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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大众读者、历史爱好者
◆草根逆袭登上帝国首辅的权谋与智慧！现在传记大师朱东润实力巨作，全新修订版！
◆穷尽现存史料，全新解读，完整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张居正的高深智慧！
◆政治生活、职场斗争的样板。为官从政、为人处世必读。在险恶官场实现人生抱负的精英成长经历。

内容简介

张居正出身寒微，12岁考中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16岁中举人。1547年，23岁的张居正考中进士，从此踏入仕途。此后三十余年间，张居正如同一只冷静的豹子，官场失意时蛰伏忍耐、锻炼心智，一有转变，就运用其胆略和魄力，精准地抓住每一次晋升的机会，最终登上权力的山峰。
1564年，他经由老师阶的推荐，成为裕王的侍读，而后裕王继位，是为穆宗，张居正的权势随之提升，进入内阁，成为文渊阁大学士。后来穆宗去世，年仅十岁的神宗登基。帝王年幼，无法处理朝政，彼时，高拱一人控制了内阁大权。于是，张居正联合太监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张居正由此成为大明首辅，位极人臣，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他发展经济，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他整顿吏治，考核各级官员，使朝廷政策畅通无阻；他平定叛乱，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守边关。他以一己之力让摇摇欲坠的明朝重现生机。
翻开这本书，领略张居正成才成名、待人处事、为官用人的高深谋略与智慧！

作者简介

朱东润（1896～1988），原名朱世溱，江苏泰兴人，明代福建巡抚、督师抗击荷兰侵略者朱一冯之裔孙。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教育家和书法家。曾留学英国伦敦，对西方传记文学有深入的研究。朱东润治学严谨，著作等身，先后撰写了《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等具有重大影响的传记作品。他不仅通过作品描写了一位位历史名人的一生，也通过这些人物展现出一段段历史和一个个时代的变迁，因此被称为真正开拓中国现代传记文学领域的人。

精彩书评

　　明代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

　　 ——著名学者、晚清改革闯将 梁启超

　　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的独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著名历史学家 黎东方

　 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著名历史学家、《万历十五年》作者 黄仁宇

　　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的手段，夺取了领导权，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

　　 ——网络超人气作家 当年明月

目录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第三章　休假三年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涡
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
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下）
第七章　大政变
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
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
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
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
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
第十四章　尾　　声
附 录 张氏世系表
隆庆、万历十六年间内阁七卿年表

