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05
有相当一部分档案文献,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本书主要选编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厂企内迁的相关档案文献,主要包括内迁方案的筹划、厂企迁移情况、对内迁厂企的扶持、内迁厂企对抗战的贡献等方面的内容,再现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厂企政策的调整与变化,肯定了内迁厂企对抗战的贡献。
主编:曹必宏,现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民国档案》杂志主编,研究方向为民国史、抗战史。
总序 章开沅1
编辑说明 1
编例 1
国民政府筹办厂企内迁
一、内迁案的酝酿与筹划3
1.资源委员会机械化学组第四次会议纪录(1937年8月6日)3
2.资源委员会关于补助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案与行政院往来函(1937年8月9—12日)4
3.上海市商会与实业部关于电器制造业工厂内迁的往来代电(1937年8月27日— 9月11日)7
4.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抄送军务司非常时期迁移工厂办法提案函(1937年9月5日)8
5.上海市政府与实业部关于迁移民用品工厂的往来咨(1937年9月18日—10月9日)13
6.资源委员会抄送上海工厂迁移内地扩充范围请增经费案密函稿(1937年9月20日)14
7.资源委员会秘书厅抄发行政院关于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函及工厂名单代电(1937年9月
23日)15
8.国民政府各部委关于迁移工厂的会议纪录(1937年9月27日)18
9.军委会第四部拟定迁移各类工厂厂址分配表(1937年10月7日)20
10.公路处请将承造油池各厂商列入迁移内地工作之内并酌予补助迁移费密函(1937年10月7日)24
11.宜昌县商会为工厂尽量迁设宜市从事生产代电(1937年10月15日)24
12.上海国货联合会等请求迁移上海民生日用之轻工业致工矿调整委员会公函(1937年10月26日)25
13.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光甫与翁文灏关于迁移丝厂至养蚕区的往来文(1937年11月1—10
日)27
14.工矿调整委员会为派员监督厂矿内迁致各省政府及有关单位文电(1937年11月15—25日)28
15.资源委员会关于工厂迁移事项历次谈话会纪要(1937年11月29日—12月8日)30
16.何应钦请令饬民营纱布工厂内迁致蒋介石呈(1937年12月25日)34
17.高惜冰关于河南及武汉纱厂迁移意见致翁文灏函(1937年12月30日)34
18.吴承洛对于工厂迁移意见书(1938年2月4日)35
二、内迁领导机构43
1.资源委员会为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组织监督委员会密函稿(1937年8月11日)43
2.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历次会议录(1937年8—10月)43
3.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组织章程(1937年11月)47
4.工矿调整委员会实施办法(1937年11月6日)49
5.军委会工矿调整委员会附送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名单公函稿(1937年11月12日)50
6.孔祥熙关于内迁各厂之善后事宜统归工矿调整委员会主持函(1937年11月15日)51
7.翁文灏附送工矿调整委员会调整工作及资金运用计划书与财政部的往来公函(1937年11月30日—1938年1月5日)51
8.军委会关于工矿调整委员会改隶经济部的训令(1938年1月26日)59
9.经济部抄发工矿调整委员会规程的训令(1938年2月28日)59
10.翁文灏关于由工矿调整处接办迁移事宜函(1938年3月4日)60
11.工矿调整处报送工作大纲与经济部往来文件(1938年3月14—16日)61
三、迁移原则办法66
1.实业部工业司司长刘荫茀关于工厂迁移及管制等问题并检送战时后方工厂生产管理办法的签呈(1937年9月14日)66
2.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订迁移须知(1937年9月28日)68
3.军事委员会货运特种护照发给办法(1937年10月)71
4.军委会第三部请派定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委员及附送厂矿迁移原则和监督厂矿迁移办法函(1937年10月30日)73
5.林继庸在沪与工矿调整委员会接洽厂矿迁移办法经过致翁文灏等签呈(1937年11月3日)76
6.工矿调整委员会工厂迁移协助办法(1937年11月)77
7.厂矿迁移工作大纲(1937年)79
8.军委会工矿贸易农产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施政纲要(1938年3月14日)81
9.林继庸拟送迁川厂矿须知函(1938年3月19日)86
10.林继庸拟修正协助内迁工厂招募技工暂行办法意见及介绍各厂利用铁路机厂技工呈(1939年
3月)88
国民政府组织实施厂企迁移概况
一、上海工厂的迁移95
1.林继庸赴沪接洽办理迁厂经过情形致翁文灏签呈(1937年8月6日)95
2.资源委员会秘书厅关于上海运送工人及机件应注意事项密函稿(1937年8月12日)97
3.林继庸陈述对上海工厂迁移意见与钱昌照往来密电(1937年8月13—14日)98
4.林继庸陈报上海迁厂进行事宜致钱昌照密电(1937年8月16日—9月19日)98
5.林继庸陈报上海各工厂迁移事项并附送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议决条文密呈(1937年8月23
