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13
图书简介[ - ] |
本书为辛亥革命时期杭州史料的汇集,由杭州文史研究会、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浙江图书馆联合选编,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浙江省民国浙江史中心所藏的汤寿潜档案(全十四册);二、清末浙江资议局的相关文献,包括:筹办章程、报告;议员写真;历届会议的议事录、速记录、建议案、议决案、议员质问书等。这些文献,系首次披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序 孫忠煥 一百年前,中國發生了辛亥革命,這是近代中國的一次巨變,具有深遠的影響。它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和思想解放。從而,民主政治的意識漸漸融入到各個階層,中國社會進入了現代化道路的新階段。一個世紀,歷史的煙雲已然散去,然而辛亥革命的豐功偉績卻歷久而彌新,那段多姿多彩的歷史仍然值得我們不斷地探索、研究。為此,杭州文史研究會、民國浙江史研究中心和浙江圖書館精心策劃,從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角度出發,從各地搜集到浙江諮議局和湯壽潛的絕大部分史料,出版了這部十冊的《辛亥革命杭州史料輯刊》,可謂用意深遠。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國家積貧積弱,面臨著嚴重的內憂外患,有識之士力謀變革。受西方侵略日益加深的刺激和“西學東漸”的影響,國民愛國熱情高漲,要求清政府實行“民主憲政”,進行政治改革。各地要求清政府實施民主政治的運動風起雲湧。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清政府於一九○六年九月宣佈實施“預備立憲”。由此,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出現了模仿西方地方議會的諮議局。這是中國歷史上d一個民眾可參與地方政治的議事、諮詢機構。 在諮議局會議上,地方代表以提交議案的方式,圍繞立法、保護國家主權、彈劾官吏,以及發展教育、農林、實業等事務,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力。諮議局的議政實踐,提高了議政代表的民主意識和參與地方事務管理的水準,促使各地方代表和立憲團體在政治上逐漸成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憲政思想的傳播,為中國民主政治的起步打下了基礎,也在社會政治、思想動員方面推動了辛亥革命運動的發展。浙江諮議局成立於一九○九年,活動頻繁,在全國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浙江諮議局及其各項活動,在辛亥杭州光復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 在二十世紀初年的浙江以至全國,湯壽潛無疑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歷史人物。湯壽潛,杭州蕭山人,清末民初著名的思想家、立憲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辛亥前後浙江和杭州地方政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領導了拒款保路運動和立憲運動,在浙江及全國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也推動了浙江的社會和思想潮流向著民主的方向前進。他也因此成為那個時代浙江z有聲望的人物。在辛亥革命後,他成為浙江軍政府首任都督,從立憲派變為民主共和政治的推行者。