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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我已与一万亿株白桦相逢》

2015年豆瓣游记类年度排行榜榜首

作者胡成

孤身向西横贯西蒙古

用文字和摄影记录一段荒凉、漫长得似乎永无止境的戈壁公路之旅

《我甚至希望旅途永无止境：蒙古国纪行》

内容简介

我甚至希望旅途永无止境。

这是一本蒙古国纪行。

蒙古国就在咫尺之外的北方，却又可能是我们永不会踏足的天涯。正如我们渊源如此之深，却又如此陌生。

陌生的国度，荒凉的国度，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三百万人口。乌兰巴托向西，孤身向西横贯西蒙古，几座城市，之间是无尽的草原与戈壁。漫长的旅行，漫长的等待，你永远不知道去往下一座城市的长途客车，会在何时出现在哪里。

晴朗、风雪与沙尘的艰辛旅途，可以安慰艰辛的，是在旅途与城市与普通的蒙古国百姓相遇——哈拉和林经营旅馆的嘎雅、借宿的阿尔拜赫雷市民甘巴特尔、午夜为伴的巴彦洪格尔餐馆服务员、阿尔泰汽车站的许多司机以及去往科布多的一车旅客——城市与人的故事，也即是国家的故事，关于蒙古国，关于外蒙古。还有曾经与我们反复纠葛的历史，还有那些重回蒙古国的中国商人，从起点的乌兰巴托，到终点的布尔干。

全书精选135帧彩色胶片摄影作品，是旅途之中的135个瞬间，用以佐证那些风景、城市与人的存在，路途、旅馆、街角与一切偶然相见。

《我甚至希望旅途永无止境：蒙古国纪行》。等着你来发掘一段似乎永无止境的蒙古国戈壁公路之旅。

作者简介

胡成

自由撰稿人。摄影师。

目录

01 / 我甚至希望旅途永无止境。
02 / 他不在空无一人的站台。
03 / 直到色尔必河，只有越来越冷的风。
04 / 我是否要去看那风波荡漾？
05 / 于是没有进去。一切已是过去。
06 / 我们因独行于寂静而失语。
07 / 时间还早，世界寂寥。
08 / 雾起，细雨，然后大雪。
09 / 风雪与寒冷之外，一切如常。
10 / 牧草渐长，渐能看见风的方向。
11 / 可是我却终将遗忘她的模样。
12 / 默默的阿尔泰，空无一人。
13 / 我们只是无助的砂砾。
14 / 许多牧人，无数牛羊。
15 / 科布多的雨，像是布彦图河的水。
16 / 午夜，漆黑的乌云旗。
17 / 这只是一座荒芜的苏木。
18 / 尾声。

精彩书摘

03/ 直到色尔必河，只有越来越冷的风。

苏赫巴托广场。

以蒙古人民党（Монгол Ардын Нам）与蒙古人民共和国（Бvгд Найрамдах Монгол Ард Улс）肇建者达木丁·苏赫巴托（Дамдины С?хбаатар，1893－1923）命名——

这会儿，理论上已经入夜，然而夜似乎逗留在路上，比如出门时遇见旧日的相好，于是倚在哪里只顾调笑。窗外的天空始终是饱浸着阳光的蓝，这让我有些焦躁，没有暗夜带来的褪黑激素，旅馆的旅客兴奋而嘈杂，没有一隙的安静，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去记述这座繁杂的城。

旅馆在乌兰巴托国营百货大楼（Улсын Их Дэлг??р）东门外一栋老旧的赫鲁晓夫楼底层。一切都是俄国式的。莫斯科式的乌兰巴托、红场似的苏赫巴托广场、古姆（ГУМ，Главный Универсальный Магазин，国营百货公司）式的国营百货大楼，俄国式的居民楼——四栋五、六层的坡顶赫鲁晓夫楼围成院落，临街一栋一端减去一单元作为院门。大而无当的院落，一座完整规格的篮球场不过占去三分之一，几十个蒙古男孩子在水泥斑驳的球场上发泄着过盛的精力。

