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县事:14至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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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滔,佐藤仁史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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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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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介绍

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8095653
版次:1
商品编码:11573895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4-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16
字数:240000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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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描述

内容简介

  《嘉定县事:14-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滔和日本一桥大学准教授佐藤仁史合著,是两位作者基于共同研究旨趣的十几年合作研究的阶段成果。全书以雍正之前的嘉定县境作为研究地域,研究时段则主要涵盖明清到民国初,前后约500余年时间。
  虽冠名以“嘉定县事”,却并非将视野局限于一县之事,举凡明清时期赋役、财政、市场、水利、地方行政等领域,皆有所涉及。每一章均具有鲜明而相对独立的问题意识,合在一起,又相互关联,旨在把双方在嘉定乃至整个江南的历史脉络下作一直接呈现,可以彰显中日学者对固有学术范式的追求和跨越以及处理具体学术问题时采取的不同路径。贯穿全书重要的一条主线是赋役财政制度的变迁。与明代江南其他府县所面临的情况相似,永乐北迁后,因运输费用激增,嘉定县面临着沉重的财政压力。宣德正统间,应天巡抚周忱一系列改革,大大舒缓了当地的民力。嘉定县西南乡的“六区三扇”和邻近的昆山“三区”等处率先享有改纳官布的特权,加上官布一度不入考成,无形中给当地社会增添了更大的实惠。由此,嘉定县出现了植棉业蓬勃发展的趋向。但是,植棉业所需特殊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反过来造成吴淞江水利系统的逐渐荒废,进而引发了进一步的改革诉求。万历间,在朝野乡宦和耆老乡贤的不懈努力下,终于获得全县漕粮全部折银的特权。嘉定县以棉业为主的社会经济结构从此愈发固定。或许是这次赋役改革的步调有些过大,自明末起,当地常常作为制度规定的特例被刻意“遗忘”或者被格外“关照”,而针对每一次赋役调整的具体应对,都在本地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成为了解地方历史脉络重要的线索之一。赋役改革的多面效应并不仅仅体现在从折布到折漕这一过程之上,当地的均田均役改革也显示出类似的面相。透过对“折漕”和“夫束”两大县政问题的细致讨论,《嘉定县事:14-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将深刻反思传统社会州县行政的运作机制及其近代转型。
  《嘉定县事:14-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的另外一条主线是探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的发育机制,以此为基础,尝试对南翔、安亭等市镇的空间历史进程进行初步的复原。早在宋元时期,嘉定附近的沿江沿海地区就已有较为发达的商业,《嘉定县事:14-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一至三章的研究将表明,明代嘉定县境内主要市镇的兴起另有其因。从大的制度背景看,宣德正统间,应天巡抚周忱在苏州府的嘉定、昆山二县推行了折征官布的改革,主要目的虽是为了减轻永乐北迁后苏松地区的漕粮加耗,但间接促发了当地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的转换,并带动起极早的一批棉布交易市场。明代中叶始,江南地区出现的农产商品化、中长距离贸易的兴起和本地市场的发育等诸多新气象,均与此相关。随着万历间嘉定县漕粮实现全部改折,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被创造出来。已经习惯植棉的老百姓只能依赖市场,来获取他们所需的谷物和白银,以便缴纳赋税或者满足日常所需,由此棉花和粮食市场亦应运而生。南翔、安亭等即是在这一机制下兴盛起来的诸多棉业市镇中的代表。从表面上看,明中叶江南一些地区种植结构的改变尤其是经济作物的大面积播种,非常符合立足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市场发育理论,但是,一旦将之置于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下,就会发觉这样的解释过于平面化,缺乏历史的深度,甚至有以逻辑替代过程的嫌疑。通过对南翔、安亭等镇的个案研究可知,从折布到折漕的赋役改革,直接引发了嘉定县商品交换的兴盛和种植结构的改变。梁方仲、寺田隆信等学者将推动明代长距离贸易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归结为贡赋经济,提示我们“经济理性”和“社会分工”等以西方语境为出发点的分析工具绝不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一劳永逸的方法论,更应该从赋役改革和地方社会变化等角度,来揭示明中叶以后江南市场发育的深层次原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市镇形成的时空过程并非均质或匀速的,清中叶以后逐渐定型的街市布局很可能是在市镇形成一定规模以后的产物。如果结合相关史实和制度背景,将不断“层累”的文献放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并将“结构—过程”、“经济—社会”等视角和分析手段引入市镇空间研究中,或可尽量“复原”市镇在空间、制度、商贸、文化等多条脉络交互作用下产生、成长的复杂过程,进而突破以往市镇起源研究中区位决定论等单线逻辑的解释模式,重新反思江南市镇起源以及街市布局成型的历史过程。

