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1
另一面韩愈
韩愈(768—824) 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他曾担任要职,参与政治活动;他崇奉儒学,力排佛老。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与实践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公元802年5月(唐贞元十八年),时值初夏,风光明媚,初露头角的韩愈作华山游。
那年他35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好年纪,何况又刚刚拿到太学里的四门博士委任状,情致当然很好。虽然四门博士,约相当于今天的研究员,在冠盖满京华的长安,属较低职位,不为人待见。正如时下有的人在名片上标出“一级作家”字样,会有人因此将他或她,当作一盘菜吗?不过京师官员的身份,对一个苦熬多年的文士来说,也算讨到一个正果。做一名公务员,唐时和现时差不多,在有保障这一点上,总是值得欣慰的事。
他在公元786年(唐贞元二年),来到京师应试。那是当时的全国统考,要比当今的高考难上好多倍。他用六年工夫,一连考了三次,都以名落孙山告终。直到公元792年(唐贞元八年)第四次应试,老天保佑,他得中进士。随后,他又用了十年工夫谋官,因为中了进士不等于就可以到衙门做事,还需要参加遴选官员的考试,考上以后成为公务员,方可留京或外放。唐代的科举,一方面要有学问,一方面要靠关系,后者比前者甚至更重要一些。在后者上韩愈是个弱势考生,一无门第背景,二无要人荐举,不过他有性格倔强的一面,相信自己的本事,三次参加吏部博学鸿词科会试,结果却三次扑空。不认输的韩愈,接着上书宰相,陈述自己的能力和品格,足堪大用,求其擢拔,不知是宰相太忙,还是信未送达,写了三次信都石沉大海。看来命也运也难以强求,失望之余,他退而求其次,便设法到地方上谋一份糊口的差使。
一个有才华的人,不使劲儿折腾也许是出不了头的。韩愈的一生,证明这个道理。人从来就是一个矛盾体有其长处,必有其短处;有其优点,亦有其缺点。图为元朝鲜于枢《韩愈进学解》,内容是韩愈的名文《进学解》。鲜于枢用行书、草书所写,前半部以行书为主,后半部以草书为主,潇洒自然,一气呵成,刚柔顿挫,节奏分明。
正好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赴任,需要人手,他投奔而去,在其手下任观察推官。后来董晋病故,他又转到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属下任节度推官。不久张建封也病故了,不走运的韩愈连一个小小的法官或者推事,也干不成,只好回到洛阳赋闲。从贞元二年到贞元十八年,他的遭遇恰如《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诗中“倏忽十六年,终朝苦寒饥”写的那样无比辛酸。不过文学讲夸张,诗歌讲比兴,难免浮泛的成分,可信也不能全信,韩愈的日子不算好过,却真是事实。韩愈的一生,怕穷是出了名的,一篇《送穷文》大谈穷鬼之道。元人王若虚讽刺过他:“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 。”还奇怪他:“退之不忍须臾之穷。” 韩愈发达以后,很会搂钱,渐渐富有,一直富到流油的地步。唐人刘禹锡这样形容“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稿酬之高,骇人听闻。但有了钱的他,为人也好,为文也好,仍旧哭穷不止。
现在已查不到他是怎么谋到四门博士这个位置的,但可以查到“国子监四门助教欧阳詹欲率其徒伏阙下,请愈为博士”(《韩愈年谱》)这样一条花边新闻。看来,他有群众,他有声势,甚至还有舆论支持,说明他颇具能量、挺能折腾。他竟然蛊惑国子监的师生一众,聚集紫禁城下,伏阙示威,要挟最高行政当局,必让德高望重的韩先生来教诲我们,不然我们就罢课罢教。学运从来都是领导人头疼的事,也许因此,韩愈得以到太学里任四门博士一职。这说明16年他漂在长安,混得不错。穷归穷,诗归诗,苦归苦,文归文,声望日高,人气颇盛,否则众多太学生也不会成为他的“铁杆粉丝”。
一个有才华的人,不使劲儿折腾也许是出不了头的。韩愈的一生,证明这个道理。话说回来,你没有什么才华,或者,有点儿才华也不大,还是不宜大折腾,因为这要折腾出笑话来的。同样,你确有才华、确有本事,你要不折腾,对不起,你就窝囊一辈子吧!凡既得利益者,因为害怕失去,无不保守求稳、循规蹈矩,努力压住后来者脑袋,不让他们出头;凡未得利益者,因为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无不剑走偏锋、创新出奇、想尽办法,使出吃奶的劲儿踢开挡道者、搬开绊脚石。看来韩愈成功的“葵花宝典”,奥秘和他始终以先锋、新潮、斗士的姿态出现有关。
应该说,要想在政坛、文坛立定脚跟,第一是领先,走前一步;第二是创新,与人不同;第三是折腾,敢想敢干,这是生死攸关的说不上是秘诀的秘诀。哪怕用膝盖思索,用脚后跟思索,也该明白:沿续前人的衣钵,前人的影子会永远罩住你;跳出前人的老路,没准能够开辟自己的蹊径。一个人,即使对自己的亲生父母,也不会甘心一辈子扮演乖宝宝的角色,何况有头脑、有思想、有天赋,因此不安于位的人呢?