内部意外地宽敞，客房有六间之多，摆满双层床拥挤的多人间与宽敞的大床双人间，不一而足，甚至还有改作电视间的地下室。客厅隔出开放式厨房，世界各地的旅客蠕虫一般爬满肥腻的沙发，厨房里的老太太，是店主的母亲，从清晨开始守在那里，为每条蠕虫制作免费的早餐：一份加了碎肉肠的煎蛋，两片吐司，一杯速溶咖啡或者俄国红茶。店主是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妻，能说流利的蒙古口音的英语，简单的日语与韩语——他们乐得使用日韩游客的母语进行一些简单的寒暄，然而看见我的护照以后，却用英语请教我中文怎样说最简单的：“你好”。

我预定的六人间，品字形三张做工粗劣的木制双层床。本以为睡在下铺比较方便 ，可是昨夜里上铺的辗转，惊扰了我整晚的睡眠。我看见窗帘缝隙间的夜，转身离去，我悄悄尾随出门，门外空无一人。空荡荡的院落，空荡荡的百货大楼，空荡荡的和平大街（Энх Тайваны ?рг?н Ч?л??）。

当我回来，上铺的旅客早已不知去哪里继续她的旅程，今晚我将化作上铺的辗转。同屋的澳大利亚情侣与荷兰人加入地下室酗酒者的行列，传来的欢笑与惊叫代替他们占据着房间，没有片刻的安静，我该怎样去记述这座繁杂的城？

——苏赫巴托广场在和平大街街北，再北是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Улсын Их Хурал）所在的国家宫（Т?рийн Ордон）。国家宫前正中一尊巨制成吉思汗铸铜坐像，十年前，作为蒙古国精神象征坐落在那里的，是列宁墓式的苏赫巴托墓。后来，苏赫巴托陵墓拆除，苏赫巴托遗体火化，仅有一尊跃马的苏赫巴托雕塑，还在广场上作为十几年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标本。

甚至苏赫巴托广场，也只是中文资料里因循的旧名，端坐着的成吉思汗俯瞰着的，自然已是成吉思汗广场（Чингисийн Талбай）。

走过成吉思汗，国家宫西门向西，穿过一片旧市场，转折向北，甘丹寺（Гандантэгчэнлин Хийд）就在桑布大街（Самбуугийн Гудамж）尽头一座不高的台丘之上。

走上台丘的土路，路旁钉在院落木栅栏上的路牌，标注着：“Туул”（土拉）。

中国商贾现在在库伦定居下来，只有在需要进货的时候才到长城以南去。根据佛教法规，寺院附近不允许开设店铺，因此商贾应在距离寺院十里的地方居住，他们的这些早期的居住区就演变成为今日寺院以东的整整一座城市，其规模比大呼勒本身还大，汉文名字叫买卖城，也就是“商业城”。

然而十里的距离是太远了，不仅汉人感到不便，喇嘛自己更感到不便。大概正因如此，当寺院西侧约一俄里半的地方有了几座汉人店铺时，喇嘛起先装作不知道，甚至可能还暗自高兴。据说，首先在这里造房开店的是格根的经纪人（通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格根的经纪人比任何别人更容易逃避寺院的法规。但是喇嘛对两三间店铺的这一让步到头来还是使他们自食其果：在格根的经纪人之后，其他汉商也在这里开起了铺子，在哲布尊丹巴五世期间（1815-1842），中国商人开设的店铺几乎扩展得同寺院连接起来了。

