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三農問題相關專傢、學者,政府官員。 本書為湖北省學術著作齣版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當前中國農村社會各階層分析”的研究成果。本書對農村階層關係做瞭細緻分析,在階層關係研究中獨樹一幟。在對農村階層關係的研究中還是diyi本專著,具有較強的學術價值。在齣版上,對希望瞭解農村,希望瞭解農村階層關係、農村群體關係的學者都會有所助益。
內容簡介
本書鑒於當前農村階層研究中更多的是以階層結構為分析主題、以實體論為理論視角,難以把握農村社會的深層結構和階層關係問題,遂從實現研究範式的轉換齣發,以關係論取代實體論,將農村各階層之間的互動關係作為研究的主題,建構瞭農村階層關係研究的嶄新的理論框架、方法論和概念體係。本書深入分析瞭農村各階層的競爭關係、衝突關係、排斥關係、抗爭關係和整閤關係等主要關係的基礎上,得齣瞭以下主要結論。
1.當前農村社會已經分化成利益取嚮、社會關係、價值觀念和政治社會態度迥異的不同階層,各階層擁有不同的社會稟賦和結構性位置,農村原來固有的政治社會一緻性被打破,階層分化與階層之間的交互作用對農村社會産生越來越深遠的影響。
2.傳統的血緣地緣關係在農村階層關係中還發揮著一定的作用,階層之間在一定程度上還能顧及人情麵子,使得階層關係因為血緣地緣的潤滑而相對緩和;但血緣地緣關係在進一步減弱,階層關係進一步加大,階層關係越來越肢解和chaoyue血緣地緣關係成為農村zui主要的社會關係。
3.農村階層關係的性質和狀態,主要與不同村莊階層分化的程度有關,階層分化程度低的村莊,階層之間更多的是閤作關係;階層分化呈中度狀態的村莊,階層關係錶現為競爭關係;階層分化呈高度狀態,其階層關係往往是對立關係。隨著農村階層分化進一步加大,階層間的摩擦逐漸顯現化,階層關係將越來越剛性,互動與協調的難度也會越來越大,階層矛盾必將越發深刻。
4.在農村各階層中,新興中農階層因其獨特的社會稟賦和結構性位置,能夠起到潤滑階層結構、協調階層利益、整閤各階層的作用。農村社會以新興中農階層的價值觀念、政治態度為基本行為準則,使得我國在近三十年,尤其是zui近十年的現代化進程中,得以獲得一個龐大的“穩定器”。黨和國傢在農村的政策,應該以新興中農階層的價值觀及其行為準則作為調整農村利益結構的基點,隻有這樣黨和國傢的農村政策纔有預留和調整的空間。
作者簡介
楊華,湖南省郴州人,社會學博士,華中科技大學馬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2016年獲華中科技大學“華中學者”稱號。齣版有《綿延之維:湘南宗族性村落的意義世界》《隱藏的世界:農村婦女的人生歸屬與生命意義》等著作,發錶或轉載論文近百篇,主持國傢、教育部課題多項。目前主要從事農民自殺、社會分化與縣鄉治理等研究。
目錄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第二節 實體論視角下的農村階層研究
第三節 農村階層研究的關係論轉換
第四節 基本路徑!分層標準與寫作策略
第五節 主要概念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 研究框架!理論"概念與方法論
第一節 農村階層關係研究的理論問題
第二節 農村階層關係研究的概念體係
第三節 農村階層關係研究的方法論
第三章 階層共識:地權衝突與地權的階層關係屬性
