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沉静领导(白金版)》是一本另类的管理图书,它将指导你以一种离经叛道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
不轰轰烈烈,也不会退缩屈服;不自我牺牲,也不会放弃原则。沉静领导的成功之道在于他们找到了变通规则的途径,解决了棘手的问题,同时不危及他们的事业和声誉。
内容简介
我们大部分人往往沉迷于英雄式的领导者。他们总是以轰轰烈烈甚至自我牺牲的方式在重大关头扭转乾坤,在镁光灯下接受人们的赞颂。但并非每个人都希望成为那样的领导者,甚至更多的人希望在不牺牲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保持正义、履行责任。一味的利他或牺牲自我并不能保证人持续的努力,相反,利己与利他并行的复杂动机,才是推动事情往正确方向发展的关键所在。
《沉静领导(白金版)》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普遍存在却常常被忽略的“沉静领导之道”。这种方式乍看起来“步调缓慢”,却被实践证明,是使一个组织乃至整个世界得以改善的“快途径”。
本书展示了诸多沉静型领导者的故事:有执掌公司生杀大权的CEO,也有公司核心圈之外的中层领导,还有企业一线的销售人员、非营利机构的志愿者。领导并非CEO的专属,每个人每天都会碰到领导的问题。《纽约时报》评论说:“它跨越了企业类书籍的范畴。”能够从本书中受益,并改变今后命运的人,应该是非常广大的一群。
作者简介
小约瑟夫·巴达拉克(Joseph L. Badaracco, Jr.),哈佛商学院约翰·沙德商业伦理讲席教授。他在哈佛MBA项目及同级经理培训项目中,教授战略管理、一般管理、商业伦理等课程,同时也担任哈佛大学股东责任咨询顾问委员会主席。
巴达拉克教授是圣路易斯大学、牛津大学以及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在哈佛商学院,他获得了MBA和DBA两个学位。他也曾作为访问教授在哈佛大学伦理与专业项目中工作过。
除本书之外,巴达拉克教授还曾经写过三本有关管理者的伦理责任方面的著作,即《领导与整合》《商业伦理:角色与责任》和通讯《界定时刻——对与对的抉择》。他的其他著作有Loading the Dice——研究过五个国家的企业与政府关系,《知道联结》——研究国际战略联盟。这些书已经被翻译为9种语言。
杨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研究生院院长、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等。他的主要研究领域覆盖了企业与社会、领导理论与实践、非市场战略、商业伦理、危机管理等。目前是中国企业联合会及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等。
杨斌教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MBA、研究生、本科生、EDP及EMBA学员等讲授领导力与组织变革、组织行为学、文化伦理与领导、管理思维与沟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危机管理等课程。他还应邀为世界500强企业及国内多家企业和机构等提供战略管理咨询与培训。
精彩书评
★对于那些必须学习从中层领导做起的人而言,阅读本书是一个好的开始!
—— 大卫·葛根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领导中心主任 ★事实上,真正伟大的领导者,是在许多细微的事情上,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抉择,只可惜太多研究领导学的人不曾去注意与珍惜。
—— 石滋宜博士 全球华人竞争力基金会董事长 ★在沉静中努力,巴达拉克所阐述的新型领导者,采用细小、谨慎的步骤来解决复杂的大问题。本书揭示了一些看似简单但本质却相当复杂的科学道理,这本书将彻底改变你看待领导者以及你自己的方式。
—— 安妮 L. 布莱恩特 美国学校董事会联合会理事长 ★在这本思想深刻而又相当实用的书中,巴达拉克帮助我们理解真正的领导之道并不是宏大的或者英雄式的。真正的领导之道就发生在基层管理者在人性与常识的指引下迈出的每一小步中。
—— 罗伯特 B. 赖克 美国前任劳工部长,Brandei大学讲席教授 ★沉静领导人不像英雄式领导人那般有鲜明的理想和无私,他们为了组织的成功和自己前途的保障,较倾向于把“妥协”视为必要的领导艺术。但是他们善于在妥协中发挥创造力,使所有的努力都能朝最终目标迈进。
