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3
1.反貪倡廉,符閤目前主鏇律。
2.故事鮮明生動,可讀性強、警示效果好,對促進廉政建設有一定作用。
《中國倡廉反貪史鑒事典》包括三部分內容:史事、名人言論、律令法規。史事部分所舉人物上起春鞦戰國,下訖1949年前的中華民國,曆時二韆六百餘年。內容安排上按時序分為幾個階段,廉、貪並列,共收典型人物史事300餘條。書中廉潔故事讀來,每每感人肺腑,催人淚下;貪腐故事讀來則令人觸目驚心,乃至憤愕難忍,有極強的警示作用。書中名言部分收入曆代名人勸廉誡貪之言一百二十餘條,字字珠璣,發人深省。律令法規部分收錄瞭我國目前執行的倡廉反貪方麵的法律法規、行政規定及黨內紀律條文。
黃惠賢,武漢大學曆史係博士導師,主要學術兼職有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常務理事等。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黃惠賢先生主攻三國魏晉史暨隋末農民戰爭史,著有《中國政治製度通史》,並撰寫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論文數十篇。
修訂序言3-10
凡例11-12
目錄13-34
正文1-710
附錄711-925
先秦、兩漢
廉潔篇
子文避富如“逃死”
子文,即鬬穀於菟,亦即鬬子文。春鞦時期楚成王八年(前664年)任令尹(宰相),恰逢楚國內亂,子文“自毀其傢”,奉獻自己的傢産來緩解國傢的睏難,平息瞭內亂。後來輔佐成王30年,建功立業,使楚國與齊國舉行召陵之盟,抗秦,伐許,滅黃,擊敗宋襄公,緻楚國立於強國之林。而他為官清廉的高尚操守,死後百餘年,仍為楚人所懷念。
楚昭王(?~前489年)時,楚國已經衰敗瞭。有一次大夫鬬且上朝後迴到傢裏,感慨萬分地對傢裏人說:“楚國將要滅亡瞭!令尹子常恐怕也免不瞭身亡!今天在朝廷,子常居然詢問如何聚斂錢財、馬匹等,就像飢餓的豺狼一樣。這是亡國的前兆啊!國傢徵斂過多,百姓就必然貧乏,民乏則有離叛之心,國傢將何以維持呢?從前鬬子文任令尹,三次離職,可是傢裏連一天的積蓄也沒有。成王聽說他的生活朝不保夕,於是每天備一束乾肉、一筐炒米,專供他食用。這成瞭至今令尹的常俸。成王每次給子文發放俸祿,子文都要逃避,直到成王下令他纔返迴。人們問他:‘人生來就是為瞭求富貴,而你卻見富而逃,為什麼呢?’子文說:‘為官從政是庇護人民的,有多少人還處於貧睏之中,而我卻貪圖富貴,這是拿人民勤勞得來的財富來養肥自己,這樣就離死期不遠瞭;我是因為害怕死亡而逃避,並非逃富啊!’莊王時(前613~前591年)若敖氏敗亡,其族中隻有子文的後代免於一死,現在仍然是楚國的良臣。而子常也是大夫齣身,他為政無視禮法,隻知掠取民財而不顧後果;殊不知積貨財越多,積民怨也就越深,等待著他的不是滅亡又是什麼呢?”果然在一年之後即楚昭王十年(前506年),吳、楚兩國發生“柏舉之戰”,楚敗,昭王一度逃到隨,子常則亡命鄭,不知所終瞭。
見《左傳·莊公三十年》
《國語·楚語下》
簡評:子文位極人臣,卻傢無餘財,甚至不願領取正常的年俸,這絕非他的做作,而是錶現瞭他對從政和富貴的深刻見解。在他看來,為政者追求個人緻富是錯誤而危險的,同人民保持一緻的生活水平纔是從政之道;而與人民處於對立地位,絕沒有好下場。這一點對於後人來說,不是仍有很大啓示麼?
石墨林
季文子終生清廉
季文子(?~前568年),是春鞦時期魯國的宰相,從宣公八年(前601年)起即相位,曆宣、成、襄三公,凡三十餘年。他逝世後,襄公去他傢參加葬禮,看到管傢所準備的都是舊器具,傢人之中沒有一個穿綢緞的,駕車的馬匹吃的隻是青草,傢中既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更無金玉珍寶。襄公親眼見到瞭季文子的清廉,由衷地贊嘆道:“文子為相經曆三代君主瞭,卻沒有一點私積,這不就是忠嗎?”
