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3
“公共经济与管理系列”丛书由名师领衔、团队攻关,充分展示了上海财经大学在公共经济与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学科优势、科研资源与创新成果,旨在体现“以系列教材建设为品牌、以精品教材建设为目标、以实验性和务实性教材为特色”的教学改革思路,在深厚的学科积淀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新的科研成果和学科进展,对教学与实践资源的品质加以整合与提升,致力于将优质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切实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与思考能力。
民族富强之路的财政逻辑
刘守刚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延续,那么历史上王朝兴衰背后的财政原因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那么两千年帝国国家治理的智慧与教训有哪些?
《中国财政史十六讲》一书,不以传统的史料堆积为主要内容,也不以简单的时空框架为安排形式,而致力于运用财政政治学理论来重新阐释自商周直至当代的财政史料,从而以财政的视角揭示中华国家的发展规律,通过将财政思想演变与财政制度实践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揭示千百年来中国人用财政工具治理国家的秘密以及向现代转型的艰难路径。
在周代初期分封制的基础上,自战国起逐步成长起来的中华帝国,构建出家财型财政来实施国家治理、维持中华民族的生存与繁荣。这一财政类型,其基础在于君主拥有天下所有土地与财富的产权形式,以“税地”为核心来获取正式财政收入,在管理上分离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以军费支出、官俸支出与再分配支出来履行国家职能。
两千年财政发展的脉络大致如下:
一帝国时期(两汉),限于管理能力,财政上不得不“舍地而税人”并以对暴利性资源垄断来获取补充性收入;
帝国时期(唐宋),财政上探索以“税地”为核心构建帝国制度(两税法改革),同时以来源于工商业的收入作为重要弹性收入;
到第三帝国时期(明清),财政上建立起成熟的以“税地”为核心的正式收入体系,并以非正式收入体系作为补充以获得收入弹性。
清代中期的财政取得了中华帝国时期的成就,与此同时也暴露出内部无法克服的紧张关系,并因此构成帝国财政向现代转型的内因。在外部冲击下,这样的内因转化为引导帝国制度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动因。
在制度变迁的叙述过程中,这本书对历史上的关键事件与重要人物进行了重点的探讨,告诉读者商鞅、桑弘羊、杨炎、王安石、张居正,这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他们当时对于运用财政治国工具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这本书还特别交代了在近现代,有哪些思想主导了帝国财政的转型,民众行动对于财政转型乃至国家转型有何意义。
阅读这本书,您将会知道:
维持中华帝国长期发展与有效治理的财政机制是什么?
主导帝国成长及其向现代转型的内在财政机理是什么?
从财政上看,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道路与西方相比有什么独特性?
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财政动因是什么?
刘守刚,男,1971年生,江苏建湖人。2000年、2004年分别从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史专业毕业,分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与法学博士学位,2007年从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2001年起至今,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财政史、财政思想史与财政政治学。已出版《中国公共生产探源与政策选择》《西方立宪主义的历史基础》《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家财帝国及其现代转型》等专著,以及研究生教材《财政经典文献九讲》,并在《管理世界》《财经研究》等杂志发表多篇论文。
第一讲 导论
第二讲 概念与理论
第一节 国家、国家类型与国家转型
第二节 财政、财政类型与财政转型
第三节 财政与国家成长的一般理论
第三讲 从城邦到帝国进程中的财政国家
第一节 城邦时代的国家与财政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转型与新财政类型的诞生
第三节 转向帝国:以商鞅变法为例
第四节 家财帝国制度的原点
第四讲 家财型财政在第一帝国的成形
第一节 第一帝国财政形成的制度环境
第二节 第一帝国对家财型财政的重构
第三节 汉武帝对第一帝国财政制度的完成
第五讲 帝国初兴时期财政理论的反思
第一节 《盐铁论》这本书
第二节 财政支出规模是大好还是小好?
第三节 工商业是否可成为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
第四节 如何管理暴利性资源商品?