第一節 問題意識
第二節 理論框架與研究假設
第三節 楚鎮地權衝突的概況
第四節 土地增值與土地的階層分化效應
第五節 地權的階層共識:地權伸張中的階層錶達
第六節 階層如何塑造地權:階層關係中的地權衝突
第七節 小結與結論
第四章 階層怨恨:政商閤謀與底層農民上訪
第一節 問題意識
第二節 分析框架:農民分化!階層怨恨與底層上訪
第三節 個案鎮簡介與農民上訪概況
第四節 階層怨恨的孳生與錶達:分化、比較與生存性壓力
第五節 階層怨恨的纍積與歸因:資源壟斷、社會排斥與階層固化
第六節 階層怨恨的動員與溢齣:底層上訪、社會壓製與政商閤謀
第七節 結語
第五章 農民分化:代際剝削與農村老年人自殺
第一節 問題意識
第二節 分析框架與研究命題
第三節 農民分化背景下的老年人自殺現象
第四節 農民分化:社會性競爭與地位焦慮
第五節 老年人自殺:農民群體下的代際關係與焦慮釋放
第六節 底層的去道德化與農村老年人自殺
第七節 小結與討論
第六章 中農現象:中間價值與中農群體的社會整閤
第一節 問題意識
第二節 土地流轉與農村階層重構
第三節 鄉村治理中的#中農現象
第四節 中農階層的社會稟賦
第五節 中農階層的結構性位置
第六節 農村社會整閤:中農與中間價值
第七節 小結與討論
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熟人社會,血緣地緣關係與村莊裏的分化
第二節 中西部農村的中低度分化與去階層分化機製
第三節 東部農村的中高度分化與階層關係形塑機製
第四節 執政黨在農村的階層基礎與製度設置問題
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代際剝削是通過剝削老年人的勞動果實,並放棄對老年人的義務,以增加子代在社會性競爭中的籌碼,或者減輕競爭的負擔。上述代際分工的形式,本質上是代際剝削。代際剝削最極端的錶現與結果,是老年人自殺。總結經驗材料,當前農村代際剝削有以下典型形式:
1、老年人有勞動能力時,直接剝削老年人的勞動成果。當老年人有勞動能力時,子代傾嚮於推遲分傢,老年人單過的訴求是沒有閤法性的。“會做人的老人不能單過圖舒服”,他們得與子代一起生活,這樣就能更好地為子代乾活,乾活賺的錢、積蓄全數交給子代。一旦“身體”被榨乾、漸趨喪失勞動能力,老年人就成瞭子代競爭的包袱。此時,子媳就開始埋怨老人、傢庭矛盾頓起或升級,最後逼得老人主動提齣分傢。所以現在單過的幾乎都是缺乏足夠勞動能力,隻能自己糊口的那一部分老年人(楊華、範芳旭,2009)。跟子代生活在一起,一方麵很容易産生傢庭矛盾、代際糾紛,這是老年人激憤、絕望自殺的誘因之一;另一方麵要勞動到沒有勞動能力止,會讓很多老年人看不到生活的盡頭而自殺。
案例2 王某,男,86歲,還有勞動能力,身體很好,有一個兒子。雖然86歲瞭,兒子媳婦仍將他當“壯勞力”使用。老人自己種田的收入除瞭自己吃外,剩下的全給瞭兒子。但老人有一個愛好,喜歡喝點小酒,兒子媳婦因此感到很不滿,認為都86歲的人瞭,應該將喝酒的錢也給他們,因此就經常罵他。2008年農曆正月初一,老人喝酒後遭兒子媳婦痛罵,老人無奈之下喝藥自殺。(劉燕舞,2009)
案例3 張某,75歲,2006年自殺身亡。他之前與老伴種瞭幾畝口糧田,放幾韆隻鴨子,一年能夠收入幾韆塊錢。老人有三個兒子,第一個是原來老婆生的,後兩個是現在老人生的。第一兒子的傢庭條件比較好,他就把錢全部給瞭後兩個兒子。2006年的時候,老人原來住的房子坍塌瞭,於是老人就跟老三住,老伴跟老二。一同兒子、媳婦住在一起就磨嘴吵架。老人覺得,我所有的錢都給瞭你們,你們還不孝順,還跟我扯皮,不甘心,心裏想不開,就喝藥自殺瞭。當時是跟老三媳婦吵架,鬧得很厲害,三個媳婦去搶他的藥瓶子,搶不住,都被他摔到地上。(楊華、範芳旭,2009)
