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2
一届布克国际文学奖获得者
令阿尔巴尼亚文学跻身世界文坛的首位作家
侵略者对战争的反思
战死者渴望和平的魂灵
存活者被桎梏的绵长苦痛
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卡达莱重要作品
一位意大利将军奉命在战后来到阿尔巴尼亚,收集当年战死在此的意大利将士遗骨,其中种种艰辛几乎令他精神失常。荒诞而幽默的讲述中,侵略者对战争的反思,战死者对和平的渴望,幸存者终生难释的苦痛,全都跃然纸上。
《亡军的将领》是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成名作,也是他著名的一部作品,迄今已被翻译为数十种语言,取得了国际文学界的一致好评。作为阿尼巴尔亚当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家,也是一位蜚声国际的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在2005年荣获了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成为阿尔巴尼亚民族的骄傲。
伊斯梅尔·卡达莱(1936-),阿尔巴尼亚当代著名的作家和诗人,曾先后在地拉那大学和高尔基世界文学学院学习深造。1954年,他以诗集《青春的热忱》初登文坛。1963年,他发表了首部小说《亡军的将领》,其后陆续出版《破碎的四月》《梦幻宫殿》等长篇小说,迄今作品已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出版。2005年,卡达莱获得第一届布克国际文学奖。
译者简介:
郑恩波 ,辽宁盖州市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译协会员,有多部著作及译著。
在这部荒诞的史诗里,幻想现实主义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幽默色调。这是一种从地下目击的战争,即从墓穴里目击的战争。这部书透过死者的魂灵使欧洲小的国家之一——阿尔巴尼亚进入了共同的图书市场。
——巴黎《费加罗报》
卡达莱是在阿尔巴尼亚文学、历史、民俗学、政治学等各领域都留下印记的作家。他描绘了一种完整的文化,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
——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约翰·凯里
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戏剧性不断地伴随着幽默,让我们发现了过去所不熟悉的阿尔巴尼亚新文学。
——法国“南方电台”,1970年3月11日
毫无疑问,这本书的出版,将是一种新发现,发现了我们几乎不了解的阿尔巴尼亚文学;这一文学首先使作家伊·卡达莱进入到高不可攀、求之不得的层次。
——法国巴黎《最后一分钟报》,1970年3月13日
小说《亡军的将领》创造的氛围,使读者不能不回想起迪诺·布扎蒂几部作品中的氛围,它让你回想起比这些更黑暗的东西。
——法国巴黎《一分钟报》,1970年4月4日
幽默,不外露的激情,轻松自由、朴素自然的叙述,语调的机敏,含蓄的技艺,曲折的教诲,异乎寻常的景观,喜气洋洋的新人——所有这些因素使这部小说比任何别的小说都更精、更尖。这里有当今正在觉醒的世界的画像,它保其能量、力量和色彩。
——法国《罗兰共和报》,1970年5月17日
将军倾耳静听大厅里那架个头不小的收音机在广播些什么。他觉得阿尔巴尼亚语语调沉重,太难听了。当阿尔巴尼亚农民为了帮他们的忙而聚集到一起的时候,他在坟墓旁听他们讲话的次数太多了。所有那些阵亡的人,活着的时候,肯定都听过这种要命的语言。他在思索着。这会儿听起来是在广播新闻,因为广播员总是不断地重复熟悉的词儿:特拉维夫、波恩、老挝。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城市。将军在思考,又去回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军人,他们曾经到过阿尔巴尼亚。他还回想起各种生了锈的铁牌子、十字架、标记、写得歪歪扭扭的名字。大多数人有坟墓,但什么牌子也没有,甚至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坟墓。他们被直接扔进泥巴中,埋进共用的土坑里。他们当中有的人甚至连烂泥巴的边也没沾,只在名单上有个名字。
一个军人的遗骨是在南方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里的博物馆里找到的。博物馆是几个热情很高的市民建的。在小城的古城堡中,在一个很深的小屋子里,人们在另外一些东西当中找到了一个人的遗骨。一连好几个礼拜,业余考古工作者每天都待在城市咖啡馆里,对这些遗骨作各种各样的判断。甚至当军人遗骨搜寻小组到达小城的时候,业余考古工作者中有两个人正在写一篇既大胆又混乱的文章,想在某一刊物上发表。一个偶然的机会,专家从博物馆那儿经过,根据挂在脖颈上的身份牌,立刻认出了骨架(在业余考古工作者的文章中,对这一身份牌有两种判断:可能是装饰品,要不就是罗马时代的钱币)。可是,专家从博物馆这么一过,却给大家作了最后的结论。此事非常奇怪:军人怎么可能进入城堡中无人出入的地下迷宫里呢?而且为什么要进去?