直到这时喇嘛们才开始要求驱走汉商，并向两位大臣甚至向北京进行申诉。……在愤怒之下，他们禀奏朝廷，说寺院在一个地方淹留已久，这里地势低湿，寺中许多人由于潮湿而生病，甚至死亡。根据这些理由他们请求皇帝允许他们迁移到新的地方。1836年（道光十六年）5月5日清帝就这一禀奏下谕说：“为了居民们的幸福，允许格根将寺院迁到土拉河（Туул Гол）北岸。”喇嘛根据皇帝圣裁，于当年就收拾好自己的殿堂和财产，迁移到了汉人店铺以西八里左右处，在离土拉河岸不远的地方造起了寺庙。

十九世纪末，俄国学者阿列克谢·马特维耶维奇·波兹德涅耶夫（Алексей Матвеевич Позднеев，1851－1920 ）在他著名的《蒙古及蒙古人》（Монголия и Монголы） 一书中，记载了库伦城市格局的最初形成——可是如果不熟悉蒙古历史，理解这段中文译成的文字，并不会比我抄录那些西里尔字母蒙古文f路牌或铭文感觉轻松，所以即便这会令我们彼此焦躁，我仍然需要再为译文注释：

格根，博格多格根（Богд Гэгээн），也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Жавзандамба Хутагт），外蒙古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曾经的外蒙古政教领袖。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Галдан，1644－1697）击破漠北喀尔喀（Халх）蒙古，丧国失牧，第一世哲布尊丹巴罗桑丹贝坚赞（Занабазар，1635—1723）以为：“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而蒙人与满人本有宗藩关系，宗教俗尚相近，于是决定弃北向南，“莫若全部内徒，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率喀尔喀三部——车臣汗（Сэцэн Хан）部、土谢图汗（Т?шээт Хан）部、札萨克图汗（Засагт Хан）部——南迁内蒙古。三十年（1691年），康熙皇帝册封罗桑丹贝坚赞为呼图克图大喇嘛。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平定准噶尔，收复喀尔喀失地，遂以喀尔喀故土封之，使其复还旧牧。于喀尔喀蒙古，大清国有再造之恩。

乾隆年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由哈拉和林（Хархорум）迁驻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驻扎的营地，蒙古语称为“呼勒（Х?рээ）”，波兹德涅耶夫解释道：“这个蒙语词统指围成圆圈的一群建筑物，特别是指寺院。这无疑是因为寺院里的僧舍根据法规都要建在寺院周围的缘故，实际上僧舍也是这样分布的。”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呼勒，自然是喀尔喀最大的呼勒，因而大呼勒（ Их Х?рээ）渐而成为其驻扎之地的名称。大呼勒，也有中国商贾游戏般地写作“大圐圙”，然而最常见的译名，还是“大库伦”。

这样，现在的库伦还是沿色尔必河（Сэлбэ Гол）分布着。总的来说，这个地方是一块群山环抱的盆地，出口只有东西两边土拉河狭窄的谷地。……这个城由三部分组成：呼勒（又称库伦或寺院），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所居之所；二、甘丹，为参尼殿堂所在地，对佛教教义进行深造的喇嘛也住在那里；三、买卖城，即商业城。所有这三部分都位于土拉河右岸，距河约三俄里。由北向南穿过呼勒中心的色尔必河则把城市的其余部分分隔开。

这是波兹德涅耶夫记述的光绪十八年（1892年）大清国库伦城：甘丹、呼勒、买卖城——中国人依据地理关系称之为：西库伦、东库伦、东营子。

又二十年。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十二月，俄国借中国内乱之机，煽动外蒙古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Агваанлувсанчойжинямданзанванч?г，1869—1924）于库伦登基，僭称大蒙古国（Олноо ?рг?гдс?н Монгол Улс）“日光皇帝”，年号“共戴”。

四年（1915年）六月，中俄蒙三方签订《恰克图条约》，无可奈何的北洋政府舍实求名，以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代价，换取俄国承认中国对于外蒙古的宗主权：“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俄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两年后，俄国十月革命，苏俄陷入内战。

八年（1919年）十一月，北洋皖系将领、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1880－1925）兵临库伦，软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撤销自治。