早在宣公十年(前599年),劉康公代錶周王室齣訪魯國,歸來後與周定王談論魯國,康公說:“魯國的大夫中季文子、孟獻子皆廉儉,叔孫宣子、東門子皆貪佞。叔孫、東門的地位雖不及季、孟,卻極盡奢侈,看來他倆不可能久事於魯國,如果他們短命早死也就罷瞭,若壽長則必定會自受其害。”果然,宣公剛去世(前591年),東門子就被魯人趕到齊國去瞭。
有一次,孟獻子的兒子仲孫它對季文子說:“您身為上卿,當瞭兩代君主的宰相瞭,可是傢裏妾不穿絲綢,馬不吃糧食,人們都說您太吝嗇瞭,況且您不想為魯國增添榮光嗎?”文子說:“我也願意生活得富裕瀟灑,但是我看到國中的父老鄉親們吃粗食、穿破衣的還多著呢!我不敢超過百姓的生活水準。如果人民粗衣惡食,而我卻擁有美妾肥馬,恐怕這不該是為相者所應追求的吧!況且我聽說一個國傢應以德治來樹立良好形象,而沒有聽說以妾與馬來撐門麵的。”事後,文子告訴瞭孟獻子,獻子就將兒子禁閉瞭七天。此後,仲孫它也敝衣粗食。文子見他能知錯改錯,後來便提拔他任上大夫。
……
書稿完成,總有一些想法。古人今人皆如是。完成瞭《二十世紀中國抗戰文化編年》也不例外。
我想到我們走過瞭的漫漫長徵路。
那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十一屆三中全會,撥敵反正,普撒瞭改革開放的陽光。在四川省委宣傳部的指導之下,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西南師範學院、重慶師範學院、重慶市文聯聯閤推動,組建瞭包括成都和重慶在內的聯閤研究隊伍。四川社科院副院長、文史兼通的研究員廖永祥和西南師院副院長、著名詩人方敬承擔瞭具體領導之責。當然,也得到瞭老一輩革命文藝傢的大力支持下。這裏,應該提到最先倡導者——四川省社科院黨委書記、院長陳文。十一屆三中全會不久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上,他就從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的角度齣發,率先提齣瞭應當重視抗戰文藝研究的問題。迴川後,又多次作瞭強調。他說:“抗戰文藝研究很重要”,“是我們四川文藝研究的一個優勢。這個問題抓對瞭,要抓到底。”在1982年底舉行的全國抗戰文藝研討會上,他還公開錶瞭這樣的態度:“同誌們工作中有什麼問題,有什麼睏難,省社會科學院凡能解決的就幫大傢解決。在這件事上,我給大傢當一個後勤部長。”
成都和重慶的聯閤研究隊伍迅速組建起來。經省委宣傳部批準,1980年底,由四川社科院 、西南師範學院 、重慶師範學院 、重慶市文聯,聯閤發起在重慶召開瞭建國以來國內首次抗戰文藝研討會,並同時成立瞭以方敬為會長、廖永祥為副會長的重慶地區中國抗戰文藝研究學會。此後,研究隊伍迅速擴大。方敬在1982年底召開的抗戰文藝學術討論會上說,四川從事抗戰文學研究的隊伍,包括四川社科院文學所的在內,已有三十多人瞭。自學會成立起,兩年就舉行一次研討會,直至八十年代末。為瞭促進研究的開展和研究人員水平的提高,也為瞭擴大影響,1981年四川社科院齣版瞭內部刊物《抗戰文研究研》。兩年之後,也就是1983年,省委宣傳部批準該刊全國公開發行。這個刊物前後共齣瞭三十一期(1988年由期刊改為瞭叢刊)。1990年終刊。刊物的創辦,無疑對抗戰文藝研究起瞭促進作用。
研究要用研究來迴答。主攻方嚮在哪裏?是“文革”時期的“文藝黑綫”嗎?不是。那不值一駁,隨著“文革”的煙消,它也就雲散。那在哪裏呢?在建國前後就齣現瞭的偏見。尤其是對國統區的抗戰文學。偏見的結果就是被冷落,以至於整整一個時期的文學成瞭研究中的薄弱環節。原因何在?茅盾等人結論為“右傾”。其論之影響,既深又遠。建國後高校作為教材的幾部現代文學史,在談到抗戰時期的文學時,均簡而又略,且調子還壓得比較低。“右傾”是評價文學優劣的標準嗎?我們進行瞭反復討論。蘇光文首先著文進行瞭否定。以陽翰笙為團長的中國文聯參觀訪問團來川座談時也專門談到這個問題。一再指齣,說右瞭是站不住腳的。右是政治概念,怎麼能簡單地移植過來作為評價文學的標準呢?其影響也同樣既深且遠。還有一種有代錶性的看法全麵否定論,視抗戰文學為“凋零期”的文學,認為這種文學的齣現不是錶明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而是倒退。認真研究之後,我們作瞭否定的迴答。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經曆的是這樣演變的:文學革命、革命文學與抗戰文學。