—— 尤克强教授 元智大学管理学院创院院长 目录
赞誉
专文推介一 石滋宜
专文推介二 尤克强
专文推介三 郭 昕
专文推介四 钱小军
译者序
导言
第1章 不要骗你自己
第2章 相信混杂动机
第3章 争取时间
第4章 明智投资
第5章 深入钻研
第6章 变通规则
第7章 投石审势
第8章 妙手妥协
第9章 三种沉静型美德
附录A 释本溯源
注释
致谢
前言/序言
◆ 译者序 ◆
平常心 领导力
在哈佛广场的COOP书店看书,成了我在波士顿这一年的爱好。也就是在那儿,发现了这本书—首先打动我的是英文版的封面,是一张照片—在海水来回冲刷的沙滩上,不知是谁留下了两行脚印,由远及近,清晰有力,可是也许再过片刻,这足迹就会被海水冲走,仿佛从没有过一样……
待捧起书,便放不下。
于是推荐给华章的总编,到我八月结束美国东西之旅回到波士顿时,华章的好消息到了—版权拿到,并邀我翻译它。实话说,这个任务颇有些难度,不只是因为这本书很深刻的思想性,也是因为作者巴达拉克教授遣词造句相当讲究,有很强的感染力,对于英文三脚猫的我来说,备感头疼。好在MIT的Leigh Hafrey教授、朱童等好友都出手相助,我则勉力而为,希望不被人骂作明珠暗投。
书中内容的评述,已有石滋宜先生、尤克强教授、钱小军博士、郭昕先生作序导读,我只想尽教员的本分,跟诸位分享三个故事—况且,这也与这本书讲故事的风格蛮相符。
第一个故事跟斯隆管理学院里悬挂的一幅画像有关。
在斯隆管理学院转悠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物。满打满算,斯隆学院也就三座楼,占地还都不大,最高不过五层,跟中国很多大学的商学院相比,物理设施可算不上阔气。当然,早年清华的梅贻琦校长就讲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我没有考证过是梅校长首创还是另有其本,反正用在斯隆管理学院上,倒蛮贴切。
所以,有朋自远方来就陪着转,不大会儿工夫就能转个遍。有的人看得仔细,常问些问题,我虽非导游出身,不过,素爱刨根问底,尤喜野史轶闻,大多问题早就问过自己,所以回答起来还轻松。不过也有被问住的时候。
有一回,走到斯隆教学楼(东51)的三层,有位在国内做企业的朋友发现了一幅比较特别的画像—一位很年老的女士坐在那里很和善地笑着—介绍文字不多,知道是“米里亚姆小姐”,曾是斯隆学院的职员,便想问个究竟。
我知道他好奇在介绍中“职员”这个字眼上。我们在商学院里头走,画像看了不少,哈佛商学院的名教授、捐赠者,斯隆的历任院长们,还有管理学家斯隆本人—大都是常识中觉得该在墙上有幅画像的大人物们。为什么这儿单单放了一幅“职员”的画像在墙上呢?
斯隆的一位副院长把这个故事说给我听,以解我们心中疑窦。原来,这位米里亚姆小姐乃是斯隆学院的一位“历史名人”。
米里亚姆小姐1936年从Radcliffe学院毕业后,在欧洲又学习了一年,然后就作为职员加入了斯隆学院的前身—所谓的第15课程组。1952年在第15课程组的基础上成立了斯隆管理学院,她就一直是斯隆行政事务中的一位骨干,负责硕士项目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从注册、成绩到排课、财务资助,甚至帮助学生去规划选课,帮他们设计未来的职业生涯。那时米里亚姆的形象,斯隆的院长回忆说:“她经常手里拿着一个拍纸簿,上面列满一长串要做的事情,不断跟学生谈,越谈,这个清单拉得就越长。每做完一件,就划掉一行。”有时候,为了给那些带着小孩子的学生们有个机会能外出几个小时,她还帮他们带孩子。
1988年,她从斯隆退休,1995年80高龄过世,身边只有一个侄女。不!绝不是只有一个侄女。在她服务于斯隆的这51年里,每当毕业生回到斯隆聚会的时候,大家相互之间最熟悉的一句问话就是“米里亚姆小姐在吗?”“我得去看看米里亚姆小姐”—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能说起自己和她之间有过的一些接触或一点感受。1981年,麻省理工学院校方在一个非常隆重的场合颁给她“James Murphy”奖,以表彰其“对大学精神的贡献与对承诺的忠实,特别是在对待学生上”。1984年,当1959届硕士班毕业生25周年聚会时,作为一个礼物,她的画像挂到了那里,并以她的名字命名了那个三层大厅—那个面对查尔斯河阳光明媚、景色宜人的“米里亚姆厅”。并且,每年学院还会颁发米里亚姆奖学金给一位对斯隆这个大家庭做出突出贡献的、即将毕业的硕士学生。在学生看来,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
这就是米里亚姆小姐和她的画像的来历—她生前老说“那个画像太让我不安了”—51年的人生故事我知道得很少,转述得很短。
