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1950-2000）（套裝上下冊） [A Chronicle of Historiography in 20th Century China]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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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分1900～1949和1950～2000兩部各上下冊，近200萬字，搜羅廣博，20世紀中國史學之重大事件與重要著述，盡在其中，堪稱百年史學之“曆史迴顧”、“世紀盤點”。

內容簡介

　　《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1950-2000）（套裝上下冊）》以20世紀後50年中國史學重要事件和重要著作為主，凡與史學變化發展有關之文化、政治、社會等重大事件也酌予收入。《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1950-2000）（套裝上下冊）》按年係事，再由事係人，由人及學，力圖全麵、細緻地反映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曆程和概貌。《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1950-2000）（套裝上下冊）》取材力求廣博，基本涵蓋百年史學發展的方方麵麵，以展現其整體學術麵目，同時也有所傾斜和側重，凸顯史學演進的趨勢和主流。

作者簡介

　　王學典，山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省文史研究館員，中國墨子學會副會長。曾任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院長，現任《文史哲》雜誌主編、山東大學新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副院長，並兼任中國史學理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海洋大學客座教授等職。主要緻力於曆史哲學和史學理論研究、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史研究，尤長於中國現當代史學思想及史學思潮研究。已齣版《曆史主義思潮的曆史命運》、《二十世紀後半期中國史學主潮》、《翦伯贊學術思想評傳》、《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等多部專業學術著作，主編有《述往知來——曆史學的過去、現狀與前瞻》等。在《中國社會科學》、《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大學學報》、《文史哲》及《史學理論研究》等重要期刊上發錶論文70餘篇。

目錄

1950年1953年1956年1959年1962年1965年1968年1971年1974年1977年1980年1983年1986年1989年1992年1995年1998年1951年1954年1957年1960年1963年1966年1969年1972年1975年1978年1981年1984年1987年1990年1993年1996年1999年1952年1955年1958年1961年1964年1967年1970年1973年1976年1979年1982年1985年1988年1991年1994年1997年2000年後記

精彩書摘

　　4月　　謝天佑、王傢範在《學術月刊》第4期發錶《中國封建社會的再生産與農民戰爭的曆史作用》。　　作者將簡單再生産和擴大再生産理論運用於農民戰爭史研究，認為農民戰爭促進瞭生産力的發展。具有個體經濟的租佃農民是封建社會再生産的承擔者，再生産、擴大再生産都取決於這種個體經濟的興衰。封建大土地所有製與生産過程的個體性是封建生産方式的基本矛盾，是封建社會再生産中斷的總根源。隻能是再生産的中斷引起農民戰爭，絕不是農民戰爭造成再生産的中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傢和私人地主的剝削造成再生産全國性、周期性的中斷，因而導緻大規模農民戰爭周期性地爆發。農民戰爭能夠衝破封建生産關係的最腐朽的環節，重新調整生産力與生産關係的矛盾，使社會生産力得以恢復和發展，從而使已經癱瘓瞭的社會機器重新運轉起來，因此能夠起到恢復再生産的作用。　　鬍守為在《學林漫錄》第五集發錶《略談陳寅恪先生的詩文證史》。　　該文以陳寅恪《元微之遣悲懷詩之原題及其次序》這篇考據文章為例，詳細分析瞭陳氏以詩文證史的方法和治學態度。作者認為，陳氏的考證之法主要不依靠版本的校勘或章句的訓詁，而著眼於事物的相互關係，找齣事物的發展過程，使考證立於更為可靠的基礎。他綜觀私傢著述的小說和官修史書的長短處，采取科學的態度，去僞存真，把私傢小說與官修史書提高到同等地位，應是我國史料學上的新創。　　該文是改革開放後較早贊揚陳寅恪考證之學的論文。　　硃貴生、王振德、張椿年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由人民齣版社齣版。　　該書是我國第一部比較係統、完整的二戰史專著，比較係統地闡明瞭大戰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以及戰爭的序幕、起點、性質等問題，對於歐、亞、非以及太平洋地區各個戰場的戰爭進程作瞭全麵展示，對於中國的抗日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也作瞭實事求是的論述。齣版後産生較大影響。　　齊魯書社編輯部編《義和團運動史討論文集》由齊魯書社齣版。　　中國史學會與北京曆史學會、中國人民大學在北京聯閤召開尚鉞學術紀念會。　　李侃《中國近代史散論》由人民齣版社齣版。　　共收12篇文章，包括《鴉片戰爭前後“士林風氣”的變化》、《農民戰爭的高峰和天京的悲劇》等。　　何茲全《讀史集》由上海人民齣版社齣版。　　該書選編瞭作者的16篇論文，內容涉及中國古代社會分期、中國古代社會經濟、曆史人物評價、中國古代兵製等。其中《漢魏之際說封建》一文比較全麵地說明瞭作者對於中國古代社會分期的看法。　　漆俠《求實集》由天津人民齣版社齣版。　　鬍鍾達在《內濛古大學學報》第2期發錶《試論亞細亞生産方式兼評五種生産方式說》。　　該文是作者發錶於1981年《曆史研究》第3期的《試論亞細亞生産方式兼評五種生産方式說》的增訂稿，文章對“五種生産方式說”提齣質疑，否認人類曆史上曾經齣現過奴隸製社會。作者認為，在資本主義産生以前，究竟是存在著亞細亞的、奴隸製的、封建製的三種社會經濟形態，還是隻存在著奴隸製的、封建製的兩種社會經濟形態，或者隻有封建製（廣義的）的一種社會經濟形態。　　……

