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两小时纵观西方医学史
如此全面又如此精悍
只有罗伊·波特做得到
内容简介
医学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人类一直在为生存与健康而战,这就是原始普遍的斗争。
本书源自罗伊·波特上课的讲稿,以八个主题概述西方医学史,纲举目张,简明扼要。波特机智风趣,视野广阔,从远古到现代,他为我们描述了人类与疾病的生死存亡之战,告诉读者,面对坚不可摧又变幻莫测的敌手——疾病,医学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了今天。
作者简介
罗伊·波特(Roy Porter,1946—2002),国际知名的英国学者,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内科学院和英国皇家精神科学院的名誉院士。2001年自伦敦大学学院惠康医学史研究所退休,退休后不满九个月就因心脏病发去世,学界同声惋惜。
倾其一生投入研究、写作与教学,在英国社会史、科学史、医学史等领域都有精彩专著,撰写与编辑的书超过百部,尤以医学史领域的作品著名,其具野心的作品当属出版于1997年的《人类医学史》(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王道还,中国台北市出生,生物人类学者,译作包括《第三种黑猩猩》、《盲眼钟表匠》等。
精彩书评
医学史学家不应只考虑医学技术的发展,还应关照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以及身处其中的人物之所思所想,并在过去与当下之间建立联系。论这一点,没人比得上罗伊· 波特。
——理查德· 霍顿(Richard Horton),《柳叶刀》主编
波特有一种特殊的天赋,能够用令人愉悦的写法梳理庞杂的知识,并加入自己的独到见解。
——奥利弗· 萨克斯(Oliver Sacks),神经科学家、作家
这本书是一位杰出学者对一个重要话题所做的介绍,读来畅快,信息丰富。
——杰拉德· 格罗布(Gerald N. Grob, Ph.D.),罗格斯大学名誉教授
目录
导读(李尚仁)
致谢
序
第一章 疾病
第二章 医师
第三章 身体
第四章 实验室
第五章 治疗
第六章 外科医学
第七章 医院
第八章 医学与现代社会
进阶书目
译后记
精彩书摘
人体是疾病与医生的战场。这场战争有开场,有中场,却没有收场;换言之,医学史并不是个简单的故事,并不只是一连串胜利铺成的进步大道。潘多拉的盒子或《旧约?创世记》里人类堕落的故事,都暗示我们:疾疫、疫疠与不可避免的天灾不同,大多是人类自作自受。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大疫源自社会,疾病一向是社会产物,过去是,未来也是,与疾病对抗的医学更是。文明不仅滋生精神官能症,也滋生疾病。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大约六百万年以前,第一个猿人,也就是人类的始祖,在非洲出现。他们额头低、颚骨大、脑子与黑猩猩一样大。四百万年之后,以直立体态行走、脑量开始增长的直立人祖先演化出来了。他们使用石器,可能已有生火的技术。一百八十万年前,这群杂食性的人走出非洲,散布到欧亚大陆上。大约十五万年前,他们有一支演化成“智人”──我们的直接祖先。
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族群,生活在艰苦又危险的环境里,寿命很短。然而,他们却不受大疫侵扰,不像他们的后代子孙,生活在受大疫蹂躏的社会里。他们与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里的布须曼人有些类似,生活在小而散居的社群里,没有固定的居住地。想来他们从来不曾遭遇过传染病(天花、麻疹、流感之类的疾病),因为在密集的人群中,微生物病原才能找到足够的感染对象,或者潜伏,或者造成流行病。散居的狩猎采集族群,也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久,因此不会污染水源,或遗留大量的污秽物,吸引散播疾病的昆虫。最重要的是,他们缺乏家畜。在人类历史上,家畜的角色可说一言难尽:家畜是创造文明的基础,但是它们也是传染病的温床,有时造成重大的人命损失。