“那个军人会是谁呢?”将军问道。
“哪个军人?”
“城堡里那一个。”
“噢,对了,我们找到了他的名字。”神父说。
“是找到了他的名字。”将军说,“不过我想知道,他会不会是那些个别向我们提出请求的人家的什么成员。”
“个别向我们提出请求的军人多着呢。”神父说,“怎么可能把所有军人的名字都记住呢?”
“这倒是真的。再说他们当中还有很多相同的名字。名单上的名字相当多,我什么也记不住。”
“这个军人曾经像所有战士一样。”神父说。
“要这些人的详细名字和官衔还有什么必要?”将军说,“说到底,在一堆骨头里能有什么名字呢?”
神父点点头,好像是要说:“那您有什么办法?就是这样。”
“他们的名字应该都是相同的,就像他们脖颈上挂的身份牌那样。”将军继续说。
神父未作回答。从饮酒间里传出音乐声,将军不停地吐着烟圈。
“他们把我们的人打死得太多、太吓人了。”将军仿佛在说梦话。
“这是真的。”
“我们也杀了人。”
神父沉默不语。
“我们也杀了人。”将军重复说道,“他们的坟墓遍地都是。假如我们军人的坟一个个孤零零的话,那将是非常可耻、非常悲哀的。”
神父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让人弄不明白,他是“同意”还是“反对”将军的话。
“小小的安慰。”将军说。
神父又摇了摇头,好像是说:真是没法子呀。
“您叫我不明白。”将军说,“这事对我们来说,是否是一种安慰呢?”
神父张开双手,说道:“我是个信教的人,我是不赞成杀人流血的。”
“噢——”将军说。
那对订了婚的恋人站起来,走出大厅。
“我们曾经互相残忍地杀戮过。”将军接着说,“这些家伙打起仗来可厉害着呢。”
“这解释为——”神父继续说,“这不是有觉悟的勇敢问题。这是他们的心理问题。”
“我不明白——”将军说。
“这很简单嘛。”神父接着说,“在战争中,有些人的行动是受理念支配的,不管这种理念是强还是弱。而另外有些人则是出自本能。”
“是的。”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一种粗野而落后的人民。当他们还是婴儿时,枪就被搁在了他们的摇篮里。就这样,枪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看得出来。”将军说,“就连拿在手里的伞,也好像枪似的。”
“还在很小的时候,枪就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神父接着说下去,“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基本因素,枪直接影响到阿尔巴尼亚人心理的形成。”
“真有意思。”
“一种东西,只要人全心全意地爱上它,崇尚它,当然是令人感兴趣的东西,那他也就会使用它。那么,人为什么把枪用得比任何东西都好呢?”
“因为要杀人。”将军说道。
“是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总是喜欢杀人或自相残杀。当没有什么人可以交战的时候,他们便自己人杀自己人。您听过他们流血报仇的习俗吗?”
“听过。”
“陈旧古老的本能唆使他们去作战。这是由他们的天性决定的,他们需要明目张胆地杀人。在和平的日子里,他们像冬天里的蛇那样麻木、贪睡,似醒非醒。只有在战争中才完全显示出他们的生命力。”
将军点点头。
“战争是这个国家正常的事情。因此他们打起仗来很凶,很令人害怕,造成不应有的破坏。”
“那就是说,这一人民有着消灭别人和自我毁灭的嗜好,它是注定要消亡的。”将军说。
“当然是这样了。”
将军喝完了酒。这会儿他说话咬文嚼字、慢腾腾的。
“您恨阿尔巴尼亚人吗?”他突然这样发问道。
神父苦涩地微微一笑:“不恨。为什么?”