他的歷史貢獻,遠遠c越了其浙路公司總理和預備立憲公會副會長的身份,他所領導的浙路風潮,不僅捍衛了國家主權,加速了浙江社會各個階層的整合,更促進了浙江民眾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國家主人翁意識的覺醒;他所領導的立憲運動,不僅推動了浙江的政治變革,也對浙江民眾起到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啟蒙作用。 本書收錄的浙江諮議局史料的全部和湯壽潛、浙路公司史料的絕大部分,為d一次公開出版,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對解讀辛亥前後浙江和杭州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的內容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們組織整理出版這批史料,對人民政協也有一定的現實借鑒意義。人民政協作為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既是我國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我們開展中國民主政治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可以為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提供歷史參考。 是為序。 二○一一年七月於杭州 (作者係杭州市政協主席、黨組書記) 前言 湯壽潛和全浙鐵路公司以及浙江諮議局,三者關係緊密。 研究它們,是理解辛亥革命前夕浙江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關鍵。湯壽潛是全浙鐵路公司的靈魂人物,他發起和領導了清末影響極大、持續時間頗長、涉及民眾眾多、社會動員廣泛的拒款保路運動,他也因此成為那個時期浙江z有聲望的人。毫不誇張地說,湯壽潛和他領導的全浙鐵路公司,是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西方勢力、傳統士紳、廣大市民、新型知識份子、立憲派、革命黨等社會各方面的聚焦點,是新舊階層整合的黏合劑。一九○九年,浙江諮議局成立。諮議局雖被清廷限定為行政官廳的諮詢機構,但是議員們主體意識強烈,以之為代議獨立機構,在賦稅徵收、教育普及、經費籌措、預算審議等方面與行政官廳展開激烈的鬥爭。浙江鐵路關係浙江民生,自是他們關注的重要議題。為了維護民眾權益,他們不惜與浙江巡撫決裂,以罷會停議加以抗議。 早在一八九八年,英國怡和洋行代表英銀公司同清鐵路公司總辦盛宣懷訂立蘇杭甬鐵路草約,獲得該路的修築權。草約簽訂後,測勘工作一直沒有進行。一九○五年七月,浙江紳商在上海議決成立浙省鐵路有限公司,湯壽潛擔任總理,決定自築鐵路,但是遭到英方的阻撓。為了解決紳商和英國的爭端,一九○七年十月,清政府外務部拋出所謂“擬分辦路、借款為兩事”的方案:“路由中國自造,除華商原有股本盡數備用”。此方案一出,輿論大嘩。 各個階層在挽回利權、愛國圖存的共同旗幟下,採取集會抗議、通電政府、輿論抨擊等方式進行抗爭。同年十月二十二日,杭州首先創立國民拒路會,並將主持此項借款的汪大燮等四人開除浙籍。蘇州、紹興、寧波也相繼成立拒款會或拒約會。各地學校相繼聚眾抗議。留日學生十分關注此事,十一月二日東京同鄉會召開臨時緊急大會,決定派四人至杭協辦拒約會。民眾的抗議,使得清政府頗為緊張,十一月十二日電寄兩江總督端方等注意防止民變,“現在人心不靖,亂黨滋多。近因蘇杭甬鐵路一案,各處紳民,紛爭不已。難保無該黨匪佈散謠言,從中煽惑,陽藉爭路為名,實則陰懷叵測”《清實錄》第五九冊,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版,第六八六頁。。迫於各方人士的壓力,署浙江巡撫信勤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代奏浙江十一府紳士要求自辦鐵路、不借外債的公呈。