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3
四书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要义。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南怀瑾先生以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传道授业精神,在台湾、香港等地开始讲述“四书”,其中他对《论语》的讲述整理成《论语别裁》,于1976年出版;对《孟子》七篇的讲解则经其弟子友人整理出版,陆续以《孟子旁通》(《梁惠王》篇的讲授)《孟子与公孙丑》《孟子与离娄》《孟子与万章》《孟子与尽心篇》《孟子与滕文公、告子》的名义出版,前后间隔达三十余年;1996年南先生用讲话的语气撰写《原本大学微言》,经周勋男整理后于1998年出版;1998年南先生寓居香港时又亲自撰成《话说中庸》,本拟继《原本大学微言》之后出版,因人事变迁和其他种种因素一拖再拖,直至2015年才由刘雨虹老师整理后正式出版。同时,刘雨虹老师等人还整理出南先生年谱,一并附于书后。
《南怀瑾四书精讲》就是其四书讲稿的集中整理,共分四本,即《论语别裁》《原本大学微言》《话说中庸》和《孟子七讲》(即原《孟子旁通》《孟子与尽心篇》《孟子与离娄》《孟子与公孙丑》《孟子与万章》和《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六本合集)。
南怀瑾先生,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遍览经史子集,对国学钻研精深,体认深刻,于中华传统文化之儒、道、佛皆有造诣,更兼通诸子百家、诗词曲赋、天文历法、医学养生等等,对西方文化亦有深刻体认,在中西文化界均为人敬重,堪称“一代宗师”。
《论语别裁》(上下册)
《原本大学微言》(上下册)
《话说中庸》(全一册)
《孟子七讲》(上中下三册)
(即原《孟子旁通》《孟子与尽心篇》《孟子与离娄》《孟子与公孙丑》《孟子与万章》和《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六本合集)
现代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同学们,大概很少听过《中庸》这个名称了,如果是在中年以上,五六十岁的人,有些一提到《中庸》,还会拿它来当笑料,甚之,还很感慨地说:中国人就是被《中庸》所误,所以弄得国家民族百年来吃尽了苦头。但你如向他请教什么是“中庸”他又说不出具体的道理了,因为他们也没有好好读过《中庸》,更谈不上彻底研究《中庸》了。
一般人们所谓的中庸,大概就是马马虎虎,糊涂敷衍的意思。也正如现代人用湖南话来说,就是和稀泥;用上海话来说,就是捣浆糊。万事得过且过,不必太认真,大概像煞有介事就可以,那便是中庸之道了。比较好一点来说,只要不左不右,应付得过去,自己不做任何确定的主张,做个随波逐流的滥好人,便是中庸之道了。这样地理解《中庸》,这样地用《中庸》,当然就会使人个个成为庸庸碌碌之辈,所谓国将不国,的确是误国之学,实是不值一谈。
其实,《中庸》是一本书,它是传统五经《礼记》中的一篇文章,在宋代的时候,被当时的儒家学者们特别抽出来,和《大学》、《论语》、《孟子》合起来叫作“四书”,从此影响左右了中国千年来的民族文化。这个历史的故事,我在讲《大学》的时候,已经有比较简略的交代,不必再说了。
《中庸》一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子思名伋,也便是承继孔子学问心法的弟子曾子的学生。曾子作了一篇《大学》,子思作了一篇《中庸》,都是传承孔子一系儒家学问心法的大作。
子思生当中国春秋时代的末期,也就是战国七雄争霸的开始时期,大约在公元前四百九十年之间,比西方文化希腊上古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出世早八十多年。子思在幼年时期,孔子还在世,他是曾经亲自受到孔子的教养,但他却从曾子那里接受学问教育。所以说,子思是曾子的学生,后来的孟子,便是子思的学生。
子思为什么要著《中庸》呢?我们根据孔子后人所著《孔丛子》一书的记载资料,子思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后世疑为六十岁之误,考证难详),到了宋国,宋国的大夫乐朔和他谈论学问之道,话不投机,乐朔对他表示不高兴,就叫人去围攻他。事情被宋国的君侯知道了,亲自去救出了子思。因此子思很感慨地说:“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孔子)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
乐朔和子思的对话
乐朔和子思讨论学术,他们是怎样地发生歧见呢?《孔丛子》的记载:
“子思年十六,适宋。宋大夫乐朔与之言学焉。朔曰:《尚书?虞》、《夏》数四篇善也(《尚书》——《书经》所收集的,只有《尧典》、《舜典》等三四篇文章是好的)。下此以讫于秦、费,效尧、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其他的那些《秦誓》、《费誓》啊,都是模仿尧、舜的话,实在不够格)。子思答曰:事变有极,正自当耳(那是时代社会有所改变,所以有些文章,也是正对当时的习惯而作)。假令周公尧舜,更时异处,其书周矣(假使周公和尧、舜,彼此颠倒上下换个时代,那么尧、舜的文告,也便会和周代的文句一样了)。乐朔曰:凡书之作,欲以喻民也。简易为上,而乃故作难知之辞,不亦繁乎?(乐朔说写文告,本来是要一般人们都看得懂,知道了事情,所以愈简单明白愈好。但读那些古书的文章,有些故意作出读不懂的字句,这不是有意找麻烦吗?)子思曰:书之意,兼复深奥;训诂成义,古人所以为典雅也。昔鲁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为知者传,非其人,道不贵矣。今君何似之甚也!(子思说:古书上的记载,固然有时觉得很深奥,其实,只要对文字学的训诂下点工夫就懂了。古人把口说的话变成文字,就要求典雅一些,才使文学有艺术感。从前鲁国也有乡下的里巷之人,像你一样提出这个问题问我,我(子思)对他说:学问之道,是传给真有慧智的人,如果不是智者,那对学问之道,有什么可贵之处呢?现在你怎么也和一般不学无术的人一样见解呢?)”