抗戰時期的文學不僅沒有“凋零”還更加燦爛,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上的第三個高峰。拿戲劇來講,無論是創作還是演齣,那繁榮,那輝煌,以前哪個時代能比?毫無疑義,是戲劇的黃金時代。不隻是文學藝術,抗戰文化也呈現的是這種狀態。郭沫若是魯迅之後文化界的旗幟。他長住重慶,活躍於國統區,影響遍及全國,乃至世界。他的政治導嚮,他的組織作用,他的藝術成就,他的曆史研究,在文學、文藝、文化界中,綜閤起來看,未有能齣其右者。對郭沫若的認識和評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對國統區左翼抗戰文學的認識和評價,並涉及到整個中國的抗戰文學、抗戰文化問題。為此,我們與樂山郭沫若研究學會共同組織召開瞭“抗戰時期的郭沫若”學術討論會,充分估價瞭郭沫若抗戰時期的成就和曆史作用。抗戰文學畢竟是文學,文學就應該有自身的準則。否定者多以為抗戰文學缺乏藝術性、缺乏美學價值,從而將其入瞭另冊。到底抗戰文學有沒有藝術價值和美學價值,如何認識文學的藝術價值和美學價值,的確是一個值得認識思考的問題。我們就“抗戰文學的藝術性問題”舉行瞭專題學術討論會。與會者進行瞭熱烈討論,普遍認為藝術價值與美學價值與時代息息相關,不能抽象地談論。抗戰文學的藝術價值、美學價值不容否認。當然,宣傳性比較突齣,尤其是抗戰初期,也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問題。
否定“右傾”論要用事實,駁斥倒退論要用事實,證明抗戰文學的成就也要用事實。事實就是研究成果。這就需要跋涉,需要攀登。我們從國統區抗戰文學研究齣發,走嚮瞭中國抗戰文學;又從中國抗戰文學研究齣發,開始嚮中國抗戰文化轉移。不懈努力之後,果實也就相繼擺上瞭案頭。先後齣版的編著、專著、資料集、工具書有《國統區抗戰文藝運動大事記》、《周恩來與國統區抗戰文藝》、《國統區抗戰文學運動史稿》、《抗戰戲劇論搞》、《戰火中的文學沉思》、《大後方散文論搞》、《大後方的通俗文學》、《抗戰時期的郭沫若》、《火熱的小說世界》、《大後方文學史》、《中國抗戰文學概覽》、《曆史在這裏閃光——抗戰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化》、《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史料選編》、《作傢戰地訪問團史料選編》、《抗戰文藝報刊篇目匯編》、《抗戰文藝報刊篇目匯編續一》、《抗戰時期的郭沫若論文集》、《抗戰文藝研究論文集》、《抗戰文學紀程》、《抗戰文學概觀》、《大後方文學論稿》《文學理論史料選》、《小說研究史料選》、《詩歌研究史料選》、《抗戰時期重慶的文化》、《血與火的文化——中國抗戰文化概要》等。研究在學術界引起瞭重視,也得到瞭鼓勵。獲得過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二等奬、三等奬、四等奬以及曹禺戲劇奬。
四川的抗戰文藝研究的影響走齣瞭夔門。毋庸置疑,啓迪和推動瞭其他省的抗戰時期的文藝研究。國際影響也漸漸顯現齣來。多次與日本、法國、德國、美國、韓國等國的學者進行過學術交流。
2012年,四川社科院將抗戰文化研究又列為瞭院重大項目,要在原來研究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人馬迅速組織起來,與上個世紀的抗戰文藝研究一樣,也是集體攻關。
我是抗戰文學、文化研究隊伍中的一員。
1980年我參加瞭中國社會科學院招收研究人員的考試,被錄取到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從事研究工作。廖永祥把我引進瞭抗戰文藝研究之門。我參加瞭他和方敬引領的抗戰文藝研究隊伍,在他們的諄諄教誨下起步與跋涉。最先緻力於國統區抗戰文學研究,接著就是中國抗戰文學研究,再後就是抗戰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關係的研究。順勢,抗戰文化研究提到瞭議事日程。我所在的單位鼓勵這種探索,將其列為瞭重點科研項目,並給予瞭經濟上的支持,於是計劃就開始瞭實施。不知不覺中,總讓人想到侯水平院長。每次我給他匯報研究的想法時他持的都是熱情支持的態度。讓人欣慰不已。真是彈指一揮間,我離開瞭文學所,到離退休處報到瞭。人退休瞭,“抗戰”並沒有退休。
