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作者通過對墨跡本為主的曆代經典法書遺跡考察,梳理齣瞭一條側鋒用筆的曆史流變綫索。進而再從側鋒用筆審美價值的探尋中,發現側鋒用筆之法所蘊含的書法藝術審美形式與內容,與“中庸之道”並不矛盾,而且其充分體現瞭儒傢“中和之美”與道傢“自然之美”的審美價值觀。拋開前人的成見,以曆史的眼光、科學的態度來麵對書法史上的諸多現象,以便更好地繼承和發揚中國書法藝術的優良傳統。
作者簡介
馮亞君,1976年生,陝西寶雞人。1999年畢業於中國美院書法篆刻專業;2011年畢業於陝西師範大學,藝術學(書法方嚮)碩士研究生。現為陝西省書法傢協會會員,高校講師。
精彩書評
《書法側鋒用筆研究》介評
春節前夕,由湖南美術齣版社發行,馮亞君所著的《書法側鋒用筆研究》一書付梓齣版瞭,本書是作者對其碩士論文的不斷修改與完善。作為著者的中師同窗和多年好友,我基本見證瞭該書從選題、成型直到齣版的大緻過程。記得選題之初,他告訴我論文的題目是——《論‘側鋒’》,隻此三字,便為其問題意識的明確和專注而談佩。但是,據作者所言,“這個選題並不被大傢所看好,在開題報告會上‘談側色變’,引來非議,多位專傢規勸易題重選。”但是執拗而自信的馮亞君終還是堅持自己的判斷與選擇,兩年的數九寒鼕,齣現瞭喜劇般的結果,該論文以全票取得瞭專傢們的一緻好評,並獲得該年度陝西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的佳論文奬。
畢業五年間,論文幾經磨閤與易稿,終要以書的麵貌問世瞭。雖然後來將原想的“論”字去掉,試圖削弱瞭言語中的“刀光”之氣,但並沒有減弱文章強烈的論述氣息和作為一篇論文的麵相特徵。該書分為五章,在緒論部分中,作者首先從曆史的綫性角度就“側鋒”與“中鋒”的關係問題,以及“側鋒”在書法文化景觀中的位置做瞭梳理與分析,進而在此基礎上引齣當下學術界對該題的關注與研究現狀,並由此凸顯本題的研究價值。在第二章中,作者從技術與材料的微觀角度解析瞭側鋒用筆生成的物理要素。在技術環節中,作者注重技術與人身體之間的“具身性”關係,他雖然沒有明引西方技術人類學的有關理論,但其思維與之緊密相連,而且他將身體技術放置到瞭曆史的語境中,由此追索側鋒生成與變遷的綫狀生態。在物質材料中,作者著眼於書寫工具和材料要素的分析,闡述物質現實與圖像形態之間的關係。接下來的第三章是作者傾注心力很大的部分,主要從書法視覺形態的角度切入,以不同曆史時期的金石、碑刻和墨跡為例證,仔細分析“側鋒”的曆史軌跡以及與“中鋒”之間的關係,並提齣自己對“側鋒”文化變遷的認識,將其分為濫觴、確立、發展與變異四個階段,是其立論的重要篇章。第四章是有關側鋒美學的論述部分,藉用古代傳統美學的觀念對側鋒的形態美進行分析,由此重申側鋒在書法史脈中的重要作用。尾章的結論部分,作者言簡意賅、條理清晰地亮齣瞭自己的觀點,也是對全文重要論點的總結。
閱讀全文的強烈感觸是:作為一個齣色的書法實踐者,馮亞君的理論研究源於“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自我體認,而非對教育製度的程序性迎閤。這種問題意識的主動性和書法實踐的體認性,都使他有感而發,並依此尋求理論的邏輯與支撐。就藝術形態的本體研究而言,技術應是其重要的生發環節,關於藝術的本體,人們在很長的時間裏爭論不休,有些著眼於藝術存在的物質形態,有些則強調這些物態載體與經驗之間的關係。依此來看,馮亞君的《書法側鋒用筆研究》應該屬於後者。
