擴展經曆瞭整個 18世紀，直至 19世紀初葉。那時，大運河航行的睏難使得漕運船隻改變航道，由海路北上，上海因此成為新的運輸網絡的龍頭，沙船業主和船商也開始建造大型航海船隻。上海的發展需要龐大的資金，銀錢業就竭盡全力滿足這種需求。 18世紀末，上海已經擁有 125傢錢莊。根據在寜波商033 人中運行瞭幾十年的信貸體係，錢莊發行的票據已經成為一種名副其實的信用貨幣。在中國開埠之前，許多錢莊已經接受鴉片作為抵押品，在很大程度上參與瞭這種非法貿易。 在某種程度上，上海行政當局的地位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得到瞭加強。1725年，江蘇巡撫上奏 ，請委蘇鬆道監收上海的海關稅。 1730年，蘇鬆道遷上海，上海由原先的縣府升格為道颱所在地。道颱直屬江蘇巡撫管轄，控製二十來個縣，此外還承擔管理江海關的重任，負責徵收對外貿易的關稅。從蘇鬆道移駐上海，到事理漕運的海運總局的設立，這些措施顯示瞭上海港在國內外貿易上的作用，並且促使其進一步發揮作用。實際上，清朝官僚更加關心的似乎是徵收隨城市經濟增長而産生的利潤稅，他們的貢獻可能就是在整個 18世紀中執行瞭和平政策和維持瞭公共秩序。 19世紀中葉中國的海關辦事處（Hachette照片檔案室） 清代上海商人—李鴻章之子李經芳 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私營企業，其業主成分復雜，有手工業者、流動商販、小業主、市場勘查員、製造商、中間商、齣口商、船主和銀行傢等等。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利用上海提供的緻富的可能性，從或遠或近的外省前來淘金的。這些外地人都集聚在會館這類地緣性商人社團組織的周圍， 1830年上海已經建立瞭 21傢會館，由此可見上海在經濟上的重要性和凝聚力。最初的同鄉會館接納社會各階層成員，隻要是來自同省或同地區的人均可加入。到瞭 18世紀，會館被商人控製瞭，並試圖和行業公所結閤並行，以體現各地區經營者的經營特色。比如，來自東北和山東的商人結夥從事蔬菜豆類和豆渣餅的批發買賣，寜波商人控製著銀錢業生意，福建商人專門經營糖類和建築木材貿易，而廣東汕頭的商人則走私鴉片。 這些會館公所確保瞭各自經營範圍內貿易的正常進行，在協調上海經濟以及各地區間的經濟發展中起到瞭重要的作用。會館公所還承擔社會責任，開展慈善賑濟活動，有時在會員內部進行，有時則擴展到城市居民社區中。它們的能量和財富到處可見：這些團體購置瞭大片土地用以建造寺廟、會館、殯儀館、墓園和宿捨等來滿足會員們的需要，一般來說這些設施都建立在上海老城外。 依靠嚴密的組織結構和活動能力，上海的商人社會享有相對的自主性，但是麵對清朝的官僚體係，他們並沒有形成一種勢力。政治上的弱勢和經濟上的活躍035形成瞭反比，他們的財富並沒能夠改善他們的社會身份，其地位一直處於清朝官員和上等人階層之下。他們不參與高雅的文化活動，盡管江南文化在清王朝內部具有獨特的地位和政治影響。他們與居住在省府蘇州、主要的市鎮或鄉村的文人精英之間存在著鴻溝。然而這道鴻溝也並非不可逾越，因為有些富商就成功地躋身於上流社會，成為清朝的正式高級官員，不過他們的官位一般都是用金錢買來的，或者是嚮公庫大量捐款的報酬。這種異化瞭的機製繼續遵循著儒傢準則，並始終受到清朝當局的監控，以確保其政權的正統性。 因此，以清朝官員為代錶的政治勢力和由各大會館公所控製的社會經濟勢力之間的關係錯綜復雜。盡管商人團體通常力求閤作，但構成公眾權力一部分的會館公所也常常隨機成為棘手的壓力集團，而清廷官吏則不得不錶示諒解或者靈活處理。到上海來的西方人很難瞭解這個社會和這種官僚體製的運行方式，他們試圖與商人們結盟（如 1843年 11月英國領事巴富爾與顧姓商人達成的協議就非常具有代錶性），同時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尋求官方的支持。 一群身著官服的清朝官員。在右側的公案前就坐的是上海道颱 外國人特定居住區 開埠通商條約給瞭外國人居住權，但對他們的定居形式卻沒有明確規定。外國租界産生於一些地方性協議，這些協議的最初目的是為瞭確定不動産的轉讓程序。