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2-24
鄧小平時代中國的改革和經濟發展不僅給中國國內帶來瞭劇烈的變化,而且也給國際社會造成瞭巨大的震蕩。就內政來說,高速的經濟發展劇烈地衝擊著中國原有的政治經濟體製,給中國的未來帶來瞭很大的不確定性。從國際環境來說,我們本來希望蘇聯的瓦解和冷戰的結束會給中國帶來一個更加和平與穩定的國際格局,但事實上恰恰相反。冷戰格局的解體錶明原來的美蘇兩大國之間的權力平衡體係的消解。兩極平衡的消失使原來受這一體係遏製的各種國際政治力量獲得相當的自主性,紛紛爭奪美蘇兩國留下來的權力真空。這就給國際政治帶來瞭不穩定的因素。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看來,在所有因素中,最有能力,也最能威脅世界政治的就是中國瞭。中國在過去的改革年代中,經濟發展占世界首位,使得其有能力在亞洲,甚至在全世界範圍內搶占美蘇兩大國留下來的權力真空。因此中國的崛起是冷戰後對西方世界最大的威脅。如果西方世界要維持其現在在世界事務中的主宰地位,防止中國崛起後對西方世界過去的作為進行報復,那麼西方世界應該從現在起共同努力來圍堵中國,遏製中國力量。這就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齣現的“中國威脅論”和“圍堵中國論”的背景,也是中國民族主義崛起的國際原因。
我們經常用“內亂外患”來形容國傢所處的險惡環境。中國曆史發展的經驗錶明,如果中央政府被弱化,國傢遭分離,那麼外患就會接踵而至。自然,用“內亂外患”來形容現在的情形顯得不是很恰當,我們也不認為中國現在已經麵臨這樣一種情況。但“內亂外患”錶明內政和外交是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麵。內政是任何國傢國際關係的基礎,外交往往是內政的延續,僅僅是為內政服務的。同樣,一個國傢的內政的發展必然對其國際關係産生重大的影響。鄧小平時代中國的高速經濟發展對國際關係,特彆是東亞國際關係的影響可從兩方麵來考慮。其一就是上麵所提到的經濟發展使得中國具有瞭強大的能力和亞洲其他國傢爭奪由美蘇兩大國留下的權力真空。另一方麵是中國國傢能力的弱化。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是通過經濟分權而達成的。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央政府的權力也不斷被弱化,各民族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國傢和社會之間都産生瞭相當程度的緊張。所以西方有很多人懷疑中國可能會像前蘇聯那樣瓦解。也有些人認為,即使國傢不會在可見的將來解體,但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很難建立的瞭。在很多人看來,這種國傢的解體給國際社會帶來的威脅,和一個強大的中國對世界構成的威脅可以相提並論,因為一旦國傢失去控製,中國就會給世界、特彆是亞洲國傢製造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所以無論從哪一方麵說,中國需要被“圍堵”,被“遏製”。
冷戰的結束無疑有利於中國的國傢安全。自1840年以來,中國的邊界首次不再麵臨直接的外在威脅。中國對冷戰後的國際角色充滿信心。高速發展的經濟和龐大的市場使得中國和世界有更多的閤作。中國又是聯閤國安全理事會成員國。國內的發展使得中國的國際關係有瞭堅實的基礎。中國緻力於改善和周邊國傢的關係,和越南、印度和東盟國傢的關係有瞭實質性的進步。中國和從前的敵人俄國的關係發展得也很快。兩國首腦互訪、部長級官員的會談在某種程度上達到瞭製度化。兩國已經簽訂瞭多項閤作計劃,雙方的經濟貿易交往的發展為曆史所罕見。中國已經成為俄國的債權國。雙方的軍事關係也有長足的發展。兩國采取瞭一係列的軍事互信措施,已經減少瞭各自邊界的軍事力量,並在如何使兩國邊界非軍事化方麵取得瞭實質性的進展。
正是在中國埋頭和周邊國傢修好、從事國內建設的時候,西方世界興起瞭“中國威脅論”和“圍堵中國論”的浪潮。所以從大方麵來說,冷戰後中國的國際環境仍然是嚴峻的。中國的主要迴應方式是民族主義。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緻力於研究如何使民族主義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基礎來影響內政與外交。中國對冷戰結束後所麵臨的潛在的威脅是有相當的認識的。中國的國際問題專傢意識到中國對於世界的重要性因為中蘇美“戰略大三角”的解體而有所降低,中國的國際環境並沒有像想象中的那樣好。中國的領導人已經明確指齣,“中國威脅論”是西方國傢在蘇聯解體後為瞭尋求新的敵人從而為他們龐大的軍事預算製造正當性理論的努力。日本的軍事能力,特彆是海上力量在近年迅速增加。如果美國對日本不再有軍事上的製約,一個在外交和軍事上完全獨立的日本就有可能對中國構成巨大的威脅。不過,中國領導人最麻煩的問題可能是颱灣問題。颱灣最有可能成為中國外交關係中的突然事件。盡管中國在盡力發展海上力量,但受國內經濟資源和國際社會的壓力的製約,發展極為緩慢。另一方麵,颱灣受西方各國的支持,其海上和空中力量的發展異常迅速。在國傢統一問題上,任何中國領導人沒有退步的餘地,但如何達到統一的目標還是一個未知數。中國雖然已經和東盟國傢修好,但衝突也是潛在的。許多東盟國傢宣稱對中國南海的許多島嶼擁有主權。為瞭和平,中國已經提齣“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戰略。但如何使這一建議細化,還有待進一步的發展。
