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胡塞尔全集》第24卷,其主体部分是胡塞尔1906—1907年冬季学期在哥廷根大学所做“逻辑学与认识论导论”讲座的部分讲稿,后面附上一些与该论题和讲座相关的文稿。本讲座所做的时期正是胡塞尔思想从《逻辑研究》时期的描述心理学向着《观念Ⅰ》的chao越论的现象学过渡的阶段。一方面,它是从逻辑学的本质和认识论上为逻辑学奠基;另一方面,它首次明确提出悬搁与现象学还原的方法,以此获得最终奠基的认识论与现象学。本讲座第一章“纯粹逻辑学作为一门形式科学论的观念”从科学认识出发,试图证明,科学认识的科学性奠基于纯粹逻辑学,这门纯粹逻辑学包括算数、形式存在论;第二章“意向活动学、认识论与现象学”探究逻辑学的明见性基础,从而回溯至主体性,又为避免陷入心理主义而明确提出现象学还原的方法,由此获得纯粹意识作为现象学研究的论题;第三章“诸客体化形式”在已获得的现象学研究领域中,描述了诸层客体化形式,包括从底层的时间意识直至高层的普遍性意识。收录于本书附录的文稿有胡塞尔在同一时期的“私人笔记”,这些笔记忠实地记录了胡塞尔思想中的焦虑与突破,与本书其他部分一起,对研究胡塞尔过渡时期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著名德国哲学家,人称现象学之父。1886年起在哈勒大学以导师身份教授哲学,1901—1916年分别在哥廷根大学及弗莱堡大学担任教授,直至1928年退休。退休后仍继续从其“现象学”( phenomenology ) 研究。他将现象学定义为对意识本质结构的科学研究,指出意识总是朝向某个客体,不管它是物质的,还是跟数学一样是“观念的”。要获得现象学的观点,必须透过一连串的现象“还原”,描述意识的本质特征 (即意识的“意义”)。他认为这些意义(与康德的范畴相同)是普世的、必然的。
译者简介:郑辟瑞,厦门大学中文系学士,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博士,著有《胡塞尔的意义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9月。
在1906年6月,胡塞尔被普鲁斯国王任命为私人教席教授。因而,1906-1907年冬季学期的讲座是新任命的教席教授的第一次课。这一提职越过了学院的鉴定,而学院在1905年5月因为所谓缺乏科学意义而希望不任命胡塞尔为教席教授。 如果胡塞尔由此在他的外部职业处境上最终得到了长期被拒绝的公开承认,那么,已经提及的私人札记同时有力地显示了胡塞尔在他的工作和他的作品方面内心危机的程度,也显示了克服这一危机的决心。胡塞尔遭受的痛苦,伴随着他整个研究生涯的痛苦是深切感受到的缺乏“和谐统一”,他不断分叉的研究中所缺乏的系统和自然的秩序。“清楚性的应许之地”——在其中“现实施行”统一为“普遍纲要”——总是将他的目光转向新的东西上。结果就是,胡塞尔无法使他的大量草稿和个别研究成熟到能够出版。
在他的《逻辑研究》(1900-1901年)的出版和《观念Ⅰ》(1913年) 的出版之间交替的出版计划中,他的讲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倘若讲座的教授需要某种思想过程的统一性和系统化,那么显然,胡塞尔考虑努力加工他大量哥廷根讲座文稿作为出版的出发点和基础。 这尤其适合1906-1907年的讲座。当胡塞尔在1906年9月25日的札记中写道:“在选择我的讲座,尤其是那些针对高年级学生的讲座上,我必须寻求对自己有所帮助,获得用于出版的草稿”,在此,他当然也想到“逻辑学与认识论引论”的讲座,他正好在一个月后开始做这一讲座。
胡塞尔一开始就把这一讲座视为之后出版的前阶段,这一点以回顾的方式也从1907年5月25日致曼克(D. Mahnke)的一封信中变得明晰,在那里,胡塞尔写道:“我在上学期用本质上极为改善的形式来组织我的认识论讲座内容,详尽地发展一些之前只是简要提示的东西,附加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改善:我希望能够在下一个暑假中为了出版而加工所有这些,然后立刻开始进一步的出版工作。”
在他的1907年夏季学期“事物讲座”——在其中的五个引论性讲座中,他给出了一种对现象学观念的规定——之后,胡塞尔在1907年秋季也开始加工他上一个冬季学期的讲座。他的这一加工进展到多大程度,这很难确定。在遗稿中只能找到这一速写体加工的很少的,部分不相关的开始页张。 大概,胡塞尔进展得不太远,既然他在1908年3月6日的私人札记中写道,他“在命题逻辑观念上,发现有必要澄清含义问题”。但是,命题逻辑的观念只是讲座第1部分的对象。