将军把脸贴到他的耳边。神父闻到烈酒的味道,轻轻地作了一个很不耐烦的手势。
“还问为什么?”将军小声说,“我们俩都仇恨他们,不过眼下我们不能说,因为任务就是这样……”
……
译序
近年来,在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国文学的天空,升起一颗格外耀眼的新星。他一连出版了近30部长篇小说和为数不少的中、短篇小说、杂感、随笔和游记,而且几乎每部长篇都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美广为发行。法国文学界赞美他可与海明威、卡夫卡等文学大家比肩,甚至还多次呼吁他应当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候选人。
这位文学新星就是击败数十名文坛巨匠,于2005年6月荣获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的阿尔巴尼亚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伊斯梅尔·卡达莱。
也许有人以为:经济发展滞后,人口仅有300多万的阿尔巴尼亚,根本出不了具有世界文学水平的大作家,卡达莱获此殊荣,只是一种偶然或者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但据我50余年来对阿尔巴尼亚文学特别是对卡达莱文学生涯的跟踪和研究,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而不能手中无材料只凭主观想象,武断地乱下结论。
卡达莱之所以能荣获布克国际文学奖,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第一,我们知道,阿尔巴尼亚国家虽小,但她具有同希腊、古罗马一样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上,阿尔巴尼亚涌现出了不少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名家相媲美的人物。也就是说,阿尔巴尼亚的文学根基是相当厚实坚牢的;有了这样的根基,是可以建立起雄伟瑰丽的文学大厦的。第二,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也曾是经过时代风雨考验与磨砺并具有很高水平的先进文学,她拥有一批被欧洲许多有识之士公认的,能和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诗人摆在同一个天平上的杰出人物(如德里特洛·阿果里、彼特洛·马尔科、雅科夫·佐泽、泽瓦希尔·斯巴秀等),伊·卡达莱只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代表。
其实,50年前,卡达莱就是一个名声显赫的人物。他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作家、诗人,也是一个得到党和政府特别关照,享有崇高声誉的骄子。
1936年,即意大利法西斯侵占阿尔巴尼亚(1939年4月7日)的3年前,卡达莱出生于阿尔巴尼亚南方著名的山城纪诺卡斯特(与阿尔巴尼亚前最高领导人恩维尔·霍查是同乡)。他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后进入地拉那大学历史-语文系,主攻阿尔巴尼亚文学。早在青少年时代,卡达莱就崭露出诗才,18岁就出版了诗集《少年的灵感》(1954),21岁又出版了诗集《幻想》(1957)。紧接着,他又在25岁的时候,出版了引起诗坛广泛注意和好评的诗集《我的世纪》(1961)。
这三部诗集以新颖鲜活的想象力和个性突出的诗歌语汇,得到前辈诗人拉·西里奇、法·加塔的夸奖和重视。20世纪50年代后期,卡达莱被政府派送到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深造。在那里,语言天赋甚高的卡达莱很好地掌握了俄语和法语,从丰富、斑斓的俄苏文学和法国文学中汲取了宝贵的营养,使他一生受益无穷。1961年夏天,国际风云骤变,阿苏关系破裂,卡达莱被迫回到地拉那,先后在《光明报》《十一月》文学月刊和《新阿尔巴尼亚画报》任编辑,有一段时间还主编过法文版的《阿尔巴尼亚文学》。与此同时,他还继续从事自中学时代就开始的诗歌创作活动。
1963年秋天对卡达莱一生的文学事业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那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季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以整版的版面发 重现经典:亡军的将领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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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经典:亡军的将领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中国经学史的基础》是徐复观先生最后一部专著,整部手稿大都是在病中完成的。作者认为,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源,而研究经学的产生及流变、追溯经学的创生历史本身就是对中国文化反思的过程。《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是作者通过纯正的经学考证方法,对《周礼》进行研究的一部专著。有关《周官》的讨论千年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徐复观先生立足于文本,挖掘西汉时期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认为“《周官》乃王莽、刘歆们用官制以表达他们政治理想之书”。对《周官》所表现的生产制度、土田制度、商业、教育等进行深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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