在韩愈之前,有一个名叫陈子昂、字伯玉的人,在中央政府任职,颇受武则天赏识,授麟台正字(相当于国务秘书)。因他见解睿智、能力出色、敢出奇牌、行为独特。那女皇帝用他又疑他,关过他又放了他;曾擢至右拾遗,官四品高抬重用,也曾一抹到底解职归乡,将他抛弃。最终,陈子昂竟遭到一个小小县令的构陷,瘐毙狱中。他死时只有四十多岁,实在令人惋惜。当初,他从四川射洪来到长安为官,这个慷慨任侠、风流倜傥的人,很快成为那些活跃的、时代的、风头的、逆反的、非僵尸型同行的核心人物。长安很大,比现在的西安大十倍,没有公交,而且夜禁,天一黑就实行戒严。这一伙潮人,吃喝睡住,成天厮混在他身边。陈子昂不甚有钱,但敢花钱,这与韩愈有钱还哭穷正好相反,经常邀朋聚友高谈阔论,文学派对座无虚席,或评弹文坛,或刻薄权威,或笑话同行,或索性骂娘。因为,初唐文人仍旧宗奉“梁陈宫掖之风”,骈文统治文坛,而为唐高宗文胆的上官仪,以宫廷诗人身份所写的轻靡藻丽的诗篇,竟成为时人竞相仿效的“上官体”流行一时。让陈子昂相当恼火,什么东西,老爷子这种“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玩意儿,怎么能够大行其道呢?于是他和他的文友,酒酣耳热之余,拍案乱喷狂言,对主持文学领导层面的要员表示不敬,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一次到幽州出差,登蓟北台,朔风呼啸,山海苍茫,天高地阔,心胸豁朗,这是陈子昂在巴蜀盆地、河洛平原,绝对欣赏不到的大气派、大场面。他马上想到当时那种很不提气、很不给力的花里胡哨、空洞无物、精神萎靡、情志衰颓的文字,马上想到承继着六朝以来、骈偶浮艳、华而不实、毫无生气可言的文风,马上想到这一切与盛世王朝绝对相背的文学状况,得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结论。在这样的大时代里,读不到震撼灵魂、振奋人心的大块文章,真是好不爽,好不爽啊!于是,脱口而出,写下四句名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几乎无人不知,解释者也其说不一,其实他的这首吊古伤今的《登幽州台》,并无悲天悯人之意,而是充满着诗人对于当时文学走入绝境的忧虑。有人说他呼唤时代、呼唤英雄,这就是绝对的走题了。从李世民到武则天,那是唐朝最强盛的时代,而李世民和武则天也是唐朝最杰出的英雄,用得着陈子昂在那儿迎风掉泪吗?这四句诗,是领风气之先的文学呼唤,具石破天惊的警醒意义,从此揭开了唐代文学运动的序幕。
韩愈有一首《荐士》诗,其中一句“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他也认为陈子昂是唐代最早提倡文学改革的先锋。从陈子昂到韩愈,约一百多年间,尝试文学改革的人士络绎不绝。包括“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他的《滕王阁序》,是多漂亮的一篇骈文啊,即使这样一位大手笔,他也认为唐代文风没有什么起色,“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让他感到沮丧。同期还有萧颖士、李华、颜真卿、元结诸人,用散文写作,推动改革。但改骈为散的努力,一直未成气候,有什么办法呢?文学老爷的厉害,就在于他要掐死你,易如反掌;你要推动他,比撼山还难。上官婉儿的祖父,除了武后能收拾他,一帮文学小青年徒奈他何?直到韩愈打出复古旗帜,加之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李翱、皇甫湜等人志同道合,才终结了宋齐梁陈以来的软文学。