此後，這些專用協定卻被用來作為擴展名副其實的殖民飛地的依據。 在上海城牆外開闢洋人隔離居住區的主意齣自上海道颱宮慕久。事實上，隨著口岸的開放，在道颱 *承擔的行政和稅務職權中又增加瞭掌管“夷務”的責任，即處理與外國人有關的事宜。宮道颱是位具有傳統文化修養的儒傢文人，也是位稱職的主管官員。如果他必須公正地執行條約規定和滿足福建、廣東商人與英商做生意的願望，其最大的憂慮是要避免發生任何中外衝突，因為這是清政府最不願意聽到的事。在他看來，最佳方案就是采取隔離外國人的政策，因為與商人不同的是，上海百姓憎恨這些“大鼻子”洋鬼子的齣現，他們曾在 1842年洗劫瞭這座城市，並輕率地使用可怕的洋槍。 因此，上海道颱宮慕久於1845年擬定瞭《上海租地章程》（Land Regulations），允許英國人在一片麵積為 832畝（約閤 56公頃）的地區居住，到瞭 1848年，這塊土地的麵積擴大瞭三倍，達 2 820畝（閤 188公頃）。該地區位於上海城以北和郊區之間，沿著停泊著軍艦和商船的黃浦江邊，北麵和南麵以蘇州河和洋涇浜為界。至於最初以界石為限的西麵，在 1848年則延伸至另一條河流邊—周涇浜（護城河）。 《上海租地章程》對徵用土地和不動産有十分詳盡的規定，主要針對農田和沼澤泥塘，以及散布的農捨、窩棚和墳墓。在付給中國業主賠償金後，外國人可以認為是得到瞭永久性的租約，然而土地所有權歸大清帝國所有，所以租地者必須每年支付年度租金。這些交易都是以個人名義進行的。但是，英國商人很快就被租地的繁雜手續和語言障礙搞得泄瞭氣，他們寜願請英國領事重新代錶他們直接和以農民産業主的名義齣麵的中國行政機構交涉，同時通過領事作為中介人，嚮清政府交納年度土地租金和貨物關稅。這樣一來，英國領事在其同胞眼中就成瞭中國政府的辦事員瞭。 在處理對外事務中，上海道颱宮慕久采取瞭一係列控製“蠻夷”的傳統策略：隔離、集體責任製、接納個彆人進入中國行政機構等。就社會地位而言，安置在城外的英商和來自外省的商人沒有什麼區彆，盡管後者不是“蠻夷”，但對上海人來說都是外來者。猶如福建、浙江、安徽和廣東等地的商人，英國人聚集在獲準居住的區域內建住宅造倉庫，經營管理買賣，舉行宗教儀式，說自己的方言土話，吃異國的食物，組織錶演活動（如跑馬），服從他們自己的法律。英國會館，當時上海人對英商社團的習慣稱呼，“在中國現存的商業組織的範疇內找到瞭適閤她的位置”。 《上海租地章程》中明確規定，華人不得在租界（ Settlement）內購地置産，但沒有具體說明非英籍的西方買主應該遵循的程序。英國領事巴富爾認為，租界應不摺不扣地置於大英帝國的管製下，任何外國人要在那裏居住，都必須經過她的介入，並服從其司法管轄。對於這些說辭，法國人和美國人則不能苟同。觸及這一主題的爭辯很快就促成瞭新租界的建立。 1848年春，法國領事敏體尼一到上海就讓法國國旗在屋頂上飄揚的那幢房屋，其産權屬於天主教傳教士。它坐落在中國政府管轄區內一個建築稀少的區域，南麵是上海老城，北麵是英租界。敏體尼看中瞭這塊地皮，因為它靠近當時的商業中心老城廂和東部城郊。當唯一的法國商人多米尼剋·雷米錶示有意購買土地時，敏體尼馬上嚮上海道颱提齣設立法租界的正式要求。但談判遲遲沒有結果。為瞭分化外國人，行政機構建議敏體尼在英租界內置地，條件是要得到英國領事阿禮國認可。敏體尼氣憤地迴絕瞭這種解決方式：“這是非常不符閤禮儀的事，道颱，您嚮我，偉大的法蘭西民族的代錶，建議購買一塊屬於英國的土地 5。”這件事最終還是得到瞭解決。 1849年 4月 6日，一項公告確定瞭法租界的界址：南至老城護城河，北至洋涇浜，東至黃浦江，西部長度與英租界基本持平。法租界麵積為 986畝（約閤 66公頃），比英租界小很多。英租界擁有寬闊的江岸，而法租界隻擁有一處相對狹窄的黃浦江入口。 根據 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的規定，法國領事像英國領事一樣，享有嚮本國和其他西方僑民租售界內土地的專屬特權，並對界內所有外國僑民行使司法裁判權。開放條約中賦予外國列強領事裁判權的行使條例，甚至成為敏體尼建立法租界的主要依據之一。開放口岸吸引瞭各國冒險傢，包括水手、逃兵、贓物主各色人等，要在他們中維持秩序需要各國領事越來越頻繁的介入，也增加瞭司法權限衝突的風險。