三天后,在杭州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浙江全省拒款大會。大會組織者不希望此次會議僅以抗議政府告終,而是更有深層用意,他們組織各個地域、階層的人士會商,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近於地方會議性質,外府縣各廳州縣代表限定十人以內(計須七百八十座)。其他為官紳(如王中堂、柏研香)、商(商務總會)、學(如學務公所議長、教育總會議長)、軍(如d一標、二標統及督練公所)、僧教育會、勞動界(如挑夫代表)、宗教界(如教會學堂),及旅滬學會代表、蘇路協會代表、蘇浙兩公司總副理,後者均需另備專座,惟女界尚未議定。”《浙江保路會會長王廷揚致沈瓞民信》(一九○七年十一月),載沈瓞民:《浙江拒款保路運動的群眾鬥爭及其他》,《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內部出版)。 這場保路拒款運動,雖由立憲派湯壽潛等人主導,但是革命黨人亦參與其中,並希望通過這場運動宣傳革命思想。在東京的光復會總部曾電浙江保路會,除表支持外,還提出“拒馮(馮汝騤,浙江撫台)、留信(浙江藩司信勤,此人對保路運動尚贊成,故東京電擬留他任巡撫)、救濟(東京派留學生回國活動,到杭時,要保路會接濟經費)”的辦法。東京光復會也屢電在滬會員,擬借保路運動,謀劃浙江光復事業。同盟會在這場運動中,也有所行動,後來為浙江光復中z主要新軍將領之一的顧乃斌,接受東京同盟總會的指令,將二千份有抵制政府之內容(不完糧、不納稅、謀浙江獨立)的印刷物,在會場分送。軍界人士認定盛宣懷為賣路罪人,十分痛恨。一九○八年春,大學士王文韶去世後出殯,夏超、顧乃斌等人聽聞盛宣懷來杭州弔唁,決定在西湖旁邊的盛家住宅等候,對其進行羞辱,後因其未來,遂有燒盛莊的計畫顧乃斌:《浙江革命記》,載《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選輯》,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五○一頁。 這場拒款運動雖未完全達到目的,但是直接導致了各個階層的動員和整合,使得相對封閉的新軍較為廣泛地參與其中,促進了軍界和政界、學界等各方面人物的交流。如在浙江自治運動中十分活躍的士紳褚輔成也就在此時與軍界相熟。此後他一直參與軍界的密謀反清計畫,在一九○九年成為諮議局議員後,儼然成為商紳代表與新軍合作的橋樑。 一九一○年八月,浙路公司總理湯壽潛激於盛宣懷新任郵傳部右侍郎一職,憤而上書軍機處,對其進行彈劾。清廷反應迅速,第二天就將湯氏“即行革職,不准干預路事,以為沽名釣譽巧於趨避者戒”。憤怒的江浙立憲派指責清廷的舉動違背商律,立即採取各種手段進行大規模抗議。與一九○七年拒款抗議不同的是,此時的浙江已經有了民意的大本營——諮議局,能與官府直接對話,並具有合法鬥爭的權力。 諮議局的成立是清末新政開展的結果。十九世紀末以來,受到西方侵略日益加劇的刺激,國內民族主義運動高漲。新的社會團體、知識份子群體和報刊紛紛鼓吹民權,激勵國民參與政治。一九○三年,俄國拒絕從東北撤兵,掀起了二十世紀初民眾抗議示威的d一次高潮。在拒俄運動中,留日學生反應z為強烈。他們看到清廷在俄國層層進逼之下屈辱地退讓,看到日本能在短短時間內迅速崛起,意識到凝聚民眾力量的地方自治無疑是救亡圖存的大道。他們所辦的各類報刊,竭力鼓吹地方自治的意義,希望能在國內掀起地方自治的浪潮。浙江在日留學生所辦的《浙江潮》無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九○三年二月的d一期“發刊詞”就言道:“欲爭自由,先言自治”。第二期發表的《敬告我鄉人》,直言“中國之改革實業,其前途之z有望者,莫過地方自治者”,強烈呼籲浙人勇於衝破藩籬,擔負地方自治的重責。浙人的呼籲,很快得到國內開明官員的回應和支援。兩位浙江官員孫寶琦和沈家本分別在一九○四年和一九○五年上書政務處,主張地方自治。前者主張地方選舉士紳組成“公議堂”,“破除壅敝之積習,冀決是非於公論,使營私罔利之官吏無所竊其威福,使草野之愚民皆得涵濡”《出使法國大臣孫上政務處書》,《東方雜誌》d一卷第七號(一九○四年)。