人类生养众多,以地球为殖民地,自己也成了病原的殖民地。病原包括肠道寄生虫,例如吸虫、绦虫、蛔虫,与寄生昆虫,如跳蚤、虱子;还有微生物,例如细菌、病毒、原生生物,它们的繁殖速率极高,能在宿主体内制造严重病情,好在幸存者的免疫系统因而捉摸出对付它们的办法,不仅他们自身有了保障,还为全人类提供了一线希望。这些微生物敌人与人类陷入了演化竞争,难以自拔。这种竞争的特征是,没有最终的赢家或输家,只有不稳定的共存。
人类发源于非洲,走出非洲后,先在亚洲与南欧的温暖地区生活,然后再向北方迁移。直到一万两千年至一万年前,冰河时代(更新世)结束了,人类都过着不定居的生活。猎物枯竭后,加上再也没有大片无人地带了,人类迫于人口压力,只好耕作土地。不耕作就完蛋,没有其他办法。
民以食为天,人类以试错法学会利用自然资源,种植自己的食物。他们将野草培育成谷类——小麦、大麦、稻米、玉米等,同时将狗、牛、绵羊、山羊、猪、马驯化,还有鸡、鸭、鹅等家禽。也不过几千年,石器时代的猎人已转变成牧人与农人,有能力支配农牧业不够先进的邻近社群了。人类通过了第一个生存考验。
人类掌握了畜牧与农耕的技术之后,社群中的人口数就能够不断扩增。开荒、收割,以及后续的食物处理,都是劳力密集的工作,需要更多人手,而农牧生产足以供应他们。这些发展最后导致更有组织、更永久性的小区(村庄、城镇、都市),它们有君长、法律、社会阶层,然后还有法庭与官员。在其他行业与职位中,治疗疾病的专家出现了。
虽然农业使人类逃出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可是也释出了新的危险:传染病。一向只在野生动物身上蕃息的病原,经过长而复杂的演化过程,转变成能够感染人的病原;原来的动物疾病,跳越了物种界限,成为人类疾病。这种演化适应造成的结果是,现在由微生物引起的人犬共患疾病,超过六十种,而人与其他家畜、家禽的共患疾病,只比这个数字少一些而已。
在新石器时代,牛已在人类病原库中添加了结核杆菌、天花病毒,以及其他病毒。猪与雁鸭传递了流感病毒,马带来了鼻病毒。麻疹是牛瘟(犬热病)病原从牛与家犬转进到人身上的结果。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疯牛病危机,家畜的疯牛病(BSE)与人类的克雅病(CJD)同源。经营农场的人贪婪又马虎,会促成更多动物病原跳跃到人身上,制造新的疾病。
在其他方面,人也相当脆弱。农场和家屋里的家畜、小动物(如老鼠、蟑螂),会散布沙门杆菌和其他细菌;它们的粪便会污染家庭用水,传播小儿麻痹症、霍乱、伤寒、肝炎、百日咳、白喉;谷仓则会受细菌、有毒真菌、鼠类排遗与昆虫污染。简言之,人定居后,也招揽了疾病上门定居。
同时,蠕虫成了人体内的永久居民。蛔虫是寄生性线虫,专门寄生人体的蛔虫也许是猪蛔虫演化出来的,会导致下痢与营养不良。其他的蠕虫也在人的肠道定居,例如钩虫。寄生在淋巴系统中的丝虫导致象皮病,而造成河盲症的丝虫则寄生在皮下组织。农业只要依赖灌溉,不管它在哪儿生根,都在当地造成严重的地方病,例如中东的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华南。水田里藏有许多寄生虫,能进入赤脚农夫的血管,引起疾病,例如血吸虫。
就这样,永久性的人类小区为蟑螂、鼠类、寄生虫等生物创造了最佳的生存与繁衍机会。此外,农业使人类过度依赖富含淀粉的单一作物,它们往往缺乏蛋白质、维生素与矿物质,例如玉米。发育不良的人更容易生病,营养不良也会导致各种疾病,例如缺乏维生素B3(烟酸)就会生糙皮病,缺乏维生素C引起坏血病,缺乏蛋白质与热量会使身体羸弱不堪。在非洲,严重的营养不良是新生儿与儿童死亡的主因之一,例如蛋白质缺乏症(Kwashiorkor)。从居无定所的生活形态转型到新石器时代的定居聚落,人类的健康情况就恶化了,传染病更多,生命力衰退。连身高都受影响,人类变矮了。