敏體尼的做法和幾年前英國領事巴富爾一樣，主張“各方必須留在自己的領地內，在中國當局麵前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但是，美國領事祁理蘊（ John N. Alsop Griswold）強烈反對法租界的建立和其專屬特權的存在。“設想上海有 50來個外國領事，每位領事……都擁有一塊和英國領事獲得的一樣大的地皮……誰能滿足這些要求？”在堅持“利益均沾”這一重要原則的同時，美國人沒有就設立單獨的居住區進行談判。他們中的許多人住在蘇州河以北的虹口地區，形成瞭事實上的美國租界。直到 1863年，在與英租界閤並前幾個月，這個“租界灰姑娘” 8的存在和其居住地界纔正式得到承認。 雙重麵貌的城市 18世紀商貿的發展已超齣瞭上海老城牆的範圍，東部城郊人口逐漸增長。到瞭19世紀，口岸的開放和租界的設立又使城市用地嚮北擴張。新居住區的形式和其間東西、南北走嚮的有規律的道路結構，與老城內縱橫交錯的小巷形成對比。嚮西擴展的這片四方形網狀結構地帶並非齣自城建規劃。因為遵照個人承租土地的規定方法，農村的土地被分割成小塊齣租，於是租藉地就沿著連接田野和小村的陳舊水道、小路的痕跡依次嚮西延伸。 1881年的上海 這些新區的發展速度並不一緻。當時的虹口還沒有任何跨越蘇州河的橋梁，美國商人因此而不滿，他們更願意住在英租界內。於是，他們把這片偏僻而泥濘的區域留給瞭那些身無分文的傳教士。 法租界設立四年之後，還隻是一個空殼。敏體尼的眼光似乎太遠瞭：除瞭多041 米尼剋·雷米外，沒有任何商人提齣新的安置要求。中國農夫依然住在那裏，乾柴泥巴搭建的茅房散布在空地、公墓和低矮的樹叢中。西邊有幾處耶穌教傳教士住地，他們早於租界建立之前就安頓在那裏瞭。法國人的使用區域僅限於江南耶穌會的産權範圍內，麵積約有 7公頃，其中包括敏體尼租用並改建為領事館的那座房子。雷米買的土地就在旁邊。周圍是蔓延過來的貧窮手工匠和商人居住區。在洋涇浜邊上，賭場、煙館和妓院吸引瞭整個閩粵移民社群中的下層社會，使法租界成為“一處危險的巢穴” 。1840年至 1850年間，上海僅有的法國建築就是巴洛剋式的“帶有中國塔頂的希臘廟宇” ；聖沙勿略天主教主教座堂（Cathédrale Saint-Fran.ois-Xavier），和聖依納爵天主堂（église Saint-Ignace）。不過這兩座教堂分彆位於法租界外的董傢渡和徐傢匯，建立在清政府歸還或者賣給傳教士的地産上。 穿過洋涇浜上那座中間隆起的橋梁，就進入瞭英租界。這裏住著英國大商行的老闆和代理人，其中一些人已經在東亞地區經營瞭幾十年，都是些中國人稱為大班（Taipan粵音）的“商業王子”。富有而奢華，他們給上海歐美殖民地的“傳奇性時代”增添瞭光彩，“這些經商的日子留有浪漫的色彩和東方式顯赫的烙印”=。他們是第一批在英租界租地並安置在黃浦江邊的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et Matheson）得到瞭第一塊地，而它的競爭對手顛地洋行（Dent）得到瞭南邊不遠處的第八、第九塊地。幾年之間，外國洋行 >成排的樓群就勾畫齣瞭黃浦江的麯綫。 這批最早的建築既簡潔又不失莊嚴，從加爾各答到澳門到處可見的英印建築042 風格，到瞭上海就被改變成“買辦”風格。由於缺乏建築師，設計圖紙都是由那些不愁錢不缺地的商人自己製定的。主樓一般為兩層樓，聳立在正方形或長方形的大片土地上。圍繞著樓房的是麵嚮花園的寬敞的連拱遊廊，園中英國玫瑰和中國玉蘭、美國鵝掌楸共聚一堂。樓房背後設有一些附屬建築，如廚房、僕人房、馬廄和倉庫。建築物正麵對著黃浦江，與江邊保持著適當的距離。因為 1845年的《上海租地章程》明文規定，在黃浦江和沿江建築之間必須保留一條通道。這是條寬十來米的縴道，如此的泥濘不堪，以緻不穿長筒靴無法前往冒險。各洋行和黃浦江的連接都靠樁基碼頭。後來，沿江通道被改造成外灘大道，成為上海城市規劃的高雅和壯觀的象徵。 1849年的外灘 外灘的最北端是英國領事館，自 1852年起她就占據瞭這塊麵積達 15公頃的絕好的地盤，似乎在那裏看守著英商和大英帝國的利益。其他的公共建築就隻有一座英國聖公會教堂和一個跑馬場。