作者简介

  吴滔,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农业史等领域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广东省课题多项。出版专著《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
  
  佐藤仁史,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科教授,师从日本明清史研究著名学者山本英史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出版专著有《太湖流域社會の歷史學的研究:地方文獻と現地調查からのアプローチ》(合编,日本汲古书院2007年)、《中國農村の信仰と生活——太湖流域社會史口述記錄集》(合著,日本汲古书院)。

目录

绪言

第一章 从折布到折漕
第一节 官布之始
第二节 从改折到永折
第三节 明末永折局面之维持
第四节 属漕粮?还是地丁?
第五节 小结

第二章 赋役、水利与“棉业市镇”的兴起
第一节 归有光之《论三区赋役水利书》
第二节 两个市镇的兴起
第三节 小结

第三章 “因寺成镇”:南翔镇的聚落历史与空间叙事
第一节 南翔镇概况与相关文献介绍
第二节 “自属地名”的出现和聚落格局的奠定
第三节 南翔成镇,寺据镇中
第四节 市镇的“内涵式发展”与“因寺成镇”说的出炉
第五节 小结

第四章 赈饥与县级以下区划的变化
第一节 入清以前嘉定县区划涵义的变化
第二节 从分厂事件到分厂传统
第三节 厂镇关系和乡镇自治
第四节 小结

第五章 “夫束”改革与清末民初政争中地方的对立局势
第一节 夫束之构造及其得利者
第二节 清末地方领导层的“地方战略”与城乡对立
第三节 民初县议事会运作与民政长选举的纠纷
第四节 政党组织与地方领导层
第五节 小结

