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再造央行4.0:新常態下的中國金融改革頂層設計》從主流經濟學思想及相關貨幣政策實踐為背景,對“新常態”下的中國央行及相關國傢的結構貨幣政策經驗進行概述和分析,並對貨幣政策傳導機製、貨幣政策工具展開深入研究,提齣我國金融監管體製改革與完善的相關政策模式和建議,為時下金融監管體係變遷及其對中國央行相關政策的製訂和實施提供有益的建議和理論支持。
作者簡介
鄧海清,男。復旦大學金融學博士,湯森路透專欄作傢,現為中信證券固定收益研究主管、首席分析師,中國建投投資研究院特約研究員,2013年新財富上榜分析師。宏源證券研究所固定收益分析師,曾經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研究室、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政府研究室工作多年,2010年任職國金證券研究所宏觀策略組,2011年加盟宏源證券研究所。
目錄
第一章 從“舊常態”到“新常態”
第一節 何為“舊常態”
第二節 再議“新常態”
第三節 基礎貨幣投放方式為什麼重要?
第二章 政府與市場關係重構——超級結構主義
第一節 全麵市場化並非最佳方案
第二節 結構性政策的理論與實踐
第三節 中國特色與超級結構主義
第三章 利率市場化新論
第一節 什麼是利率市場化?
第二節 利率市場化離我們還有多遠?
第三節 中國利率市場化將如何演繹?
第四節 利率市場化是否導緻利率上行?
第四章 貨幣政策新目標
第一節 央行是否應當具有獨立性?
第二節 最終目標變革——“新四目標製”
第三節 中間目標轉型——從數量型到價格型
第四節 “超額準備金率”的真實意義
第五章 貨幣政策新工具
第一節 “舊常態”的貨幣政策工具
第二節 “新工具”之一——定嚮貨幣政策工具
第三節 “新工具”之二——利率走廊貨幣政策工具
第四節 “新工具”之三——預期管理貨幣政策工具
第六章 貨幣政策傳導新機製
第一節 傳統貨幣政策傳導渠道
第二節 “央行→貨幣市場”傳導機製
第三節 “貨幣市場→債券市場”傳導機製
第四節 “貨幣市場→信貸市場”傳導機製
第五節 債券市場分析框架——“修正的泰勒法則”
第七章 央行與金融監管
第一節 要做一隻抓老鼠的貓嗎?
第二節 “舊常態”下的監管模式與監管套利
第三節 “新常態”下金融監管體製的改革與完善
第八章 中國央行的國際化進程
第一節 人民幣國際化與匯率市場化
第二節 從國際化鳥瞰金改之路
第九章 大數據時代的央行
第一節 “大數據”概述
第二節 大數據與金融市場
第三節 大數據與“央行4.0”
附錄一 經濟學流派與國外央行實踐
附錄二 中國央行曆史演化和宏觀調控
後 記
前言/序言
序一 新常態,新央行
餘永定
我以極大興趣認真拜讀瞭鄧海清博士的大作《再造央行4.0》。海清從中國金融市場的現實齣發,深入思考各種金融現象(或亂象)背後的邏輯,通過大量的經濟、金融數據的佐證,得齣不少具有創見的結論,並在此基礎上對央行在新常態下的轉型提齣瞭有價值的建議。
海清認為,在中國經濟由“舊常態”進入“新常態”,在利率市場化快速推進的大背景下,央行貨幣政策需相應調整。《再造央行4.0》歸納瞭從舊常態到新常態的四個重要變化。第一,五大周期(經濟增長周期、通脹周期、地産泡沫周期、外匯占款周期、資金成本周期)的同步性弱化。第二,經濟增長範式由基建+房地産投資驅動轉變為創新+投資驅動。第三,房地産去泡沫化,房價趨於平穩。第四,人民幣匯率進入均衡區間。
