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长期浸淫在特定领域文献中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种急需的“抽离感”。它不是在教你如何找史料,而是教你如何“审视”你手中的史料。作者行文的风格非常古典,用词考究,仿佛是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学术辩论。我尤其欣赏他对“史料的伦理责任”的探讨。研究历史,不仅仅是整理过去,更是对未来的人负责。如何避免因个人偏见或时代局限性而对后世造成误导,这是作者贯穿始终的核心关怀。这种从技术层面上升到哲学层面的探讨,使得全书的格局一下子打开了。它要求读者不仅仅是信息的接收者,更要成为历史叙事的共同参与者和潜在的把关人。虽然中间有些章节的讨论略显晦涩,需要多次回味,但其提供的思想重量绝对值得反复咀嚼。
评分这本书简直是为所有对“真相”抱有执念的人准备的解药。它没有给我任何关于“历史是什么”的最终定论,而是精准地剖析了“我们如何构建历史”的过程。我记得有一个章节专门讨论了“考古发现如何颠覆既有史观”,那种从“地下”冒出来的、无法被现有文献体系解释的物件,是如何像一把尖刀一样刺破了我们对某个时代的刻板印象,这一点读起来令人心潮澎湃。它让我意识到,历史研究不是一个静态的知识积累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永恒的修正过程。读完之后,我再去看任何一段历史记载,都会不自觉地启动一种“批判性过滤器”——这则材料的来源是哪里?谁受益于这个说法的流传?它忽略了谁的声音?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对我的日常生活判断力都有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这远超一本纯粹的学术书的范畴。
评分初读这本著作,我的感受是既兴奋又有些许的迷茫。作者的论述逻辑非常清晰,层层递进,将原本抽象的“史料学”概念,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案例,具象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特别欣赏其中对于“口述史”与“文本史料”进行比较分析的部分。以往我总觉得口述历史带有人为的情感和记忆偏差,不如碑文或官方文献来得可靠。然而,书中通过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心态的研究,巧妙地论证了口述史在揭示“民间声音”和“非主流经验”方面无可替代的价值。这种平衡的视角,让我对既有的史学观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正。当然,坦白说,有些关于文本批判的理论部分,如对“元叙事”的解构,初读时需要放慢速度,甚至需要查阅一些补充材料才能完全跟上作者的思路。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它强迫你跳出舒适区,去迎接更深层次的智力挑战。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渐进式的,初看时,以为它会聚焦于具体史料的类型划分,比如文献、实物、图像等。然而,作者真正深入探讨的是史料背后的“权力结构”与“知识生产”。他巧妙地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分析工具引入到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中,使得原本严肃的学科边界变得模糊而富有张力。比如,书中通过对比不同文化中“时间记录”方式的差异,说明了“客观性”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构建。这种跨学科的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学术想象力。读完后,我再也无法用简单的“真”与“假”来评判历史叙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复杂、多维度的理解框架。它不是一本告诉你答案的书,而是一把让你自己去解构所有“答案”的钥匙。对我而言,这本著作更像是一次智力上的探险,充满了惊喜与挑战。
评分这本厚重的书摆在我的书架上,封面的设计就透着一股严谨学者的气息,带着历史的尘封感。我本来以为它会是那种枯燥乏味、堆砌史料的教科书,但翻开扉页后才发现,它更像是一场关于“如何看待过去”的深度对话。作者的笔触细腻而富有洞察力,他并没有急于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去审视那些看似铁板钉钉的“事实”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人为的筛选和解读。比如,书中对“史料的偶然性”的讨论就让我印象深刻,它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所能接触到的历史,往往是幸存者、胜利者或掌握权力者精心留下的片段,而非全貌。这种对“非存在之物”的追问,极大地拓宽了我对历史研究范畴的理解。它教会了我,真正的历史工作者,不仅要读懂史料本身,更要读懂史料“为什么是这样呈现的”。这种反思性的阅读体验,远比死记硬背时间线和人名要来得深刻和有价值。