;後者建議中西結合,在傳統鄉官基礎上,相容西方地方自治制度,鄉鎮成立“鄉社”,府縣成立議會《附沈侍郎原折二節》,《東方雜誌》第二卷第十二期(一九○六年)。 一九○五年日俄戰爭結束,國人普遍認為日本的取勝就在於立憲的實施。受此刺激,立憲思潮席捲朝野。清廷也反應迅速,同年七月就決定派出五大臣出國考察政治。他們歸國後,竭力鼓吹立憲,而期間內外官僚也紛紛主張立憲。一九○六年九月一日,清廷頒佈上諭,宣佈預備立憲。經過多年的研究討論,各級官員和開明士紳逐漸達成共識:地方自治是立憲的基礎和先導。地方自治也從民間的思潮經過官方的認可,變成制度而實施。清廷相繼發佈鄉鎮、州府縣地方自治章程及選舉章程。在此基礎上,z終促成了省級諮議局的成立,建立起向地方議會過渡的機構。 一九○八年十月,浙江省諮議局籌辦處成立,對全省民眾進行選舉資格調查,編定選舉人名冊。按照章程規定,各省議員名額由學額及漕糧數量決定,浙江的省議員人數是一百一十四人,位居直隸、江蘇之後,居全國第三位。此外,為了照顧旗人的利益,浙江又增加杭州、乍浦兩駐防地的旗額議員三人。這樣,z終浙江的議員人數是一百一十七人。在選舉方法上,清政府仿效日本,採用間接選舉。選舉者初選出一批候選人後,再由這一批候選人互選選出議員。一九○九年六月初,浙江省開始初選,七月十七日,進行複選。獲選議員年富力強,年齡以三十至三十九歲者居多,占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多。一九○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浙江諮議局召開預備會議,選舉沈鈞儒為暫定正議長,陳黻宸和陳敬第(叔通)為暫定副議長。一九○九年十月,d一屆常年會開幕,設立議長一人,副議長二人,陳黻宸當選為議長,陳時夏、沈鈞儒為副議長,並選舉常駐議員二十四人,會議期間通過二十七件議決案。一九一○年十月,第二屆常年會召開,通過二十三件議決案。但因在審議宣統三年預算案問題上,諮議局與浙江巡撫產生矛盾,z後雙方在閉會前的z後一天達成妥協,決定召開臨時會。一九一一年一月,第二屆常年會d一次臨時會召開,再次審議預算案,並通過二十項議決案。 需要指出的是,浙江諮議局中具有留日背景的議員極其活躍,浙江嘉興人沈鈞儒的經歷即能說明此點。在一九○四年中進士後,沈鈞儒簽分法部主事,一九○五年即被清廷派往日本留學。在日期間,他深受日本憲政運動的影響,積極參與預備立憲運動,一九○七年五月向政府提交《民選議員請願書》。回國後,他積極參與浙江地方自治運動,並當選為浙江諮議局副議長。而在對清廷的立憲舉動失望後,他又很快就與各方政治勢力聯繫,投入光復浙江的行動之中沈鈞儒:《我的生平》,載《沈鈞儒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五一四—五一五頁。。留日背景的議員雖非占主體,但是極為活躍。兩位副議長陳時夏、沈鈞儒都曾就讀於日本法政大學;又如褚輔成、阮性存等人是議員中的骨幹力量,他們具備現代法政知識,年富力強,主導著諮議局的前進方向。同年浙局推選赴京的資政員,浙局共有十四個名額,留日議員就佔九位,佔據了多數。相比於他們自身在浙局的人數比例,反差更為明顯。 浙江諮議局議員在會議中與官府交鋒毫無退縮,言詞堅定,彰顯代議機構的主體意識,體現出集體的力量。議員們的行為,令保守官員非常不滿,大學士陸潤庠言道: 諮議局之設也,所舉皆不諳掌故之議員,逞臆狂談,箝制當道。督撫不得而禁之。其甚者,借籌款之名,魚肉鄉里;竊自治之號,私樹黨援。上年資政院開議,竟至戟手謾駡,藐視朝廷。以辯給為通材,以橫議為輿論,眾說沸騰,莫可究詰。《清實錄》,第六○冊,d一一二七—一一二八頁。 他的奏議,是為了聳動當局查禁諮議局,不無誣衊之詞,但是講到議員們“眾說沸騰,莫可究詰”,確也是浙江議員們的寫照。 浙江諮議局與浙路公司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湯壽潛曾被選為議員,因路事繁重而辭任,但這並不影響他在諮議局中的號召力。一九一○年八月湯壽潛被清政府罷免總理職務,且不准干預路事。民眾反應強烈。諮議局將湯壽潛被罷職視為緊要事件,呈請巡撫增韞召集臨時會,遭到拒絕。十月三日,諮議局第二屆常年會開幕,立刻變更原有的議事安排,通過了要求清廷收回革湯成命的陳請書。