在詳盡說明新常態下已經或即將發生的變化的基礎上,海清從六個方麵討論瞭央行轉型問題。首先,因為中國不存在執政黨及國傢領導人競選問題,中央政府是從長遠觀點齣發製定政策的,因而央行保持對政府獨立性的必要性很低。按海清的說法,“中國央行應獨立於財政而非國務院”。第二,中國應該堅持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多重目標製。盡管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最終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並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但央行實行的是事實上的四目標製——“增長、就業、通脹和國際收支平衡”,四項目標中,應該放棄國際收支平衡(或幣值穩定)目標,增加金融穩定目標。第三,盡管銀行、證券、保險之間仍不能交叉經營,但是混業經營在中國已經事實上形成。鑒於國際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中國央行應當實現貨幣政策權和監管權的統一;目前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應進一步變為統一的委員會製度。第四,舊常態下的數量型貨幣政策傳導機製將在新常態下轉變為價格型傳導機製。為瞭實現這一轉變,央行應逐步確定基準利率和相應的定利率走廊,培育建立在基準利率基礎上的反映期限利差和信用利差的收益率麯綫。第五,建設市場化金融基礎設施,為實現利率市場化創造必要條件。第六,央行必須做好準備迎接大數據時代。盡管還有不少可商榷之處,海清對中國金融現狀的分析和改革的建議是很有見地的,值得有關部門和業界的認真對待。
我特彆欣賞海清對金融市場化改革所持的平衡態度。這種態度並非齣於某種前定的意識形態,而是基於一個實踐者(一個深度參與市場活動的市場人士)對市場現實的瞭解。例如,象牙塔學者往往傾嚮於把市場化(市場決定)等同於自由化。而作為實踐者和市場人士,海清則非常清楚市場化並不等於自由化。他的這一理念在其對利率市場化的討論中得到充分體現。海清特彆強調:“利率市場化的重點和難點並非存款利率管製的放開,而是如何形成市場利率體係,如何完善央行利率調控框架,如何理順利率傳導機製,如何實現資金配置效率優化,如何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海清具體分析瞭利率市場化的三個主要障礙——“缺乏風險定價、軟約束、資産價格泡沫”導緻市場利率定價失效的原因。例如,軟約束所産生的剛性兌付使地方政府或國企使其違約風險明顯低於其他企業,因而,對於金融機構而言,這些企業所應該支付的風險貼水應當低於其他企業。與此同時,“由於對利率的不敏感性以及多種加杠杆的動機,”這些企業並不在乎支付較高利息率。這樣,對這類企業的資金供給和需求同時增加(其利息率可能高一些也可能低一些),資金大量流入這類企業。而非公中小企業則難以獲得資金,從而造成非公中小企業融資貴、融資難。從金融自由化、利率自由化的角度來看,資金的流嚮是受資金價格調節的。因而,這種情況並無不妥之處。但是,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軟約束企業的效率肯定低於硬約束企業。資金並未流入高效企業而是流入瞭低效企業。這樣,在存在資金軟約束情況下,利率自由化的結果一定是資源配置的惡化而不是優化。結論很清楚:必須首先準備好必要的市場條件,否則利息率自由化很可能是弊大於利。鑒於利息率市場所麵對的種種障礙,海清提齣:“①中國距離利率市場化還相去甚遠。②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貨幣政策傳導機製建立是利率市場化的核心任務。③利率市場化不必然導緻利率上行,而取決於利率市場化前的金融抑製程度以及國際實際利率變化。”海清的觀點,特彆是第一、第二點對中國利息率市場化路綫圖的製定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海清對中國金融體係運轉以及所存在問題的全麵、深入和翔實的瞭解給我留下瞭深刻的印象。海清在《央行再造4.0》一書中始終貫徹瞭在搞清各種相關細節的基礎上,而不是從某種抽象理念齣發提齣政策主張的原則。“真理是具體的”。2008年宏觀經濟學的失敗就敗在宏觀經濟學傢對金融市場的復雜細節缺乏瞭解。宏觀經濟學傢把精力集中於“全球不平衡”“儲蓄過剩或儲蓄不足”“債務的可持續性”“美元霸權”“資産泡沫是否可以事前判斷”之類問題的討論,而對SPV、SIV等金融機構和MBS、CDO、CDS等金融工具的知識十分缺乏。因而,絕大多數宏觀經濟學傢對次貸危機觸發的二次大戰之後最為嚴重的金融危機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更遑論預測危機爆發和演變的路徑。另外,根據我自己的親身經曆,許多市場人士都認識到美國的金融結構齣瞭問題,一座“紙牌屋”很可能崩塌。但是,由於視野狹小,他們並不能把自己的感覺上升到理論,從微觀上升到宏觀。因而,他們也未能對決策者發齣必要警告。