米里亚姆小姐是不是一位领导者?她的经历中有没有闪耀着领导之道的光芒?故事的情境下,你也许会同意地点头,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得到这样的同意恐怕并不容易。
我还听说过这么一个关于孔子、学生、奴隶和牛的故事—我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真伪、版权都待查,姑且借用一下。
在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孔子所在的鲁国宣布,如果有人在其他国家看到有鲁国人沦为奴隶,则可以先把他赎买回来,然后到政府那里去报账。一次,孔子的一个学生,从别国赎回了一个奴隶,但他却并没有去找政府报销。一时间,别人竞相夸赞这个学生道德高尚,而孔子却批评他说:你这样做妨碍了更多的鲁国奴隶获得自由,因为,如果别人也在别国看到了鲁国人沦为奴隶,那么,如果他赎买回来去报账,就会有人嘲笑指责他的道德品质不高;而如果他不报账,他就损失了一笔钱,这样,他就只好装作没看见,而不去赎买这个奴隶。又有一回,孔子的一个学生冒死救起了一个落水的人,这个获救者家境富有,于是酬谢给这个学生一头牛,孔子的学生很高兴地收下了。很多人指责这学生的道德不高尚,这么重的礼也收—不仅该分文不收,估计还该加上一句“这是我应该做的”,然后转身就走—抱歉,最后这情节不是故事里头的,是我一不留神串到了主旋律电影里头的套路。故事的最后是说,孔子又与众不同地表扬这位收下牛的学生说:你这么做能够鼓励更多的人去冒险救人,使更多的人获救,做得对。
孔子这一褒一贬,估计都很难上鲁国报纸的版面,可能学生们也费了不少唇舌来辩论如果把这两件事儿记录下来,是否会有损伟大宗师的道德形象—打住,这段又是戏说版,增加点现代气息而已。
再有一个故事我亲身经历,还是跟翻译有关的。
我曾读到一本非常畅销的美国企业家传记,翻译得挺好,读起来很顺。其中有段情节引起了我一点好奇。说的是这位主人公,伟大的美国企业家代表,要对付公司内部出现的一些高管人员“反对派”的“政治阴谋”。于是,他就一个一个地跟公司很多董事去“沟通”,争取他们的支持;与此同时,那位反对派首领也在一个一个地跟公司中很多董事“密谋勾结”。总之,当坐到大摊牌的会议桌上时,局势微妙,主人公是“胸有成竹”,而那位反对派首领则是“心怀鬼胎”。
我读时只是觉得这位传记译者真是笔下生花,字眼译得实在中国。抱着学习的目的,找来英文原书对照,发现其实原文中我在上段那些用引号引起来的地方,竟然都是英文中很普通的一些词语,而且其实并无明显褒贬之意。
为什么这位译者增加了褒贬在上头呢?老实说,这一来,比原文更热闹、更生动—如果不是从审视译文的角度评价的话。这褒贬里头隐含着一些什么念头呢?或者并没这么处心积虑,只是信手拈来,那么当时作者脑中闪过的又是怎样一些潜意识呢?
借着这三个故事,我想试着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本书在副标题中用“非正统”(unorthodox,也可译作“离经叛道”)来形容本书所讲述的领导之道。我以为,本书内容中称得上“非正统”的地方很多,作者用笔较多的,则是对三个观念做的深刻思考—分别是“领导”“私利”“政治”。
先说“领导”。对于“领导”的理论与实务研究,西方管理学界曾经经历过几个明显的阶段:最早期的“伟人论”(the great man theory)主张“英雄造时势”,认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由占有领导地位的领袖人物所造成的,这些人物具有某些不凡的特质,使他们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然而,历史上的伟人毕竟不多。其后的学者又走到另一极端,他们发展出各种测量工具,试图测量不同类型组织中的领导行为:菲德勒著名的“权变理论”(contingency model of leadership)以及类似的“情境领导”学说,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探讨:在什么样的外在环境条件下,采用什么样的领导方式,能够产生最大的效能。
早期主张“伟人论”的学者一直企图找出领袖人物的“特质”,却始终徒劳无功。近期的研究又旧调重弹,提出了“转型领导者”(transformational leader)的概念,认为历史上伟大的领导者大都具有一种非凡的影响力,能够让他们的支持者相信,只要他们一齐努力,追求领导者为他们所界定的共同目标,他们一定可以扭转乾坤,在社会中造成极大的转变。
这就是所谓的“主流”领导理论。学术上的代表人物中,沃伦·本尼斯(早年在MIT,现在南加州大学)与约翰·科特(哈佛商学院)都把目光放到公司的高级管理者身上,相应的案例编写、研究与教学也大多以公司中的CEO或者董事长为中心人物。
