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2-25
19世紀來華的英美傳教士,尤其緻力於撰寫方言語法、編纂方言詞典,他們留下的一批漢外雙語方言詞典,是記錄近代漢語多種地理變異的珍貴史料。本詞典是《19世紀西方傳教士編漢語方言詞典》係列中的一種,其齣版的學術價值:一是整理中西閤璧的近代語文資料,從另一角度展現19世紀漢語詞匯的麵貌;二是為我國的方言研究提供新鮮材料,藉西方人的眼光觀察漢語方言詞匯的變遷;三是推動我國的“傳教士語言學”(missionary linguistics)研究,有望為近年趨熱的海外漢學研究帶來新氣象;四是在推動當代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背景下,再次審視西方人對漢語方言的研究。該係列詞典此次影印注釋齣版,均由相關方言專傢、語言學者撰序、注釋、審訂。
《西蜀方言》(Western Mandarin, or the Spoken Language of Western China)是清朝末期由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傳教士鍾秀芝(Adam Grainger)編著,上海美華書館(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於1900年齣版的一部蜀地方言詞典。《西蜀方言》既是一部詞典,也是一部用於傳教士學習當地語言的口語教材。該書內容豐富,較完整地反映瞭19世紀末川西方言的狀況,涉及語音、詞匯、語法、民俗等諸多方麵。
鍾秀芝(Adam Grainger),生平不詳,英國人,1889年到中國,長期居住在成都金馬街37號,1904年創辦“聖經學堂”,1921年在成都去世。
簡介 /1
部首索引 /1
有字詞 /1-596
無字詞 /597-616
親屬稱謂錶 /617-628
音節索引 /629-708
英語索引 /709-802
勘誤錶 /803
總序
中西語言學傳統各有所長:西方長於語法,中國長於辭書。公元前1世紀,希臘語文學者色雷剋氏便撰成《語法術》,對本族語的語法體係做瞭分析,整理齣名、動、代、介等八大詞類。約在同一時期,中國人有瞭第一部語文詞典《爾雅》,分 19個義組及語類,收列詞匯並做解釋。《爾雅》被奉為十三經之一,足見古人對詞典的看重。兩漢有《方言》《急就篇》《說文》《釋名》,或搜輯方言詞語,或意在教人識字,或係統梳理文字,或以闡釋詞源為旨,——這種以辭書服務於語文教學、進而帶動語言文字研究的繁榮景象,在同時期的羅馬帝國是絕對看不到的。這些辭書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說文解字》,它是第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字典,所發明的部首析字和檢索法一直沿用至今。這之後的發展不煩細述,總之辭書越齣越多,到瞭明末傳教士來華,一方麵發現中國人沒有語法書,覺得不可思議,以為是中國學術的一大缺憾;另一方麵,看到中國辭書種類奇多,代代傳承而編纂有方,則不能不大為嘆服。
外國人學習和教授漢語,尤其需要瞭解它的語法體係,把握它的運作規則。由於沒有現成的中國語法書可用,傳教士必須自力更生,花大力氣編寫漢語語法書。此時,歐洲傳統的語法學範疇、概念、分析方法等便開始發揮作用,頗能供傳教士編撰漢語語法書藉力。當然壞處也在這裏,即常為今人詬病的套用。然而詞典不同。詞典中國人有的是,所以傳教士雖然不能拿來就用而得自編,但因為有中國本土詞典當作樣本,從整體框架、編纂路數到字詞條目的設立和釋義,都可以參考利用,於是就能省力許多;甚至直接就拿本土詞典(如明末清初暢行的《字匯》)當母本,把其上的字條悉數或者挑選一部分譯成西文,便算是編成瞭一部西洋漢語詞典,也就是漢歐雙語詞典。這樣的漢歐詞典,常見的編排方式有兩種:一種采用中國傳統的部首筆畫法,一種采用音序法。後者又分中式的和西式的:中式的,即按中國韻書如《廣韻》上所見的韻類編排西式的,即根據拉丁注音,按字母的順序排列。用作檢索的方法,部首法和音序法各有便利與不便,所以,有些考慮周全的編纂者會為部首詞典配上一個音序檢索錶;反過來也一樣,音序詞典的後麵經常附有部首檢字錶。這說的是漢歐詞典,以漢語字詞立條,用歐語詮釋意義。如果是歐漢詞典,用歐語的詞目立條,以帶齣漢語對應詞,則一般就采用西式的音序法。
早期傳教士來中國,都是走海路,從華南口岸入境。入華之初,逗留於廣東、福建等地,有些人就在那裏播教而終其一生;有些人得以繼續北上,抵達江浙、華北以及中國西部。而正是在粵、閩兩省,方言問題較之其他省份更加突齣:官話主要通行於公務人員、學者書生中間,日常生活中傳教士們仍不得不麵對難以聽懂的方言土語。所以,在早期的西洋漢語詞典上,官話與方言混雜的現象十分普遍;即便是萬濟國所編的西班牙語-漢語詞典,明確題作《官話詞匯》(Francisco Varo.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Mandarina.1679),也夾雜著許多閩方言的語詞,其中有些可能是無意間混入的,有些則可能明知屬於方言,而仍予以收錄,隻是沒有說明而已。後來的詞典傢更傾嚮於區分,雖然也常把明顯不屬於官話的詞語收進詞典,但會刻意說明來源。這種把方言與官話分開處理的意識逐漸增強,至 19世紀中期應中西交往大增之需,便終於促成瞭各種方言詞典的産生。收於本係列的《上海方言詞匯集》(1869)、《英粵字典》(1891)、《寜波方言字語匯解》、《西蜀方言》(1900)、《客英詞典》(1905),就是其中較重要的五種;細分之,前三種為歐漢型,後兩種則屬於漢歐型。
中國古代不是沒有記錄方言的著述。兩韆年前,西漢揚雄便輯有《方言》,可以劃歸辭書之屬。可惜之後的十多個世紀裏,再也沒有齣現堪與揚雄之著比肩的同類作品。直到明清,似乎纔有瞭起色:與一批搜輯俚言俗語的著作一道,齣現瞭一些考索某一特定地區方言詞語的專書,如明末李實的《蜀語》,康熙時毛奇齡的《越語肯綮錄》,乾隆年間茹敦和的《越言釋》以及鬍文英的《吳下方言考》。這些方言書上所見的詞條,從百餘到近韆不等,均為編著者齣於個人偏好而選收,或多或少顯露齣獵奇之趣,其詮釋則經常帶有溯源或考據的目的。 對比之後,我們會發現西士所編的方言詞典很不一樣:
一是使用拉丁字母注音,較準確地記錄瞭當時漢語方言的實際音值;
二是為日常交際服務,著眼於聽和說,更全麵地收集瞭一種方言的普通詞匯,包括大量常用的詞組和短句;
三是載錄瞭 19世紀我國各口岸及商埠洞開以後進入漢語的大批西洋物名、西學概念、西語錶達及其漢譯。
對於今人考察中國近代方言發展史以及中西語言文化交通史,這批西洋漢語方言詞典獨具價值,非中國本土的任何方言著作所能取代。唯其種類頗多,本次組織重印並予注釋的僅為其中的一小部分,期盼未來能有更多同類的著作,以這種具有研究性質的重刊本形式麵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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