第六章 县级财政的出现与公款公产的转变
第一节 清末民初宝山县自治状况与财政收支结构
第二节 县级财政系统视角下的公款公产
第三节 小结

附论·文献研究编
附论一:20世纪初期中国的地方政治与言论——江苏省嘉定县的地方报纸《疁报》简介
第一节 《疁报》的发行人与读者
第二节 《疁报》的形式与内容的概要
第三节 对于地方政治与言论的若干考察
第四节 小结
附论二:清末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与地域的叙述
第一节 清末民国志所描述的地域像
第二节 没有被描述的地域社会:以《嘉定县续志》为事例
第三节 小结:新编地方志的问题
征引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嘉定县事:14-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
  笔者之所以敢于将第五章的主题称为“赋役负担问题”,是因为“夫束”是从传统中国时期王朝国家对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征课财物以及劳动力的脉络下衍生出来的,也可以看作本书所谓的“赋役财政制度”中税课的一种。而且本书本章也将“夫束”称为“征税惯例”。
  所谓“夫束”指的是为了疏浚河川,而将地多者编为夫头、地少者编为协夫的一项徭役。本书提到的宝山县于光绪十五年铅印《罗店镇志》乡都项有如下记载:“他邑田不编夫,而嘉宝独编夫者,盖以地滨东海,潮汐挟沙而至,逐日厚积,沟渠易为淤塞,非年年轮浚不能资灌溉之利。又以工役岁兴,不得动支大帑,是以按亩起夫。苟有疏浚派夫任役,而又虑田无常主。每十年行一推收,更定夫束,以均其役。”只有在过去的嘉定县,即雍正以后的嘉定、宝山两县,为了通过水利工程来维持灌溉,必须每十年一次清理土地数额,确保完成工事所需的人夫数。然而,由于负责官吏的怠慢,编为夫头的人夫很容易变成没有土地的“空名”,以致产生了“夫壳”的专门称呼。后来,受到自然环境影响,仅残存于嘉定、宝山两县的夫束惯例进一步派生出不公正现象。现年即当年担任夫束的业户还需要负担水利之外的钱谷和刑名相关的两大行政经费。第五章使用嘉定博物馆和嘉定档案馆分别收藏的同时代(1908年10月至1920年12月)的地方报纸《醪报》,仔细地记述了围绕夫束惯例的实际情况。夫束惯例所产生的弊端由两部份组成:夫束编派方法所包含的劳役负担的不公平和应对夫役的行政费用的转嫁。
  现实中,应对夫役的行政费用通过两个办法变成了现年的负担。一个是征收赋税即钱粮的时候,通过地方官依赖的胥吏集团及其关联的人群向现年索要多达数卜种名目的“陋规”。另一个是钱粮征收时,垫付给征税人的报酬以及富绅大户滞纳的钱粮,当地人称此为“捆垫”。
  夫束惯例支撑着与这样的日常行政互为表里的需索体系,位于这一需索体系顶点的是实际执行县政事务的胥吏集团。其中枢是在嘉定县的地方势力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戴氏一族。戴氏中,戴思业在清末担任库总职,民国初年担任县民政署重要职员。在这个民政署中共11名职员,是戴思业控制下有势力的胥吏们的行会组织。戴思业作为胥吏头目位居行政现场的中枢,并以此为其政治力量的背景。
  而且,戴思恭(1872-1958)具有生员资格,辛亥革命后、担任过嘉定军政分府副民政部长、县民政署总务课长等县里的重要职位。1912年和1918年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1912年组织了嘉定县共和党分部,作为共和党、进步党的重要人物对县政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后来,按照1911年12月30日《醪报》82号的报道,担任禁烟局总董的戴思恭因挪用公款而下台,连同选举权也被剥夺。他的赚钱方式、以及使此成为可能的他在县权力结构内部的影响力都可以看出来了。
  按照辛亥革命后的政府部署,本书将戴氏一派称为“民政署派”,他们希望维持“夫束”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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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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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0,不解释,紫薯布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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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冠名以“嘉定县事”,却并非将视野局限于一县之事,举凡明清时期赋役、财政、市场、水利、地方行政等领域,皆有所涉及。每一章均具有鲜明而相对独立的问题意识,合在一起,又相互关联,旨在把双方在嘉定乃至整个江南的历史脉络下作一直接呈现,可以彰显中日学者对固有学术范式的追求和超越以及处理具体学术问题时采取的不同路径。贯穿全书最重要的一条主线是赋役财政制度的变迁。与明代江南其他府县所面临的情况相似,永乐北迁后,因运输费用激增,嘉定县面临着沉重的财政压力。宣德正统间,应天巡抚周忱一系列改革,大大舒缓了当地的民力。嘉定县西南乡的“六区三扇”和邻近的昆山“三区”等处率先享有改纳官布的特权,加上官布一度不入考成,无形中给当地社会增添了更大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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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定县事:14-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的另外一条主线是探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的发育机制,以此为基础,尝试对南翔、安亭等市镇的空间历史进程进行初步的复原。早在宋元时期,嘉定附近的沿江沿海地区就已有较为发达的商业,《嘉定县事:14-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第一至三章的研究将表明,明代嘉定县境内主要市镇的兴起另有其因。从大的制度背景看,宣德正统间,应天巡抚周忱在苏州府的嘉定、昆山二县推行了折征官布的改革,主要目的虽是为了减轻永乐北迁后苏松地区的漕粮加耗,但间接促发了当地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的转换,并带动起最早的一批棉布交易市场。明代中叶始,江南地区出现的农产商品化、中长距离贸易的兴起和本地市场的发育等诸多新气象,均与此相关。随着万历间嘉定县漕粮实现全部改折,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被创造出来。已经习惯植棉的老百姓只能依赖市场,来获取他们所需的谷物和白银,以便缴纳赋税或者满足日常所需,由此棉花和粮食市场亦应运而生。南翔、安亭等即是在这一机制下兴盛起来的诸多棉业市镇中的代表。从表面上看,明中叶江南一些地区种植结构的改变尤其是经济作物的大面积播种,非常符合立足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市场发育理论,但是,一旦将之置于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下,就会发觉这样的解释过于平面化,缺乏历史的深度,甚至有以逻辑替代过程的嫌疑。通过对南翔、安亭等镇的个案研究可知,从折布到折漕的赋役改革,直接引发了嘉定县商品交换的兴盛和种植结构的改变。梁方仲、寺田隆信等学者将推动明代长距离贸易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归结为贡赋经济,提示我们“经济理性”和“社会分工”等以西方语境为出发点的分析工具绝不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一劳永逸的方法论,更应该从赋役改革和地方社会变化等角度,来揭示明中叶以后江南市场发育的深层次原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市镇形成的时空过程并非均质或匀速的,清中叶以后逐渐定型的街市布局很可能是在市镇形成一定规模以后的产物。如果结合相关史实和制度背景,将不断“层累”的文献放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并将“结构—过程”、“经济—社会”等视角和分析手段引入市镇空间研究中,或可尽量“复原”市镇在空间、制度、商贸、文化等多条脉络交互作用下产生、成长的复杂过程,进而突破以往市镇起源研究中区位决定论等单线逻辑的解释模式,重新反思江南市镇起源以及街市布局成型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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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吴滔的书,最早还是从他的一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论文,写的hen'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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