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无形之手：资本主义、战争机器与国际关系理论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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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为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一本重要著作，结合统计分析、案例研究和社会调查，考察了与资本主义有关的国内制度（私人产权与竞争性市场结构）是如何推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国家间和平的。本书利用大量历史证据阐明了这些观点广泛的适用性及其对重大历史事件新颖的解释能力，这些研究发现表明，与民主国家间和平相比，这种资本主义式和平在历史上似乎更具说服力，而且在后“9·11”世界当代美国对外政策应该推动经济自由化而不是民主。

作者简介

帕特里克·J.麦克唐纳（Patrick J.McDonald），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系副教授。2002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布朗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做了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

白云真，中央财经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副主任，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博士，中央编译局政治经济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后。

刘建伟，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硕士、复旦大学法学博士。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重大课题，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等课题多项。

目录

致　谢
第一章　美国大战略与自由和平论
对自由和平论的修正
和平的无形之手
本书的结构
第二章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战争观
市场对公共权威的约束
古典自由主义的战争观
战争的原因：利益与结构
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战争观
总结
第三章　解读无形之手
和平的钱袋子
全球化、创造性毁灭与和平
总结
第四章　自由经济制度与2世纪的和平
公共产权与军事冲突：一项经验性检验
自由贸易与和平：一项经验性检验
总结
第五章　第一个全球化时代的自由贸易与和平
自由主义经济秩序？
19世纪自由贸易与和平？
总结
第六章　从竞争到友谊
英美关系、方法以及自由和平
俄勒冈争端
委内瑞拉、金本位以及全球性权力的出现
俄勒冈、委内瑞拉与自由和平
资本主义与和平？美国全球性权力的出现
第七章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阿喀琉斯之踵”？
为战争做好准备：铁、黑麦与德俄冲突
资本管制、法俄联盟以及195年后俄国复苏的开始
公共产权与俄国凤凰涅槃
俄国与军备竞赛
俄国与德国预防性战争的决策
总结
第八章　台湾海峡的和平？
两岸关系
经济改革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克制
中国经济轨道与台湾创造性毁灭的政治
所有其他条件并不相同
总结
第九章　无形之手或投票箱？
一战后民主和平的出现
私人产权、民主与1945年后的和平
总结
第十章　资本主义与美国和平性市场权力
资本主义与和平
理论发展：趋向全球市场结构
从理论到政策意义
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
表目录
表3.1　战争的一般机制
表4.1　国家每年参与新军事冲突的平均值
表4.2　成对国家的检验（197～21年）
表4.3　模型1所预测冲突的可能性
表4.4　成对国家的检验（197～21年）
表4.5　以贸易与关税交互方式对成对国家的检验（197～21年）
表4.6　模型1与表4.4所预测的冲突可能性
表5.1　主要经济体出口额指数（182～1989年，1913=1）
表5.2　关税收入占中央政府总税收的比例
表5.3　单向国家的统计检验（1865～1914年）
表5.4　所预测的冲突可能性（1865～1914年）
表7.1　一战前俄国政府收入与开支
表9.1　成对国家的检验（1816～21年）
表9.2　单向国家的模型（1816～21年）
表9.3　成对国家的检验（197～21年）
表9.4　表9.3模型2中“民主”与“公共产权”变量有条件的系数与标准误差
表9.5　单向国家层次的结果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