租界的城建工程還隻是從設法滿足英商的需要齣發，並沒有整體的殖民地建設規劃。 1846年成立的道路碼頭委員會（Committee on Road and Jetties）負責加固黃浦江堤岸，奠定未來外灘的基礎，整修道路，同時填平一些殘存的彎彎麯麯的水道（許多道路就是依照這些河流的故道修的），把“主要”乾道的寬度擴大到三米。這些工程的目的是為瞭便於往來於碼頭的貨物的運輸。但該委員會盡量避免增加開支，當時的經費來自微薄的碼頭稅和土地稅。 20世紀初法租界的碼頭（Hachette照片檔案室） 在開埠十來年後，上海的麵貌變瞭。她的麵積擴大瞭，因為增加瞭在理論上是保留給外國人的北部新區。盡管城市擴大很快，但外國居民並不多：1846年隻有百來個人， 1854年的人數增加瞭三倍。這個小小的社群占據著 650公頃土地，已經使用的麵積極為有限，而在上海老城的城牆內卻擁擠著 20多萬人。建立在鮮花錦簇的花園中的歐式寬敞住宅，租界內規則有序的道路網，這些和中國城內擁擠的房屋及縱橫交錯的巷道形成瞭對比。 此時的上海存在著兩座城市，她們被商貿利益聯係在一起，但各自過著自己的生活。是否應該思考和研究西方列強在亞洲建立的殖民城市中首批歐洲人定居的曆史情況呢 ？？從德裏到西貢，人們都可以看到這類具有雙重形態的城市，那裏的當地人和歐洲人的居住區並存著。在上海，中國當局可能比外國領事及商人更希望把中外社團隔離開。對前者來說，目的是為瞭避免文化上的汙染和外交上的糾紛；而後者則是齣於保持他們舒適的生活設施和衛生習慣考慮。然而這種隔離不能抵製日後騷擾上海城的社會動蕩，不能改進老城和租界的關係，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也不能改變清王朝和列強之間的關係。 ……前言/序言
序 記得第一次與白吉爾教授見麵是在 1979年。當時法國國傢科學研究院等單位組織代錶團來華訪問，旨在促進中法兩國的科研閤作交流。齣於對上海史研究的執著，作為代錶團成員的白吉爾教授毅然脫團一天來我院訪問。黃逸峰院長即時組織瞭接待性的座談會，我參加瞭這次座談會。由於找不到閤適的法語翻譯，我還臨時充當瞭英語翻譯。座談結束後，我和白吉爾教授在一個小型院長辦公室專門交談瞭半小時，就雙方當時研究的課題作瞭交流。我告訴她，我正在根據現存的公司檔案資料主編一套英美煙公司在華企業資料匯編。我指齣，中國近代史上的關稅稅率的確定是中外雙方協商、根據外方的要求而定，故被稱為“協定關稅”。就煙稅而言，實際上從清政府到北洋政府直至國民政府時期，中國煙稅是中方根據英美煙公司的要求而定，故應稱為“協定煙稅”。當時白吉爾教授還很年輕，她對能夠得到 73歲高齡的黃逸峰院長兼洋務運動研究專傢的接見，以及年近花甲的《中國紳士》作者和企業史專傢（ 1990年代轉入專門研究城市史）的我相識，錶示非常榮幸。從這次座談會開始，白吉爾教授就成瞭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常客。我從 1984年開始任我院主持工作的常務副院長，1987年轉任院長，1999年始任顧問。在此期間，我一直有幸代錶上海社會科學院接待白吉爾教授。我們因此成瞭好朋友，白吉爾教授也逐漸被西方同仁尊封為“上海人”。現在，體現這位“上海人”多年研究成果的《上海史：走嚮現代之路》的中譯本即將齣版瞭，我感到非常高興。 正如白吉爾教授在前言中所敘，自 1957年首次訪華後，上海就給她留下瞭難以磨滅的印象。這座城市豐富多彩的曆史深深吸引瞭她。此後，她訪問中國至少達 15次之多，基本上以上海為目的地。多年來，圍繞上海史研究所牽涉到的一係列問題，她對中國資産階級、辛亥革命等專題都作瞭深入研究，並陸續齣版瞭《中國資産階級的黃金時代》、《孫中山》等在國際漢學界和中國學界具有學術影響力的專著和數十篇相關論文。孜孜不倦，鍥而不捨，白吉爾教授飽讀世界漢學傢和中國學傢有關上海史研究的論著和各類資料，包括各級研究生的論文，精心鑽研法、英兩國外交部保存的曆史檔案，終於把常年積纍的心得和觀點付諸《上海史》一書的字裏行間，以饗讀者。 關於《上海史》的主題思想和各章的內容結構，該書的前言中已有精闢的歸納和言簡意賅的描述，我無需多費筆墨瞭。在此，我想談談閱讀該書後的感想。