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1933年,国民党五十万军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罗霄山脉中段湘赣苏区的主力红军罗霄纵队按照中央的指示,向北挺进,去新的苏区。罗霄纵队一举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攻克、火攻敌人的堡垒。但在艰苦、残酷的环境下,罗霄纵队损失很大,不少战士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作者简介
萧克(1907.07.14—2008.10.24),湖南嘉禾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曾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部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军事学院院第一政治委员等职。著有《浴血罗霄》《萧克回忆录》等书。
精彩书摘
第一章
这几天的雾好重。白茫茫、灰蒙蒙,吞没了村镇,吞没了山岭。就连镇子西边小山包上的三个碉堡,也被浓雾淹没了。
等到云开雾散,碉堡里的国民党军官兵吃了一惊——村里飘起了红旗。一面、两面、三面……红旗迎风飘扬,分外的鲜艳,分外的骄傲。
这里处于赣江中游以西百十里,是国民党战区防御体系的纵深地带。守碉堡的敌军在先一天已经知道红军游击部队离这里不远,也想到他们可能会来这个地区,但没有想到会在拂晓时,雾影朦胧中来到在这几个碉堡直接控制下的大村镇。他们虽然弹药充足,但与外界联系的电话线早被红军截断,几座孤立的碉堡,不敢贸然行动,只好躲在碉堡里往外观察:发现有许多衣服褴褛的农民、工人、小孩、老头、妇女和小贩,夹杂着三三五五的军人,时来时往,时聚时散。他们有的在开会、演说和呼口号,有的在分地主家里的物品,有的凑在一起闲谈。小小的街上,成了热闹的市场。还有个小队伍,到附近村庄去贴标语、开大会,打土豪、分东西……
这叫他们好生奇怪,红军到这里来干什么呢?他们若长期来此驻扎,为什么不打碉堡;他们若不准备长住,为什么又顶到碉堡底下,难道不怕碉堡朝外打枪?
国民党军队被蒙在鼓里,红军战士也被蒙在鼓里。他们接到通知,要做好出发的准备。然而,要到什么地方去,去做什么,没有任何消息。
白昼很快的过去,夜很快的来了,红军战士三三五五地围着灯光忙活,有的用破旧衣服撕成两指宽的长条,有的用苎麻搓成筷子粗的绳子,有的打草鞋,有的做面套、手套和袜套,有的补衣裳……庄严的兵营,成了工作紧张的工厂;威武的军人,成了勤劳耐苦的工人。
“……谁的功,谁的力,劳动的结果……”歌声悠然从一两个人低音开始,随即此唱彼和,越唱越多,越唱越高。“全世界工农们,团结起来啊!”
歌声到了高峰后,不要好久,又不知不觉地越唱越低,越唱越低,以至不知不觉地沉没于撕布条的哗哗声、剪刀不时落在桌子上的叮当声和三言两语的说话声中了。
警卫连一排长丁友山盘坐在一张草蒲团上,两腿半分弯,脚尖顶着一根木棒,木棒上穿着三根草绳链成扇面,扇端合成两根绳子,系在腰上。他已经打好两双草鞋,这是最后一双了。他在抽紧绳后对炊事班长朱福德低声说:“晚饭不久,我听我村的丁长生说——他是杜政委的警卫员呢。他说这两天杜政委有时坐在屋里,拿着云帚不说不笑,也不挥舞,一坐就好久,和平常不大一样。”
朱福德哈哈一笑,慢声慢气地说:“他的婆姨在后方,还不是……”
丁友山也笑了。朱福德反而严肃起来:“他是管大事的,有想头啊!”
“对。朱老大,你猜,我们会向哪里去?”
朱福德抽了口大气,停了一下,才说:“很难猜,我想走路是一定的,但是不是走远,很难说。”
“我说,一定走得很远。”司令部理发员何云生眯着他那伶俐的小眼,微笑地插嘴道,“我当了三年兵,得了条经验,凡是上级叫我们多打草鞋,冬天做帽耳、手套,夏天准备竹水壶,就一定会走远路。现在上级叫我们作好四天的准备,这不是要走远路吗?”
附近的人说:“对!小鬼说得差不多。”
可是,朱福德没有表示,他像遇到袭击一样,一时无话可说。他不知道是否会有大的行动,就是有的话,也不好随便议论。但他很快就感觉小鬼的话是对的,就以称赞的口气说:“小何真是小状元。”
丁友山在朱福德对面打草鞋,他说:“军事上的事确实很难说……”
朱福德说:“不管怎样,这一次走路是定了的。”
“到什么地方去?”
“你去问司令、政委吧!”朱福德指着对面一间灯光明亮的房子说。
他们以为罗霄纵队的首脑机关会知道此次行动的目的和去向,其实,指挥员们也陷入了五里云雾之中……
门开了,一缕灯光射出来。纵队政委杜崇惠的身影闪了出来。他身材魁梧,只是背微微有些驼,手里依旧拿着那云帚。他的步子不大,走起路来很快。
出了院门,外面黑漆漆的。阴冷的北风,扑面而来。他不由地扣紧了风纪扣。
“政委,要不要送你回去?”参谋冯进文追出来。
“三步半路,不要送了。”杜崇惠说着,继续往前走。
走出街口,前面是个小坡,上弦月暗淡地在雾影中失色,杜崇惠心不在焉地迈着步子,不留神撞到一棵树上。他自言自语地说:“真是撞上鬼了!”
……
前言/序言
《浴血罗霄》经过五十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出版了。此刻,虽然了却了一件心事,但过去的那些艰苦岁月常浮现在眼前。
一九三七年五月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提出准备抗战。会后,我返回驻在甘肃镇原的红三十一军军部。一路上,放眼黄土高原,追思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颇有些心潮起伏意难平的感慨。我觉得中国革命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战争,规模宏大、激烈,情况复杂尖锐,在战史上并不多见。一曲曲壮歌,一幕幕悲剧,可歌可泣!我想,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对于鼓舞人们的斗志,激励后代创造美好的未来,将是有益的。于是,我就动笔了。
搞文学创作是艰难的,对于我更是如此,也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吧。因为是战争年代,除军队建设、反扫荡、打仗外,还要参加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所以,我写作的时间一般都在夜晚,白天一般不写,要写就是躲飞机的时刻。躲飞机是写作的最佳时间。那时,日寇设在北京的航空学校,以京西我区作演练目标,常常来轰炸射击。一到防空袭时,我就搬上个小凳子,朝村外的山坡边上一坐就开始写作了。这时,无论飞机怎样飞来飞去,都影响不了我的思路。我的初稿就是在这种状况下,花了两年多业余时间写成的。
全国解放后,热心的同志,都劝我拿出来出版。我感到太粗糙,需要加工。由于当时人民解放军正由初级建军阶段走向高级建军阶段——正规化现代化,我主持军队和军事院校的训练和管理工作,不仅有繁重的事务,而且自己也要参加军事学习和研究。加以抗美援朝,形势紧张以及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实在没有时间去过问它。然而,我没有想到一九五八年的所谓“反教条主义”运动期间,除在军事路线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组织上的错误处理外,我的这部初稿也成了“大毒草”。尽管我声称这只是初稿,而批判者却认为:“要的就是初稿,初稿可以反映你灵魂。”及至文化大革命,尽管可以说我和我的小说已经是死老虎了,但还是在劫难逃。
历史上不幸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退到二线后,有时间了,在许多同志热情的督促帮助下,我修改出这个稿子。值此出版之际,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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