一份写在包含加工尝试片段的内封上的笔记指出了胡塞尔在1910年做出的另一次加工尝试。除了这一份笔记,关于此就没有其他的凭据了,这样也就无法确认,是否有一些获得加工的页面出自1910年。很有可能,胡塞尔在1910年重新处理了他1906-1907年的讲座,更进一步说,是和他1910-1911年关于“逻辑学作为认识理论”的讲座 关联起来。这一讲座在某种意义上是1906-1907年讲座的逻辑学的和认识论的后续。
胡塞尔将1906-1907年的讲座和一份出版计划联系起来,当人们将它的内容和一般结构与1906年9月25日的私人札记中的工作计划相比较时,这一点变得尤其明显。也就是说,与这一工作计划相应,这一讲座尝试的就是给出一份理论理性的批判,至少就其基础和轮廓来说。直到圣诞节的讲座第一部分可以被视为“展示”理性批判的“目标、路线、方法、对其他认识和科学的态度”,第二部分提出一份关于理性现象学“现实的施行”的提要。这样,讲座的进程极为相似于胡塞尔在1906年9月的笔记中称为根据他的看法准备就绪的作品的第一部,也就是“理性批判引论,尤其是理论理性”。1906-1907年的讲座毫无疑问是胡塞尔的一次尝试,在理论理性批判的标题下全面展示和公开他在《逻辑研究》出版之后这些年的研究成果。
就像也从1906年9月的札记中可以看出的,胡塞尔在过去的暑假中集中为这一任务做准备。除了研究迈农的著作《论假定》,这一准备工作不仅包括重新阅读他自己的出版物——《算术哲学》、他近年来的书 和《逻辑研究》的一些部分——还包括排序和概览他的研究文稿。为了即将来临的1906-1907年冬季学期的讲座,胡塞尔要动用过去几年大量的讲座文稿,这样,首先动用1902-1903年冬季学期关于“普遍认识论”的讲座文本。 至少他也部分上再次阅读了他1904-1905年冬季学期关于“出自认识现象学的主要部分”的讲座文稿, 1905年夏季学期关于“判断理论”的讲座文稿, 以及1905-1906年冬季学期关于“康德与后康德哲学”的讲座文稿。
1906-1907年的讲座和1902-1903年的讲座在论题上关系尤其紧密,即便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坚持《逻辑研究》的立场。在两次讲座中,跟着第一部分系统导论部分的是认识现象学的提要。首先涉及这第二部分,胡塞尔看起来在1906-1907年的讲座结构、分节和内容上遵照着他之前的讲座。
1904-1905年的讲座——当胡塞尔在1906年9月的私人札记中在准备就绪的著作第二处称作“一部关于感知、想象、时间的极其总括性的著作”时,他想到的就是这次讲座——可能首先对于胡塞尔在1906年圣诞节之后所做的讲座部分,并且在这里首先对于关于低级客体化形式的部分尤其重要。正是对于讲座的这一部分,在遗稿中无法找到完整的文稿。不排除,胡塞尔自己并没有为1906-1907年讲座而加工缺失了的关于感知和想象的部分,并且,替代它的是,他动用了他在1904-1905年的讲座中相关的阐述。从1905年的判断理论讲座中,胡塞尔大约只重视引论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区分了形式逻辑学、认识论、形而上学、心理学和现象学,并且规定了它们的相互关系。
胡塞尔在之后的年月里没有重复1906-1907年的讲座。对于1908年夏季学期,他预告了一门“知识学引论”,不过代替它的是,他做了一门“关于判断与含义的讲座” 。 正如胡塞尔恰恰在这一讲座开始处与刻画他的原初讲座计划相关的评论所提示的,他的意图一开始很可能是至少部分重复1906-1907年的讲座。 正如已经提及的,胡塞尔然后首先为了准备他1910-1911年的逻辑学-认识论讲座重新处理了这次讲座。很有可能,胡塞尔为了准备他1909年夏季学期的讲座——在这次讲座中,他给出了一份“认识现象学引论” ——考虑到了1906-1907年的讲座文稿。之后在1906-1907年文稿上的边注和插入可能几乎毫无例外都出自1907年和1911年之间的时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胡塞尔在加工《观念》时动用了1906-1907年的讲座。
可以从封面——第二章的文稿在其中——上的一份题词中得知,胡塞尔至少在1921年再一次阅读了1906-1907年的讲座的逻辑学部分。这次阅读可能与他1920-1921年冬季学期关于“超越论的逻辑学”的讲座相关。 之后对1906-1907年讲座文稿的阅读所涉及的,最后还要提到一份大约1918年在贝尔瑙(Bernau)产生的标题为“时间客体”的文稿中的评注。在这一评注中,胡塞尔指点人们参阅1906-1907年讲座中关于时间意识的相应阐述。
