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4
《行动者与系统》是法国组织社会学派大师级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耶和埃哈德·费埃德伯格的合作研究成果。作者依据对行动组织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提出权力关系的假设,认为一切组织都是作为权力关系整体而形成的一种结构,而所有的权力关系皆为产生组织的开端。在这种假设前提下,作者系统地构建了一套行动理论,详尽阐述了实际行动系统的含义。
米歇尔·克罗奇耶,法兰西科学研究院教授,组织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巴黎政治研究院社会学高等教育部负责人。其代表作有《科层现象》、《法令改变不了社会》《封闭的社会》等。埃哈尔·费埃德伯格,法兰西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另有《组织社会学分析》、《权力与规则》等著述。
权力现象是自然而又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权力”的概念却是多种多样、令人难以捉摸。因此我们将从一个简单的表达方式出发,开始我们的论述,它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权力所有表现形式的共同点——任何权力现象,不论它产生于何种根源,不论它具有何种合法性,不论它具有怎样的目的,也不论它使用何种方法——从最广泛的层面来说——都蕴涵着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对另一个人或另一些群体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无论这种表达的模糊程度如何,它都有如下几个优点:它没有对权力的本质先建立一个理论;它适用于任何形式的权力;它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就我们看来构成最基本的内容之上, 即权力关系的特征。实际上,对他人产生影响,就是与其产生了一种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建立起了A对B的权力。
因此,权力是一种关系,而不是行动者的某种属性。权力只能通过在某种关系中实施才能表现出来。在这种关系中 ,一方(或多方)行动者必须依赖于另一方(或多方)行动者 才能实现大家的共同目的,而这共同目的又制约着他们各自的目标。因而对于一方,权力就成了强制性条件。更明确地说,权力只能通过在某个给定的关系里的行动者的交流中表现出来。因为两方之间的任何关系,都意味着相互交换和相互适应, 所以权力与协商谈判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关系是一种交流关系,因此也是一种协商谈判关系,至少是两个人陷于其中的关系。
由此引出的一系列思考,有助于使权力关系的本质更为明确。
首先,权力关系是一种工具性关系。这并不否认权力关系的存在导致了一系列极度强烈的情感现象,反过来深深限制了权力的展开 。这也并非意味着,由权力关系引起的所有结果和影响,总是自觉而有意的。再次引用D.朗(D.Wrong) 的例子,他指出:母亲具有过分的保护欲及支配欲,未必理所当然地导致儿子性格女性化。由此及彼,个人的行为引起了他那份难以预知的、出人预料的“障碍性”的结果。最后,我们并不把所有支配、控制的形式排除在分析之外,因为这些支配、控制的形式,已被不同的行动者完全内在化了,并且导致了人们熟悉的诸如“差异矫正”或称“超前矫正” 等现象;这些控制形式也不再需要行动者任意一方有意识的资源投入。 可以说,所有的权力关系是工具性的,作为一种协商关系,它旨在强调:权力只是从目的的角度才被构建出来,按照工具性的逻辑,此目的激发了行动者一方的资源投入。
其次,权力关系是一种不具有传递性的关系:如果A能很容易地得到B所做的X行为;B也能很容易地得到C所做的同样的X行为,然而,A却可能难以得到C所做的X行为。但是,如果权力与参与其中的行动者是如此密不可分的话,它与被要求做的行为也同样是密不可分的:每个行为都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键,在这个关键上,相应地存在着一种特别的权力关系。这样,A能很容易地得到B所做的X行为,A得到B所做的Y行为要难一些,对于 B所做的Z行为,A几乎难以得到;然而相反地,C却能很容易地得到B所做的Z行为。
最后,权力关系是一种不平衡的相互关系。之所以说权力关系是相互的,是因为它意味着协商,意味着交流。或者说,如果一方不再能够把资源投入到权力关系中来,他就不再有交换的资本,更确切地说,他就不能够再参与到权力关系中来了。换句话说,如果B不再愿意去做A要他做的事,他就不再拥有两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了,因为,相对于A,B不再作为一个自主的行动者而存在,他最终只能成为一个物品而已。 但是,这也是一种不平衡的关系。如果A与B同样都拥有获得成功的手段,那么他们之间的交换是平衡的,没有理由说,一方处于被另一方施展权力的状态。但是,如果交换关系的有利方面,明显地偏向于其中一方,而且这种不平衡性又是符合双方各自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种权力关系。