评分春宜读诗,冬宜读史。 黄昏宜读情书,清晨宜读外语。 月下宜读西厢,半夜宜读聊斋。 读教材宜考前,读晚报宜浴后。 读唐诗宜坐,读宋词宜卧。
评分还没读
评分绝对是好书,价格也便宜,很值得一读。
评分1、冰峰168小时的剧情简介
评分打包太烂。打包太烂。书可以,便宜。
评分绝大部分时间可算“海晏河清”,梁朝虽偏安江左,但仍能在相当程度上以华夏文化正统的继承者自居。大约在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前后,梁武帝忽发奇想,在长春殿召集群臣开学术研讨会,主题居然是讨论宇宙模型!这在历代帝王中也可算绝无仅有之事。 这个御前学术研讨会,并无各抒己见自由研讨的氛围,《隋书•天文志》说梁武帝是“盖立新意,以排浑天之论而已”,实际上是梁武帝个人学术观点的发布会。他一上来就用一大段夸张的铺陈将别的宇宙学说全然否定:“自古以来谈天者多矣,皆是不识天象,各随意造。家执所说,人著异见,非直毫厘之差,盖实千里之谬。”这番发言的记录保存在唐代《开元占经》卷一中。此时“浑天说”早已在中国被绝大多数天学家接受,梁武帝并无任何证据就断然将它否定,若非挟帝王之尊,实在难以服人。而梁武帝自己所主张的宇宙模型,则是中土传统天学难以想象的: 四大海之外,有金刚山,一名铁围山。金刚山北又有黑山,日月循山而转,周回四面,一昼一夜,围绕环匝。于南则现,在北则隐;冬则阳降而下,夏则阳升而高;高则日长,下则日短。寒暑昏明,皆由此作。 梁武帝此说,实有所本——正是古代印度宇宙模式之见于佛经中者。现代学者相信,这种宇宙学说还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教的圣典《往世书》,而《往世书》中的宇宙学说又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000年的吠陀时代。 召开一个御前学术观点发布会,梁武帝认为还远远不够,他的第二个重要举措是为这个印度宇宙在尘世建造一个模型——同泰寺。同泰寺现已不存,但遥想在杜牧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必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关于同泰寺的详细记载见《建康实录》卷十七“高祖武皇帝”,其中说“东南有璇玑殿,殿外积石种树为山,有盖天仪,激水随滴而转”。以前学者大多关注梁武帝在此寺舍身一事,但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曾指出,同泰寺之建构,实为摹拟佛教宇宙。 “盖天仪”之名,在中国传统天学仪器中从未见过。但“盖天”是《周髀算经》中盖天学说的专有名词,《隋书•天文志》说梁武帝长春殿讲义“全同《周髀》之文”,前人颇感疑惑。我多年前曾著文考证,证明《周髀算经》中的宇宙模型很可能正是来自印度的。故“盖天仪”当是印度佛教宇宙之演示仪器。事实上,整个同泰寺就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盖天仪”,是梁武帝供奉在佛前的一个巨型礼物。 梁武帝在同泰“舍身”(将自己献给该寺,等于在该寺出家)不止一次,当时帝王舍身佛寺,并非梁武帝所独有,稍后陈武帝、陈后主等皆曾舍身佛寺。这看来更象是某种象征性的仪式,非“敝屣万乘”之谓。也有人说是梁武帝变相给同泰寺送钱,因为每次“舍身”后都由群臣“赎回”。
评分感觉书不是很厚的样子,不知道自己花多长时间能看完
评分明清时代野史笔记的兴起和源流,约可分七个时期。第一期是元未明初,朱元璋篡夺了红巾农民军的果实,建立了朱明王朝的政权,统一了中国,当时的记载如林,这可以说是野史笔记写作的初期。第二期的弘治、宣德以后,时局较为稳定,记述不多,这是野史笔记缓和较少的时期。第三期,正德、嘉靖以来,社会经济比较繁荣,阶级斗争的形势颇为尖锐复杂,这是野史笔记极为兴盛的时期。第四期,明末清初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兴起,沉重打击了明王朝的腐朽政权;另一方面,面临满族的入侵,政治形势更加紧张、复杂。第五期,清初顺治、康熙初年,有些作者沿袭明末的余风,写出激昂的作品,抵触了清朝的忌讳,冒犯了他们的尊严,于是他们大严野史之禁,使这类笔记小说受到打击。第六期,清雍正、乾隆以来,文人学士慑于清政府箝制人民的思想,大兴文字之狱,因之噤口不敢方时事,学问乃流入考据学之一途,对于研究古典文献,有其优良的成绩,但关于史事的记述,则只可以说略上人旧闻而已。第七期,鸦片战争以后,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