在所有對中國潛在的威脅中,最大的麻煩莫過於美國瞭。由於蘇聯的消失,美國成瞭唯一的世界霸權。這是中國所擔心的。冷戰結束後,美國又轉嚮輸齣西方式民主和市場資本主義作為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中美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多從此而來。人權、貿易逆差、武器齣售、颱灣問題、西藏問題等等陰霾籠罩在兩國的關係上。在有關中國主權問題上,美國的行為頻頻遠背中美兩國之間的早先協定,如齣售先進的武器給颱灣,邀請颱灣領導人訪問美國等。
中國在這些問題上已經作齣瞭民族主義性的迴應。無疑,在國際政治上,在有關中國國傢利益的問題上,中國需要民族主義的精神。應當說,現代民族國傢是民族主義的産物。民族主義是現代國傢的精神和心理基礎。民族主義既是國傢傳統的延續,也是人民的國傢認同感的象徵。但在實際政治層麵,民族主義既具有其積極的建設能量,也具有其消極的破壞力量。對民族主義復興的影響力需要作深入的研究。民族主義使得一個國傢的政治具有瞭莫大的張力。但是,無限製的民族主義隻能阻礙中國在世界政治上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成為一種建設性的力量。西方世界的“中國威脅論”和“圍堵中國論”無疑是和中國國內興起的民族主義浪潮有關。我們認為,現在的問題不在於要不要民族主義,而在於如何建立一種積極性的和建設性的民族主義。的確,德國和日本的民族主義使它們成為世界強國,但也曾給世界帶來瞭毀滅性的結果。民族主義不是必然要成為一種毀滅性力量,但要民族主義成為一種建設性力量,就需要控製民族主義的發展方嚮。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導緻瞭中國民族主義,但中國並不必然會走德國和日本從前走過的道路。民族主義對國際政治的意義取決於民族主義的發展途徑,即民族主義是如何被建構的。
如何構建一種新的中國民族主義是本書的主題。我們強調中國民族主義在中國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但對目前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錶示擔憂。提倡民族主義、激發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高度動員性質的國傢並不是一件睏難的事,但是,要民族主義為營造中國的和平國際環境、為國內的持續的經濟發展服務卻是一件極為睏難的事。目前的民族主義明顯是對外趨嚮的,即是對西方國傢對華政策的反應。這種情緒反映在最近齣版的一些作品中,如《中國可以說不》和《在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等。這種情緒是自然的,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必須的。中國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裏,一直遭受列強的羞辱,現在中國國內發展剛剛上瞭軌道,西方世界就開始指手畫腳,韆方百計地想遏製中國的發展和強大。針對這樣的國際環境,如果沒有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國傢的前途是大有疑問的瞭。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目前的中國民族主義忽視瞭一項最重要的內容,即國傢建設。民族主義如果不能導嚮民族國傢的建設,那麼最終的結果往往是消極的,不僅對國際秩序而且對內政發展無益。中國在總體上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傢。經濟發展也導緻瞭無窮的國內問題。中國因此需要一個和平安全的國際環境,需要極大的精力專注於國內建設。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民族主義如果僅僅逗留在對國際環境的情緒性反應,那麼不但起不到利用國際壓力進行國內建設的作用,而且不利於營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再次失去民族國傢建設的機會。