软文学并非绝对不好,要统统都是软文学的话,文学离完蛋也就不会太远。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学的发展,总是要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它俩是命运共同体,两者有时吻合一点,有时疏离一点,但背道而驰是绝不可能的。时代变了,文学也得变,辛亥革命后的五四运动,取白话文,去文言文,这一场仅仅是书面语言的改变,竟比民国后剪掉辫子更让国人震动。这也是时代变了,上层建筑势所必然的适应;同样的道理,当下中国读者为了期待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而恨铁不成钢地鞭策当代作家之不振作、不成器,痛斥那些文学瘪三制造出无数的文学垃圾,如陈子昂一样地吼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所说的话也许不甚中听,但却为催促我们这个民族的壮丽史诗产生,期待我们这个国家的鸿篇巨制出现,热忱之心,情急之意,是应该理解的。
现在来说攀登华山的韩愈本人,他生于公元768年(唐代宗大历三年),逝于公元824年(唐穆宗长庆四年),享年57岁。字退之,邓州南阳人,后迁孟津(河南省孟州市)。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谥文,又称韩文公。他还有一个不见诸典籍的响亮头衔,为“唐宋八大家”首席。唐、宋两朝,乃中国文学最为黄金的时代,文人如满天星斗,璀璨夺目;作品如大海涌涛,波澜壮阔。就在这成百上千的杰出人士之中,选了韩愈、柳宗元、“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这八位,为散文大家,这是何等崇高的褒誉?我们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原则上每年一个,而近八百年的唐和宋,就选了这八位,平均下来每一百年才有一位,这就意味着“八大家”的每一位,等于得了100个诺贝尔文学奖。而其中的首席韩愈,成为“百代文宗”,也就顺理成章地印刻在中国人的记忆里。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中国人,你读过古文吗?如果他点头,这就意味着他知道韩愈,知道“唐宋八大家”,这是稍通文化的中国人最起码的文学常识。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外国人,你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吗?如果他点头,你要是让他一口气,不查资料,不点百度,能说出八位获奖者的名字和代表作,估计张口结舌者多。“唐宋八大家”的说法始自明代,有一个叫茅坤的选家,编了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钞》,将韩愈名列领衔位置,一直为世人所首肯,延续至今,无人异议,这大概是真正的不朽了。近年来,追求不朽,成了某些人的心病,一些还健在的有点成就的作家、一些刚逝世的有点名望的作家,便来不及地盖庙建祠、树碑立传、香烛纸马、供奉鼓吹,以示不朽。文学史这把尺子,以数年计,以数十年计,而不是以数百年来测量不朽,往往是不准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从轰轰烈烈到一蹶不振,从光芒四射到了无声息,一串一串的大师,一出一出的闹剧,一批一批的不朽,一堆一堆的泡沫,都是我们大家亲眼目睹过的。
如今已成为广东潮州的一个景点的韩祠,又称韩文公庙,却有值得人们思考的地方。唐代文学大师的庙,到隔朝宋代才修,说明古人对“不朽”一词的慎重。这座公元999年(宋真宗成平二年)兴建的庙,离韩愈逝世的公元824年(唐穆宗长庆四年),已有175年的时间跨度。是真金白银、是废铜烂铁,是骡子、是马,经过近二百年的过滤沉淀,朽或不朽,自有公论,板上钉钉,毋庸置疑。由此来看,肉眼凡胎的我们,对于同时代文人和作品的判断,难免有藕断丝连的感情因素,再加之炒作、起哄、鼓吹、抬轿,云山雾罩,扑朔迷离,薰莸不分,泥沙俱下,弄得读者无所适从,莫衷一是,远不如时间老人那样看得准、看得透。在跟班和跑腿的马屁簇拥下,在虚荣心和麻木感的微醺懵懂中,那些建纪念馆以求不朽的人,自封不朽,贻人笑柄,人捧不朽,更是笑话。再说不朽又不是小笼包子需要趁热吃,至于那么急着加冕吗!该不朽,谁也挡不住你不朽;不该不朽,你即使如明末魏宗贤盖三千生祠,最后不也土崩瓦解了嘛!