議員議決後呈請撫院代奏,並於即日停議待奏。增韞不允,從十月六日到十九日連續五次行文諮議局,要求開議,但都被拒絕。此後雙方的爭執日益加劇《陳黻宸致醉石弟》(一九○九年九月底),載陳德溥:《陳黻宸集》(下),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版,d一一五一頁。。增韞不甘示弱,援引諮議局章程,以“逾越許可權,不受督撫勸告”為由,兩次致函浙局,處以停會共六日的懲罰。 清政府在浙路屢次觸及浙江民眾的底線,而同時期國會召開日期的一再拖延,更是羞辱了各個階層的民眾,進一步促使諮議局和革命的新軍更加緊密地合作,清廷已徹底喪失民心。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義後,諮議局議長陳黻宸與他的學生馬敘倫、湯爾和及議員樓守光等人決定掌握武裝,以備不測。他們聯合了商會紳士發起提議,在諮議局通過後,公推湯壽潛和陳黻宸任民團正副總理,並請巡撫下照會。同時與湯壽潛的門生、督練公所總參議袁思永溝通,請求撥給新式武器。只是z後增韞有所察覺,並未同意馬敘倫:《我在六十歲以前》,北京:三聯書店,一九八三年版,第二九頁。。 此時在上海的陳其美、黃郛等同盟會會員或親自赴杭,或頻頻派人與浙江新軍接洽,決定軍事方面由顧乃斌、朱瑞領導,而政治方面由褚輔成聯絡諮議局兩位副議長陳時夏、沈鈞儒,議員張傳保等人涉及籌備褚輔成:《浙江辛亥革命紀實》,載《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d一五五頁;沈鈞儒:《辛亥革命雜憶》,載《沈鈞儒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七○四頁。。十一月五日淩晨,新軍在顧乃斌、朱瑞等人的統領下,十分順利地光復了杭州。經革命黨人討論,d一任都督由深孚眾望的湯壽潛擔任。浙江各地受杭州光復的影響,紛紛獨立。浙江的光復終呈水到渠成之勢。 關於本書的編輯情況,有幾點需要說明: 一、本次影印出版的湯壽潛和浙路公司資料,系源杭州師範大學浙江省民國浙江史研究中心所藏的“湯壽潛檔案”。湯壽潛z小的孫子湯彥森先生除了將“湯壽潛檔案”原件捐贈給浙江省檔案館外,也將其原件的影印件捐贈給浙江省民國浙江史研究中心。一九九三年,政協浙江省蕭山市委員會文史工作委員會整理出版了《湯壽潛史料專輯》。該書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後人對湯壽潛的研究文章、年譜和相關史料的摘錄;一部分是湯氏的論著、奏章、函電、信札等等,多取材於湯彥華、湯彥森等湯氏後裔贈存浙江省檔案館的資料。但或許是出於篇幅的考慮,出版的只是贈存材料的一小部分。本書與《湯壽潛史料專輯》有些許的重合,如《憲法古義敘》、《辭授滇臬乞養陳情折》、《擬上攝政王書》等等,但絕大多數是d一次公開出版。本資料的影印出版,有利於推動湯壽潛和浙江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是對湯彥森先生的一個紀念。 二、關於影印本和點校本的區別。點校本自然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但這畢竟是原始版本上的再次加工,即使勤加校勘,仍可能百密一疏,給閱讀者呈現出錯誤資訊。僅以文字錯誤而言,就會存在幾種可能:或是點校者認錯字,或是打字員輸錯字,或是原版本就已寫錯字,而點校者並未檢出,以訛傳訛。 三、湯壽潛和浙路公司資料龐雜,編排體例并不完全一致。原因在於,浙江省民國浙江史研究中心接受“湯壽潛檔案”之時,該檔案已編次定冊。為尊重資料原貌,現均據原編次定冊的順序影印,并剔除了部分重複的函件。 四、浙江諮議局的資料來自浙江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的館藏圖書,以時間順序排序。其中收錄的抄本和油印本,部分與鉛印本內容重合,考慮到歷史資料的珍貴性,亦一併收錄。 二○一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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