近年來，由於上海經濟的飛速發展，這座日新月異的城市重新吸引瞭世界各國的特彆關注，上海史研究也成為國內外漢學界和中國學界的研究主題之一，齣版的專著和論文日益增多。然而，近50年前就起步研究上海史的白吉爾教授，在她的專著中顯示齣彆具一格的鮮明特點： 第一，強調瞭促進上海開埠後迅速發展的原因是上海具有現代性，而不是單純的現代化。從語言結構來看，中文的“現代性”和“現代化”隻是一字之差，外文也隻是後綴不同而已，但這兩個詞的實際意義相差甚遠。現代化隻是錶麵上能看到的東西，比比皆是的高樓大廈、高科技産品等都是現代化的錶現，但這並不錶示擁有這些實物的城市和個人都具有現代性。現代性是現代化在思維和行為上的體現，具有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聯想到今天的中國，在同樣的政治經濟背景下，上海自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起就是全國金融、經濟和工業的龍頭。最明顯的是 20世紀 70年代末 80年代初上海改革開放以來的成績，尤其是 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後，她在最短的時間內就遠遠超越瞭比她早開放的南方經濟特區。有人說是上海的基礎好。好在什麼地方？白吉爾教授畫龍點睛般地指齣，好就好在上海和她的居民具有現代性。 上海居民的構成決定瞭這個城市的特點。除瞭老城廂居民圈外，上海稱得上是個移民城市。為瞭生存和發展，上海人富有適應環境的能力。也正是這種能力，使他們能夠接受西方人帶來的思維和形式，把它們吸收消化，並轉化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猶如橘過瞭淮河便成枳，外國經驗到上海後也走瞭味。這座城市雖然存在著外國租界，華洋雜處，但並沒有像世界上其他殖民地城市那樣喪失自我。她嚮全中國做齣示範：何為洋為中用。在這裏，古老的中華文明和西方的現代文化的相撞是以實用主義的方式來達到平衡的。因為這裏涉及到的主要對象是中外雙方的商人和冒險傢，他們希望的隻是盡快地把各自的謀利手段閤法化。不可忽視的是，在這些接連不斷的撞擊中，上海的本質也發生瞭變化，現代性逐漸融入瞭她的肌體。縱觀上海史，上海人以其從西方人那裏學來的經驗來對抗西方以經濟現代化和社會進步為主體的挑戰，即以現代性來迎擊西方。這座全中國最洋化的城市—“東方的巴黎”，也是民族意識最早覺醒、革命動員最為廣泛的地方。她搭建瞭東西方思想交流的平颱，匯集和包容瞭各種新生事物，中國共産黨就在這裏誕生。 第二，在肯定租界的殖民地性質的同時，強調瞭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近代上海城市發展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盡管租界是近代帝國主義侵華的産物，但它們對現代化上海的形成和發展起到瞭不可否認的作用。由於上海公共租界的檔案已經整理開放，我們對該租界的認識正在深入；而法租界的主要檔案仍未公開，給我們的研究帶來瞭睏擾，因此白吉爾教授對法租界的研究為我們提供瞭重要的綫索。當時各租界的管理方式截然不同，工部局的事務由公共租界當局自行處理，公董局的行政則直接受製於遠在巴黎的法國當局；英美推行的是自由資本主義，而法國崇尚的是1789年大革命以來共和政治的文化價值觀，在實行中央集權製的同時堅持整體利益原則。以具體史實為例，當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開始運作時，工部局決定嚮那些交得起費用的人供應自來水，交不齣的免談；而法租界是由公董局齣麵嚮英商購水，然後通過公共水龍頭嚮租界內居民免費提供用水，包括中國居民在內。 如果說公共租界給上海帶來瞭市場觀念、資本運作、現代科技和企業管理等全新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法租界則提供瞭市政管理、城市建設、宗教保護和公共利益等典型的官僚主義統治樣本。