日)99
6.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林继庸关于在沪办理工厂迁移历次工作报告(1937年8月30日—11月19日)102
7.林继庸为沪八家造船厂迁移事致钱昌照密电(1937年9月7日)135
8.林继庸编制上海工业迁移状态表(1937年9月)135
9.林继庸等请示关于上海文化印刷事业工厂等迁移事宜密电(1937年9月15日)140
10.军政部请设法将沪各大罐头饼干厂及大华利酵母厂等即日迁汉以增军需公函(1937年9月22
日)141
……
……
一、内迁案的酝酿与筹划
1.资源委员会机械化学组第四次会议纪录(1937年8月6日)
日期:廿二年八月六日下午三时
会址:资源委员会礼堂
出席者:军政部:杨继曾实业部:熊傅飞交通部:舒震东
铁道部:杨毅资源委员会:林继庸
列席者:上海市机器同业公会代表颜耀秋、胡厥文
主席:杨继曾
纪录:林继庸
报告事项:
(一)林委员继庸报告赴上海接洽机器厂家迁移内地经过情形,并介绍厂方代表胡、颜两君加入讨论。决议:(1)机器工厂迁移种类,须包含有翻砂、打铁、冲压、电气及各种五金机器工厂。(2)机器数目约计2,000部,另加工具生材。(3)各厂之迁移者,联合组织一个团体,政府只认此整个团体为对象,该团体内部组织如何,由各厂自行办理。(4)政府拨款40万元,以为各厂之机械生材搬迁及装箱费用,并津贴因工厂迁移而致失业之技术工人。(5)政府设法商由银行借给各厂200万元,以为购地及建筑之用,分十年清还,其利息由厂方负担。(6)政府每年拨奖励金20万元,以奖励厂方,以10年为期。(7)厂地设于武昌,其地位由政府圈定。(8)各款项支付均实报实销,由政府派员监督并管理之。(9)各机械生材,依次迁入内地之免税护照,由本组代办。(10)运输工具由厂方设法租赁,并由政府尽量帮助。(11)由资源委员会即派员前赴武昌,勘察设厂地点。(12)在非常时期,各厂尽量作军需品之制造,在承单时政府仍应尽量帮助,给予工作,如在特殊情形,工作不能继续时,则可任各厂自由搬迁。(13)前所允许之搬运等费用40万元,应由政府预存于上海银行,以便厂方即将机器生材装箱搬运,并应预储款项于武昌银行,以便厂方购地建筑。(14)厂内所用水电,由政府保证充分供给,酌收最低费用。(15)政府定贷时,先付总价百分之五十,交货时由政府即行审验,验收后即将货价十足发给。(16)制造材料倘有缺乏政府用保护工业新方法免险或偿还之。(17)由政府在工业区附近设立金融机关,予各厂以便利。(18)所订各项,由政府以公函致同业公会,以便即行着手,征集机器。
列席人员退。
[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档案]
2.资源委员会关于补助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案与行政院往来函(1937年8月9—12日)
(1)资源委员会致行政院密函稿(8月9日)
现值时局紧张,为应国防上急需起见,上海各工厂实有迁移内地之必要。爰就各工厂接洽情形,特拟补助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案提案一件,相应随函送请查照,提付会议为荷。此致
行政院
附:提案一件
补助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案
资源委员会提
查上海市区,为我国各工厂集中之处,现值时局不靖,御侮吃紧关头,市区内各工厂都愿迁移内地,为政府效力,以充实军备,俾长期抵抗之力量得以增厚。兹将接洽情形,分述于后:
一、上海机器同业公会代表颜耀秋、胡厥文等来会声称:上海机器厂家,感于国难严重,自愿将各厂机器迁移内地,以应军事制造之需。各工厂种类为:翻砂、打铁、冲压、电器及各种五金机器之属。其机器数目约有2,000部,连同工具等项,可值400万元,并表示各工厂之技术工人,亦不难设法随同机器前往工作。本会以事关重要,爰与该代表等商拟下列办法:
(1)装箱搬运及津贴此次因机器工厂迁移而致暂时停业之工人等费用,约需40万元,拟由政府拨给,交该同业工会领用,并派员监督发放,实报实销。
(2)政府每年拨给奖励金20万元,以十年为限,藉示鼓励之意。
(3)购地、建筑等费约需200万元,拟请政府商由银行以低息借给于各厂家,视机器之多寡,为比例之分配,按十年清还,息金归厂方自付。
(4)建厂需地约500亩,估值5万元,拟由政府拨给。
二、上海大鑫钢铁工厂来呈称:现存有废钢铁原料约2,000吨,其所处地点,适在日人势力范围之内,厂中设备有炼钢电炉4只,每日能出各种钢在20吨以上。现该厂愿将上项原料2,000吨及其设备3/4,先行移至内地,请补助搬运费10万元,并供给购地建筑等费20万元,以便即日迁往政府所指定之地点。
三、中国炼气公司,愿将制造氧气机械之半数迁移内地,每小时约可产氧气30立方公尺,另备钢瓶1,000只,运往政府指定之地点,希望补助搬运费1万元,并请政府商由银行借给购地建筑等费4万元。该厂所出之氧气,于机械电焊及医院救护,均甚需要。际此国防紧急时期,诚属亟应办理之事。
四、大中华橡胶厂,愿将厂内机器一部分,足供每日生产汽车内外胎150套,飞机内外胎20套及军用胶底布鞋2万双之设备,迁往政府所指定之地点,其地点须能提供给该厂1,200匹马力之电力。希望政府商由银行借给搬运、购地、建筑等费65万元,息金归厂方自付,分十年清还。并请政府每年拨给奖励金5万元,以十年为限。所借之款,均由政府派员监督支用。四个月后即可陆续出品。现在我国内地,尚无橡胶厂之设立,该厂为国内最大之橡胶工厂,若能迁入内地,则对于各种橡胶用品及防毒面具之供给,当有补益。
五、康元制罐厂为国内最大之制罐工厂,其设备有印刷机9部、制罐机器约200部,每日能出各种罐头5万只。厂址在日人势力范围下之虹口华德路,现愿迁往政府所指定之地点,希望拨给迁移费用5万元,及商由银行挪借建筑费30万元,息金归厂方自付,分十年清还,四个月后即可陆续出口。此项工厂,可制造干粮罐、防毒罐及代做各种冲压工作。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的战端,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政变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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