前言/序言

序　言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到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作切实的研讨，只是1939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上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开始研读。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的《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是继往开来的工作。一般文学如此，传记文学也是如此。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这是一个尝试，成功固然很好，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实际也是一种成功。自己对于失败，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
写作的目标决定，其次便是形式的问题。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张魏公行状》、黄斡《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绝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小的变化，假如我们采取这一条路线，我们究竟采取哪一种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的作品。一部《约翰逊博士传》成为家传户诵的文章。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士，和他的许多朋友，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讨论政治，乃至于讨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的不幸。约翰逊笑也有，骂也有，但是他的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描写先生夫妇间的爱恋，蹑手蹑脚，更引起哄堂的狂欢。这是生活，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都是这类著作的必要条件。
另外一种是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开“现代传记文学”的局面。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面，作者描写女王的生平。我们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们看到英国的几位首相，从梅尔朋到格兰斯顿和狄士莱里。这里有英国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势。但是一切只在这一部薄薄的小书里面。作者没有冗长的引证，没有烦琐的考订。假如我们甘冒比拟不伦的危险，我们不妨说《女王传》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的丰神。这一部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其实不是偶然的事。但是1943年的中国，似乎还不是提倡这一类著作的时期。英国人有那种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近世以来那种繁重的作品，一部《格兰斯顿传》便是数十万字，一部《狄士莱里传》便是一百几十万字，他们的基础坚固，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任何的推论都要有根据。在这个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脱去一切繁重的论证，探赜钩玄，当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夺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筑在那个坚固的基础上面。尽管有许多人称道这个写法，但是我的愚见，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决计不能写成那样的名著。中国人模仿他的写法，只会写成那种含讥带讽，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二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坛，转变的次数不在少处，但是还没有养成谨严的风气。称道斯特拉哲的人虽多，谁能记得这薄薄的一册曾经参考过七十几种的史料，仲弓说过：“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朱熹《集注》：“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这是说的政治，但是同样也适用于文学，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不能谈到简易；本来已经简易了，再提倡简易，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尽管写成一部名著，但是1943年的中国，不是提倡这种作法的时代和地点。
那么唯有谈到第三个作法了。19世纪中期以来的作品，常常是那样的烦琐和冗长，但是一切都有来历、有证据。笨重确是有些笨重，然而这是磐石，我们要求磐石坚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认磐石的笨重。19世纪以来的作品使人厌弃的，不是它的笨重，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择和持论的不能中肯。在这两点，从斯特拉哲的著作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可以学会许多的方法。莫洛亚攻击这派的著作，认为他们抱定颂扬传主的宗旨，因此他们所写的作品，只是一种谀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遗族的欢心，而丧失文学的价值。这个议论，确然获得我们的同情，传记成为颂扬的文字，便丧失本身的价值，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烦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至于取材有抉择，持论能中肯，这是有关作者修养的事。在作者着手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只能付之读者的评判。孟子说过：“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力的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单凭努力可以办到的事。
作法既经采取这一种，便得确定一个传主。我曾经说过：“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记文学家的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儿怨女的生活，都是传记文学的题目。”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事实上还有许多必要的限制。一个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对于这样的传主，唯有运用细腻的文学技巧，从人格分析方面着手，使读者对于传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不过我们所能细密认识的，只有最有限的几个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们作传的时候，在这方面，实际便无从着手。在西方文学里面，平常人物的传记，还是非常的寥落，这是一个理由。
因此，只能从伟大人物着手。1941年的秋天，正是我彷徨不定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在少数，但是在着手的时候，许多困难来了。有的人的确伟大，但是他伟大的场所不一定为我所了解。有的人的伟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资料方面，不是少到无从探取，便是多到无从收拾。抗战期间的图书馆，内部的损失和空虚，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抗战期间的书生，生活的艰苦和困乏，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在择取传主的时候，更有许多顾虑。其次，在下笔的时候，还得考虑写作中的困难。传主的时代太远了，我们对于他的生活，永远感觉到一层隔膜；太近了，我们又常常因为生长在他的影响下面，对于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那一个秋天，我因为传主的选择，有过不少的痛苦。
最后才决定了张居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没有第二个可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的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比较清明的时代，中国在安定的状态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的了解。“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