因此公共租界能夠在外灘建立遠東最大的金融貿易中心和創設瞭諸多現代工廠企業，而法租界這個在商場上不算閤格的學生卻能造就更為優越的人文思想環境和海納百川的文化性格。就上海某些現象而言，比如海派文化，是否曾受到法租界思想環境的影響？ 第三，作為西方漢學傢，白吉爾教授研究上海史的著眼點和中國學者不同，她從租界史切入，以點成麵，逐步瞭解整部上海史。她肯定瞭上海人在這座城市發展中傑齣的貢獻，同時也提醒不要疏忽那些曾經把上海當成傢園來建設的外國移民。盡管這些外國人成分復雜，齣發點各異，但他們的確為城市盡過力。白吉爾教授的專著顯示：與公共租界相比，法租界公董局的所作所為似乎更加“無私”些。他們把上海的租界當成法國的屬地來管轄，完全套用法國式官僚主義製度，連租界的行政年度預算都由巴黎規劃製定，由外交部直接派發。為瞭改善生活環境，租界內進行瞭一係列相關的市政建設。這些費用也由公董局負責籌措，不足之處可嚮國內申請支援。至今依舊存在的原法租界內的道路和公用事業設施，多少能反映齣那些外國移民所作的努力。 我認為，在近代上海城市發展史的研究中，過於強調帝國主義侵略、忽視租界對上海發展所起的作用的觀點是不恰當的；而個彆過分肯定租界作用的現象也是值得推敲的。最科學的方式還是像白吉爾教授那樣，注重史實，不偏不倚。 白吉爾教授非常樂意地接受瞭“上海人”的尊稱，在某種程度上她也把自己當成瞭上海人，真切地關注著正在上海發生的一切。衷心希望她的新著能夠進一步促進上海史的研究，與我們攜手共進，為上海史研究的未來作齣更大的貢獻。
《北平記憶：舊都的百年流變》 作者： 陳景和 著 齣版社： 燕山文史齣版社 齣版時間： 2022年11月 --- 內容提要 《北平記憶：舊都的百年流變》是一部深入探究二十世紀上半葉（約1900年至1949年）北平（今北京）社會、政治、文化與日常生活變遷的宏大敘事。本書以時間為軸綫，以空間為經緯，拒絕宏觀政治史的刻闆敘述，轉而聚焦於這座古老都城在劇烈社會轉型期的“微觀肌理”與“日常風景”。 全書的核心關切在於：當“帝製”的軀殼被打破，一個作為政治中心的傳統城市，如何努力適應共和的浪潮、工業化的衝擊以及外來思潮的滲透，最終完成瞭從“京師”到“北平”的身份重塑。作者摒棄瞭簡單地將這一時期視為“沉淪”或“覺醒”的二元對立，而是細緻描摹瞭新舊力量相互拉扯、融閤、碰撞的復雜圖景。 本書的敘事策略是“立體透視”。我們不再僅僅關注政府更迭或重大曆史事件的記述，而是深入到鬍同深處、茶館酒肆、學府圍牆以及工廠車間，去傾聽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北平人的聲音與故事。 --- 第一部分：舊製度的餘暉與新思潮的萌芽（1900-1916） 第一章 帝都的黃昏：清末的最後十年 本章首先描繪瞭紫禁城內外景象的巨大反差。皇城之內，禮儀與等級製度依然森嚴，但對外界的反應卻愈發遲緩。作者通過對“內城”士紳階層日常消費習慣、宗族關係維係的細緻考察，展現瞭傳統精英如何試圖在變革前夜維護其文化上的正統性。重點考察瞭晚清政府推動的“新政”在北平的落地情況，特彆是教育領域的改革對傳統書院和私塾的衝擊，以及第一批由政府派遣齣洋歸來的官員及其子女帶來的西方生活片段。 第二章 共和初立：政治真空下的權力遊戲與城市治理 辛亥革命後，北平成為一個權力真空地帶的中心。本章側重於民國初年軍閥混戰時期，北平地方行政體係的混亂與重塑。詳細分析瞭地方警察製度的建立、郵政和電報等現代基礎設施的逐步完善，以及這些變化如何影響瞭市民的齣行與信息流通。特彆關注瞭袁世凱稱帝逆流期間，城市中知識分子、學生群體以及部分前清遺老的集體反應，通過分析當時的報刊社論和私人信件，還原瞭市民對“共和”這一概念的理解和接受過程中的迷茫與興奮。 第三章 文化的搖籃：教育界的風起雲湧 聚焦於以北京大學（原京師大學堂）為代錶的高等教育機構。本章深入探討瞭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理念如何吸引瞭全國乃至海外的青年纔俊。通過分析當時開設的課程設置變化（如引入社會學、德語、哲學等新學科）以及學生社團的興起，揭示瞭北平如何確立其作為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地位。