子思这样说了,乐朔当然是“不悦而退”。便回来对他自己的党徒们说:“孺子辱吾(孔伋这个小子,当面侮辱了我)。”“其徒曰:此虽以宋为旧。然世有仇焉,请攻之。遂围子思。宋君闻之,驾而救子思。”(乐朔的党徒们听了便说:孔家的祖先,虽然也是宋国的人,但隔了很多世代了,而且和我们有旧仇,我们正要找他出气、修理他。因此,就来围攻子思。幸而被宋国的君侯听到了,才亲自带人来解救了子思的危难。)
但《孔丛子》又记载“子思作《中庸》之书四十九篇”,这正如子思所说,读古书要知道训诂之学了。古文所说的“篇”字,是从竹从扁。换言之,在子思的时代,作书写文章,是把字刻在竹简上面。所以说《中庸》共有四十九篇。后来宋儒朱熹把它割裂分编成三十三章,这便变成了《大学》、《中庸》朱注章句之学的起源,并非是子思的原著。但要真正对《中庸》原著考证起来,实在也并非容易的事,我们也只好各说各的了。
何谓《中庸》
子思著《中庸》的原意,如果根据《孔丛子》等平实的记载,他是为了解释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保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学问之道的著作。所谓“《中庸》一书,其中言智、仁、勇,言费隐,言诚明、天道、人道。非深入圣人之奥,不能达于心口。子思之学,有渊源于中庸乎见之矣”。
在初唐时期,孔颖达著《礼记正义》,引用汉儒郑玄目录云:“名曰《中庸》,以其记中和之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但到了南宋初期,宋儒朱熹自作《大学》、《中庸》的章句,《中庸》被分割编为三十三章,而且加冠圣境,根据韩愈一篇《原道》论文,认为《中庸》是传“上古圣神,继天立极”的道统,从尧、舜的传心法要而来。那就是尧传位给舜的时候,说了一句“允执厥中”的话。舜再从他一生经验的总结,更加深入地悟到人性的精微,就加了三句而传给禹,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由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传承相续。但从孟子以后,便失传了,这便是韩愈《原道》的意思。因此朱熹就认为,现在总算由宋儒程颢、程颐兄弟重新悟出来了,再传到朱熹等人,又把道统接上去了。朱熹和宋儒们却绝口不提这种道统说法,是根据韩愈的《原道》思想而来,未免太过小器了。同时又说:“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这也都是朱熹对《中庸》确有心得的另一见解。至于在朱注《中庸》章句开头,特别标榜程颐(伊川)解说《中庸》的书题,稍等再说。
有趣的是,到了清初乾隆时代,有名的诗人才子袁枚(子才),他最讨厌宋儒理学,也最不喜欢佛、道两教。他对于《中庸》,认为是西汉儒家的作品。因为他认为孔子、孟子都是山东人,动不动就提到泰山。而《中庸》唯独称华岳。他断定子思没有到过秦地,哪得见过华山或嵩山。袁子才素来就有文思辩才,但对于这些论点,始终免不了名士气的狂放。孔子、子思祖孙,都遭逢乱世,周游行踪所及,岂可认为他们绝对不知华岳!不能单凭一句书本上的文字来作论据,就断定子思未见过华岳。袁枚善于谈诗选色,精煮随园豆腐。至于义理之学,并未深入,而且也是性所不近,习之所远,不足论也。但后人也有认为《中庸》“载华岳而不重”的“华”字,本是山岳的“山”字,乃汉代传刻之误,较为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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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与复旦版比较,《大》《论》《孟》有变化。《孟》由七本合成3本,《大》电一本分成上下。好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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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书有点刺鼻气味,其他都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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