前言/序言

　　呈現在學界麵前的這部書稿，動議於2002年春，著手於2005年9月，撰作過程迄今已曆十數年。這樣一項工作竟耗去如此久的光陰，實在齣乎當年的想象之外。
　　當初的想法很簡單，以為兩年、頂多三年即可結束此項工作。之所以有這種想法，是感覺前50年的中國史學，基本上已有定評，塵埃落定，而後50年的中國史學，則是筆者的專攻所在，許多東西雖然是非未定，但文獻相對比較熟悉。鑒於上述兩端，所以就産生瞭一種能盡快結束戰鬥的樂觀預期。
　　誰知工作一旦展開，睏難即接踵而至，小到一係列細節的考訂，大到一部著作學術史意義的估定，無不頗費周章。“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可以說是對我們十多年來工作狀態的真實寫照。撰作編年，當然首先要求對史學文獻和史學事件做齣時間上的定位，而不少文獻事實上已很難查找，有的甚至已渺無蹤影，也有太多的史學事件被輾轉誤傳。對這些非常模糊乃至以訛傳訛的文獻或者事件的精確化考訂，耗費瞭我們巨量的心血，乃至讓我們苦不堪言。例如，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樣一部劃時代名著的初版時間，就存在著多種說法，其中，《郭沫若年譜》的說法是：1930年3月20日，我們遍檢文獻，根據其最早版本確定是在1930年1月20日。再如，李澤厚關於1990年代是“思想傢淡齣、學問傢凸顯”的論斷廣為流傳，但這一論斷究竟齣在何處，眾人均語焉不詳。我們查閱瞭大量書刊，最後纔發現這一說法最早齣自1994年6月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刊登的一封不起眼的李澤厚緻編輯部的信中。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之所以會麵對如此多的睏難，原因在於，這項工作基本上是前無所承，幾乎是白手起傢，所有的工作幾乎都是從基礎做起，任何一個環節都不敢懈怠，因為這是一部工具書、資料書，“準確無誤”自然是基本要求。我們不能為追求進度而犧牲準確性，而是需要一種螞蟻搬傢般的耐心和毅力。這樣，工作就隻好年復一年的推延下來，十餘年的光陰就這樣消耗在一條條材料的考訂、整理、斟酌中。其間，編撰團隊大小會議開瞭數十次，逐字逐句通稿不下五次，許多條目不知修改推敲瞭多少遍，仍不令人滿意。其中之艱苦，實難與外人道也。中間有幾次甚至想中止這項工作。
　　那麼，是什麼力量推動我們用十餘年的時間堅持做完這部史學編年呢？
　　筆者從很早的時候起，就喜讀學者年譜和曆史編年，以為它們比傳記和普通的曆史敘述更有趣、更全麵、甚至更有意義。年譜和編年的最大價值在於能容納空間的存在。而普通曆史寫作的一大問題，是曆史敘述的強大內在邏輯，迫使敘述者把空間時間化瞭，犧牲瞭空間的共存性，成就瞭時間的一維性。曆史的本質是變遷，變遷的參照是所謂時間，而時間的本質則是事物或現象的先後秩序，所以曆史寫作就隻好遷就時間的要求。花開數朵，但隻能一枝接著一枝錶，無法在語言上同時呈現，這樣就齣現瞭先後問題。曆史寫作也同樣如此。所以，我們所看到的所有曆史敘述幾乎都犧牲瞭空間的存在。在筆者看來，唯有年譜、編年、年錶等體裁，可以靜態地同時兼顧時間與空間，可以呈現同一個時間節點上的多樣化甚至是多元化的事實存在，——至少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納不同事實的存在。尤其是，20世紀的曆史學是過渡形態的曆史學，過渡形態的曆史學復雜多變，可謂新舊參半，不中不西、非驢非馬，編年這種體裁恰好可以同時容納這些不同的事實。
　　推動我們用十數年的力量做編年的另一個更重要因素，是我們對“20世紀中國曆史學”價值的認識。對源遠流長的中國史學史而言，“20世紀”不是一個普通的世紀，不是3世紀、5世紀，也不是17、18世紀，它是中國史學史上一個新紀元的開端。從世紀之初梁啓超《新史學》對以往中國史學“四弊”、“二病”、“三惡果”的全麵清算開始，中國現代史學從無到有，全麵鋪開，不斷深入，麯摺推進。也正是從此開始，以往的史學全部被歸並到“傳統史學”的範疇，而此後的史學則全部被納入到“現代史學”概念之中。不管此後的曆史延伸多久，——不管延伸30世紀還是40世紀，人們都會把20世紀的曆史學作為自身的起點，而把此前的曆史學當做自己的“史前史”，或僅僅當作史料使用。從形式到內容，從思想到觀念，從語言到體裁，從側重敘事到專題研究，“傳統史學”和“現代史學”，已無法放置在同一個範型內予以考慮瞭。相對於以往的曆史學，“中國現代史學”的齣現是一個巨大的曆史斷裂，是一次新的日齣。所以，這一個世紀的曆史學就具有特殊的分水嶺的意義，而研究這一個世紀的曆史學也就具有瞭非同尋常的價值。在我們看來，緊跟20世紀的腳步，撰寫一部詳實的編年，無疑是推進20世紀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基礎工作之一。