案例4 俞開勤,60多歲,在調查者進村之前剛剛自殺。該老人有三個兒子,老三兩口子在外地打工,把小孩留給老人撫養,老二在鎮裏打工。老人住在大兒子傢,每日除瞭要接送在鎮裏上學的孫子以外,老人要幫大兒子做田裏的活和傢務事,生活不堪重負。自殺前,老人放牛時和另一位老人說“活得太纍,看不到頭,不如死瞭算瞭”。當晚老人就上吊瞭。
2、老年人喪失勞動能力,或得瞭大病後,子代不予養老、醫治,間接剝削老年人。“老人能勞動就是個人,不能勞動就不是個人”。這是當地高度競爭下的普遍共識。老年人此時成瞭子代純粹的“負擔”,喪失瞭實質性的剝削價值,代際關係就變得十分緊張,傢庭氛圍對老年人十分不好,老年人生活得很憋屈。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人,每年600斤的基本口糧都要自己到兒子傢要,要看兒子、媳婦的眼色,有時還拿不到口糧。如果有幾個兒子,則很可能因子代的相互比較、推諉,誰也不養老。有的子代甚至公開辱罵、虐待老年人,巴不得老年人早點死。很多老年人受不瞭精神和肉體上的摺磨而絕望地自殺。
案例5 李義忠的二叔和二媽,2007年一起喝農藥自殺,死時皆已70多歲。他們隻有一個兒子,兒子的傢庭在村莊中處於中上等水平,老兩口一直是單獨生活。老太太得瞭腰椎肩盤突齣,不能走路,坐在椅子上腰也不能直起來,一直由老伴照顧,自殺前這樣生活瞭5年,媳婦從來不登門。老太太沒有得病之前,兩人尚可以自食其力,而老太婆病倒之後,老伴也不能勞動瞭,生活每況愈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兒子、媳婦也沒有照顧。最後發展到老人吃飯都成問題。老人便商量著一起喝農藥自殺。因為老太太生活不便,老爺子要看著老太太死在自己前麵,便喝得比較少,沒有立即死亡。老太太死後,兒子忙著給老太太辦理喪事,知道老爺子也是決心要死,就沒有采取治療措施。第二天,老太太齣殯時,老爺子也死瞭。受訪人李義忠說,這個叔伯兄弟盼望著自己的父母趕快死,死瞭之後埋瞭也就算瞭。
案例6 賀某和張某也是一對夫妻,女性老人張某2002年自殺,賀某則在3年後自殺,自殺時都是60多歲。老人有兩個兒子、兩個姑娘。兩個兒子在養老上鬧意見,分配不過來,最後“拈砣”(抓鬮),老太太歸大兒子養老送終,老頭歸小兒子管。但兩個兒子都不養老人,還破口罵老人,老人氣不過。小兒子性格更加古怪,不僅不管老人,罵老頭,還經常動手打老人,村裏人都曉得這些事。受訪人分析說,老人韆辛萬苦將兒子養大,操心得很,媳婦也娶瞭,屋也做瞭,老人還給兒們引孩子、做事,兒們還罵還打,老人就生氣,氣不過就自殺。
老年人生病,若是傷風感冒等小病還好說,挨挨就過去瞭,或老年人自己花點錢醫治,關鍵是大病,即治療費用超過3000元的病。醫療費用在3000元以內,由諸子分攤,如果超過3000元,子代就不會花錢給老年人治病。一個媳婦談起此事時,對調查人員坦誠:“要三四韆的話,我們也拿不齣,反正人總是要死的,年紀到瞭,治療也沒這個必要,治得好也增加瞭子女的負擔,治不好子女們也難服侍。”這便是說,為老年人治大病,一來是增加子女的負擔,二來是徒增子女服侍時間與精力。前者是看得見的白花花的“銀子”,一旦支齣,就減縮瞭子代傢庭參與競爭的資本,壓縮瞭顯示身份、地位的符號消費;後者造成的是機會成本,子代可以用這些時間與精力去創造足以增加競爭砝碼的財富。得瞭大病的老年人隻能等死。許多老年人得瞭病之後,怕子代不醫治、沒人照顧、活受罪,就提前自殺瞭。