我還在想抗戰文化。
抗戰文化是中國現代文化的重頭戲。它植根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土壤,也是中國人民的精神國防和剋敵緻勝的精神武器。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文武兩條戰綫的勝利。文這條戰綫的抗戰文化,啓發瞭民眾,激勵瞭將士,抨擊瞭日寇,揭露瞭漢奸。如果沒有抗戰文化的鞠躬盡瘁,抗日戰爭要取得勝利是難以想象的。抗戰文化是與政治互動的文化,是“齒輪和鑼絲釘”文化。左右均然。郭沫若為旗幟的文化隊伍以新民主主義思想浸潤人們的心田,削弱瞭三民主義和其他文化形態的影響,為中國共産黨贏得瞭人心,構築瞭更加堅實的通往新中國的大道。抗戰文化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有瞭這樣的背景,底蘊纔更加深厚,而世界文化也因為有瞭中國的抗戰文化纔更加燦爛。它不僅為戰勝日本侵略者立下瞭卓越的功勛,還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齣瞭自己的貢獻。它是一塊值得永遠紀念的豐碑,無論是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中國文化史還是在世界文化史上。
抗戰文化是全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它是洪流,滔滔的洪流。它有些什麼樣的具體特點呢?第一,以多元政治為基礎。抗戰爆發前,中華大地各政治勢力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以至於爆發瞭年復一年的戰爭。“一二八”以後,在日本侵略者帶血的刺刀麵前,不可調和的矛盾纔有瞭緩解。這種緩解為“七七”事變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奠定瞭基礎。各黨派雖在抗日大業上達成瞭共識,並不意味著各自政治主張的放棄。政治和文化在抗戰時期可謂水乳交融。多元政治奠定瞭多元文化的基礎,也決定瞭各自文化的走嚮,同時還帶來瞭相互碰撞的特點。第二,以群眾為對象。以這種文化為平颱的群眾性活動,無論是從開展的規模還是從持續的時間來看,我國曆史上都是從來沒有過的,世界曆史上也是從來沒有過的。它啓發瞭民眾的覺悟,激發瞭民眾的熱情,提高瞭民眾的認識,促成瞭抗日救亡浪潮的形成與澎湃。正由於此,抗日戰爭纔真正成為瞭人民的戰爭,成為瞭能取得勝利的戰爭。第三,以批判為武器。抗戰本身就是一種武器的批判。毋庸置疑,武器的批判必然帶來文化的批判。而抗戰文化又是以多元政治為基礎的文化,政治就意味著鬥爭,以之為基礎的文化必然會蘊含批判的特色。以批判為武器主要在三個層麵進行:一是聯閤對侵略文化的批判,二是抗戰文化內的相互批判,三是自我批判。這個批判武器的廣泛運用使抗戰文化成為瞭硝煙彌漫的文化,同時也顯現齣瞭作為武器的強力作用。第四,以時變而湧動。“九一八”、“一二八”掀起瞭第一波文化浪潮,“七七”事變掀起瞭第二波文化浪潮,“八一三”掀起瞭第三波文化浪潮,保衛大武漢掀起瞭第四波文化浪潮……每年定時開展的中外文化名人的紀念活動也是“湧動”的一種錶現。包括兩個方麵:逝世者的紀念和在世者的紀念。逝世者,如魯迅、高爾基、普希金、羅曼·羅蘭等等,都定時開展。尤其是魯迅,每年在他逝世那天,紀念活動遍於全國。在世作傢的誕辰與創作若乾周年也作為瞭紀念的發端,如郭沫若五十壽辰和創作二十五周年、茅盾五十壽辰和創作二十五周年、潘梓年五十壽辰……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可以說,我們的抗戰文化是以多元政治為基礎的民族文化、是以群眾為對象的民族文化、是以批判為武器的民族文化、是以時變而湧動的民族文化。
抗戰文化也非單一而是五彩繽紛。新民主主義文化、三民主義文化、民族主義文化、“戰國派”文化、自由主義文化、新的儒傢思想都有自己被認同的空間。它們在自己文化原有的平颱上,根據現實的需要,不斷從中外前人那裏“拿來”,也不斷從現實世界裏的另類文化中藉鑒,以圖構建完整的有說服力的理論體係。當然,有差異纔會多元,差異也就是矛盾。不同文化間的碰撞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商榷、批評乃至批判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雖沒有隆隆的炮聲,卻也硝煙彌漫。 這其實是好事,真理越辯越明,最後讓曆史來結論。凡存在者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作為中流砥柱,那是非新民主主義文化莫屬的。縱觀中國現代文化史,無論是抗戰前還是抗戰後,沒有哪個時期的文化成果有抗戰時期那樣壯觀。
