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4
本書2016年在颱灣上市,榮獲《亞洲周刊》2016年度好書。梁文道、劉瑜、《東方曆史評論》等閤力推薦。內地版本增加50幅圖片,全彩印刷,真實還原這個時代所經曆的逆轉、混亂與動蕩。
周軼君為國內讀者打開一扇瞭解伊斯蘭世界的窗戶,她作為華人新聞界中一綫國際經驗豐富的記者,帶來真實的中東與世界。作者既有專業的記者視角,也有細膩的女性視角,細讀中東的過去與現在,以及世界上其他充滿變革的地區,
作者遍訪16個國傢,與135位人物交談,寫齣一百多篇采訪,講述的並非變革原理,而是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故事。由獨裁者與小市民、軍人與信徒、男人與女人述說的真實故事,展現瞭變革之中個人的喜怒哀樂。
雖寫的是中東與西歐國傢,但對於作者而言,也在尋找自身問題的解答。體察不同生活、製度,均是為瞭重新認識自己心係的那片故園。後記中提到“我總是在彆人的街頭,聯想自己的廟堂。韆萬裏找尋大韆世界的,心裏其實都裝著一個故園。”
與中東的情緣召喚周軼君迴到齣發的原點:土耳其、埃及、巴林、利比亞、伊朗、尼泊爾……一站接一站,地覆天翻。尼泊爾改製、伊拉剋重建、阿拉伯之春、烏剋蘭戰爭、委內瑞拉的陰影、列支敦士登公投、英國女王存廢等全球重大變革事件在書中一一展現。身曆16個國傢,訪問135位人物後,周軼君由中東落筆,蕩至全球各大新聞熱點地區,她冒著性騷擾、歧視、甚至汽車炸彈的危險,為這個時代正在經曆的逆轉、混亂與動蕩,做瞭普遍描繪。她以客觀、真實、思辨的筆觸,記錄下每個人在曆史轉摺中的處境、變遷中的笑聲與淚影。拉開時間的距離,每一瓢變革的滋味,冷暖自知。
周軼君
劍橋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文學學士。CCTV“中國記者風雲人物”。曾任新華社常駐中東記者,鳳凰衛視資深國際記者、時事觀察員。
2002年至2004年,她由新華社派駐巴以地區,為*常駐加沙的國際記者。關於巴以衝突的文字、攝影作品獲多個國際國內奬項。2006年至2014年任職香港鳳凰衛視,繼續奔波在國際熱點地區,經曆尼泊爾改製,朝韓危機,戰後阿富汗、伊拉剋重建,烏剋蘭戰爭,南美民粹崛起,埃及、利比亞及巴林等一係列變革,也曾實地觀察美國與歐洲政治。
她的國際新聞分析、隨筆常見於FT中文網、騰訊大傢、《周末畫報》等。
隨筆《在埃及數駱駝》被收入上海市中學語文課本。
2005年齣版《離上帝*近——女記者的中東故事》。
前言
01 土耳其:善治經濟的政府
02 伊朗:不隻是伊斯蘭
03 伊拉剋:不安的現代化
04 埃及:三年之後
05 阿拉伯聯閤酋長國:“我現在就要”
06 敘利亞:解嚴之門
07 巴林:貧窮的富國
08 利比亞:真主,卡紮菲和利比亞
09 烏剋蘭:在巨人的陰影下
10 尼泊爾:紅色季雨中
11 委內瑞拉:離奇之邦
12 德國:重返正常
13 列支敦士登:人人都愛殿下
14 瑞士:直接民主的示範
15 英國:革命的起點
後 記
02伊朗:不隻是伊斯蘭
約公元前549—前529 年
居魯士建立波斯帝國,開創阿契美尼德王朝。
公元前330 年
馬其頓的亞曆山大大帝徵服波斯。
636 年
阿拉伯人徵服波斯,伊斯蘭教傳入。
1220 年
濛古人入侵。
19 世紀初
伊朗、阿富汗成為俄英博弈的戰場。
1890 年
納賽爾丁國王嚮英國商人齣讓全國煙草專賣權,引發宗教力量與巴紮商人聯手抗議。
1908 年
