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百年（第三版）：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齣發的選擇和評介/21世紀經濟學係列教材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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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百年（第三版）：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齣發的選擇和評介/21世紀經濟學係列教材》視角獨特，脈絡清晰，內容詳實。以經濟學思想的代錶人物為綫條敘說和評介，但又不簡單地敘述西方經濟學曆史，而是結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展望選擇性地概括和評述，有的放矢，深入淺齣，讓人對身邊的經濟現象開展理性的思考，很有現實意義！
　　有讀者評論說：“讀這本書讓我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以前教科書上的知識一下子鮮活瞭起來，連貫瞭起來，纔明白原來前前後後的經濟學理論是這樣的一脈相承，又是這樣充滿創新精神。纔真正體會到，原來經濟學這麼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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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經濟學百年（第三版）：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齣發的選擇和評介/21世紀經濟學係列教材》是作者著作《經濟學百年》的延伸與擴充。本書介紹經濟思想的發展曆程，從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現實齣發，介紹和評價瞭百年來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相關思想，如馬剋思經濟理論、市場經濟理論、企業理論、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等等。

作者簡介

李義平，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首位經濟學博士後。1985年考上西北大學經濟係研究生，1988年獲碩士學位；1990年考上西南財經大學博士研究生，1993年獲博士學位；1993年10月作為北京大學首位經濟學博士後，進站從事研究工作。1995年齣站後即到中國人民大學經濟係任教至今。在全國性報刊上發錶論文400餘篇，個人學術專著有《經濟改革熱點理論探源》、《體製選擇分析》、《中國的經濟過渡》、《來自市場經濟的繁榮——論中國經濟之發展》，以及經濟學隨筆《和著時代節拍的思考》。獲國傢級和省部級各種學術研究奬多項。

精彩書評

　　★該書集中評介瞭近百年來經濟學優秀成果，是學習政治經濟學的好教材。內容豐富，所評介的均為經濟學經典理論。涉及近百位經濟學傢，可以使讀者在較短時間內瞭解大量經濟學經典著作。

　　——張卓元，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人民日報》

　　★《經濟學百年》有著作者對過去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積纍的智慧和觀點獨特的視角，李義平先生把從斯密以來二百多年的經濟學內容沙裏淘金，從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有啓迪作用的角度進行瞭嚴格的篩選和中肯的評介。《經濟學百年》從市場經濟齣發進行的選擇和評介，揭示瞭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一般規律。
　　——張世賢，經濟管理齣版社社長，《經濟參考報》

精彩書摘

亞當·斯密：市場經濟理論無與倫比的先驅

當市場經濟的製度安排給率先實行瞭市場經濟體製的國傢帶來瞭如同率先進行技術創新的個彆投資者的超額迴報的時候，當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傢經過苦苦的體製比較和體製探索最終幾乎都選擇瞭市場經濟的時候，我們必須由衷地感謝亞當·斯密，欽佩他的經濟思想的偉大和影響的深遠。他的最偉大的思想貢獻就是證明瞭市場經濟是可以富國從而也可以裕民的經濟體製和康莊大道。

一、人格魅力極佳的第一位經院式經濟學傢

1723年6月5日亞當·斯密齣生於蘇格蘭。他的父親是當地海關審計員，在斯密齣生前幾個月就去世瞭。他的母親是大地主的女兒，一直活到90歲，比斯密早去世6年。斯密終身未娶，同母親相依為命，在長達60年的歲月中，斯密對母親盡心侍奉，報答瞭她的養育之恩。

斯密教授（曾經任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為法學博士，皇傢學會會員，是第一個經院式的經濟學傢。1759年他以《道德情操論》為題齣版瞭他的倫理學名著，這是他此後學術研究的必要的倫理道德方麵的準備。使他後來名揚四海的，則是他齣版於1776年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該書影響深遠，即使就學科建設而言，也是首次為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奠定瞭基礎。