九年（1920年）六月，苏赫巴托与他亲密的战友霍尔洛·乔巴山（Хорлоогийн Чойбалсан，1895—1952）分别领导的独立运动团体合并组建为蒙古人民党。七月，直皖战争，徐树铮部战败，自此无力北顾。

十年（1921年）二月，俄国白军将领罗曼·冯·恩琴－史登伯格（Роман фон Унгерн-Штернберг，1886－1921）进入外蒙古，留驻库伦的库乌科唐镇抚使陈毅败走，恩琴扶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重建傀儡“大蒙古国”。七月，苏联红军侵入库伦，组建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十一月，改为“人民革命政权”。

十三年（1924年）五月，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暴卒。十一月，外蒙古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改库伦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

库伦的市街以西库伦、东营子、俄国地三者为最重要。西库伦有官厅、电报电话局、住宅区，市街的东头，兵营及外蒙古政府总理府在焉。其西，有岗登庙，金色辉煌的屋顶数及几百，及同数的僧房：实为雄大的庙宇。但自赤化以后，这些屋子都已改为学校兵营，无复往年气象，被剥夺特权陷于穷困之后的喇嘛，已无跪在佛像之前诵经的地位，代之者乃是赤旗招展下的青年党员兵士学生们的阔步，这转换，就说明了从封建时代一跃到共党主义的外蒙状况。

西库伦之东部，与兵营连接之处，是俄国地。有贯通东西的一直线大街，大街左右，俄国式建筑鳞次栉比，主要有俄国使馆、报馆、学校、邮局、俄蒙印刷所等。除俄国人居住以外，亦有蒙古政府的要人，以俄国势力的逐渐增大，移住的俄国人也随之激增，商业最盛。

在俄国地的东面，是东营子。此地在赤化以前，为库伦唯一的商业区，国人甚占势力；赤化以后，势力大减，其地之繁华也移于西库伦及俄国地。

二十二年（1933年）七月，第十四卷第七期《海潮音》杂志，一篇署名“铭新”的《库伦纪略》，简明扼要地记述了经历战争与变革之后的乌兰巴托。虽然蒙古人民共和国仅得到苏联的承认，外蒙古名义上仍然属于中华民国，中国人仍然坚持或者习惯性地称呼乌兰巴托为库伦，然而城市格局却已不同：

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立法禁止寻找哲布尊巴丹呼图克图转世灵童，限制藏传佛教传播。如马鹤天日记所载：“数年前哲布尊丹巴因病去世，蒙古国会讨论‘活佛存废问题’，全体议员二百七十余人，一致通过废止。并议决此后如有人敢称为活佛转世者，即予枪决，于是活佛废止，改国号为蒙古民国了。”活佛废止，东库伦的寺院平毁，核心之地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黄宫，改建为国家宫；黄宫前的空场，改建为苏赫巴托广场。

大呼勒，东库伦不复存在，因此铭新所称的西库伦，不再仅指“西侧的寺院”岗登庙——甘丹寺的另一译名——而是涵盖了改建为兵营与政府机构的原东库伦地区。“俄国地”，则在新的西库伦与东营子之间，“贯通东西的一直线大街”，延伸拓展为现在的和平大街。

民国不复存在的东库伦，至今总有踪迹可寻。可是民国仍在的东营子，库伦东郊那座曾经由中国商人构建的买卖城，而今却已了无痕迹。

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离开甘肃兰州整整三个月之后，旅途历尽艰辛与磨难的马先生，终于抵达了库伦。那时的库伦，已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库伦。转过阳历新年（1927年），一月十日，马先生去到了东营子，那时的买卖城早已人去屋空：

据说从前汉商几千家，约六七万人。自陈毅败走以后，被枪弹打死的约二千人，移到西库伦的几千人，余都回国。我们到街上游览，看见街道整齐，商号云连，想见当年的繁盛，但现在都成废屋，空无人居。外蒙政府，不许典卖，也不许拆毁，如有人居住或代经理，便须估价纳税，每年按价抽百分之一。若无人居住或代管，便要充公。所以汉商不堪其苦，蒙古政府却得一笔大收。因蒙古政府采取苏联政策，对商人不惜苛待。