英國人在伊朗發現石油。這是中東石油資源首次被開采利用。
1926 年
軍官禮薩·汗黃袍加身,開創巴列維王朝。
1963 年
禮薩·汗長子巴列維國王實行親西方政策,石油美元收入滾滾,國內依靠秘密警察加強監管。
1979 年
巴列維國王一傢齣逃,伊斯蘭教士霍梅尼迴到伊朗,建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1980 年9 月
兩伊戰爭爆發,伊朗陷入8 年苦戰。
1989 年6 月3 日
霍梅尼去世,哈梅內伊繼任*高精神領袖。拉夫桑賈尼齣任總統。
1995 年
美國指責伊朗從事“恐怖活動”並秘密發展核武器,由此實施經濟製裁。
1997 年
改革派哈塔米贏得總統選舉勝利。
2005 年
保守色彩濃重的艾哈邁迪·內賈德贏得總統選舉。對西方態度強硬,堅持發展核技術。
2007 年
美國對伊朗進行更為嚴重的製裁。“綠色革命”遭到鎮壓,內賈德正式就職。
2013 年6 月
西方製裁步步加緊,伊朗經濟每況愈下。支持改革的魯哈尼在新的總統選舉中勝齣。
2015 年7 月
多年談判之後,伊朗與伊核六方(中美俄英法德)達成曆史性全麵協議。
3 個中年人在街邊演奏。唱的是波斯語,舒緩麯摺。主唱有時放下吉他,盯著過往的人放聲,肩膀微微震動。
“打倒美國”的宣傳畫並不容易找。走瞭很久,再打瞭一趟車,纔找到朋友推薦的這一幅,它已經成為德黑蘭人民反美意誌的標準像。
12德國:重返正常
東西相遇
形狀如玩具的特拉貝特(Trabant)車,列成一排,等待“民主德國之旅”。
這種貓腰縮頭纔能坐進去的小車,全身塑料,隻有兩缸,曾經是民主德國人*普遍的交通工具,但從訂購到取貨*長要等上16 年。柏林牆倒塌之後,特拉貝特車很長一段時間仍是民主德國人的日用品,20 年間,漸漸變成收藏品。眼前這些殘存的特拉貝特,多數保持軍綠色,也有些換上瞭戲謔的豹紋。
“你去後麵那輛大車辦簽證!” 柏林新聞官剋裏斯蒂· 坦茲勒(Christian Tensher)指著我說。
“簽證?”
“哈哈,彆太認真瞭!”說著,他塞過來一個蘇式軍用袋,裏麵是兩瓶Wostok ,以蘇聯火箭命名的飲料。
一輛運兵車被改裝成瞭媒體登記處。車廂裏掛滿蘇製軍服。幾個越南記者興奮地試戴皮帽。坦茲勒遞過來一張做舊的卡片:“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民主德國)通行證”,聲稱持有人可以去往西柏林。“拍照!”記者們手持一紙簽證閤影,坦茲勒給予鬼臉配閤。
“紀念柏林牆倒塌20 周年”的日子,政客齊聚,媒體雲集。新聞中心為外國記者準備的特拉貝特車隊,令記者本身成為路上風景,不斷有行人舉起相機,還招來瞭警車。“誰超速瞭?”坦茲勒通過無綫電,嚮每一輛*高時速60 公裏的特拉貝特喊話,“啊,原來是有比我們更重要的車隊要通過!”
20 年後,同樣是寒冷潮濕的11 月,柏林一片嬉鬧。俄羅斯套娃、翻毛帽子、民主德國警察製服,都是*熱門的紀念品,鐮刀斧頭旗在地攤上飛舞。
空氣中是香腸和熱紅酒(Gluhwein)的味道。施普雷河兩岸,大喇叭裏嘹亮抒情的音樂是英國紅星凱蒂·瑪露(Katie Melua)、美國樂隊紅辣椒(Red Hot Chili Pepper)的作品。露天大屏幕翻滾著時裝、潤膚露,還有紙巾廣告。“這些歌麯不過是娛樂,跟紀念活動沒什麼關係。”前一天,跟柏林市政規劃局的一個朋友走過這裏,她告訴我,柏林政府快破産瞭,無力單獨承辦國際盛事,必須抓到一切廣告和贊助。
“嘿嘿!簽證呢?”特拉貝特塑料車蓋忽然被人猛敲。一身軍綠大衣的瘦高小夥,大帽寬皮帶,掂著警棍,氣氛陡然驚恐:“這裏是查理檢查站 !”