抗戰文化不是無源之水的文化。可以追溯到“一二八”與“九一八”,也可以追溯到清朝,甚至還可以追溯到明代。它是與這些時代同步的反對日本人侵略和侵犯的文化的繼續和發展。特彆要提到的是“九一八”事變與“一二八”上海抗戰。萌生於其中的反侵略文化奠定瞭抗戰文化的基礎。當然,需要提升,需要展開。全麵抗戰爆發後,那血與火的文化就是在這樣的大道上邁進的。內戰時間不長,且疾風暴雨似的,勝的就勝瞭,敗的就敗瞭。但這之中,還有抗戰文化的餘波在那裏蕩漾。
2014年3月5日
後記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為瞭研究抗戰文藝,也作為這種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我編瞭《國統區抗戰文藝運動大事記》。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又“重蹈覆轍”,編瞭《二十世紀中國抗戰文化編年》。前者限於國統區的文藝,後者擴大到瞭整個中國的文化。想來,對於研究者可以提供一些資料和綫索,對於願瞭解這段可歌可泣曆史的人也會有所裨益。
本書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為主旨,盡量棌擷與此有關的各種文化現象。當然,對抗戰文化不能作狹隘的理解。它涵蓋瞭國統區、根據地、“孤島”、淪陷區、香港、颱灣,仍至南洋、蘇、美、英。編選尤為注重當年齣版的報紙、雜誌、書籍以及那時刊載的自述。新中國成立後那些經曆過、參加過這場反侵略戰爭的文化前輩們的迴憶是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自不敢輕漫。無論是當年的披露還是之後的迴憶有時能見到一些不一的地方,那就隻有根據自己研究抗戰文藝、文化之所得來進行取捨瞭。
本書以客觀曆史的真實為準則。曆史不是可以隨便打扮的小姑娘,也不應該隨意打扮。特彆是血與火鑄成的曆史,更應該得到尊重。隻要是“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的文化現象,無論齣現在鞍前還是鞍後,都應該得到相應的肯定。因此,本書特注意客觀記敘過去歲月中的文化浪花,不按自己的主觀臆斷去取捨。
本書的摘錄和引述尊重當時的錶達。畢竟相隔已經半個多世紀瞭,用詞用句以及標點(有的還沒有用標點)與今都有些不同,而且有時行文由於種種原還用“×”替代。這在當時是很自然的事,這就是那時的曆史的真實,也隻好如此瞭。如果是轉述,本書注意瞭不違背作者之原意。
本書以時間為綫索,記事擇日。1985年我編《國統區抗戰文藝運動大事記》起於1937年,止於1946年。《二十世紀中國抗戰文化編年》延長瞭它的時限。起於1931年“九一八”,終於1949年7月全國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錶大會。最艱難的曆程自是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至1945上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前,可以說是戰爭的初期,之後是尾聲。
隨著歲月的更疊,關於抗戰文化研究的著作和資料日見其多。資料的來源也比上個世紀八十代大為拓寬。我雖然盡瞭自己的努力,但所見畢竟有限,遺漏肯定是有的。而且,我相信,新的資料還會不斷麵世。但,時不我待,也沒有再等下去的必要瞭。如有可能,今後再增補吧。
要齣一本學術著作是有相當難度的。感謝四川辭書齣版社能接受它的齣版,也謝感我所在的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能在經濟上給予一定的資助。不然的話,多年的辛勞還不知要沉睡多少時日。
1914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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