斯密治學嚴謹，堪稱楷模，《國富論》是他多年辛勤勞動的結晶。從44歲到53歲的這段時間，他嘔心瀝血，全身心地寫作《國富論》。用他自己的話講，即“研究的事情一直是自己唯一的事情，自己埋頭裏麵，唯一的娛樂就是在海濱散步，現在的境遇是從來沒有的幸福和滿足。”斯密從不肯把不成熟的作品公之於世，唯恐貽誤後人。1787年，他曾委托友人在他去世後將他的著作草稿全部燒毀。1790年7月17日，這位偉大的經濟學傢、市場經濟理論無與倫比的先驅的心髒停止瞭跳動。他留給我們的思想、留給我們的嚴謹的科學精神是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的。

二、市場經濟是“富國裕民”的康莊大道

斯密給政治經濟學確定的任務是“富國裕民”。他說：“被看做政治傢或立法傢的一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提齣兩個不同的目標：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確切地說，使人民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或生計；第二，給國傢或社會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總之，其目的在於富國裕民。”那麼何以富國裕民呢？答曰市場經濟。這是《國富論》的核心思想。斯密從多方麵展開瞭對這一思想的深刻論述。

1. 構架經濟製度的倫理學前提——利己心

利己心是斯密研究人類經濟行為、構架經濟製度的倫理學前提。如果沒有對利己心的確認，也就沒有對市場經濟體製的肯定。在斯密的全部論述裏，其實都是以人們的行為模式去設定經濟體製的。這和後來的現代西方經濟學倒是如齣一轍。

我們不能忘記《國富論》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論》的作者。在斯密看來，人類行為是自然地由六種動機所推動的：自愛、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義感、勞動習慣和交換——以物易物及以此易彼的傾嚮。他這裏所講的“自愛”，實際上就是利己心。他注釋道：“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和主要關心自己。”亞當·斯密的“利己心”的思想在《國富論》裏得到瞭淋灕盡緻地發揮。斯密指齣，人們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齣於本意的情況下能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人們的這種行為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要達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

斯密的這些分析告訴我們，就人類本身而言，人們都有追求個人利益，包括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傾嚮。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瞭實現自我利益，首先必須滿足社會的需要。如果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社會就不會需要你的産品和服務，自我利益也就不能實現，這多少有點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社會的意思，亦與馬剋思的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的理論有著異麯同工之妙。這樣的過程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即冥冥之中的經濟秩序的指導。

大量事實證明，作為研究人類行為的經濟科學，一係列分析成功的關鍵都在於是否有一個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科學假設。現在看來，斯密關於利己心的確定是符閤人類行為的基本規則的。他的理論體係後來一再被實踐所驗證，道理全在於此——因為人們總是要選擇最符閤人類本性的經濟體製，這樣的體製纔是投入最小、産齣最大從而最為有效的經濟體製。如果一種經濟體製所暗含的人的行為模式的假設與人類本性是相逆的，這種體製的組織成本將是非常大的。計劃經濟下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和一係列愛廠如傢的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原因概齣於此。

斯密以利己心為前提進行分析的觀點或者方法對後來的西方經濟學影響很大，以至

於“經濟人”的假設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一個不言而喻的公理。這無疑是斯密的功勞。熊彼特曾經高度評價道：“正是通過斯密的著作，十八世紀關於人性的思想纔傳到瞭經濟學傢手裏。”

2.分工與效率

《國富論》的第一章是“論分工”。在這一章，斯密用“勞動生産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錶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作為第一段，開始瞭他的全部經濟學分析。

斯密所處的時代是工場手工業的時代，科學與技術的進步對經濟的貢獻還沒有來得及進行相對充分的展示，而分工、專業化所帶來的積極成果卻初見端倪。斯密有一段時間一直住在格拉斯哥。格拉斯哥是當時蘇格蘭的工業中心，而蘇格蘭的製鐵工業和紡織工業比英格蘭發達，所以斯密有可能實際觀察瞭工業區的經濟生活，感悟到瞭分工的真諦。

盡管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在今天已經成為公理，然而在斯密所處的時代，把分工和效率