本书中案例颇多,每一章至少一个中心案例,主人公大多是公司中的中层经理,甚至与公司无关,上尉、志愿者、政府工作人员的故事也都有,这反映了作者头脑中的一个创造性的思想—领导之道,不是CEO们的专属、专长或专用武器;在组织的不同层次上,都有值得研究、学习和培养的领导之道。毫不夸张地说,每个人每一天都会碰到领导的问题。
回到我前面讲到的第一个故事,米里亚姆小姐其实是本书所着力研究的沉静型领导者的一个例证。我们判断事物,向有尊卑轻重之分,这很常见。我们很自然地就把目光投注在镁光灯摄像机光环下的那些人身上。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企业领袖被神化,商界几乎成了娱乐界,商业明星作秀的工夫超过其驾驭管理的能力。我并不是反对企业家或者高层管理者成为公众人物,但是,那样一种浮躁之气,实与真正的领导力相去甚远。在中国,“领导,冒号”的相声段子,对社会现实反讽讥笑的同时,也摇晃着“领导”这两个字在中国的褒贬分类。通常一个人走进各司其职的办公室之后打趣的一句套话就是“呦,领导们都在呢?”—戏谑中,领导成为某种公众对立面的象征,这当中的领导,是职权(authority)领导。而“不依赖职权的领导”,正是现在领导研究的热门话题—权力(power)与影响力(influence),并不一定要来自于职权。
所以,本书“离经叛道”地对沉静领导之道加以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在领导一个组织,造就一圈气候,改变一些面貌时,认真检视心中的这些假定预判,让我们注意到那些“并非英雄”的成员“并非平常”的贡献;因为离开了他们的默默耕耘,我们的组织很难与众不同、卓越和谐。
第二条是“私利”。本书的第2章,分析了大部分领导者之所以能够卓越有效,不是因为他们心中的动机纯而又纯、高尚利他,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动机相当混杂,其中所包含的“私利”部分支持着他们持续地、创造性地努力。
这也是本书“离经叛道”的一个焦点。传统上的领导学说,大都强调领导者拥有纯洁的动机,强调领导者毫不动摇地献身于伟大的目标和高尚的事业,强调领导者乐于挑战既有的制度,以变革奠定成就。
孔子的故事,也提供给我们一个思考的文本,道德与伪道学的分界也正在此。当我们把领导英雄化、神话与符号化时,其实就是异化。当我们对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标准要求都提升到如此之高时,其直接的后果是言行不一,说与做“两张皮”。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有这样一段话:“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却是为人的常规。”恰恰是在那样一种每个普通人都要变圣人的狂想中,迫使人们连正直这个为人的本分也丢掉了。本书中对此有一段精彩反省—“往好的方面讲,这些故事鼓舞了人心,指明了方向;往不好的方面说,它们用煽情的动人话语而不是现实主义的理性观点,来解释人们所有行为的动因。它们还告诉那些有着混合和复杂动机的人,他们太自私、太矛盾、太迷惑,因此不能成为‘真正’的领导者。”
我并不认为“私利”能够解释为人在社会中所有行为的根源。事实上,人总是在利他与利己之间的某一点权衡、行动着,满足着他们对于个人获取、社会联系、学习成长的复杂需求。
第三条“离经叛道”之处是如何看待“政治”,这里指的是公司政治或者组织政治。在企业中,组织政治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其作用如何?我们该怎么对待它?
组织政治的存在是无疑的;而且是难言的—很多属于组织潜规则的部分。我所见到在很多公司的准则中,都明确写明“禁止公司政治”,我所听到很多企业领导都在侃侃而谈自己对于“公司政治”的极其厌恶以及与之斗争的一贯历史。组织政治在公众舆论中贴上的标签是“十恶不赦”,是组织之所以出现各种疾病的“罪魁祸首”。
我想,这种公众舆论其实可以换一个等同的说法—人,是组织之所以出现各种疾病的“罪魁祸首”。只要你的组织中存在人,就存在因为人而带来的关系、利益,也就必然使组织中的每个成员与“组织政治”共舞。在有关翻译用词的那个故事中,翻译者本人下意识地以正邪划分两方,同样是会议下的沟通、联合—这素来算做组织政治的活动,他如果认为是“坏人”所为,则笔下自然就变成了“阴谋”“勾结”“政治”“权术”。
……
杨斌
于美国麻省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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