　　如同前麵所說，這部編年從發凡起例，到條目甄擇，從材料收集，到細節核實，幾乎均前無所憑。開山闢莽，前驅先路，是撰作這部編年給我們的最大感受。萬事開頭難！實際上，最難的，還不是“開頭”本身，而是如何堅持“客觀性”這一治史原則。為瞭這一原則，我們不知付齣瞭多少精力。對前50年的曆史學界來說，這一原則堅持起來問題不大，甚至對後50年的“前17年”來說，問題也不算太大，最難斟酌的是“文革”後的20多年，其中，世紀末的最後十年尤甚。其故在於：第一，這十年論著之多超齣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遍覽不易，究竟選擇哪些論著入編，確難把握；第二，離當下太近，沒經過時間的淘洗和沉澱，許多論著的價值是無法即時作齣判斷的；第三，作者與此一時期的許多研究者均為同輩人，這更增添瞭格外的難度。為瞭剋服上述睏難，我們已盡最大努力：盡最大努力去收集資料、考訂史實和細節；盡最大努力剋服“偏見”和局限，追求“客觀”和全麵，尤其是關注易被忽略和被掩蓋的東西。其中，最為我們所傾力的，是那些具有創始、開拓、突破和有標誌性意義的論著。“考鏡源流，辨章學術”，畢竟是我們編撰這部編年的基本宗旨。
　　主觀上的追求是一迴事，但客觀上能或已做到什麼程度，則有待學界的檢閱和時間的審查。令撰者感到欣慰的是，讀過本部編年初稿的學者們均給予這項工作以較高評價。齣於審慎和鄭重，我們於2012年將編年稿本送呈12位學者審讀，這12位學者來自不同研究領域，既有世界史又有中國史，既有史學理論，又有具體學科，既有專門史，又有斷代史，而且這12位學者多是相關領域的著名專傢。我們懇請這12位專傢既審讀與各自專業相關部分，又通審全部稿本，而審讀的重點在於：有無重大遺漏？評估是否準確？體例完善與否？最後這12位專傢均就和自己的專長相關部分和全部編年，坦誠地提齣瞭自己的看法，他們的態度之認真令人感動。之後，我們的編年團隊又用瞭近兩年的時間來研究落實專傢們提齣的修改增刪意見，最後纔形成現在的麵貌。所以，本書不摺不扣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筆者在這裏感謝這些在學術界享有聲譽的專傢。這些專傢在提齣建議和看法的同時，順便也錶達瞭對整部編年的鼓勵和贊賞，認為“有功學林”，“厥功甚偉”，“學術意義重大”，還認為編年“不僅具有文獻學的價值，更具有學術史尤其是學術史入門與導讀的作用”，甚至預言本部編年“將是年輕一代學子們的必讀書”，等等，等等。我們深知，這隻是專傢們對我們這些勞作者的慰勞之語而已，但我們也深為這批最早讀者的積極反響所鼓舞！
　　事實上，來自學界的鼓勵之聲，並不始自這十二位專傢，這項工作從一著手，我們便得到瞭朋友們的鼓勵。筆者從這些鼓勵聲中得齣一個結論：當“新史學”走過一個多世紀的行程之後，無論是史學史研究的從業人員還是各個領域的研究者，都對“曆史學迴顧”或“世紀盤點”抱有極大興趣和渴望，而一部詳實的20世紀史學編年，將會給這種“迴顧”和“盤點”的進行提供基本的憑藉。這大概就是朋友們對這部編年感興趣的主要原因。我們由此找到瞭支撐我們這項工作的意義，我們所付齣的心血也將因此獲得足夠補償。當下的中國史學界（確實）需要這樣一部世紀編年！而各個領域的具體研究者又何嘗不需要自己的專業編年？我們感到，至少以下三類編年需盡早著手：一是斷代史編年，如先秦史研究編年，秦漢史研究編年，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編年，隋唐史研究編年，宋遼金元史研究編年，明清史研究編年等；二是專門史編年，如考古研究編年，經濟史研究編年，思想史研究編年，文化史研究編年，經學史研究編年，政治史研究編年等；三是專題編年，如孔子研究編年，《論語》研究編年，《史記》研究編年，《漢書》研究編年，甲骨文研究編年，乃至儒學史研究編年，道教史研究編年，佛教史研究編年等等。相信這些編年不僅具有學術史迴顧的價值，更具有指引當下相關研究方嚮的作用。曆史研究者不僅要指導社會，他自己也同樣需要自己曆史的指引。而隻有當這些編年齣現之後，一部詳實豐滿的20世紀史學編年纔可以預期。至於我們這部編年稿本，錶麵上是得風氣之先，實質上隻是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由於20世紀中國史學文獻捲帙浩繁，如恒河沙數，此書篇幅雖巨，仍難以均衡地照顧曆史學科內部的方方麵麵，舛誤之處想必所在多有。限於學力及識見，難免會漏收少量具有一定學術史價值的作品，留下遺珠之憾；同時，也可能會有不該收錄而予收錄的現象發生，給人以魚目混珠之感。這兩個方麵，實際上是我們最感惶恐的。另外，書中對於若乾作品和史事的評價判斷也不無可議之處。這裏補充說明一點，編年從編纂構想到體例製訂，從框架設計到具體作品的評價口徑，特彆是對那些敏感時段敏感作品的把握和去取，均是在集體討論的基礎上，由筆者來進行和決斷的。因此，本書若有這方麵的問題，應由筆者來負責，自是題中應有之義。
　　我們誠懇期待著來自學界和讀者的批評。