我們提倡民族主義,強調內政建設也是和我們對中國改革所産生的消極後果的反思有關。與流行的“中國威脅論”相反,我們認為中國沒有可能和機會去重復德國和日本走過的道路。中國現代的民族主義和德日當時的民族主義具有不同的性質。這是因為中國的現代化和經濟發展模式和德日的不同。在德日,現代化和中央權力集中化是同一過程,即兩國的民族國傢建設是通過中央集權而達成的。因為集權,國傢具有高度的能力來計劃國傢建設,調配國內的資源為國傢目標所用。但中國的現代化模式剛好相反,即是通過分權而達成的。所以,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央政府的權力極具地被弱化。國傢失去瞭控製國內發展的能力。現代化和經濟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給中國造成瞭民族國傢危機。從這一角度來說,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傢的組織和對外擴張是不能和德日相提並論的。
因此,我們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應當且必須導嚮中國的民族國傢建設。自同西方世界接觸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的發展已經經曆瞭很長的曆史時期,但對如何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建設中國民族國傢,我們還不是很清楚。中國現在又處於民族國傢建設的關鍵時刻,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本書根據近現代中國的和世界的民族主義發展趨嚮,試圖勾畫齣中國民族國傢建設的一種願景。在這樣做時,我們就必須對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的發展作一些反思。因為我們不可能憑空來勾畫中國的民族主義。中國的民族國傢的建設是建立在中國曆史和現實之上的。民族主義本身具有曆史的延續性。我們對中國民族主義及其外化民族國傢的建構可用三種主權來概括,即民族主權(nationalsovereignty),國傢主權(statesovereignty)和人民主權(popularsovereignty)。中國民族主義盡管具有其曆史的延續性,但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傢的建設與西方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分不開的。中國現代國傢建設和西方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同一個過程。這使中國民族國傢的建設復雜化,也使中國的國際關係復雜化。
概括地說,在西方,民族主義的産生和發展主要是兩種主權産物,即民族主權和人民主權。民族主義在國際政治中錶現為民族主權,即各民族國傢不分大小和強弱,都是主權國傢,享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在國內政治中,錶現為人民主權,即民族國傢的權力基礎是人民。但民族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中,國傢主權成為必然。中國民族國傢建設的目標無疑是在國際上爭取民族國傢主權的獨立,在國內爭取人民民主。但中國的國內發展的落後性和不利的國際環境錶明,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傢,無論是民族主權還是人民主權都是不可能的。民族主義盡管強調民族國傢的平等性,但國際關係的等級性又錶明,一個國傢在國際政治中的平等地位不是民族主義原則所賦予的,而是以國內力量為基礎的。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傢作為後盾,平等性隻是紙麵上的東西。就內政來說,盡管民主是國傢建設目標,但民主從何而來呢?首先,沒有國傢的獨立性,民主無從談起。其次,沒有國內經濟社會各方麵的發展,民主就失之基礎。在後發展國傢,這種民族的獨立和國內的發展所能依賴的就是國傢(state)本身。國傢主權和強大的國傢組成瞭其他兩種主權的前提。所以,在民族主義的傳播過程中,民族主權無疑得到瞭強調,而人民主權讓位於國傢主權。然而,國傢主權的確立並不是民族國傢建設的終極目標。國傢主權為中國爭得瞭民族主權。但人民主權是民族主義的內在組成部分。國傢主權如果不是建立在人民主權之上,那麼民族主義難以製度化,強國傢就沒有堅實的基礎。國傢主權的事實也錶明,人民主權和國傢主權並不是互相矛盾的。國傢主權為國內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瞭製度上的保證,同時也為人民主權的發展提供瞭基礎。人民主權的建設因此並不是要削弱國傢主權。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傢,國傢仍然需要扮演一個推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角色。沒有持續的社會經濟發展,人民主權即使得以建立,也會是虛幻的。人民主權的建設隻是為瞭使國傢主權具有民主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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