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5
本传描述了冰心的性格、知识结构以及审美走向,发现了冰心世界弥足珍贵的存在。这是穿越时空的一次对话,时代与人,人与文化,在多维的结构中形成一种隐喻。沉郁里的柔情,苦楚中的暖色,似乎圣母目光的流溢,让读者感到精神的力量。
——文史专家 孙 郁
冰心的文字是清纯唯美的。
冰心的内心是博大精深的。
作者用朴实的文笔画出多条路径,我们得以走进她丰富的文学世界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轻风拂面,阳光普照,春水荡漾,繁星满天……
——文学专家 张水舟
《爱是一切——冰心传》的作者王炳根是资深的冰心研究专家,掌握了大量冰心先生创作、生活的一手资料。在本书中,作者从纷繁的资料里抽丝剥茧,既将其中对读者了解冰心艺术创作和生命轨迹重要的部分呈现出来,也从多侧面展现了冰心丰富多彩的一生。
王炳根,男,1951年生,江西进贤人。现任冰心研究会会长、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一级作家。著有评论集《特性与魅力》《逃离惯性》,专著《侦探文学艺术寻访》《郭风评传》《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林语堂:生活要快乐》《郑振铎:狂胪文献铸书魂》《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散文、随笔集《慰冰湖情思》《雪里萧红》等20余种。曾获第八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冰心文学奖(纪实文学)等。
本传描述了冰心的性格、知识结构以及审美走向,发现了冰心世界弥足珍贵的存在。这是穿越时空的一次对话,时代与人,人与文化,在多维的结构中形成一种隐喻。沉郁里的柔情,苦楚中的暖色,似乎圣母目光的流溢,让读者感到精神的力量。
——文史专家 孙 郁
冰心的文字是清纯唯美的。
冰心的内心是博大精深的。
作者用朴实的文笔画出多条路径,我们得以走进她丰富的文学世界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轻风拂面,阳光普照,春水荡漾,繁星满天……
——文学专家 张水舟
引言/熟悉而又陌生的冰心
第一章/北京、东京、波士顿、罗马、伦 敦、巴黎、柏林、列宁格勒、北 平、昆明、重庆
第二章/威海、长乐、连城、侯官、上海、 烟台、福州、北京
第三章/北京、横滨、西雅图、芝加哥、 默特佛、威尔斯利、青山沙穰、绮 色佳、曼哈顿、华盛顿、上海、北平、百灵庙、包头
第四章/东京、香港、天津、北京、福州、厦门、新德里、圣蒂尼克坦、洛桑、日内瓦、长崎、广岛、从化、扬州、上海、西西里岛、塔什干、莫斯科、明斯克、花 园口、丹江口、大连、承德、武 汉、湛江、鹰潭、进贤、南昌、井 冈山、丰城、咸宁、潜江、名古 屋、镰仓、大阪
第五章/北京、东京、静冈、京都、奈良、 上海、北京医院、冰心文学馆、八 宝山、八达岭、中国现代文学馆
附录一/冰心简表
附录二/参考文献、资料
第一章
北京、东京、波士顿、罗马、伦敦、巴黎、柏林、列宁格勒、北平、昆明、重庆
一、迟到的谢文秋
就在谢文秋飞越太平洋,迈着蹒跚的脚步,前来探望闺密时代的老友谢婉莹时,我尚是一个远在南方的局外人。
一九七二年早春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敲开关闭二十三年的中美大门时,冰心和她的丈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中国社会学与民族学的著名学者吴文藻,既是这个伟大事件的参与者,也是受惠者。半年前他们从湖北潜江“五七”干校被召回北京,日夜兼程地赶译这位敲门者的著作《六次危机》,以供中国高层了解当代美国与尼克松。
参加这本书翻译的还有吴文藻燕京时代的学生、留英博士、功能社会学派创始人马凌诺斯基的高足费孝通等人,他们从同一个干校被召回,布置这项秘密政治任务的人是中央民族学院军代表、中国安全部领导人李克农的儿子李力。这些刚从“五七”干校湿漉漉的棉花地里请回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大作家,在干爽的、有暖气的教研室里,只用一月有余的时间便将一部五百多页的著作翻译完成。
之所以说他们是受惠者,是因为从此他们走出了“文革”的厄运,又可以教书、做研究了,同时,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那时中国作协尚未恢复)、作为学界的领军人物,开始接受国家的使命,接待尼克松“带来”的客人们,在世界面前,显示中国的“文革”并非是“打倒一切”,作家、学者还是有政治地位,有会见外国人的权利的。当然,他们的接待并不能自由进行,必须到民族学院专门设立的接待室。
