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1
☆这是一部真正的中国近代政治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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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阅读经典: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起自鸦片战争,止于北伐战争,将这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变化分为三个段落:首先一段落为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是列强入侵、新思想酝酿的时代;第二个段落为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这是革命势力不断发展、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时代;第三个段落为民国成立到北伐战争,这是革命势力与清残余的军阀势力斗争的时代。作者不仅详细阐述了近百年中国政治演进的过程及影响,而且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进行了深层解读与审视。可谓一部中国近代政治通史。
李剑农(1880—1963),生于湖南省邵阳县滩头镇(今属隆回县)。早年入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史地科学习,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赴日学习。武昌起义爆发后,弃学回国,参加革命活动。1913年因反对袁世凯,遭通缉,赴英留学。1916年夏回国后,曾任上海《中华新报》编辑、汉口明德大学教授、《太平洋》杂志编辑部主任、湖南省务院院长兼教育司长,后受聘于武汉大学、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大学,任教授。1950年后,曾任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政治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史,著有《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国经济史讲稿》、《政治学概论》等。
卷头语
导 论
一 百年前的世界趋势
二 百年前中国内部的情形
三 百年来中国政治变化的概要
第一章 鸦片战争
一 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一般的关系
二 鸦片战争前的中英交涉
三 鸦片问题的发生与林则徐的严切手段
四 战争的经过及其结果
五 鸦片战争的意义
第二章 洪杨革命时代
一 洪杨崛起以前的社会背景
二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树立
三 曾国藩与湘军的崛起
四 太平天国被摧倒的经过
五 太平军失败与湘军致胜的原因
六 洪杨战役期中的外患及清廷政权的推移
第三章 西法模仿时代
一 同光两代的朝局及政治上的中心人物
二 西法模仿与士大夫心理的反感
三 西法模仿时代的对外关系问题(一)——俄国侵占伊犁与新疆改设行省
四 西法模仿时代的对外关系问题(二)——中法战役与海军衙门的创设
五 西法模仿时代的对外关系问题(三)——中日战争
第四章 维新运动的初步
一 两个维新运动的领导人物——孙中山与康有为
二 适应一时环境的康有为
三 康有为维新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进行方法
四 百日维新的失败——戊戌政变
五 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其结果
第五章 维新运动的反动
一 反动势力的解剖
二 反动的演进——己亥建储与庚子拳乱
三 反动期中革命党与保皇党的离合运动
四 反动与袁世凯的幸运——北洋军阀基础的成立
第六章 维新运动的再起
一 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
二 新势力复活的酝酿
三 清政府遮羞的变法及主持的人物
四 日俄战争与立宪的动机