案例7 李義忠的大媽在2002年上吊自殺,死時不到70歲。老人的丈夫去世多年,她有三個兒子,大兒子沒有結婚時就死瞭,二兒子的老婆已經死瞭30多年,現在沒有老婆,傢庭經濟狀況非常差。三兒子經濟條件較好,屬於中上水平。老伴死後,老太太一直單過。二兒子的生活自顧不暇,一直在外麵飄蕩,照顧不到老太太身上來。小兒子雖然傢庭條件較好,對自己也不冷不熱,晚年的生活非常淒涼。自殺之前得瞭小病,遠沒有到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受訪人李義忠認為,老太太之所以自殺是恐怕自己將來沒有人照顧,活受罪,與其沒有什麼意思地活著,還不如早早死瞭好。
如錶3.4所示,因喪失勞動能力、大病後得不到醫治而絕望自殺,占老年人自殺總數的23. 4%,最近十年有劇增趨勢。
3、老年人空虛無助,子代未予照料,間接剝削老年人。在當地農村,喪失勞動能力但尚能自理的老年人一般都單過,即便與子代名義沒分傢,但因子代長年舉傢外齣務工,老年人實質上還是單過。如果老年人的老伴在世,則可以相互照料,相互驅除寂寞,一旦有一方去世,單過的“老年未亡人”便會遭遇精神空虛、生活無助等問題。在選擇是留在傢裏陪伴老年人,還是將時間、精力花在競爭大業上,若是前者則機會成本太大,很可能受拖纍而失去賺錢的機會。所以子代會毅然決然地選擇後者,將老年人留在傢裏。如果老年人得病喪失自理能力,需要子代切實地照顧,那麼子代會十分憤懣,期待老年人早點死去。鄧村受訪人堅定地告訴筆者,這樣的老人“基本上沒有正常死亡的”。
案例8 房村原村主任、現年五十歲的王某身體還很強壯,完全可以齣去打工,但他沒法齣去,因為他傢裏還有個八十歲的偏癱的老母親。他對筆者說,“(老母親)說不定哪天就死瞭,不守著怎麼辦呢?”所以他毫不忌諱地說,希望自己的母親死早點,這樣他可以趁著還能乾活,早點齣去打工掙點錢,再拖幾年齣去也沒人要瞭。
案例9 2010年房村一60多歲女性老人自殺。這年老人在傢生病,打電話給在廣州打工的三個兒子。三個兒子都請假迴來瞭,其中一個說,“我們隻請瞭7天假,假期一滿,就要迴去上班。這七天內,你死也得死,不死也得死。”這樣,兒子已經定瞭老人的死罪,老人也就不得不死瞭。後來,老人便很快自殺瞭,兒子果然在7天之內辦理完老人的喪事,然後大傢又迴去上班。
更有甚者,有一中年男子為瞭能齣去打工,在重病母親的床邊放一瓶農藥,說,“你還是喝藥死瞭吧,你不死我怎麼齣去打工?”這一句話在當地廣為流傳(劉燕舞,2009)。事實上,很多被認為是自殺的老年人死亡個案,老年人臥床動彈不得,何來農藥?受訪人分析是子代故意放在老年人床邊的。老年人死後,子代就可以沒有任何後顧之憂地外齣打工,即在社會性競爭中輕裝上陣。
被子代撇在傢裏的“老年未亡人”,則很可能因受不瞭空虛寂寞,以及生活上的無助與不便,而選擇自殺。當然,若是能像上層農民那樣安置老年人(見錶3.7),也就不會有老年人的這種自殺,但這對於其他階層農戶來講是巨大負擔,因而沒有人這麼做。如錶3.4所示,這類自殺占23. 4%,近十年有迅速增多的趨勢。
案例10 新村天山組,女性,60多歲,獨居,2007年上吊自殺。3個兒子,大兒子40多歲,一子一女,一傢人都在外打工;二兒子有一子一女,都在上大學,他在傢殺豬;小兒子的男孩上高中,夫妻二人在外打工。老太太患有偏風,久治不愈,躺在床上沒人照顧。上吊時由於房梁太高,搭不上繩子,老人就把繩子係在瞭窗框上,但窗戶高度不夠,老人就將雙腿彎起來。可見其必死之決心。老太太上吊後數天纔被鄰居發現。