韩愈这个名字,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来有自,因他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人物。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盖文学小庙者,可曾有创新、领先,走在时代前面,令文学面貌一变的努力?如果回答为NO,这种一相情愿,以为树一个牌位、挂两张旧照、放几本著作、存数册手稿,就会永远被后人记住,那也太自作多情了。
唐代的古文运动,说到底是把丢掉的东西重新捡起来,所以又称之“复古”。不过,韩愈并非全盘照搬地“复古”,而是在继承古文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全新的散文文体。虽然他主张“破骈为散”,恢复两汉以来司马迁、扬雄自然质朴的文体,但他更主张“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言贵独到”,“能自树立”,“辞必己出”,“文从字顺”,“唯陈言之务去”。然而,去陈出新,谈何容易。他在《答李翊书》里说,创新是“戛戛乎其难哉”的事情,问题还在于新生事物,不但不会得到习惯势力、保守思想的接纳,而是被抵制、被非难,甚至受嘲笑、受打击。但他坚信,只要能够“处心有道,行己有方”,顶住压力,冲锋陷阵,古文运动的这场改革,在他看来,只要“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地坚守阵地,倒下再起,总是能够荡涤浮华,扫尽艳丽,而奠定唐代古文基石的。
韩祠建成以后,又数十年后,对韩愈崇拜之至、褒美之至的宋人苏东坡,撰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碑文,现在潮州韩文公祠里还保存着这块碑石。其中赞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以及“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评价之高,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宋人司马光在其《答陈师仲司法书》中说到韩愈,有“文章自魏晋衰微,流及齐、梁、陈、隋,羸备纤靡,穷无所之。文公杰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惊照今古”等文字,也是臻至极致的赞美。
钱钟书在《谈艺录》里,对宋代高抬韩愈的现象,有过一番讽刺:“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矣……要或就学论,或就艺论,或就人品论,未尝概夺而不与也。”
北宋追捧韩愈是一种必然,北宋立国以后,到真宗、仁宗之际,适与陈子昂《登幽州台》问世时的唐代,从“贞观之治”到武后临朝,同处于盛世光景的辉煌中。对于前朝文学遗产的扬弃,对于当代新兴文学的建立,遂成迫切的要务。而北宋所承接的五代文学,除了绵软无骨的花间词,便是空泛无物的西昆体,可谓乌烟瘴气,不成气候,与前朝的“梁陈宫掖之风”、浮艳骈偶之文,有得一拼。于是,以韩愈为样板,欧阳修、尹师鲁奋起拨乱反正,加之司马光、王安石、“三苏”、“两曾”等人的创作实践,使文学重归于正道。“唐宋八大家”,唐二、宋六,证明宋代散文的发展,要先进于唐。
北宋的诗文革新,也是在阻力多多、障碍重重中前行。公元1057年(嘉祐二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选了苏轼、曾巩,而将时望所归的考生除外,就是因他们的文章华而不实。欧阳修的本意是希望通过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来促进文风的改变。结果事与愿违,开封城里竟引发了落榜考生闹事的风潮。他们在官道上包围主考大人,兴师问罪,幸亏当时不兴扔鸡蛋、摔西红杮,否则欧阳修真得吃不了兜着走。“及试榜出,时之所推誉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宋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由此可以想象,北宋文人也许因为惺惺相惜之心,深感唐代韩愈进行古文运动之艰难,出于同志式的知心、战友式的敬意,笔下便情不自禁地拔高。《宋史·欧阳修传》也将韩、欧一体而论:“文章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不过,即使在北宋,韩愈成为抢手的绩优股,溢美夸饰,不绝于口的同时,也有清醒者,既认可他、肯定他,也看到他的不足、他的欠缺。譬如司马光在《颜乐亭颂》中说:“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如市贾然,以求朝夕刍米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观其文,知其志,其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如此。” 譬如欧阳修在《与尹师鲁第一书》中说:“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穷苦,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这就是历史的视觉差距了,历史看一个人,总是聚焦于忠奸贤愚的主要方面,而模糊其小是小非的次要方面,如同电子学上的栅极作用,年代愈久,时间愈长,光辉的部分愈被烛照,愈被强调,无关紧要的部分愈益淡化,愈益虚无。
后人只记住“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的韩文公,而不在意“或就人品论”的其实“无异庸人”的韩昌黎。
韩愈一生,最有影响、最为风光的一件事,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复兴古文运动;最为英雄、最为知名的一件事,为“忠犯人主之怒”的谏迎佛骨事件。公元819年(唐元和十四年),佞佛的宪宗李纯要将法门寺的佛骨迎至长安,供人敬奉。出于捍卫道统、出于尊儒排异,或出于自我感觉良好,此前一年,“公以裴丞相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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