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心理学:育儿心理学》分为12章;情愿的服从,训练责罚和奖赏,好坏习惯,睡眠,休息和排泄的习惯,吃的习惯,发胖和争吵,恐惧,情绪控制,儿童的想象,思想,玩具游戏等。书前有舒新诚:《儿童幸福之路》(代序),书末附朱自清著《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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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人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人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白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人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汀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汀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日中华民围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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