似是而非的是，资本主义是否促成和平或战争的问题已成为数世纪以来哲学论断以及各种争论的主题，然而该问题并没有得到现代研究技术有力的检验。为此，《和平的无形之手》把统计分析、案例研究以及社会调查结合起来，考察了与资本主义有关的国内制度，即私人产权与竞争性市场结构是如何推动过去两个世纪国家间和平的。本书利用大量历史证据阐明了这些观点广泛的适用性及其对重大历史事件新颖的解释能力，如19世纪末英美友好关系的出现、一战的爆发、海峡两岸冲突的变迁等。这些研究表明，与民主国家间和平相比这种资本主义（式）和平在历史上似乎更具说服力，而且在后“9?11”世界，当代美国对外政策应该推进经济自由化而不是民主。
非常高兴的是，拙作有幸被译成中文。笔者由衷地感谢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向中国学者提供了分享本人作品的机会，也特别感谢陈波博士、白云真博士、刘建伟博士在翻译本书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最后，笔者真诚地希望中国学者对此提出批评性与建设性的意见。
帕特里克·J.麦克唐纳
2010年9月20日
致　　谢
因为没能及时完成此项目，xi笔者由此深感内疚。尽管如此，这种拖延为从更大范围扩充本书提供了机会，因此笔者希望这是值得的。特别感谢笔者的三位导师：戴夫·罗（Dave Rowe）、埃德·曼斯菲尔德（Ed Mansfield）、哈里森·瓦格纳（Harrison Wagner）。当我获得硕士学位而准备就业时，戴夫设法将我留在了研究生院。笔者认为，任何工作都不会比这更有价值了。戴夫的各种研讨会继续促使笔者重新思考自己的观点。他关于一战的著作催生了本书的最初观点。即使埃德早就清楚连笔者自己都不知道的困惑，他仍然不断提供坚定的鼓励和有益的忠告。笔者尽力以埃德为榜样，最大程度地学会了细致的研究。笔者曾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克里斯托弗·布朗（Christopher H.Browne）国际政治研究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这为笔者提供了进一步修改的时间与自由，以使其有别于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笔者曾经在费城生活，这使我们有机会成为好友。对此，笔者不胜感激。2004年笔者在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参加了面试，很快确认一定不能错过与哈里森·瓦格纳成为同事的机会，从他那里学到的知识比自己预期的还要多。哈里森不知疲倦地反复阅读了该书稿，并挤出无数的时间与笔者讨论书稿中的观点。他的耐心、远见和乐于助人是最好的礼物。
特别幸运的是，三个重要机构（俄亥俄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与得克萨斯大学）的许多学者对书稿提出了重要的反馈意见。现在回想起来，若没有这些，xii笔者也许会疏忽或一笔带过本书的很多内容。感谢在各个阶段所有阅读书稿的学者，以及那些与自己激荡思想的朋友。非常幸运的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戴夫·罗、埃德·曼斯菲尔德、约翰·米勒（John Mueller）、蒂姆·弗赖伊（Tim Frye）作为笔者的学位论文委员会委员，给笔者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见。由此笔者仍然记得那最富成效的两个小时的答辩。感谢研究生院的同事们：戴维·贝尔斯（David Bearce）、保罗·弗雷茨（Paul Fritz）、约维·戈特翟克（Yoav Gortzak）、安德烈娅·格罗夫（Andrea Grove）、约拉姆·哈弗特尔（Yoram Haftel）、特德·莱曼（Ted Lehmann）、乔恩·佩弗豪斯（Jon Pevehouse）、克里斯·肖勒（Chris Scholl）。他们耐心地反复讨论了本书的最初观点。特别感谢凯文·斯维尼（Kevin Sweeney）：即使我们上同样的课程，以同样的速度进步，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思考方式却很不一样。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差异使本书变得更好，非常感谢这种长存的友谊。
感谢宾夕法尼亚大学布朗国际政治研究中心与政治科学系的博士后奖学金，因此笔者才能够有机会在两个方面扩充本项研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笔者就开始研究19世纪的全球化。艾弗里·戈尔茨坦（Avery Goldstein）促使笔者思考把自己的观点如何运用到东亚政治，特别是对中国的研究中。如果没有艾弗里的督促与支持，笔者也许不会完成本书的第8章。笔者非常感激艾弗里鼓励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因为正是这种鼓励丰富了自己的思想。笔者也要感谢戴维·鲁索（David Rousseau）与鲁迪·西尔（Rudy Sil）。当笔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他们两位总是不断地对敝人的研究项目或学术产生共鸣。