瞬間,全車都明白瞭,這是錶演。小夥綳著滿臉嚴肅,要來每張假簽證,誇張地重重蓋戳:“德意誌民主共和國,2009 年11 月9 日。”
“要不要來點特彆照顧。”他拍打警棍。一圈相機攝像機包圍中,他不介意加演。“我們得走瞭,趕時間。”領隊催促著,假警察不再開玩笑,逐一蓋戳瞭事。
圍牆存在的28 年間,10 萬人嘗試各種辦法越界。其中1 萬人逃脫,201 人遭射殺。查理檢查站作為景點保留瞭下來。兩邊大街上,美國士兵和蘇聯士兵的畫像仍高高地對峙著。
一條窄窄的銅綫鑲嵌在水泥地上, 上麵刻字:“ 柏林邊界,1961—1989。”抬腳,就跨過。一切既輕又薄,好像20 年前發生的東與西的分割與閤並,不過是曆史的一個玩笑。
但是,走在勃蘭登堡廣場,隨便去問一個德國人,你就知道這個“玩笑”的分量。
柏林牆紀念處。
小夥綳著滿臉嚴肅,要來每張假簽證,誇張地重重蓋戳:“德意誌民主共和國,2009 年11 月9 日。”
蘇珊娜·哈更獨自來到這裏,就是為瞭“看看節日的勃蘭登堡門”。“當時我和丈夫被派到日本東京,在國有企業工作,國傢信任我們,是少數可以齣國的人……”她勸說丈夫從東京逃去聯邦德國。但丈夫不願意,命運的爭執以離婚收場。蘇珊娜帶女兒潛迴聯邦德國。剛開始躲在遠郊,不敢住柏林市。
離婚後3 年,柏林牆倒塌,前夫已經在日本另組傢庭。23 年來,蘇珊娜沒有再婚,仍冠著夫姓。她說:“如果預知會發生什麼,也許很多事情都改變瞭。”
日漸偏西,紅色天光,像一塊巨大的紗巾溫柔包裹著柏林。勃蘭登堡門的燈忽然亮瞭,頂上女神駕馭馬車的雕塑,好像突然被吹瞭一口氣,金光四射。馬首永遠朝東,指嚮俄羅斯或者蘇聯,因為柏林被認為是西方的*後一道防綫。
地上的婦人,在節日的廣場,慨嘆東西分割的荒謬。蘇珊娜的麵孔圓潤紅亮,現著飽滿的倔強。忽然,3 個年輕人手拉手蹦跳著,走過我們身邊。頭上套著紙盒,醉漢一般繞齣弧綫。他們的嬉笑、尖叫,挽救瞭哀傷的徒勞。
兩德統一後,蘇珊娜立即搬迴市區,“柏林人一定要迴柏林的”。她現在在(沒有瞭邊界的)東柏林教授德語,女兒在西柏林學校教書。蘇珊娜常嚮女兒提起,還是東邊的教育質量高。“芬蘭的學生水平全歐洲第一,因為他們拷貝瞭過去民主德國的方法。”蘇珊娜這樣認為。當年執意逃脫的身份,今天成瞭牢牢抓緊的認同。我問她心裏是不是仍然刻著“東聯邦德國”的分界。“兩邊的差距在縮小。”她笑笑,“統一當然是好事,你看,民主德國人默剋爾當瞭總理!”
“誰能料到那天晚上的事情呢!”20 年前那一天,23 歲的戴維·吉爾從東柏林去外地開會。身為基督教傢庭孩子,他嚮來被排斥在“體製”外,不能接受同等教育,永遠不可能有晉升的機會。
他父親是當地教會負責人。當時的民主德國,基督教勢力是*大的反對派,從事地下抗爭。統一之後,德國政府中第一批民主德國政治傢,正是來自教會,也就是現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Deutschlands 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前身,總理默剋爾所屬黨派。
“晚上聽說牆被拆瞭,第二天一早立即返迴柏林,我在鑿開的洞裏來來迴迴走瞭好幾遍,仍然不敢相信。”裹在黑大衣裏的戴維,藍色眼睛放齣光亮。身邊一個金色頭發的小女孩拉扯他的衣角。“不好意思,我女兒要迴傢瞭。她們剛從美國迴來,我妻子是美國人……”23 歲的時候,戴維還沒見過美國人。圍牆倒下後,他去瞭美國念書,現在是一名律師。戴維仍帶著東邊人的一絲拘謹,溫和親切。女兒踩著單腳踏車離去,響亮地講著英語。
20 年後,走在柏林的每一個德國人,都是一張曆史的碎片,隨風飄蕩。伸一伸手,你就可能觸動一段錯綜麯摺的人生。
廣場角落裏,一個戎裝青年的照片吸引瞭我:大蓋帽,雙目炯炯,頸上掛著勛章。一個頭發稀疏、上瞭年紀的人在旁邊抽煙。他在推銷這個青年軍官的自傳,英文注明寫著“Gerhart Schirmer”,“二戰”時期戰功顯赫的德軍中校,遭英國人活捉,送到蘇聯軍中關押瞭10 年。他稱,蘇聯人強迫他和其他幾個人在薩剋森豪森(Sachsenhausen)改裝毒氣室,僞造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現場。戰後,德國人對猶太民族的負罪感比海深,這本自傳成瞭禁書。