案例11 新村天山組,女性,70多歲,2008年喝農藥自殺。老太太有一個兒子,一直跟兒子住在一起,腿有殘疾,生活不能自理。這年兒子一傢決定齣去打工,老太太不大願意,說“你們要走的話,我先走”。兒子一傢走瞭以後,老太太果然就喝藥自殺瞭。數天後因屍體發臭纔被人發現。
4、老年人不給子代添負擔的心理加重,以自殺來為子代減負,子代間接剝削老年人。身在高度競爭的階層結構中,老年人切身地感受到子代的“不容易”。隨著社會性競爭在最近十年越發激烈,老年人不給子代添負擔的心理包袱也越來越重。到老年人重病在身,或者喪失勞動能力後,老年人就越來越感覺自己是子代的負擔。子代對老年人越好,這塊心病就越重。那麼此時,為子代減負的唯一道路就是自殺。該類自殺占15.9%,近年有快速增多的趨勢。
案例12 李海林,60多歲,2006年撞車自殺。李的自殺一度成為鄧村人熱議的話題。李隻有一個兒子,傢庭經濟狀況屬於中等,子女在上中學,負擔較重。李的老伴去世得早,一直是一個人生活。自殺之前一直患有冠心病,兒子還算孝順,多次為父親治病。為瞭看病,花掉瞭兒子不少錢,但仍久治不愈。老人為此十分心疼,於是産生瞭自殺念頭。自殺前,他曾跟兒子說過,如果他死在外麵某個地方,不要去找他。老人本來想上吊或喝藥自殺,他將自己的想法告訴本村民組的人,有人開玩笑地給他建議,與其這樣,還不如在村子旁的公路上撞車自殺,那樣還可以給兒子賺一筆賠償金。沒想到,李海林真的這樣做瞭,他撞的是一輛跑長途客運的大巴車。事後,該大巴所屬公司賠瞭李海林的兒子4萬塊錢。
前言/序言
序 言
這是一本立足於田野經驗,研究中國農村社會分層的誠意之作。
當前中國農村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最為深刻的變化之一,是農村社會正分化齣不同的階層,這對鄉村的公共生活、政治實踐乃至農民的生存體驗都將産生深遠的影響。然而,與這種變化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專注於農村社會分層的研究,尤其是基於田野調查的研究卻非常薄弱。
20世紀80年代中葉,學者開始對農村社會産生的分化進行整體描述。分層狀況的描述在邏輯上包括三個方麵:一是確定分層標準,二是把農村社會劃齣若乾層級,三是不同層級間的比較。研究者多用職業為標準對中國農村社會進行層級劃分。這種多元分層的思路在當時的語境下有其閤理性,因為彼時鄉村資本化進程並未深入,農村最為關鍵的生産資料——土地為集體所有,而其使用權又極為平均,農民的分化更多地體現為他們對市場機遇把握程度的差異。換句話說,導緻農村社會分化的原因更多的是個人特質,而非某種結構性因素,分化的積纍效應尚未彰顯。
但是,伴隨農村社會的發展,農民收入來源的多元化,研究者越來越發現很難用某種“職業”來描述和劃分農民群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屬於“兼業”或“半工半耕”群體。隨著農藥化肥的使用、農機技術的推進,農民務農的時間大大壓縮,他們將大部分時間用於兼業或外齣務工。即便是較純粹的“打工”生涯,他們也是常年在不同的工種之間來迴穿梭,顯得很不“職業”。經過簡單的學習、模仿和較短時間的摸索,他們就可以勝任一項新的工作。對於他們來說,從打工者到小作坊主,從普通村民到擔任村乾部,中間的轉換或者說跨度並非難以逾越,而是常有發生。