描述瞭白話文運動在城市傳播的初期阻力與最終勝利，以及白話報刊、小劇場等新興媒體在鬍同中的普及。 --- 第二部分：風暴中的城市重塑（1917-1928） 第四章 五月的呐喊：社會動員與知識分子的角色 詳盡梳理瞭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經過，但重點不在於政治口號的宣揚，而在於運動如何從知識分子圈層擴散至普通市民階層。描繪瞭學生遊行隊伍行經前門大街、西單商場的場景，以及商戶、人力車夫、小販們對此事件的圍觀與不同程度的支持。分析瞭運動後，進步思想通過各種沙龍、讀書會和新型齣版物，開始滲透到城市中産階級傢庭的日常對話中。 第五章 軍閥的盛宴與鬍同的日常 在軍閥割據的動蕩期，北平的城市生活呈現齣一種奇特的“割裂感”。本章描繪瞭由各路軍閥及其幕僚構成的上流社會，他們在東交民巷、西城特定區域舉辦的奢靡宴會、引進的西方娛樂活動（如爵士樂、舞廳文化）。對比之下，本章也細緻描繪瞭中下層市民的生存狀態，如物價波動對米價的影響、人力車夫的工會活動嘗試，以及在政治不確定性下，普通市民如何通過宗教信仰、傳統節日慶典來尋求心理安慰。 第六章 城市規劃的初步嘗試：城牆的命運 探討瞭民國初年，城市建設者們對於北平“古都”身份的認知衝突。一方麵，齣於交通便利和“現代化”的需要，拆除部分城牆的呼聲日益高漲；另一方麵，以林語堂、梁思成等學者為代錶的保護派開始發聲。本章通過考察1920年代初期的城市道路拓寬項目和“新式裏弄”的建設，展現瞭現代城市規劃理念與傳統城市空間結構之間的第一次正麵衝突。 --- 第三部分：北平的現代身份構建與文化轉型（1929-1949） 第七章 東北易幟後的都市氣象：新的權力中心與文化認同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北平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其作為文化、教育和商業中心的地位卻進一步鞏固。本章重點分析瞭“北平”這一新名稱的意義，以及城市文化身份的再定位——從政治首都轉變為文化高地。重點分析瞭“京派”作傢群體的形成，他們如何通過文學作品，捕捉和定格瞭舊都的獨特韻味和市民的溫和性情，如老捨筆下的茶館生活。 第八章 商業的滲透：現代零售業的崛起與傳統店鋪的堅守 本章細緻描繪瞭北平商業版圖的現代化進程。從前門大柵欄地區的傳統老字號（如瑞蚨祥、同仁堂）如何引入現代會計和營銷手段，到西單、王府井等地齣現的第一批百貨公司（如先施、東安）。分析瞭新式廣告、商品包裝和大眾消費習慣的形成，以及這些變化對傳統行會製度的衝擊。通過對某一特定傢族店鋪幾代人的經營史，展現瞭商業倫理的迭代。 第九章 抵抗與堅守：抗戰時期的城市生活 這一部分聚焦於1937年至1945年的淪陷時期。本書采用“韌性生存”的視角，而非單純的抗日戰爭史敘事。詳細描述瞭日據時期僞政權的城市管理措施，例如對糧油物資的管製、對交通工具的徵用，以及對知識分子和文化機構的嚴密監控。重點記錄瞭普通市民（如教師、小職員、手工業者）如何在物資極度匱乏和思想高壓下，通過相互幫助、保留私人藏書、私下教授傳統技藝等方式，維持著城市的文化血脈和生活尊嚴。 第十章 世紀的終點：內戰前夕的物價與思潮 戰爭結束後，北平經曆瞭短暫的“解放”與隨後的劇烈通貨膨脹。本章通過對1947年至1949年間糧食黑市價格的波動圖錶分析，來反映普通市民的焦慮。同時，探討瞭在解放軍即將入城前夕，城市內部不同群體（如國民黨職員、自由職業者、左翼學生）的心態變化。本書以1949年北平和平改編的實現為尾聲，總結瞭這座城市在半個世紀中，如何艱難而深刻地完成瞭從“舊都”到“新城”的身份過渡，並為後續的時代變革打下瞭復雜而深厚的文化基礎。 --- 獨特的視角與價值 本書的獨到之處在於其對“日常性”的執著。它將北平視為一個巨大的、不斷演變的有機體，而不是單純的政治舞颱。通過對市井語言、飲食變遷、空間利用等細微之處的考察，本書為讀者提供瞭一個觸摸曆史溫度的視角，使我們得以理解，在宏大曆史敘事之外，那些具體的、鮮活的個體如何在時代洪流中努力生活、構建意義。它不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提供瞭一幅充滿層次感的、屬於那個時代北平人的生活畫捲。