得克萨斯大学所提供的良好环境，使笔者能够完成这个研究项目。许多同事对本书非常感兴趣，他们帮助笔者艰难地奋力前行，或阅读了部分书稿，或对如何克服问题提出了建议。感谢佐尔坦·巴拉尼（Zoltan Barany）、加里·弗里曼（Gary Freeman）、尤金·戈尔茨（Eugene Gholz）、吉姆·格拉纳特（Jim Granato）、罗恩·克雷布斯（Ron Krebs）、罗布·莫泽（Rob Moser）、巴特·斯帕罗（Bat Sparrow）、德温·斯托弗（Devin Stauffer）与彼得·特卢布维茨（Peter Trubowitz）。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离开了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笔者仍然十分感谢这个执教团队。他们是贾森·布朗利（Jason Brownlee）、贾森·卡塞拉斯（Jason Casellas）、肯·格林（Ken Greene）、安迪·卡奇（Andy Karch）、埃里克·麦克丹尼尔（Eric McDaniel）、塔沙·菲尔波特（Tasha Philot）、约翰·塞兹（John Sides）、伊斯梅尔·怀特（Ismail White）与科琳·麦康瑙希（Corrine McConnaughy）。他们允许笔者在研究小组会上报告与交流该项目的大部分内容，对手稿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这使我获得了工作之外的许多快乐。特别感谢乔治·加弗利斯（George Gavrilis）、特里·查普曼（Terry Chapman），因为他们慷慨地贡献了自己宝贵的时间，xiii再三地阅读书稿的许多部分。笔者也特别感谢林（Tse-min Lin）就我对台湾问题的研究给予的指导与鼓励。感谢玛丽·洛夫（Mary Love）、奇史安·利奥（Chihshian Liou）、尤金·库安（Eugene Kuan）与马克·拉布雷利（Mark LaBrayere）的极大帮助。
许多美国之外的人士也对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帮助。感谢台湾文化与经济代办处休斯顿分部邀请笔者在2005年之夏参加中国台湾地区的学术代表团。感谢凯茜·陈（Cathy Chen）与安杰尔·刘（Angel Liu）在学术访问中提供的便利以及对所有关于中国台湾问题的解答。笔者的得克萨斯大学同事刘学成（音译）帮我组织了2005年对中国的访问。笔者曾经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进行研究，特别感谢史志钦、阎学通和袁玉红所做的许多周到安排。特别感谢得克萨斯大学两位研究生奇史安·利奥和尤金·库安在我2006年的中国台湾学术之行中的精心准备与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笔者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也感谢索尔兹伯里的马克斯（Marquess）允许笔者在第6章中引用其家庭档案。
笔者非常幸运能在各个阶段获得对这项研究的资金支持。美国哲学学会的资助使笔者能够在2005年之夏到英国进行档案研究。得克萨斯大学负责研究的副校长办公室为笔者的中国和中国台湾之行提供了资助。得克萨斯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基金准许我一个学期的学术休假，从而使我有充裕的时间完成书稿。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曾以论文的形式先期发表过，其中第3章和第4章的部分内容2004年曾以《和平经由贸易或是自由贸易？》为题在《冲突解决》杂志上发表。第3章和第9章的部分内容2007年曾以《和平与钱袋子》为题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第3章和第5章的部分内容2007年曾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战”前的全球化与冲突》为题发表在《世界政治》上。第10章的部分内容2007年亦以《大战略的复兴：尚未使用的美国市场权力》为题发表在《华盛顿季刊》上。感谢塞奇（Sage）出版社、布莱克威尔(Blackwell)出版公司、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与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允许笔者在本书中再使用这些论文。
最后，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家人，因为在撰写自己生平第一本学术著作时，他们忍受着一个研究生和助理教授所面临的挑战。我的母亲多琳（Doreen）与姐妹海迪（Heidi）始终如一地鼓励和支持我。她们知道我们长期以来所面临的挑战。实际上在项目开始之前笔者就可能无缘这个研究项目。我的妻子迪安娜（Deanna）非常大度地原谅我再三地未能按时赴约，而且不断宽慰我，从而使我能安心地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我十分欣慰能把这本书和自己全部的爱献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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