自行車邊的人猛抽著煙,雖然海報是英文寫的,他卻無法與我交談。我不知道他跟作者是什麼關係。也許這個故事太過敏感無從核實,自行車前少有人問津。但是無論如何,它忽然讓我想到,在柏林,糾結的不隻是東西對峙的冷戰。希特勒剛剛退齣舞颱,鐵幕就已降下,那些年裏,德國人連幕間休息的機會都沒有。
“我在東,還是西?”走在柏林,我總是問,這裏曾經是東柏林還是西柏林呢。除瞭刻意保留的幾條街道——馬剋思大街(當時叫“斯大林大街”)筆直寬闊,列寜廣場(現在改名為“聯閤國廣場”),兩邊是一望無際、一模一樣的公寓樓和毫無差彆的窗戶,方正、扁平、均衡、淩然。除此之外,對一個初來此地的匆匆過客,東西差異並不明顯。看到一傢法國餐館“慶祝開業25 周年”的橫幅,我想這該是西柏林。博物館雲集之處,必定是東柏林。“因為占領區是美國人劃的,他們對曆史古跡不感興趣!”有人揶揄。在民主德國主乾道“林登(菩提)樹下”,蘇聯的印記隻剩瞭俄羅斯航空標誌上的鐮刀。
然而,東聯邦德國的融閤絕非無縫。上海作傢陳丹燕曾經描寫特拉貝特汽車行駛在聯邦德國高速公路上的情形:
後麵跟著的汽車鳴喇叭,要它讓路,所以,它們常常是知趣地開在*慢的那條車道上。掛著聯邦德國牌照的車唰唰地擦過它們的身邊,用140 邁的速度遠遠地把它甩在後麵……雖然它們如願自由行駛在聯邦德國的高速公路上,隨便可以在任何一個齣口下高速公路,進入紐倫堡、斯圖加特或者漢堡,但它們反而變得局促而不快……
邊界初開,東西柏林經曆瞭巨大的經濟落差。20 年後,西柏林漸漸變為高檔住宅區,東柏林則因為房租低廉,成為整個歐洲年輕藝術傢的天堂。東柏林咖啡館的早餐以豐盛和漫長著稱,這裏無人早起,半數人口都是藝術傢。藝術傢提供不瞭太多稅收,柏林欠下很多外債,靠藉貸發展。柏林牆倒下之初,世界為之興奮,跨國企業摩拳擦掌,但是這裏不具備商業城市的氛圍,15 年後,索尼影視中心(Sony Center)黯然齣售。西門子盤算瞭很久,終於也沒有來。
失業率成瞭東西德國人互相指責的理由。聯邦德國人抱怨民主德國人搶走工作,民主德國人抱怨資本主義打碎鐵飯碗,讓他們失去瞭安全感。連德國的中東移民都抱怨自由瞭的東歐移民過來搶生意。
“相比10 年前,柏林牆倒塌後20 年,東西德國人的差異還是在縮小。”住在西柏林的貢特拉·揚森到東柏林探望女兒,我們在一傢餐廳鄰桌,攀談起來。1990 年,他嘗試在東柏林投資,損失慘重。盡管如此,他還是認同國傢統一是積極的一步。女兒雷娜特·賽博爾德·揚森生在聯邦德國,留學美國主修音樂,現在和大多數藝術青年一樣,居住東柏林。
“那麼,你現在是東柏林人瞭?”我問。
“不!”雷娜特幾乎要把嘴裏的意大利菜吐齣來,“Once Wessi,always Wessi(一朝聯邦德國人,永遠聯邦德國人)!我不過是住在東邊。”
她又重重搖頭,說“Ossi”(民主德國人)和“Wessi”舉止思維差異很大,不是同一種人。
“怎麼不同?”
“怎麼說呢,就是東邊和西邊,資本主義的人和社會主義的人,一看就知道瞭!東邊的人不會獨立思考,懶惰,還有些粗魯……不過,我不是沒有民主德國朋友啦,年輕人也在變,變得像我們……”
陳丹燕繼續寫道:
民主德國的知識分子說過:“我們並不是閤並,是西邊把我們吃瞭,可我們就卡在他們的喉嚨口,讓他們吐不齣,咽不下……”說這話的人,在冰涼的藍眼睛裏閃爍著蠻橫、恥辱、不屈和惱羞成怒。
前 言
近些年,地球上一些看起來穩定安全、一成不變的地方,接二連三動蕩起來。驚濤怒浪、山河變色的一章,發生在 2010 年年末開始的“阿拉伯之春”,並由突尼斯迅速波及埃及、巴林、也門、利比亞、敘利亞等。然而,稍微把視綫放寬些就會看到,突如其來的變革不僅限於阿拉伯國傢,2009 年伊朗“綠色革命”,2011 年俄羅斯人抗議普京,2013 年土耳其100 多座城市鬧翻天、巴西數十萬人上街、烏剋蘭總統齣逃,2014 年委內瑞拉、匈牙利……世上年年有示威,但如此密集、此起彼伏的抗爭之間,是否有共通之處?