關於“技”、“藝”之辯,似乎已是老生常談,但是以形而上的思維綁架技術的做法,在學界依然屢見不鮮,這些傾嚮於“本本主義”的做法,使得學術研究與現實存在漸行漸遠,從而成為意識的遊戲。因而,以筆者來看,毋寜說“技”與“藝”是事物的兩麵,倒不如說是兩根血管更為閤適,因為前種比喻明顯使得兩者關係有所隔離。在兩者的關係問題上,有很多時候總是會有人陷入片麵與極端,並繼而陷入“技”“道”之說的傳統窠臼。其實想想,“藝”不是“技”的遮羞布,“技”也不是“藝”的“尾巴骨”。若是刻意迴避書法的技術性,是不是有些掩耳盜鈴,欲蓋彌彰呢?馮亞君以三十多年來的書法實踐,深知學界研究脫離實際的虛妄之弊,故而,這也是此篇論文的精神初衷。
亞君對斜管側執的狀態和成因作齣分析,由此得齣自己的觀點,即執筆法與身體行為的環境相關聯,是一種自然適應的結果,並進而認為“斜管側執是晉唐人執筆的普遍習慣,而且這一習慣直到晚明的自然書寫中依然有所保留”。“毛筆的斜執必將帶來筆鋒的側用”,故而,作者進一步對“側運”進行闡述,其中一項重要的理論支撐是,宋之前,古人書寫以小字為主,字形的逐漸增大,必然産生身體技術語言的相應變化,由此促使書法的內在變革,其中直接的便是筆跡的形態更趨豐富。這種分析方式,使得讀者的思維不局限於法書的形態本身,而是透過作品産生對於身體行為、物質環境及曆史時空的邏輯想象。進而,作者還對書寫工具和材料的形態、結構及性能變遷進行解析,尤其是對不同曆史階段書寫材料的性能比對,重點是從紙張製作工藝的角度,對其形製和物理性予以分析,籍此探究其與筆法之間的緊密關聯,從而得齣自己的觀點:“晚明以前,書法對健毫與熟紙的選擇,應當是齣於側鋒用筆習慣的自然選擇。”筆者以側鋒為篇名在知網上查詢,隻有五條信息,而較為嚴肅的論文僅有三篇,馮亞君的研究即為其中之一。以中鋒用筆為題的專項研究也是寥寥。馮亞君在其作中對卓有真見的當代筆法研究成果做瞭列舉,但係統性的深入研究尚未不多。該現象足以說明學界對基礎性和技術性研究的偏見與忽視。當然,這也反嚮彰顯瞭本書的價值與意義。
本書研究是以技術為切入,但並不囿於技術研究的抽象理論,同時也不終以技術為指嚮,而是盡量使之客觀化,由此結閤書法圖像和美學分析,以實踐體認為基礎來解構和提醒玄虛的書法研究趨嚮。
筆法的生成,不全然是個美學議題,而是與曆史的各種物質環境及身體行為相關聯。這種觀點已是學界共識,但如何在細節上對其予以考察和分析,則是學術敏感與能力的體現。在對側鋒産生的分析中,作者將今人與古人的言論相應和,顯現齣不泥古也不謗今的求實性態度。依據文字和圖像文獻,馮亞君對斜管側執的狀態和成因作齣分析,由此得齣自己的觀點,即執筆法與身體行為的環境相關聯,是一種自然適應的結果,並進而認為“斜管側執是晉唐人執筆的普遍習慣,而且這一習慣直到晚明的自然書寫中依然有所保留”。“毛筆的斜執必將帶來筆鋒的側用”,故而,作者進一步對“側運”進行闡述,其中一項重要的理論支撐是,宋之前,古人書寫以小字為主,字形的逐漸增大,必然産生身體技術語言的相應變化,由此促使書法的內在變革,其中直接的便是筆跡的形態更趨豐富。這種分析方式,使得讀者的思維不局限於法書的形態本身,而是透過作品産生對於身體行為、物質環境及曆史時空的邏輯想象。進而,作者還對書寫工具和材料的形態、結構及性能變遷進行解析,尤其是對不同曆史階段書寫材料的性能比對,重點是從紙張製作工藝的角度,對其形製和物理性予以分析,籍此探究其與筆法之間的緊密關聯,從而得齣自己的觀點:“晚明以前,書法對健毫與熟紙的選擇,應當是齣於側鋒用筆習慣的自然選擇。”
如果說第二章是從點狀的微觀角度進行分析,那麼第三章則是運用史觀的綫性維度,將側鋒筆法放置到書法史的語境中予以考量,這也是筆法分析更加本體化的研究方式。作者通過對甲骨文、金文、石鼓文、以及曆代碑碣、墓誌、造像記、摩崖石刻,以及簡牘、帛書、尺牘、手劄、捲軸等不同法書物質載體及形式的細緻析解,結閤材料與字體關係性的研究,分析中鋒與側鋒相生相剋的互生問題。並且以筆法為核心,對書法史進行瞭簡明梳理,著重提齣由於“碑刻中側鋒痕跡不顯”,從而導緻瞭金石學對於中鋒用筆的偏愛,從而對延至當下的“筆筆中鋒”的時流予以揭示。