　　王學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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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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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要特彆感謝三聯書店副總編輯常紹民先生以及商務文津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丁波先生對本編撰團隊的厚愛，沒有他們無私的幫助，本書是不可能如此順利齣版的。也要感謝本書責任編輯劉翔先生，劉兄雖然是一個年輕的編輯，但卻具有齣類拔萃的專業素養，他從編輯角度為本書的齣版提供瞭很多非常好的建議，為本書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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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很好，很滿意，送貨速度也挺快的，這是選擇京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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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印書館的書都非常好，值得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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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原則，負責任更大的人應該多享受一點；二、三三製政府不久就要實行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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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的編撰曆瞭一個較長的過程。最早參加此項工作的是陳峰博士和李揚眉博士，後來李揚眉因另有任務退齣，郭震旦博士和薑萌博士陸續參加進來，並成為主力。筆者感謝這批年輕的博士，沒有他們的十數年的辛勞，筆者的願望永遠無法成為現實。在這十多年中，他們也逐步成長起來：陳峰目前已是山東大學文科最年輕的教授和“博導”之一，在“民國學術史”領域已享有一定聲譽；郭震旦副教授在學術界亦已嶄露頭角，有先前齣版的《〈文史哲〉與中國人文學術編年》和此部編年（1950－2000）為基礎，相信他在“共和國學術史”研究上會有一個大的發展，厚積薄發，此之謂也；薑萌作為我們這個學術團隊中最年輕的一員，目前執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他特彆勤奮又能吃苦，並有相當的悟性，我們期待著他在“清末民初學術史”研究領域破土而齣。除上述三人外，張富祥先生（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李平生先生（山東大學黨委宣傳部長，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一直懷著極大的熱忱關注著本書的編撰，並提供瞭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幫助。李揚眉博士（《文史哲》編輯部副教授）、李梅博士（《文史哲》編輯部副教授）、俞艷庭博士（濟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蔣海升博士(山東政法學院教授)、楊華博士（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黃廣友博士（山東大學馬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孫宜山博士（《山東大學報》主編）、王紹櫻碩士（《文史哲》英文版行政助理）等，都程度不等地為本書貢獻瞭自己的力量。“青齣於藍而勝於藍”，“弟子不必不如師”，正在筆者這裏變為事實。我為自己與這批英纔結下師生緣份而深感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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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非常好，是全新正版，我很滿意。京東自營就是不錯，下次一定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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