第五节 《盐铁论》中其他重要财政问题
第六讲 第一帝国的衰亡与财政救治
第一节 第一帝国的制度病变与豪强的兴起
第二节 挽救帝国的财政努力与帝国崩溃后的财政遗产
第三节 帝国崩溃后的财政探索
第七讲 “税地”财政在第二帝国的实现
第一节 新帝国的财政基础
第二节 两税法改革与第二帝国财政制度的初步成型
第三节 唐宋间财政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第八讲 国家生存竞争下第二帝国的财政创新与失败
第一节 宋帝国财政运行的总体环境
第二节 宋代财政的特色
第三节 王安石变法对帝国财政边界的挑战
第四节 财政视野下第二帝国的衰亡
第九讲 帝国成长时期财政思想的争论
第一节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财政收支方面的理论争论
第二节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财政分配方面的思想分歧
第三节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财政管理方面的不同看法
第四节 财政治国方式的选择与思想传统
第十讲 第三帝国成熟而低弹性的财政收入体系
第一节 第三帝国财政的制度环境
第二节 帝国正式财政收入体系的重建
第三节 役归于地与帝国正式财政收入体系的完成
第四节 非正式财政收入体系与帝国财政收入的弹性
第五节 第三帝国的财政收入体系与内在紧张
第十一讲 第三帝国消极主义职能观支配下的财政支出体系
第一节 量入为出:第三帝国财政支出的总原则
第二节 日趋成熟帝国中的军事支出
第三节 再分配特征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支出
第四节 日形桎梏的皇室费用与官俸支出
第五节 僵化的支出安排与潜在的危机
第十二讲 第三帝国不断集权却难以理性化的财政管理体系
第一节 作为财政管理工具的货币之发展
第二节 财政内部管理制度的完善
第三节 财政对目的性国家的管理
第四节 雍正帝财政管理改革及其限度
第五节 难以理性化的财政管理与帝国财政转型的动因
第十三讲 晚清财政转型与工具性国家变革
第一节 财政大危机与帝国财政的终结
第二节 家财帝国向现代转型的思想探索
第三节 晚清工具性国家的变革:以度支部为例
第十四讲 目的性国家的变化与财政转型在民国时期的失败
第一节 利益原则的合法化
第二节 重商主义的兴起
第三节 民国时期财政转型的继续与最终失败
第十五讲 新中国现代财政构建与国家转型的进展
第一节 财政重构的总体环境与思想渊源
第二节 现代家财型财政的兴衰
第三节 税收型财政的再建与现代财政的基本成型
第十六讲 中国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
第一节 “双轨”的帝国家财型财政
第二节 帝国成长的财政基因
第三节 通向现代国家的财政道路
第四节 中国政治发展的财政动因
参考文献�t
《公共经济与管理·财政学系列:中国财政史十六讲 基于财政政治学的历史重撰》:
一、封建制瓦解的现实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现实中出现了下述三个方面的变化:人与自然关系调整、边疆国家兴起和集权型政制形成。这些变化既是封建制无法继续维持的表现,其本身又成为封建制进一步瓦解的原因。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
西周初年实行封建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人群以聚居的形式散落在大地上,而分封制更适应这样的现实状况。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与自然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人口繁衍带来的变化一是由生产技术重大进步带来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发生,推动了封建制在现实中的瓦解。
西周初年建构起来的封建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比较有效地保障聚居人群的生存与发展。可用来加以衡量的一个鲜明的指标就是人口的不断增加,到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大地上人口已大致达到2000万。随着人口的繁衍,在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耕地上的人均产量越来越低。就是说,人口数量开始对原有耕地资源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于是人们不得不纷纷涌向那些未曾开发的土地,对其加以开垦,从而形成了大量在原有产权体系之外的“私田”,这就使得土地产权关系的现实离原来的“井田制”愈来愈远。随着土地的大规模开发,未开发土地数量大大减少,原先土地分封的界限就不得不加以突破,此时通过对外扩张以增加土地成为普遍性的要求:一般的民众要求获得更多的土地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即外延增长的方式),下级领主要求更多额外的土地以便形成脱离上级领主产权体系的“私田”,而国君则需要更多的领土以增强国力。