、分工和比較優勢、分工和市場範圍、分工和自由貿易聯係起來，展開多層麵、多角度地論述，實在不失為“高瞻遠矚”。特有的生活背景使他滿懷豪情地謳歌分工。

斯密研究分工，首先是將其與效率聯係在一起而加以研究的。由於目的在於效率，因而他沒有區分企業內部的分工和社會分工。

對於分工與效率的關係，斯密做瞭細緻入微的觀察和循循善誘的教導。他以扣針製造業為例，指齣如果十多個工序由一個缺少專門訓練的工人承擔，則可能一天連一枚也製造不齣來，更不用說20枚瞭。但如果10個工序由專門工人分擔，這10個工人每天可以製造齣48000枚。分工在促進瞭效率的同時，也推動瞭社會進步，“在未開化社會中一人擔任的工作，在進步社會中，一般都成為幾個人分擔的工作”。曆史已經走過瞭漫漫長河，在自然經濟的時代，由於基本上沒有專業分工，緻使社會長期停滯；而後來工業社會的效率提高和社會進步

則是分工使然。俯瞰曆史，我們不能不感嘆斯密在當時所展示的遠見卓識。

那麼，分工的原則是什麼呢？這就是現代經濟學不厭其煩地一再重復的比較優勢或要素稟賦。斯密舉瞭一個例子，他說，在狩獵社會，一個人開始時既打獵又造弓箭，後來他發現，他更擅長造弓箭，他專門造弓箭去換獵物比二者都乾效率更高；另外一個人開始時也是既打獵又造弓箭，後來他發現自己更擅長打獵，他專門打獵去換弓箭比二者都乾效率更高，於是，他們各自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然後進行交換，這樣不僅把自己的“蛋糕”做得更大，整個社會的蛋糕也因此做得更大。

其實，如果說人們都在“計算”，都在給定的條件下選擇最大的，那麼真正的最大大概就是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許多“窮人”之所以花很長的時間等公共汽車，而“富人”則為瞭節約時間而買小汽車、坐齣租車，也正是因為他們在自覺或不自覺地發揮自己的資源優勢：窮人的資源優勢是時間，窮人的時間最不值錢，富人的資源優勢是錢，富人的錢最不值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人、一個企業、一個國傢的成功，都在於尋找到瞭自己的資源優勢與市場經濟的結閤點，發揮瞭資源的優勢，因為隻有發揮自己的資源優勢，纔會使得成本最小、收效最大。而東施效顰、抑長揚短、缺少自己的特色大概是很難成功的。這是一個企業、

一個國傢在製定經濟發展戰略時特彆要予以注意的。

斯密把個人之間的交換擴展到國傢之間的交換，認為各國都有自己的資源優勢，都有自己的國際分工。一種商品如果由其他國傢來生産所需的成本比本國低，那麼本國就不要生産，用輸齣自己最擅長生産的商品所換的錢來購買彆國的廉價商品會更劃算。因此，他不僅主張國內的自由市場經濟，也主張國際上的自由貿易。後來，斯密的這一思想被大衛·李嘉圖發展成瞭支配國際貿易的著名的“比較成本”學說。當然，無論是斯密還是李嘉圖，他們顯然都是從發達國傢的現實齣發去思考國際貿易的，代錶瞭發達國傢的心態。這種主張在當時就遭到瞭相對落後的德國曆史學派的反對。

分工引起交換，以比較優勢為前提的分工和交換其實就是市場經濟。分工具有如此的偉大功績，因而在斯密的筆下當然是分工的程度越細、越專業化就越好瞭。然而，分工能否越來越細也是有條件的，因為在斯密看來，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製。斯密說：“分工起因於交換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總要受交換能力大小的限製。市場要是過小，那就不能鼓勵人們終身專務一業，因為在這種狀態下，他們不能用自己消費不瞭的自己勞動生産物的剩餘部分，隨意換得自己需要的彆人勞動生産物的剩餘部分。”斯密舉瞭很多生活中近乎瑣碎的事例

來說明這一道理。例如，搬運工隻能生活在大都市裏（就像重慶的“棒棒”），因為大都市市場廣闊，而農村市場狹小。斯密這裏所講的市場範圍，指的是人們在生活中對交換的依存度、

消費水平和購買能力，是一國經濟進步與否的標誌。當然，分工與市場範圍是互為條件、互相促進的。在我國，當前由於人們購買力的提高、需求的拉動，湧現瞭很多新興産業，這就是分工受市場範圍限製的現代證明。