一九七三年夏天,冰心在接待室里,与原《中央日报》记者、美国耶鲁大学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有过多次谈话。一九五一年之前,赵浩生在南京与东京,多次访问过冰心,他想跨越时代的鸿沟,了解冰心“这位过去以多愁善感歌颂母爱闻名的作家,如何变成爱国革命工作者的故事”。首先从由东京回国的原因问起,冰心告诉他:“从我们做学生起,中国就没有抬起头来,一直等到一九四九年中国解放,中国人民抬起头来。你说我在日本听说有这么一个中国的时候,当然想回来,那没问题。”赵浩生专门问到,如果让她重写《寄小读者》会怎样写?冰心说:“那我就写美国人民的情况,写美国人民的斗争,我就会比较注意到受压迫的阶级。美国人民为什么那么贫困?百万富翁为什么会那么阔?百万富翁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感情?黑人的孩子是什么感情?印第安人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感情?”冰心对自己人生观转变做了专门的解释,说:“就是跟人民接触嘛——”同时也是因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冰心认为,对她人生观转变有最大决定性的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那时候起,她才知道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谈到“文化大革命”,对外界谣传她在“文革”中死掉了是错的,说“文革”非常可怕也是错的。她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是革‘四旧’嘛!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旧思想,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这些写作的人就有‘四旧’嘛,年轻人觉得‘四旧’不好,就来跟我们谈谈,辩论,这有什么可怕?”赵浩生自然也提起在台湾与美国的知名文化人,梁实秋、苏雪林、谢冰莹、李济等等,冰心对他们也都有微词,认为“梁实秋当年走开不必要,他有点苦恼,他以为他跟鲁迅打过笔墨官司”。苏雪林是“胡适劝她走的,她其实不必走,没有什么,就是说,你是中国人,你要是下定决心为人民服务的话,人民是知道的”。谢冰莹“也是一样的,只要她肯为祖国人民服务,都有前途”。
这些话中的意思在当时的媒体上比比皆是,从冰心的口中说出,只不过是增加一些个人的经历,除了对几位作家的前途预测外,其他都是官方语言。在民族学院这间专门的接待室里,冰心和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先后接待了大量的来自欧美、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学者、专家、记者、归国华侨、左翼青年、国会议员、旅行者、猎奇者、驻华大使、国家元首等,仅一九七二年接待与会见的重要人物便有乔纳森·米尔斯基(Jonathan Mirsky)、丹麦作家M.A.尼克索夫妇、米勒(Miller)、韩素音、陆文星、费正清、费慰梅、许烺光夫妇、罗伊·梅森、伊朗王后、田中首相、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Wright Alsop)、海伦·斯诺、斯卡拉皮诺、鲍大可等。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接待达百余次,足见尼克松和他带的客人,一下子将谢冰心们推到了什么位置!还处“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仍然是“臭老九”,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冰心虽可以会见外宾,但同时受到严格监视与控制是不奇怪的。自然,他们操持的必是“文革”语言,因而有时会受到外宾拂袖而去的“礼遇”。一次是美国著名学者拉铁摩尔,一次是会见美国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在接待的来访者中,有一些是冰心燕京时代的朋友,比如韩素音、海伦·斯诺等,还有吴文藻清华与留美的同学顾毓琇等,虽然在接待室无以私语,但老朋友相隔几十年后重逢,还是十分高兴。但是忙碌的会见中,冰心最想见的三个人却迟迟没有现身。