第七章 革命与立宪的对抗运动(上)
一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二 革命论与立宪论的激战
三 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表示及满汉的暗斗
四 立宪党的活动及其结果
五 屡起屡仆的革命军
第八章 革命与立宪的对抗运动(下)
一 宣统嗣位与袁世凯之被逐
二 皇族集权与立宪运动的大失望
三 革命运动的苦境
四 铁道国有政策的反响
第九章 满清政府的颠覆与中华民国的成立
一 武昌起义与各省的响应
二 袁世凯的起用与清廷的逐步降服
三 南京临时政府的组织
四 和议的经过与清帝退位
五 改选临时总统颁布约法与临时政府的北迁
第十章 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斗争的初期
一 政党的产生与演化
二 内阁的更迭与政党的关系
三 “宋案”及大借款的风潮
四 讨袁军的失败
五 国会的破毁与所谓“第一流内阁”的末路
第十一章 帝制运动与反帝制运动
一 约法的改造
二 帝制运动的公开演进
三 反帝制各派的联合战线与外交形势
四 护国军的崛起与帝制的撤消
五 帝制撤销后南北两方的行动及袁氏之死
六 帝制战争的副产物——南北小军阀的产生
第十二章 护法运动中北洋军阀的分裂与西南军阀的离合
一 袁死后新旧约法之争——护法运动的序幕
二 国会恢复后的党派形势与政潮
三 国会第二次解散、张勋复辟与段祺瑞的再起
四 南北分裂——护法战争的开始
五 护法战争中北方冯、段的暗斗
六 护法战争中西南党派的暗斗与军政府改组
七 无结果的南北和会
八 北方段派势力的倾覆与南方军政府的瓦解
第十三章 联省自治运动与南北各军阀的混战
一 联治思想的由来及其运动的进展
二 联治运动中的援鄂战争
三 联治运动中北方的奉直斗争
四 联治运动中南方的陈炯明的叛孙
五 所谓“法统”的恢复与联治运动的合流
六 中山重回广州建立大元帅府
七 曹锟实行篡位的演进
第十四章 中国国民党改组与北洋军阀的末路
一 中国国民党改组前社会思潮的倾向
二 中国国民党改组的经过
三 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在广东奋斗的第一年
四 曹、吴的倾倒
五 临时执政政府的成立及其设施与中国国民党的态度
六 北方各军阀的大混战与执政政府的消灭
七 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前内部整理的工作
八 北洋军阀的末路
第一章 鸦片战争
一 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一般的关系
一八四○至一八四二年的中英战争,中国习称为鸦片战争;因为中国方面,认此次战争以禁止鸦片为唯一原因,但在英国方面,开战的动机,却不在禁止鸦片,而在屡次受中国政府的蔑视凌辱;战机的潜伏,已经有了几十年,禁止鸦片,不过为此次战争最近的导火线。我们要瞭解所谓鸦片战争的真意义,须先明瞭战争前的中英关系,并且须明瞭战争前中国对外一般的关系。
战争前中国对外一般的关系,可分三点来说明:
一、中国在政治上是孤立的国家,未加入所谓国际社会团体 在鸦片战争前,西方各国虽与中国有历史上相沿的通商、传教的事实,但除俄国以外,都不曾与中国成立一甚么通商修好条约。俄国因为与中国西北国境争议的原因,在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订立《尼布楚条约》,后四年又订立《北京通商条约》,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又订立《恰克图条约》;以外各国都与中国为无约国。就是葡萄牙的租领澳门,也是沿袭明代已成事实,在此时尚与清政府无条约关系。澳门的主权还是在中国,受中国的控制。
二、通商制度之不合理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与外人通商制度之不合理的处所有三:第一,税则不可靠。中国向来对于商税的征收,不若田赋规制的谨严。税吏的额外苛索,成为不可拔除的恶习。外国商人初到中国时,因为语言隔阂,一切情形皆不通晓,税吏对于他们的额外苛索自然更甚。第二,商埠的限制。清代初年,外国商人,大都皆以广东为集中地点。广东的大小官吏,自然有特别发洋财的机会。有时外国商人,不堪那种额外苛索之苦,改向闽浙的厦门、宁波等处图发展,但是这些地方的大小官吏,也想发洋财,对于外商的待遇也是一样,甚至于额外的苛索更重,因是广东仍为外商的集中地。清政府因为防范夷人的不测,也不愿夷商窜扰到广东以外的地方去。第三,公行的专利。