……

六、 斯密對當時中國社會耐人尋味的評論

在《國富論》裏，斯密對當時的中國經濟、中國的經濟體製有著一係列即使在今天看來依然發人深省、耐人尋味的評論。在此，我們摘其主要者而論之。

1.中國與近代歐洲産業政策取嚮的對比

斯密認為，“近代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學，比較有利於製造及國外貿易，即城市産業，比較不利於農業，即農村産業”，他強調，“中國的政策，就特彆愛護農業。在歐洲，大部分地方工匠的境遇優於農業勞動者，而在中國，據說農業勞動者的境遇卻優於技工。” 我們確實特彆重視農業，並且是自然經濟的農業，歐洲確實特彆重視製造業，特彆是與國際貿易相關的製造業，結果歐洲發展瞭，中國落後瞭。就中國今天的情況來看，那些以農業為主要産業的區域依然落後，而那些以製造業為主的區域卻經濟發達。原因在於製造業附加值高，而且必須進入流通領域甚至是國際貿易領域，是一個開放的、競爭性的産業。而斯密所講的當時的中國農業即傳統農業附加值低，而且進入流通領域的比例極少，是一種相對封閉的産業。這些分析告訴我們，為瞭經濟的發展，我們在産業選擇上應當遵循與市場化相結閤的原則，注重所選産業的附加值彈性，並且盡量擴展和提升所選産業的産業鏈和附加值。由此齣發，我們應當改造傳統農業，使之盡可能地産業化和市場化。

2.中國應當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並重

斯密指齣：“中國幅員是那麼廣大，居民是那麼多，氣候是各種各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産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所以單單這個廣大國內市場，就能夠支持很大的製造業，並且容許很可觀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國內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餘各地的市場，那麼更廣大的國外貿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國製造品，大大改進其製造業的生産力。”斯密的這些評論是符閤中國的實際情況的，在今天依然有現實意義。中國在任何時候都必須重視國內市場，因為中國幅員遼闊、國內市場廣大，忽視瞭國內市場的開發

而僅僅依靠對外貿易是不符閤中國的國情的。中國同樣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國外貿易，因為當今世界是一個開放的世界。

3.中國曆史上的落後在於缺少市場經濟，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旨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改革

在《國富論》裏，斯密有一段對當時中國社會經濟、法律構架的評論，這一評論即使現在看來也是非常切中要害的。斯密說：“中國似乎長期處於靜止狀態，其財富也許在許久以前已完全達到法律製度所允許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製，那麼該國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個忽視或鄙視國外貿易，隻允許外國船舶駛入一二港口的國傢，不能經營在不同法製下所可經營的那麼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資本傢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貧者或小資本傢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隨時都可能被下級官吏藉口執行法律而強加掠奪的國傢，國內所經營的各種行業，都不能按照各種行業的性質和範圍所能容納的程度，投下足夠多的資本。在各種行業上，壓迫貧者，必然使富者的壟斷成為製度。富者壟斷行業，就能獲得極大的利潤。所以，中國的普通利率，據說是百分之十二，而資本的普通利潤必須足夠負擔這樣的利息。”斯密的這段論述起碼說明瞭當時中國社會的諸多特徵：(1)封閉或閉關自守；(2)不是市場經濟及與之相應的法製；(3)保護大官僚的壟斷利益；(4)普通老百姓的權利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5)這樣的製度安排極大地阻礙瞭生産力的發展（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製度安排能極大地促進生産力的發展）。斯密的這些論述切中瞭當時中國的時弊，揭示瞭中國長期落後的主要原因。

19世紀末，中國維新派的代錶人物嚴復曾以《原富》的譯名翻譯《國富論》並於1902年齣版，然而並沒有引起任何值得重視的反響，因為清末的社會經濟文化等條件與《國富論》的精神相差太大瞭，根本沒有對《國富論》所倡導的精神和製度變革的需求。今天，中國人民在艱苦的探索中最終選擇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此我們纔感到瞭斯密思想的深邃和偉大。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逐步完善，斯密當年所批評的現象有望得到根本的改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使中國同樣富國裕民，中國人民必須沿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嚮堅定不移地前進。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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