一个是梁实秋,曾经严厉批评过《繁星》《春水》的人,在留学美国时,两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冰心后来视其为“一生知己”。梁实秋与许多撤至台湾的学者一样,后来去了美国,但他关心北京,关心吴文藻与谢冰心。当他看到谢冰莹的《哀冰心》,明言“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后,十分悲痛,写下了《忆冰心》,动情地回忆了与冰心从相斥到相知的往事。后来自然是知道了吴、谢并未“双双服毒”,虽然不见新作,位置好像移到了美国“新闻发言人”的角色上,就通过留在北京的女儿梁文茜与冰心联系,希望她帮助疏通关系,创造回国探访的条件。冰心每次都请梁文茜转告她父亲:“来吧,回来看看吧,时过境迁了,我和文藻都很想见你。”但与鲁迅论战、访延安被拒的阴影一直伴随着梁实秋,大陆之行终未成行。
另一个最想见到的是浦薛凤,吴文藻抗战时期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同僚,歌乐山上的“家庭成员”。因为太太留在无锡老家,他公休日常常与吴文藻一同上山,一杯酒可分两盅,一盘刚刚收获的南瓜,把酒论天下,打牌、赏月、观嘉陵,哪样也少不了他。胜利后他复员南京,吴文藻去了日本,冰心就住在浦公馆,被小公主浦丽琳认了干妈。一别几十年,音讯全无,中美关系松动之后,冰心不时打探他们的消息。年前,梅贻琦夫人从美国回来,带来浦薛凤的信函,令吴、谢激动、兴奋,吴文藻当即回信邀其回国访问:“故旧都近八十,如早成行,尚有一面之机。”但不知何故,却是没有打动浦薛凤的归心。最后是女儿浦丽琳代父归来,在冰心干妈家长住一月,满足了相隔经年的亲情。
还有一个最想见的人就是谢文秋,冰心留学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同学,虽为不同院系,但中国二字足以把她们连结到一起。那个时代,有几个留学的女生?冰心还是她与雷温乌兹陆军参谋大学高材生朱世明的月下红娘。儿子吴宗生羡慕英武的朱世明那套少将军服,便认了干爹,谢文秋自然也就成了干妈,虽然民国时期这种认干爹干妈的现象不在少数,但也足见两家的深交。二战结束,战胜同盟国共同管理日本,朱世明为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吴文藻应邀担任代表团政治组组长、盟国谈判顾问,冰心自然也前往东京,正是这一段生死之交,再次将两家捆绑在一起,但最后却天人两隔。朱世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长眠东瀛,谢文秋远在美东,每次与美籍华人相见,冰心都要打听她的下落。终于有一天,谢文秋出现了。
迟到的也有好处,这一回,时局有了变化,冰心可以在家里接待谢文秋了。
酒店经营的日本皇冠出租轿车,将谢文秋从王府井华侨饭店送到海淀中央民族学院教工宿舍区,举头望去似乎有些破败与荒凉,完全不能与美国的大学校园相比。低矮的平房之间,有一栋三层高的灰墙楼房,谢文秋看到了三个并不起眼的字“和平楼”,心里才有了一些踏实。她从第一个门洞进入,踏着水泥板的楼梯,正欲举手轻敲208号房门时,先是闻到了一股久违的红烧肉的香味。“这一定是婉莹的家了,她在电话中说要留我吃午餐,红烧肉招待,久违了三十多年的香味!”
相聚是轻松而欢快的,北京果脯、福建茉莉花茶、美国巧克力,话题是随意的,没有接待室的定规,也没有外人在场,从日本谈到美国、从归来谈到“文革”,一切在三位老人面前,似乎都有些云淡风轻了。午餐有炒青菜、红烧肉,这对于西餐几十年的中国人,是最高的享受了。也许因为“茅台”,冰心想制止而不能,吴文藻劝酒、自饮,谢文秋竟然一杯杯喝下,酒后的饮茶就不像餐前的气氛了。
大概是在美国生活太久了,八十三年的生命留在自己的祖国只有二十多年,谢文秋举茶杯的姿势有些像喝鸡尾酒,汉语的词汇似乎不能表情达意,干脆操起了英语。她说,回大陆之前,途经东京,到叶山墓地,去看了长眠在那里的朱世明,“这个冤家”!谢文秋说到这里,长久地停顿下来,冰心示意她喝茶,吴文藻意识到也许这是要在老友面前说出压抑了几十年的话了,两人都不插话,也不规劝。谢文秋呷了一口茶,继续说,她多次在清明时节飞抵东京,到叶山墓地蓄满青苔的石阶上静坐,和他说会儿话,但每次到东京,看到日本的飞速发展,听到大街高音喇叭右翼势力的叫嚣,知道她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吗?“你们当年的愚蠢!美国人在改造日本,你们却在宽恕日本,除了梅汝璈的东京审判坚持处死战犯外,你们,包括你这个政治组长,你们作为一个代表中华民国的代表团,却没有要求日本的战争赔偿!我的美国朋友说,当然他们是商人,战争赔偿是中国最基本的要求,但你们只字未提,还主张什么‘以德报怨’,一片宽恕之心。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还有婉莹你,对日的许多讲话与文章,都是这个主张!你们,都太善良了,也太天真了!看看正在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朱世明在世时,和他有过多次争论,他死了,婉莹,你能回答我吗?”