评分《新白娘子传奇》里,碧莲曾经跟天不怕地不怕的戚宝山说:“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宝山偏不信邪,开了个豆腐店起早贪黑卖豆腐,才真正尝到了人间百味。所以,看到小津安二郎说自己是只会做豆腐,不会做咖喱饭和炸猪排的人的时候,我认为他并不是在自谦,相反的,他是在表达做豆腐的辛苦。 若在现在苛刻的评论家眼中,小津战后的导演生涯,简直可以用“毫无突破”来形容。他热衷于反复拍摄同一个题材的作品,视角永远局限于战后日本的普通家庭,很少有外景,基本上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十叠大小的空间里。所试图展现的主题也大致统一,即描写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庭观念是如何在崭新的时代中显得不合时宜,进而走向分崩离析的。他甚至不在意自己重复自己,光是“送嫁”这一个题材的电影,他就先后拍了《晚春》、《秋日和》及《秋刀鱼之味》三部。然而,就是这样近乎偏执的专注,才将他做豆腐的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国际影坛公认的大师。 如今的豆腐界,可以说是一团乱象。有的人呢,连最基本的白豆腐还没做好呢,就想着一天换一种花样,今日做豆皮儿,明朝做豆干,美其名曰“挑战不同类型题材”,结果做来做去基本功都不过关;有的人呢,自知技不如人,于是便投机取巧,成日想着标新立异来讨好顾客,什么彩虹豆腐、水果豆腐纷纷出炉,可是人们尝个新鲜之后,还是怀念最普通的豆腐的味道。拍电影和做豆腐是一个道理,想要做出人们心目中最好吃的豆腐,从来都没有捷径可走,它首先需要你拥有良好的味觉,知道什么才是最能打动人的豆腐;其次,它需要日以继夜的锤炼,寻找最适合的豆子、一点点改进软硬的比例,反复尝试点卤的技巧。最后,练就只属于你个人所有的,独一无二的做豆腐技巧。 说起来简单,可是现在能坚持去那么做的人,真是少之又少。 无论是之前出版的唐纳德•里奇所著的《小津》,还是莲实重彦的《导演小津安二郎》,都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被“半神化”的小津。而本书中小津却用朴实的语言,活生生的把自己拉下了“神坛”。他一一解释了那些他被神化的技法,例如有名的“离地三尺”的低机位拍摄方法、不采用淡入淡出的场景切换方法、在拍摄悲伤场景不做特写反而拉远的手法等等,只是他为了拍摄方便、画面好看而且刻意不遵循电影文法的表现。得知真相的我们也许会有大失所望的想法,却也因此感觉到拍摄电影并不是一件高深神秘的事情。而这也是小津的期望,他认为:“如果电影的文法真的是优异如自然法则那样的不成文的规定,那当今世界只要有十个电影导演就够了。”他认为,每个导演都应该表现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感觉,而不应拘泥于任何文法。 同时小津还在书中展现了自己幽默风趣的一面,与电影中显露出的内敛敏感的气质迥然相异。例如他谈到自己是怎么当导演的时候写到,是他还在做助导的时候,有一次加班太饿了,他忍不住抢了本该要端给导演的咖喱饭,因而被厂长认为是个有趣的家伙,被委以重任;他更还在文章中撒娇,说自己“常露出酒窝自嘲……我这份可爱,在女演员中,尤其是中年组眼里大受好评。” 读来令人莞尔,更使我灵光一现,想起《晚春》里的一个场景:纪子因为舍不得鳏居的父亲不愿出嫁,对姑姑安排的相亲不置可否。而好事的姑姑担心的却是芝麻绿豆的小事,对方名叫佐竹熊太郎,她担心纪子不喜欢这个名字,担心大家成为一家人后不好称呼这位侄女婿:“熊太郎这个名字就象胸口长满了毛的感觉,我们该怎么叫他好呢?叫熊太郎的话就象在叫山贼,叫阿熊就象叫个傻子,当然不能叫他小熊,我打算叫他小竹。”让人好气又好笑,当时沉浸在整部电影的气氛中没做他想,如今想起来,这恐怕是小津为了抗议自己被人贴标签,特意加进去的细节,证明自己“其实是拍喜剧片出身的。” 小津和其他导演最大的不同是,他是一个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都遵循“少即是多”(Less is More)原则的人,这是他做豆腐的筋骨,也是他做人的筋骨。当其他导演都纷纷给电影做加法,加入各种炫目的技巧和激烈的戏剧冲突的时候,他思考的却是如何拿掉全部的戏剧性,让演员以悲而不泣的风格去表演。本书中极为珍贵的一部分,是小津对拍摄风格和作品的自叙,他评价《秋日和》这部作品的时候,是这么说的:“社会常常把很简单的事情搅在一起搞得很复杂。虽然看似复杂,但人生的本质其实很单纯。……我不描写戏剧性的起伏,只想让观众感受人生,试着全面性地拍这样的戏。” 这大概就是他去除一切外在浮华,用最原始最本真的技法去做豆腐的初衷吧,这豆腐的余味果然很佳,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依然回味悠远,并有历久弥新、常看常新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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