之所以不能用“職業分疏”來勾勒農民的分化,是因為職業標準的前提是社會的分工相當細緻,職業分化程度很高,不同職業間的轉換需要長期的教育和訓練纔能實現,代際之間技能傳遞的壟斷性被教育係統打破,決定個人收入和市場地位的職業技能需要經過高強度的學習方可獲得。這樣就使得因社會的高度分工而齣現的結構會相對穩定,而個人則能夠因人力資本的投資完成職業轉換,從而通過市場機製實現階層間的流動。所以,認為不同類型的資源歸於不同職業的多元分層理論契閤於市場化、工業化高度發達的城市社會,而麵對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村就會“水土不服”。
的確,時至今日,中國農村已然發生瞭驚人巨變,在東南沿海鄉村經濟活躍的地區,我們可以觀察到村莊社會上層精英的再生産,社會不平等通過代際加以傳遞,階層間的區隔和內閉正在形成。但是,在中西部廣大的農業型鄉村,精英嚮城市齣走使得留在村莊中的農民呈現齣“去階層分化”的特徵,那些仍然從事農業的中老年農民通過自發流轉土地擴大生産規模,增加收入水平,成為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與鄉村治理的“中堅農民”。所以,簡單地“找迴馬剋思”以“階級論”分析中國農村社會,同樣是不適用的。
怎麼辦?作為研究和解釋中國農村社會變遷,並有誌於從中總結齣本土社會科學理論的青年學人,本書作者楊華以他的作品做齣瞭迴答。他決定“不走尋常路”,不像此前的研究那樣通過大量的數據、錶格和圖形,以呈現各階層的比例、狀況和特點,而是走進田野,將重心放置在不同階層之間的互動關係上,在不同群體的非對稱關係中理解階層。如其所言,通過揭示“關係”中的階層,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不同階層在等級結構中的位置,更能看到各階層在實踐中是如何互動、生成和演變的。可以說,他是在做農村社會的“階層化”研究。
因此之故,本書引人入勝之處並不在於數據的全麵性、樣本的可推論性和分層標準的精緻性,而是通過飽和的經驗材料和豐富的案例細節所展示齣的階層互動。作者並不是抓取農村社會變遷的某個區段來做靜態的結構展示,而是試圖在翔實的、情境化的階層互動中探究中國農村社會階層動態演化的一般規律。比如,通過對經濟分化背景下村莊社會地權糾紛的解讀,理析齣地權觀念衝突背後的階層力量,各階層在糾紛中訴諸的地權規則與階層間的利益關係、力量對比和政治博弈的相互關聯。又如,通過分析不同階層對鄉村場域中的資源爭奪,能夠觀察到以村乾部為代錶的體製性精英、以私營業主為代錶的經濟精英和以鄉村混混為代錶的社會精英形成的利益聯盟,共同壟斷項目進村和資本下鄉帶來的利益空間,形成相對固化的利益排斥、社會排斥、政治排斥和文化排斥。處於上層的少數富人憑藉財富競選上颱壟斷瞭村莊公共權力,並以其在村莊政治舞颱上的慷慨支齣建構齣富人村乾部的道德優越性。中下層的普通農民成為政治冷漠階層,他們還在熟人社會的符號競爭中,尤其是人情禮儀等事務中長期忍受著上層的擠壓,在日常互動中失去尊嚴而又無力改變遂漸生怨恨。村莊中階層間的利益矛盾與乾群矛盾、公私矛盾、派係矛盾糾結和重疊,醞釀齣因“氣”而生的底層抗爭。
由於專注於階層關係的互動實踐,這項研究是場景化的、微妙的、靈動的,甚至是走心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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