冰心还有吴文藻,完全没有预料迟到的、文静的谢文秋会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比拉铁摩尔、艾尔索普还要尖锐十分、复杂百倍!
我已经写过多部冰心的传记,从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永远的爱心·冰心》,到二十年后的《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而这后一部传记,竟已长达一百二十余万字,难道还有增加一个版本的必要吗?
确实,如果仅仅是一个“重复”的版本,人物的深度未开掘,史料没有新的发现,描写还是老一套,叙述的手法不出新,作者的主观投射也没有新的亮点,那就没有意义了。
其实,我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在向冰心走近,向冰心的内心世界走近。我专志于冰心研究,已经二十余年。我对学院式的研究怀有不言而喻的恭敬,但我的研究更多的却是非学院式的,我不是不相信文本的研究,但我认为如果仅限于文本的研究将会无法穿透文本,尤其是对冰心这样一个“单纯”而又“多向”的女作家。因而,我主张并实行“文本解读”与“非文本解读”并行的方式,尽管这样做,有被人诟病的危险,但这个冒险在我看来是值得的。我从成立冰心研究会,建立冰心文学馆,在五百平方米的大展厅,在“冰心生平与创作展览”中,阅读冰心一个世纪的人生与七十余年创造的作品。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与冰心面谈,与她的家人交谈,访问她的同辈与晚辈的朋友;我几乎是沿着冰心的人生轨迹,走遍了她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冰心全集》自然是熟悉的,但我还发现、阅读了不少未收入全集的佚文、未刊文字的手本与手稿,还有大量的日记、笔记等;我主编的“冰心研究丛书”已达三百余万字,还有大量未收入丛书的文章,仅是这些文章题目的索引便可编成一本厚书;同时,我主编了二十余年的冰心研究专刊《爱心》杂志。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二十余年,我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写文著书,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都是一个阶段认识的冰心。过程向前延续、流动,过程并非平静如镜,不时有惊涛骇浪,包括韩寒、陈丹青对语言的抨击,吴山对墓碑的涂鸦等等。因而,文在写、书在写,思考没有停止,而思考促使我不断地走近冰心,翻开一页又一页不曾被人翻动过的冰心作品,真实的冰心越来越接近,每一次的思考与发现,都令人兴奋,也令我痛苦。我在走进冰心的内心世界时,随时驻足,犹豫再三,不敢贸然。因而,诉之于世的文与书,不是以新的颠覆旧的,不以新的研究成果否决前头的公论,而是始终指向人——不断加深对冰心的认识,不断地接近与探索一个真实的冰心,揭示出真实的灵魂,我最终的目标是要写出一个立体的多侧面的冰心,写出一个读者熟知而陌生、单纯而芜杂的冰心。
作为一个晚辈,之所以敢于如此深究不懈,完全是遵从冰心本人的意愿。她说:“研究是一个科学的名词。科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客观的、细致的、深入的,容不得半点儿私情。研究者像一位握着尖利的手术刀的生物学家,对于他手底的待剖的生物,冷静沉着地将健全的部分和残废的部分,分割了出来,放在解剖桌上,对学生详细解说,让他们好好学习。我将以待剖者的身份静待解剖的结果来改正自己!”(《上冰心研究会同仁书》)可见我是多么的幸运,而同时又是多么的艰难,因为她比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更加苛求自己,也“苛求他人”。她希望研究者像无情的生物学家那样,她则是“待剖者”,“静待解剖的结果”,除了可以供人学习之外,还要显示“不健全”与“残废”的那个部分,予人以警惕,而不是一味地颂扬与吹捧,一色的“冰清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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