用戶評價
評分
我通常對曆史書籍持有一種審慎的態度，總擔心過於宏大的敘事會淹沒掉個體命運的微光。然而，這本書的敘事策略著實高明。它巧妙地將宏觀的政治經濟變革與微觀的市民生活、文化風尚變遷結閤起來。比如，書中對月份牌廣告、石庫門裏弄生活的描寫，那種煙火氣十足的細節，讓人對“老上海”的想象不再是扁平化的符號，而是充滿瞭鮮活的人間煙火。我特彆關注瞭其中關於文化融閤與衝突的論述，那是怎樣的一種“海納百川”的胸襟與“中西碰撞”的火花？作者的文字功底紮實，尤其擅長使用富有畫麵感的語言，使得那些塵封的檔案資料也煥發齣瞭新的生命力。讀來讓人不禁思考，在那個快速更迭的時代，上海人的身份認同是如何被重新塑造和定義的。
評分說實話，這本書的學術深度是令人敬佩的，但閱讀起來也需要一定的耐心。它並非那種可以輕鬆消遣的讀物，而是需要讀者沉下心來，細細品味其中引用的史料與嚴密的邏輯鏈條。我對其中對於城市規劃與基礎設施建設的論述印象深刻。從早期的駁岸修建到電報綫路的鋪設，每一步決策背後都蘊含著復雜的政治博弈與資本的驅動。這些硬性的發展脈絡，被作者組織得井井有條，如同精密的鍾錶結構一般，每一步齒輪的咬閤都清晰可見。這種對城市物質基礎構建過程的詳盡梳理，極大地拓寬瞭我對“城市發展”這一概念的理解，它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和多維度。那種嚴謹的考證風格，讓這本書具有瞭極高的參考價值。
評分讀完此書，最大的感受是這座城市骨子裏的那種“不安分”與“進取心”。它似乎從未真正停下腳步，總是在尋求突破與超越。書中對不同曆史時期上海人精神氣質的捕捉，簡直是神來之筆。從早期的冒險傢精神，到後來的精緻市民情調，再到工業革命浪潮中的實乾精神，這種精神內核的流變，被作者描摹得入木三分。我特彆喜歡其中穿插的一些側麵描寫，比如對早期知識分子群體在上海的湧動與思想碰撞的記述，那些關於自由與束縛、進步與保守的辯論，至今讀來仍有振聾發聵的力量。這不僅僅是關於一座城市的曆史，更像是一部關於現代性焦慮與實踐的寓言。
評分這部厚重的著作，初捧在手，便覺沉甸甸的曆史分量，仿佛能觸摸到舊時上海灘那迷霧重重的黃浦江畔。作者以極其細膩的筆觸，勾勒齣瞭這座城市從一個不起眼的縣城，逐步蛻變為國際大都市的漫長軌跡。我尤其欣賞其中對近代列強勢力進入與本地士紳階層反應的深刻剖析。那些關於租界劃分、開埠通商的論述，絕非簡單的年代羅列，而是深入探討瞭權力結構的重塑與社會心理的變遷。讀罷其中關於早期工業化進程的章節，我仿佛能聽見機器的轟鳴與碼頭工人的號子，那種鮮活的生命力與殘酷的生存掙紮交織在一起，令人唏噓不已。它不僅僅是一部地方誌，更像是一部濃縮的中國近代轉型史的微觀樣本，充滿瞭復雜的張力與不容迴避的矛盾。每一次翻頁，都像是在穿越時空的隧道，去親曆那些決定城市命運的關鍵時刻。
評分這本書的結構安排頗具匠心，過渡自然而又充滿節奏感。它沒有陷入那種地方史的瑣碎泥沼，而是始終緊扣“走嚮現代之路”這一核心主題進行闡發。每當敘述即將陷入平鋪直敘時，作者總能適時地引入一個關鍵的人物案例或一個標誌性的事件，瞬間將敘事的張力拉迴到高點。特彆是對特定曆史轉摺點——例如幾次重大危機時期——城市如何展現齣其韌性與適應力的分析，令人深思。這種將曆史動態過程展現齣來的能力，使得整部作品讀起來流暢且引人入勝，絕非那種僵硬的教科書式寫作。它讓我對理解中國現代化的復雜路徑，有瞭一個更為立體和深刻的認知框架。
評分書很好，送貨速度很快。
評分難得的一本學術著作，想真正瞭解上海這座城市不可不讀
評分內容尚可,勉強可讀,如果真的要看上海史,不推薦這本書
評分內容尚可,勉強可讀,如果真的要看上海史,不推薦這本書
評分一座都市的崛起和海納百川的包容精神
評分法國著名漢學傢白吉爾的經典作品，在西方學界影響甚大。
評分應該還可以吧，買迴來還沒有時間仔細去看。
評分法國著名漢學傢白吉爾的經典作品，在西方學界影響甚大。
評分應該還可以吧，買迴來還沒有時間仔細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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