生产技术的重大进步,指的是此时生产工具水平已大大提高,其标志是战国时期铁器投入了使用,另外还有诸如水利灌溉工程得到开发,耕作技术和劳动技巧得以改进等。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效率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对生产工具使用的努力程度。原先向领主提供劳役的集体耕作制度,日益显得落后,无法以足够低的监督费用让劳动者提供有效率的劳动。这一状况,在古代典籍中屡有反应。如“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以及“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吕氏春秋·审分篇》)。相比之下,小农家庭作为农业生产单位更有效率,也因此日益成为基本的单位。此时,五到八口之家的小农家庭,可以相对有效地耕种“百”亩之田(相当于后世的32亩左右)。杨宽先生指出,与西方直到十四世纪由于水力鼓风机的采用才使得冶炼铸铁技术推广不同,中国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晚期即能够冶铸白口生铁(得益于冶铸青铜器的鼓风设备),并以此来铸造铁器农具。因此,从战国开始,中国人就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这样的小农生产方式,事实上一直保持到清末。就是说,在中国形成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这一物质文明基础。上述变化,也要求对原有的封建制度进行调整,并以家庭生产方式为基础重构经济和社会制度,从而通过效率的提高(即内涵增长方式)来养活更多的人口。
……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是一个既富有历史积淀,又充满新生活力的多科性学院。其前身财政系始建于1952年,是新中国成立后高校中第一批以财政学为专业方向的教学科研单位。经过60多年的变迁和发展,财政学科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教育部和财政部重点学科,为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2001年,在财政系基础上,整合投资系,新建公共管理系,组建了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从而形成了以公共财政、公共管理和公共投资三个方向为基本结构,以公共事务为纽带,以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公共管理人才为使命,以公共经济与公共管理学研究为核心的跨学科教学和研究机构。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具有海纳百川的悠久文化渊源。半个多世纪以来,创立和推动学科发展的知名教授中既有毕业于美国、日本和法国等著名国际高等学府、具有极高学术声望的海外归国学者,如杨阴溥、冯定璋、曹立赢、席克正、周伯康、尹文敬教授等;也有长期致力于中国财政经济、投资经济研究、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著名教授,如苏挺、李儒训、葛维熹、俞文青教授等。他们曾引领了我国财政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学科人才的培养基础,也为上海财经大学在公共经济领域开拓了一片沃土,培育了一批财政、投资和税收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经济体制改革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也给学院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目前学院已经发展成为由财政、投资、税收、公共管理、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五个系组成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才培养体系,拥有10个本科专业、15个硕士专业和7个博士专业授予点,同时建立了以9个研究所中心/所为基础的科研团队。2012年年末,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诞生;2013年,作为上海市教委建立的十个智库之一的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成立,从而构成了以学院为主体,以两个研究院为两翼的“一体两翼”教学科研组织结构,成为以公共经济和公共管理理论为基础,以提供政府公共政策咨询为己任的开放型、跨学科协同创新研究平台,开启了学院融教学管理、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为一体,协同发展的新征程。
传承历史,继往开来,学科建设是学院整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院的龙头工作。而课程建设既是学科建设的中心环节,又是承载专业教学重任的关键桥梁。抓好课程建设不仅是深化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学科自身建设的根本大计。为了深化学院课程体系改革,推动将优质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落实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制度,帮助学生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学院在课程建设上,明确了名师领衔、团队攻关,“以系列教材建设为品牌,以精品教材建设为目标,以实验性和务实性教材建设为特色”的教改思路。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公共经济与管理系列丛书”旨在推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管理课程建设的成果。这套丛书既是学院全体教师劳作的园地,又是学院教学展示的窗口。
在公共经济与管理系列丛书出版之际,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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