……
首先,本文是人们就各种组织进行探索研究的实践成果,是社会学对此分析研讨的成果。20多年前,我们中的某位同仁就已经对行政组织和产业组织进行了探索。我们后来也在组织社会学研究中心内部,对此项研究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并逐渐将这一探索延伸到一些更复杂的问题和领域之中。
本文作者在向为数众多不同的大学生、科研人员和有关从业人员开展教学时,在向他们说明其相关要素及其方法时,遭遇到了一些困难。正是这些困难在决定性的意义上,激励本文作者对这一实践展开思索;也正是这些困难,使作者逐渐意识到人们所采用的方法的初始特征,使作者对实际选择所引发的理论问题产生了质疑。简言之,正是这些困难,敦促本文作者一定要阐明和创立出某种独特的推论模式。而此种模式最后终于从我们的研究中脱颖而出。作者在本文中向各位介绍的,正是这一模式。也正是这一模式所提出的命题,让作者选定了本文所采取的表述方式。
实际上,这种推论模式,并不是那种简单的经验主义理论模式,经验主义理论采用某些具体技术,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调查实践,从而产生某种经验型推论。这种推论,事实上对应于我们为解决在研究中所遇问题而应进行的连续系列理论选择的结果,进行这种选择,并非一定要考虑其意义和实际的影响。因此,它建立在由一些相互和谐的建议组成的某种整体之上,这一整体表达出一种确定无疑的介入,以及在我们原来所处的分析水平上的某种理论赌注。和那么多人一样,或在他们之后,我们坚信,没有什么比一项好的理论更为实用,那些通常相伴而来的语义独特、晦涩难解的术语,在我们的介绍中,并无存在的必要。
但愿读者不要误会这一理论挑战的意义。
我们并非试图要对各种组织和各种系统的性质、特征以及发展的不同阶段,总结出一般性规律,更没有像那些管理专家们那样,试图推出一些标准化的规则,此类专家总是相信,自己能够创造出某个“优质组织”模式,并以为自己能拿出使之得以实现的必要手段和方法指南。这些我们称之为组织的存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其存在带来了一些问题。人们为能解决这些问题(即为能保证并发展人类之间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进行的合作),而发明了一些手段和工具,在此我们谨提供自己一些简单的建议。
在过去,类似建议的制定,只能从具体组织内部人们之间关系的受控研究入手。但这些建议意欲建立的、并在其中予以展开的推论模式,超越了关于封闭而且定义很明确的组织的严格范畴,诸如企业和公共行政部门。该推论模式,也可用于分析一些更松散的团体和组织“系统”,诸如地方政治-行政体系或工业联合系统,还可以用来分析内部决策过程。它可以让我们换一种角度,来思考变化的问题,从而向历史提出疑问。总之,这一推论模式并不针对作为特定社会型对象的组织,而只是针对人们有组织的行动。这便是本书真正的主题。
这一思路,是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一点一点出现的,而研究方向本身也在我们起草这部著作的过程中重又变得清晰起来,并促使我们先后将公式从课本和科学论著中剥离了出来:我们之所以将公式从课本中剥离了出来,是因为当时我们认为,我们个人倾向过重,而无法足够客观地介绍目前所使用的各种社会学方法及其理论基础;之所以将公式从科学论著中剥离出来,是因为我们认为通过某篇论著,以一揽子的方法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显得有些不够成熟,当再重新审视这些内容时,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同样也选择了科学论证之路。我们既不试图给出对知识的最终校正方法,也不试图从总体上提供有关组织、系统以及决策领域的全方位质疑。
然而,我们却想通过首次归纳各类研究中得到的具体结果,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问题症结的要素。简单来说,就是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并将这一思考方式运用于讨论人们集体性的因而是有组织的行为,讨论使这一行为变得可能的条件以及对这一行为所强加的限制。
归根到底,本文首先是对存在于行动者和系统之间的关系的某种思考。事实上,作者正是围绕这对立的两极构筑其推论的。当行动者游离于系统之外时,他实际是不存在的,因为正是系统在设定行动者的自由度以及他在自己的行动中可利用的合理性。但是,系统只是通过行动者而存在的,因为行动者是唯一的系统支撑者,是唯一能赋予系统生命、并且能让系统发生变化的要素。有组织的行动的限制因素,恰恰就产生于这两条路径的并存区域,本文作者的思考将对此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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