藉助材料學與技術史的觀念,作者提齣瞭對側鋒筆法進行分期的創見,這種分析必然需要建立於對書法作品史、風格史和美學史的認知以及書法實踐的體認之上。商周時期雖有墨跡,但筆法懵懂,且受製於金石。從“篆”到“隸”的過程,纔是側鋒得以確立的時期,尤其是隸書的形成與轉變,使得側鋒用筆在觀念上得到解放,並為諸書體的産生提供瞭可能。從書體與筆法結閤的角度,作者將魏晉南北朝至宋元劃分為一個階段,即為側鋒用筆的發展期。關於將明清時期定名為“異化期”,該命名聽起來似乎存有感情因素,其實作者需要錶述的是,該時期“中鋒突起,側鋒旁落”,作為一種書法生態的客觀變遷,作者在審視時甚至帶入瞭些許個人情緒,之所以認為明清為側鋒的“異化”期,他的立場和理由是,從中鋒與側鋒的關係來看,過於強調一種筆法的絕對地位,對書法本身來講無疑是有偏礙的,進而很有可能在某些層麵上陷入僵化和固守的窠臼,這對書法的發展不利。通過對作者所認為的側鋒發展期和異化期的作品進行比對,我們不難發現,側鋒在形態美學上的價值是顯而易見的,這為作者下一章的論述做瞭鋪墊,同時也顯現齣作者在書法修養上高屋建瓴的認知水平和膽魄。
第四章是近乎於純理論式的論述部分,藉用古代書論,作者闡發瞭他對側鋒美學價值的認識,從技術美學的角度來看,中鋒與側鋒是字體“骨”與“勢”的互補相生之道,在這裏,陰陽觀應該隻是一種觀念上的辯證,而非虛空理論的黏貼與迎閤。因此,在筆者看來,本章若能增加圖像學的比較分析為例證,則會進一步豐富作者的論證,同時也利於讀者的理解。
關於本書的優點,作者的導師在序言中已有中肯錶述,因此本文不再重復。作為一本小題大做的專題性研究,該書無疑具有首創性,書中對於資料的梳理和運用,都邏輯嚴明,判斷敏銳,顯現齣一個書法實踐者深切的問題意識和觀察角度,在當下的書法研究領域,該著無疑極具價值。通過閱讀,讀者自然會發現作者立場鮮明、注重實證、行文乾淨、拒絕空談的研究個性,至於存在某些學術爭議,這不僅是作者的謙虛期待,同時也正說明瞭本書的價值所在。當然,正是由於本書的論述性很強,因此作為基礎稍弱的讀者來講,可能會有晦澀之嫌,這是本書的性質和定位所造成的,相信一些讀者能夠明白。
(本文作者:張西昌,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後,西安美術學院美術史論係教師)
——張西昌
精彩書摘
文章開篇通過“中鋒”考辨,將古人關於中鋒用筆的主要論斷劃分為五種不同類型,這五種類型中除瞭“鋒行畫中”外,其餘四種實際上都不排斥筆鋒的“偏”、“側”之用,從而從技法層麵上揭示齣瞭“筆筆中鋒是必須共守的根本方法”這一論斷的自相矛盾性。側鋒用筆生於毛筆的斜執與側用,成於健筆與熟紙,通過文獻與圖像相結閤的二元論證法,作者提齣瞭書法用筆方法的變化實際上是與人的書寫習慣、工具、材料等因素相關的;再通過對曆代法書遺墨的研究分析,亞君還梳理齣瞭一條明晰的側鋒用筆法的曆史演變路綫圖,即:先秦為側鋒用筆濫觴期、漢代為側鋒用筆確立期、唐五代宋元為側鋒用筆的發展期、明清為側鋒用筆的變異期,認為在以“隸變”為標誌的書體演變中,實際上是側鋒用筆發揮瞭重要的作用;而在以“二王”書風為主導的文人書法風格演變中,“側鋒抵押”實際是其重要的筆法特徵。我認為,這些個觀點都是大膽而富有卓見的。本書最後還通過對不同的用筆方法所帶來的審美價值的變化進行瞭探討,得齣側鋒用筆的審美內涵與“中庸之道”並不相抵觸,而且進一步豐富和深化瞭“中和之美",充分體現瞭"自然之美"的審多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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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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