定居生活还招来了疟疾。直到现在,居住在气候温暖地区的人仍受疟疾威胁,随着大气不断暖化,它可能会散布到更广大的区域里。 首先,在非洲下撒哈拉地区,化森林为农场的行动,产生了温暖的水洞与犁沟,它们都是蚊子繁殖的理想环境。疟疾的症状,古希腊人很熟悉,但是,直到1900年左右,我们才知道病因,因为那时热带医学已经证明疟疾的症状是由疟原虫造成的,而疟原虫是疟蚊传播的。疟蚊叮咬人的皮肤吸血,疟原虫因而进入人体血管,随血流进入肝脏,疟疾发病前一两个星期(所谓“潜伏期”),它们就在那里繁殖。等到疟原虫回到血流中,首先攻击的就是红细胞,红细胞大量破坏,造成剧冷剧热交替反复的症状。
疟疾紧盯着农业社群不放,从非洲扩散到近东、中东、地中海地区。印度与华南沿海地带,也难逃它的诅咒。到了16世纪,欧洲人将疟疾带到了新世界。
拥挤的定居社群制造了大量废物与污物,培育了横行的传染病,可是人类的雄心与不安分的精力,使社群继续扩张下去,才不管生活在其中对身体健康多么有害。人越多,滋生的疾病越多,三不五时就有大疫流行,它们只会暂时消歇,从不消灭。在农业出现之前,全球人口大约有500万左右;到了公元前500年,雅典的黄金时代(也就是孔子在世时),已膨胀到1亿,到了公元2世纪,也就是张仲景、华佗时代,人口翻了一倍;公元2000年,全球人口达60.8亿,估计21世纪结束时,这个数字会增加一倍。
现在,人口压力已造成广泛的匮乏与粮食不足,再度成为人类的主要问题。但是,营养不良也好、寄生虫也好、大疫也好,人类从来不是只能坐待疾病侵袭,束手无策。大疫的幸存者,身体里会有一些抗体;最后,由于天择,人的免疫系统变得越来越精密,使人能够与微生物病原和平共存。婴儿通过胎盘与母乳,可以获得一些母亲的免疫力;还有基因盾,可以保护身体不受病原的侵袭,例如身上有一个“镰刀形红细胞”基因的人,对间日疟有抵抗力,这个基因在非洲黑人族群中较多,学者认为是当地疟疾流行的结果(哪里知道,这个天赋反而使他们成为美洲农场的理想劳工)。针对致命病原,人类的适应能力因此有机会挫其锋锐。
……
前言/序言
序
本书探讨人、疾病、健康照护之间的历史互动,将它们放在当时的社会与信仰脉络中观察。由于篇幅有限,我只讨论西方医学——它是世上唯一成功全球化的医学传统。我想强调的,是西方医学的古今之变,而不是它的一脉相传,至于题材,则尽可能应有尽有,包括疾病(第一章);各种治疗疾病的人(第二章);对身体的研究(第三章);发源于实验室的现代生物医学与疾病的生物医学模型(第四章);治疗疾病的手段,特别是科学医学(第五章);外科医学(第六章);医院——关键的医疗机构(第七章);最后一章(第八章)则评估现代医学的社会-政治影响。
我对有血有肉的个人,着墨不多,例如个人的生病经验,以及生病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但是患者的反应,例如患者对生病的反应、对因生病而失能的反应、面对死亡威胁的反应,是我在写作时念兹在兹的潜台词。对疾病担惊受怕(无论是潜在的威胁还是实质的威胁),急、慢性病导致的痛苦,以及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普遍也最可怕的经验。人类为应付病痛与死亡,理性与感性、个人与群体都动员了,宗教与哲学因而萌芽,亦未可知。
每个社会都有许多清规戒律与法门,平时预防疾病,等到疾疫大作,它们又是对抗、处置与认知的工具。“为什么生病的是我而不是他人?”这种疑问苦缠不休,往往教人相信疾病是冲着患者而发作的,是报应,或者有道德意义。因此,有的疾病“坏”,如麻风或梅毒,但是也有“好”的疾病,例如浪漫主义时代的文人往往相信肺结核与天才有关,而痛风则是绅士的符记。疾病也可以解读成上帝的惩罚——这个过时观念在艾滋病问世初期(20世纪80年代初)再度浮现。医学人类学者已经证明,关于身体的信念(不论是健康的身体,还是病体)居于社会价值系统的核心,因而是“政治体”(body politic)的核心。
本书焦点是医学史,无法深究这些疾病的个人诠释与“体”验,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书末“进阶书目”的有关文献。不过,对疾病与医师的焦虑是普遍现象。任何叙述受苦与解除苦难的故事,都该将这些恐惧编织进去,而不该将它们当作不重要的素材,因为自我是身/心连续体,而疾病部分源自“心因”(psychosomatic)。本书诉说的是疾病与医学的故事,字里行间却是患者与濒死者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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