一
“阿拉伯之春”聲勢*大,變化*劇烈,很容易被單獨歸類,被認為要麼是中東在地緣和宗教上百年恩仇的延續,要麼就是石油鬧的。
誠然,中東任何風吹草動,都會撕開舊衝突的瘡疤,但這一次,一種新的因素不但貫穿“阿拉伯之春”前後,更把這世界的不安分連成一片。
2011 年,埃及企業主艾哈邁德舉著受傷的手臂告訴我:“這不是為瞭麵包的鬥爭,而是關於自由。”他把那場革命定義為“中産階級抗爭”。在巴林,我看見人們開著奔馳、舉著iPhone齣來遊行;土耳其抗議爆發前10年,人均國民收入(GNI per capita,世界銀行資料,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翻瞭接近3 倍,國內生産總值(GDP)在全世界第15 至17 位之間,超過西方一些發達國傢。
這些年我走過的抗議現場,幾乎都能見到,不是吃不飽肚子的人揭竿而起,反而是經濟條件尚可的人,站齣來要求更多權利。國內生産總值反映宏觀經濟,而人均收入、貨幣購買力、失業率等綜閤考量,大緻可以衡量一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以“阿拉伯之春”發生前10 年計,埃及人均收入翻瞭一倍。突尼斯經濟增長有起伏,但以購買力計,10 年間人均收入增長40%,漲速*快的時期,恰恰發生在推翻本·阿裏統治前3 年。僅僅從資料來理解,兩國人民本該是“奔嚮好日子”纔對。
變革發生前,突尼斯與埃及的失業率雖然常年較高(10%以上),但沒有突然升高,埃及的失業率自2001 年以來甚至一路下降,隻在2008 年全球經濟危機影響下略微增高。也許有理由懷疑官方資料是否準確,但可以肯定的是,兩個*早發生政權更迭的阿拉伯國傢,革命前沒有齣現特彆嚴重的蕭條。經濟原因或有助推,但不能單獨構成抗爭的導火綫。
貧睏人口亦非抗議主體。2011 年,當開羅城裏的抗議如火如荼,我在郊外的“死人城”——貧睏人群聚居的墓園——看到人們猶豫旁觀,置身事外,大規模遊行爆發當天,“死人城”裏的一傢人正籌辦女兒婚嫁,對未來所求,不過是能不能搬進城裏住。
日子好過一點的人要求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利,在人類曆史上並不新鮮,18 世紀法國大革命、1848 年席捲歐洲的革命,乃至中國現代革命一開始也是由知識分子領頭,農民、工人後來纔成為主體。然而,這一次全球中産興起,潮流浩蕩今非昔比,一個深刻的變化正在醞釀:接下來的十多年裏,人類曆史上中産人數將第一次超過貧睏人口總和。
總部設在巴黎的歐盟安全研究所發錶“2030 年全球趨勢”,預言全球中産階層人數將從2012 年的20 億,增加到2020 年的32 億,到2030 年,更會增加到49 億。整個地球村正在脫貧奔小康。
二
討論這股趨勢帶來的變化之前,我們先要解決一個問題:誰是“中産階級”?字麵意思是社會中間段收入的人。但各國衡量標準不同,目前為止,並不存在“中産”定義的普世標準。經濟學傢們用來衡量“中産”的指標超過20 個,但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
其中,*寬泛的定義是“非窮人”。世界銀行劃定的貧睏綫,是每天可支配收入兩美元。如果在這個標準綫之上就算“中産”,那麼發展中國傢已經齣現30 億中産,但他們有的還沒有用上電和潔淨水。這個指標設定顯然太低瞭。如果以接近或超過發達國傢中等收入、每天可支配收入85 美元計,那麼全世界隻有12%的人算“中産”,這個標準又定得太高。
兩位曾在世界銀行工作的學者布蘭科·米拉諾維奇和什洛莫·伊劄奇,設定的中産收入標準獲得過廣泛引用:把巴西(發展中國傢代錶)和意大利(發達國傢代錶)2000 走齣中東:全球民主浪潮的見證與省思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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