广东方面,因为外商特别的多,买卖货物,不免与本地人民间时常惹起纠纷来,于是在康熙年中便生出一种经纪人的所谓官商,由政府指定的,凡洋商输出入货物,皆须经此种官商之手。外国商人,都受限制,很感不便,曾经一度废止,到康熙末年,由广东商人成立一种所谓“公行”的组织,取官商之地位而代之。公行组织,虽非由政府的命令,实由官厅非正式的许可(暗中且为官吏渔利的工具),一时虽经内外商人抗议废止,但不久又复成立。公行既操对外商业的专利权,外商所负担的额外苛征,日益加重;然政府所得,仍极微薄,其大部分皆入于大小官吏与公行员之私囊,虽经外商屡次要求减免,皆归无效。这是在乾隆以前的大概情形。到乾隆中叶以后,上面所述后二种不合理的情形,更为具体化:其一,即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由皇帝颁布谕旨,将外人通商口岸,限于广东一处,闽浙各口,皆不准外国商船入口,英商运动在厦门、宁波另辟通商根据地全归失败。其二,即一七六○年(乾隆二十五年)正式认可公行为经理对外通商之机关。(乾隆三十六年,虽因公行多数破产,负欠税金及外人债务,曾经一度解除,然未几即复另行组织。)公行的任务,不但外人输入货物,须由其评价及买卖,并且成为政府与外商间的传递机关。货物的纳税报关, 固须由公行经手,即外商要向中国政府有所陈诉,也不能自由进禀,必须由公行代呈,否则政府不予受理,政府对于外国商人的行动, 也责令公行监督。于是,公行成为政府与外国商人间的重要机关。原来在乾隆二十几年时,粤督李侍尧对于洋人深怀疑忌,奏请设法防范(一七五九年即乾隆二十四年)。乾隆帝对外的观念, 也不若康熙帝的宽大,因采用李侍尧奏请的所谓防范外夷之“五事”,颁行一种限制外商的规则(乾隆二十五年),命洋商(即公行员,中国政府公文书对于公行皆称洋商)向外国商馆宣布。自此一直行到鸦片战争时,不过时有修改,条目增减前后不同。最后由卢坤、祈、彭年进呈章程八条(在道光十五年即一八三五年),其要点如下:
(一)外国战舰不得入虎门以内。
(二)外国妇人,不可偕来商馆;商馆内不得储藏铳炮枪械或其他武器。
(三)外船雇用之领江及买办人员,须在澳门同知衙门注册(此时澳门尚保留中国主权,中国设有同知衙门),由该衙门发给执照,随身携带备查。(四)外商雇用中国仆役人数,须有一定限制(初时禁止雇用,后经修改,但限名额)。
(五)外人住居商馆者,不得任意乘船出外游行,仅于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得往各花园及河南寺庙散步游玩,但须带翻译随行;如有不当行为,翻译须负责任。
(六)外人不得自由向官厅进禀,如有陈诉,须由公行代呈。
(七)公行有指导及保护外人之责,不得负外人债务。
(八)外人每岁在广东商馆住居经营商务,须有一定期限(大约为四十日,有时得延长),事毕即须退去,如不归国,只能在澳门居住。
这些限制当然不能严格的生效,但大部分必须遵守,尤其是向官厅直接进禀的一层,是万不能行的。外商既无向官厅直接陈诉之权,于是不能不事事受公行员的抑勒。公行员的专利权,既由官厅取得,也不能不事事听官厅的指挥。不肖的大小官吏与公行员因缘为奸,外国商馆,便成为他们发洋财的渊薮。因是一般的外商,对于这种通商情况皆不满足。
三、此时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商业关系以与英国为最密切 原来各国与中国发生商业关系最早的,要算葡萄牙,其次为西班牙,其次为荷兰,英国较迟。在十八世纪的百年内,英国海上的势力已经凌驾各国,于是对于中国的通商,也渐次跃居第一位了。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外国商船来到黄埔的总计十八艘,其中英船九艘、荷兰船四艘、法国船两艘、丹麦船一艘、瑞典船两艘。到一九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外国商船来粤的增至八十六艘,其中英船六十一艘、美船十五艘、荷兰船五艘、法国船一艘、丹麦船一艘、葡萄牙船三艘。在拿破仑第一时代,英法对抗,欧洲大陆诸国,皆受法国的宰制,但对于英国海上的优越势力,终不能推翻;惟美国因守局外中立,不受影响。所以在此期内,英国对于中国的通商势力,仍旧是有增无已,其次则为美国。然英国有较近的印度为根据,美则在东方尚无根据地,故终以英国居第一位。
这是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通商一般的大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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