我必须承认,初次接触这份讲稿时,我感到了一丝挑战。这里的论述节奏与我们习惯的快节奏信息接收方式大相径庭,它要求读者具备相当的耐心和对历史语境的敏感度。但一旦适应了这种略显迂回、却又步步为营的行文风格,你会发现其中蕴含的巨大智识宝藏。它不像现代流行的科普读物那样追求一蹴而就的理解,而是更像在铺设一条通往深刻洞见的蜿蜒小径。作者在处理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时,总是习惯性地引用当时学界的热点争鸣,这使得文本充满了历史的张力和思想的活力。对于那些对哲学史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份珍贵的田野调查记录,它忠实地记录了学者们在面对科学革命和思潮剧变时,如何试图重新锚定人类知识的基石。
评分翻阅这份手稿,我感受到了一种难得的“原版”气息,仿佛能嗅到那个时代学术沙龙里讨论问题的烟草味。它的结构组织非常松散,更像是口头讲授的现场记录,而非经过精心打磨的单行本。这种非线性叙事反而带来了一种奇妙的自由感——主题的跳跃性和对某些细枝末节的反复强调,都反映了讲者在即兴组织材料时的思维路径。对于那些习惯了标准教科书模式的读者来说,这种“随意性”可能需要适应,但恰恰是这种“非定型”,让我们可以更真实地窥见一个伟大思想家是如何将复杂的体系构建起来的。它更像是一张手绘地图,虽然不如印刷地图规范,但充满了探索的乐趣和未知的指引。
评分这本“逻辑学与认识论导论”系列讲座的汇编,读起来就像是亲身坐在二十世纪初期的课堂里,聆听一位深思熟虑的学者对那个时代思想脉络的梳理。作者的叙述风格,带着一种古典的严谨与细致,仿佛每一句话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力求精准地捕捉到概念的本质。我尤其欣赏它对早期逻辑发展阶段的追溯,那种条分缕析的梳理方式,让人清晰地看到诸多哲学流派是如何在那个转折点上相互碰撞、彼此影响的。阅读过程中,我时常需要停下来,回味那些关于推理结构和知识来源的讨论,它们并非是当代逻辑教材中那种冷峻的符号推演,而是充满了对“思维本身”的哲学关怀与形而上学的追问。尽管时代背景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但其中关于判断的有效性、信念的构成以及经验与先验知识之间张力的探讨,至今读来仍旧振聋发聩,为理解现代哲学奠定了坚实的语境基础。
评分这本书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它对“确定性”的执着追求,这在那个科学哲学剧烈动荡的年代尤为不易。作者似乎在努力搭建一座桥梁,连接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基石与二十世纪初新兴的实证主义浪潮。它在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审视的同时,并未完全抛弃对普遍真理的信念。这种在坚守与开放之间的微妙摇摆,使得全书的论调既充满敬畏,又不乏批判的锐气。我尤其欣赏其中对语言与实在关系的处理,它没有简单地将两者等同,而是深入探讨了我们用符号系统来构建世界模型时的局限性与可能性。整体而言,这是一部能让你停下来,重新思考“我们是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这一终极问题的作品。
评分这本书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跨越了纯粹的纯理论思辨,触及了教育实践的层面。从行文的侧重点可以看出,这些内容是为当时的大学生精心设计的入门课程,因此在复杂概念的引入上,总能找到某种微妙的平衡——既不失深度,又能保持一定的可及性。我特别留意到它在讲解一些基础逻辑谬误时所采用的生动案例和类比,这使得原本可能枯燥的演绎推理过程变得鲜活起来。相比于后期高度数学化的逻辑训练,这里更多的是对“如何清晰思考”这一能力的培养,它强调的是思维的敏锐性和批判性,而非仅仅是掌握一套运算规则。读完这些章节,我感觉自己对日常论证的结构和漏洞的辨识能力都有了显著提升,这是一种即时可见的实际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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