最大的西胜街，原有许多大商号。中有关帝庙，系山西商人在前清道咸时建立……南行也是大街，东转为都护使署……又东有鲁班庙，库伦多木，木工完全是汉人，鲁班庙必系他们建立的……更东有城隍庙……再东有吕祖庙……

统计四庙，费洋不下数百万元，可知当时汉商的势力。现在一落千丈，据说：目下东营子汉商，不过数家，连住居看房的，统共不过二百多人。西库伦汉商，亦不过五六十家，共一万多人。惟北通和号每年可得利十万元左右，东富有、隆和玉等，也可得数万元，余都甚小。从前赫赫有名的大盛魁，已随活佛而消灭了，损失百数十万元。

十年后。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与二十八年（1939年）的《杂志》杂志，断续连载有署名“安唐”的《外蒙生活追忆录——漠北见闻》。二十八年第三卷第三期，十年后的东营子，不见了吕祖庙：

这是一座有土墙成堞的堡寨，有东南西北四门。二十年前，这里是中国商人的大本营。城内俱是平、津、晋、绥、察各省大商号的总批发处和货栈。城外则为西北式之旅店，门壁上髹漆着斗大黑字：“安寓客商，仕宦行台”及“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类的对联贴在门柱上。房屋建筑都是十足道地的山西式。所以那里又叫做“买卖城”，到现在俄国人和蒙古人还都称东营子叫“买卖城”。城内有中国商人所建的庙宇数座，计城隍庙、鲁班庙、 关帝庙各一，规模相当伟大。关帝庙最大，庙外一条正街，两首各有骑街牌楼一座，上刻斗大金字“威震中外”和“外扬千秋”。这二座牌楼建筑虽不若北平东单和西单牌楼的雄伟，却也具体而微，颇为神似了。庙内有戏台一座，其格式有些像上海四马路旧福建三山会馆内的戏台，有前后台、鼓乐亭、影屏、“出将”、“入相”二门，台下为一大院宇，可立看客五百人。这庙建筑尚新，内部很整洁，有庙祝住在那里，有许多中国的劳动者和商人，常到那里去求签拜祷，直到一九三二年秋，这庙中的香火，绵延不绝。

再之后，是战争；短暂的蜜月之后，又是交恶。

库伦几乎完全消失于中国人的视野。直到中国人可以再次回到乌兰巴托，却回不到东营子，回不去买卖城。国营百货大楼的顶层，角落里有一爿书店。绘制详细的乌兰巴托地图上，苏赫巴托广场以西之地，唯一能够找到与中国相关的地名，是苏赫巴托广场北侧东去的的北京大街（Бээжингийн Гудамж）。然而走过去，所见的与和平大街并无不同，“大街左右，俄国式建筑鳞次栉比”，仅此而已。

昨天685次列车抵达终点站之前，在乌兰巴托东郊一座名为阿穆隆（Амгалан）的小站停站许久。列车上多半中国工人，就在阿穆隆站下车，成群结队，狼狈地走出飘雪的站台。同卧铺隔间的老者猜测他们大多是在城郊建筑工地打工。在半年之后工地重因天寒地冻停工之前，他们都得生活在蒙古国。准确地说，生活在工地里。不敢随意外出，还要担惊受怕上门侵扰的蒙古酒鬼。

库伦东郊——乌兰巴托东郊，我能看到的历史与现实唯一的关联——牵强的关联——是一百年前的东营子中国商人，是一百年后阿穆隆的中国工人。

至于其他，和平大街向东，直到色尔必河，只有越来越冷的风。

什么堡寨？什么货栈？什么庙宇？什么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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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我选择之内，他比较适合写一下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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