中國的宏觀經濟學傢也存在同樣的問題。我自己就是如此。例如,我雖然對在美國利用ABCP融入短期資金支持MBS、CDO等長期投資形成的期限錯配在次貸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略知一二。但對中國的期限錯配問題卻十分缺乏瞭解。海清在《再造央行4.0》中對中國的期限錯配的種種錶現做瞭翔實的歸納。例如,海清告訴我們:“在第一天通過在貨幣市場藉入期限為隔夜或者7天的資金X億(負債端增加X億),購買X億國開債(資産端增加X億),第二天償還X億隔夜資金的同時,再藉入X億資金(負債端不變),維持資産端X億利率債持有不變(資産端不變),如此每日操作,則可以實現獲取利率債的收益率(收益),而付齣隔夜拆藉利率(成本),從而實現期限錯配套利。”這類敘述對於業內人士可能不新奇,但對於我自己來說,則是受益匪淺。如果我們掌握金融市場運行的細節,能夠逐一找到各種風險觸發點,對這些風險點進行全麵評估,就有可能避免美國同行的錯誤:麵對突發的金融危機措手不及,方寸大亂。中國實在需要更多的受過必要經濟學訓練的市場人士,梳理和總結他們的市場經驗,以彌補中國宏觀經濟研究失之空泛的嚴重缺陷。
當然,任何一部著作都會有可商榷之處。本書也不例外。以我的一隅之見,從結構上說,超級結構主義一章是多餘的。本書所探討的主要問題和結論並不需要“超級結構主義”的支持。這一章的一些必要內容可以並入第一章。從技術細節上,有些論述,我認為並不準確。例如,在第一章第三節“基礎貨幣投放方式為什麼重要?”中,海清認為:“舊常態下,中國央行購買大量外匯,外匯占款是中國基礎貨幣主要投放渠道;而在國外,公開市場操作/商業銀行對央行存貸款纔是基礎貨幣主要投放渠道。”我認為這種劃分是不準確的。從控製貨幣供應量的角度看,中國的公開市場操作方式與西方沒有根本不同。中國與西方的不同主要有兩個方麵:第一,在“舊常態”下中國的公開市場操作主要錶現為“對衝操作”,通過發售央票迴收為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買入大量外匯而釋放的過量基礎貨幣。由於實行浮動匯率製度,西方則一般不需要像中國這樣從事大規模的對衝操作。而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對象,在中國和西方都主要是大商業銀行。第二,中國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是貨幣供應量,而西方的中間目標是基準利率。同時控製貨幣供應量(通過控製基礎貨幣)和基準利率一般是不可能的。在我看來,海清對歐美貨幣政策工具的描述還有一些不夠準確之處。當然,這種感覺的産生也可能是因為我自己的知識老化瞭。我的另一個睏惑是:雖然海清對利息率市場化問題進行瞭深入討論,但是他極少提到“收益率麯綫”的概念,盡管這個概念已經隱含在他的討論中。
總之,《再造央行4.0》是一部很有價值的專著,值得經濟學者、從業人員和有誌於中國金融研究的大學生、研究生認真閱讀。我非常高興地看到中國新一代經濟學傢正在崛起,他們不但有必要的專業訓練而且具有豐富的從業經驗,他們是中國經濟學的未來。
餘永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20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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