但是，许多困难的问题来了。
第一，居正是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人物。现代传记文学，常常注意传主的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同时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想，因此更能了解传主的人格。但是关于居正的私生活，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了；明代人笔记里面，也许有一些记载，我们为慎重起见，不敢轻易采用，这一个缺憾，几于无法弥补。
第二，居正入阁以后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因为他占有政局的全面，所以对于当时的政局，不能不加以叙述。繁重、琐屑，都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了解居正。也许有人以为史传中的人物，寥寥数百字，可以挈举当时政局的大概，为什么要这样地浪费笔墨？不过，任何一篇史传，只是全部正史的一篇，在史家运用互见之例，尽可言在于此而意喻于彼，这是传记文学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困难的是一般人对于明代大局的认识。大家知道居正综核名实，但是要他们举出名实是怎样的综核，他们便有些茫然。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学生不知道明朝内阁的制度；一个研究政治的专家不知道明朝实际政治的运用，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尤其不幸的是人们那番“好古”的精神。因为好古，所以不知现代，乃至不知和现代接近的时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筑长城，而不知现在的长城是杨一清、余子俊、翁万达、杨博等所筑的边墙；他们知道隋炀帝开运河，而不知现在的运河是宋礼、万恭、李化龙、曹时聘等所凿的水道。知识界这种知古而不知今的习气，使得他们对近代的事态，发生一种隔阂。说少了，他们不会明白；说多了，他们会嫌烦渎：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这许多困难的后面，还有一个难题，便是材料的缺乏。《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明史稿》《明会典》这一类常见的书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实录》，就正是一部不能轻易看到的书，除了间见征引外，竟无从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遗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以本人的著作，为本人的史料，正是西方传记文学的通例。一个人的作品，除了有意作伪一望即知者以外，对于自己的记载，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诸人的作品以上。关于这一点，当然还有一些限制：年龄高大，对于早年的回忆，印象不免模糊；事业完成，对于最初的动机，解释不免迁就。对于事的认识，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见全体；对于人的评判，不免全凭主观而不能分析。人类只是平凡的，我们不能有过大的期待，但是只要我们细心推考，常常能从作者的一切舛驳矛盾之中，发现事态的真相。西方传记文学以传主的作品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的母本，是明刻《太岳集》，卷数同。在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书牍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诗六卷，《女诫直解》一卷。除《女诫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关，当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居正全集的原貌。居正进白莲、白燕颂，见《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无《白莲颂》。居正为高拱墓铭，见书牍卷十四《答司马曹傅川书》，今不见文集。居正有《请令天下度田疏》，略见《明史纪事本末》，今不见奏疏。张嗣修《编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旧记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难，十余年后，始得完归，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诸赋，全逸；应制诗，敕撰文，逸十之二；仅据存者编次之，凡为诗六卷，为文十四卷，［1］为书牍十五卷，为奏对十一卷，合之则为全集，离之亦可四种”。所谓“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致是一句遁词。余懋学曾为居正进《白莲颂》，提出弹劾；［2］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3］《白莲颂》和《请令天下度田疏》未经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删除，不是无意的逸失。至于高拱墓铭的被删，当然只是嗣修、懋修的偏见。韩愈论张巡、许远的后裔，斥为“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志”的一类。
这四种著作的编次，也不一律。假如全体都用编年的次序，对于后人当然是一种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类，尤其是诗集、文集，非经过一番研读参证的工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的结果，只是一种假定，不是确定，所以史料的价值，不免受到影响。
幸亏奏疏、书牍的篇次，大体是编年的，所以勉强可以寻得一些端绪，但是编年之中，还不免有些分类的意味。奏疏十三卷之中，前十一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而后二卷为入阁以前的作品。书牍十五卷，前十三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第十四卷为居正与徐阶书三十一篇，与高拱书四篇以及其他与徐、高二人有关的书牍；第十五卷为报知己书，与王世贞、世懋兄弟书，以及入阁以前的作品，而以示季子懋修书附后。一切都看出那种编次无法的形态。
最诧异的是书牍诸篇的标题。嗣修自言：“先公书牍，自旧记室所携来，盖嗣修等遭家难十余年所，而手泽完归，考其年月，似裁答俱无恙也。或有举其官，缺其号，或有举其号，缺其官，或官号俱备，或直举其讳，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补，仍其旧日授书记语耳。”［4］嗣修认为书牍标题，出于居正口授。其实这是一句遁词。书牍十三有《答宣大巡抚郑范溪书》，其时郑洛为宣大总督而非巡抚；有《答蓟辽总督张崌崃书》，其时张佳胤为宣府巡抚而非蓟辽总督，及居正殁后，佳胤始有蓟辽总督之命。诸如此类，可举者尚多。一切看出书犊前十三卷纵使大体保存编年的形态，但是标题方面，还是非常凌乱；有一部分出于居正口授，还有一部分则出于事后的追题，至其或出于书记之手，或出于嗣修、懋修之手，则不可考。
即就编年的奏疏及书牍而论，所谓“编年”，其实只给一个先后的顺序，并没有注明某疏、某书作于某年某月，也没有指实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编年的作用，实际还不能充分，一切待从史实方面推比证验，始能得到一个大概的情形。不过比诗集、文集要每卷、每篇单独推求的，已经便利了许多。
要为居正作传，眼前所有的材料，只有这一点点。倘使看到《明实录》，对于居正入阁十六年中的政绩，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认识；倘使看到同时诸人的文集，对于居正一生的史实，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参证。但是没有办法，一切的空论，掩饰不了材料的空虚。我感到彷徨了，几番想把这个主题搁下，但是还有一些眷恋，终于竟把这本传记写成。这是为的什么？我认定传记文学的写成，不完全是材料的问题，同时还有写法的问题。蒙尼辨耐的《狄士莱里传》写成六大厚册，一百五十万言，在材料方面，可称毫发无憾，但是莫洛亚的《狄士莱里传》继此出版，不妨为一本有名的著作。华盛顿早年的日记，直到最近方始发现，关于他早年的恋人，还无从确定名姓，但是华盛顿的传记，已经出到五百种以上，并没有因为材料的不完备而停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家知道有一个“至善”，也知道这个“至善”是无法完成的，但是人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于“至善”的努力。也许我们对于居正的估计，未免朦胧一点，其实从他对于国家的关系讲，人物不能不算伟大，只要传记文学的风气一开，以后再有十种乃至百种张居正传，并不是不能想象的事。那么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家做一个前驱，未尝不是尽了一份必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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