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闽南地区地处东南沿海,制瓷原料丰富,烧窑燃料充足,交通条件便利。宋代以来,制瓷手工业发展迅速,窑场数量激增,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根据闽南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及宋至清代制瓷手工业面貌的差异,该区域可分为泉州沿海、泉州内陆、漳州地区三个区域性特点鲜明的小区,并从器物型制、制作工艺和烧成技术三个方面对各区典型遗存进行考古学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三个区域做了分期研究:泉州沿海地区可分为北宋早中期、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和元代四期,以烧造青釉、青白釉、黑釉和绿釉瓷器为主;泉州内陆地区则分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元代、明代早中期、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和清代中晚期六期,先后烧造青白釉、白釉、青花瓷器,尤以白瓷具代表性;漳州地区亦分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元代、明代早中期、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和清代中晚期六期,产品有青白釉、青釉、青花、五彩、素三彩瓷器等,其中第五期的青花瓷器*为兴盛。对比三区的分期结果,又将闽南地区宋至清代的制瓷手工业遗存总体归纳为七期,即北宋早中期、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元代、明代早中期、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清代中晚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整体来看.这七期遗存中,宋元、明清时期的制瓷面貌迥异,可将其归纳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通过闽南地区窑场分布的考察可知,其主要建于晋江、九龙江及其支流溪畔的山坡或台地上,且三区内各自形成了具有代表性、分布密集的中心窑场,即泉州沿海的晋江磁灶窑、南安南坑窑,泉州内陆的德化窑、安溪窑,漳州地区的平和南胜和五寨窑、华安和南靖的东溪窑。这些窑场在总体上则呈现出由沿海地区沿着河流渐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中心区域也随之变化,并先后出现了南宋中晚期、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两次生产高峰,反映了该地区制瓷手工业格局及其变迁。
根据闽南地区内部及与周边地区制瓷技术的对比分析,其*为突出的特点是仿烧和独创相结合,这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其一,各阶段瓷器受到了当时名窑产品的影响,主要是北宋早期的仿越窑青瓷、北宋晚期至元代的仿景德镇窑青白瓷、南宋中晚期至元明时期的仿龙泉窑青瓷、明代中期以来的仿景德镇民窑青花和五彩瓷,均为当时的主流产品,而这种模仿多是仅限于器物的品种、造型、装饰方面。其二,泉州内陆地区的德化窑白釉瓷器,自南宋晚期创烧以来,经元代的快速发展而逐渐形成独特的风格,至明代晚期达到鼎盛,尤其是瓷塑,因造型精巧、釉色莹白而享誉海内外,其对欧美地区瓷器的烧制成功也有着积极的影响。其三,闽南地区的烧成技术则是在本地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演变的,分室龙窑、阶级窑、横室阶级窑一脉相承,并影响到周边一些地区及海外的朝鲜半岛、日本等地。
通过闽南地区瓷器行销的探讨,可知海外地区是其主要消费市场。宋代以来,该地区产品藉港口之便而广销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中东、非洲各地,尤其是日本和东南亚,明清时期还大量输往欧美地区,是中国古外销陶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商品之一。从这一点来看,其不仅丰富和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生活用器,也刺激和带动了以泉州、漳州等沿海港口为依托的制瓷手工业的发展,并影响了瓷器的生产规模、产品特征。
总体而言,闽南地区宋至清代的制瓷手工业,作为当时海外贸易体系的“腹地”经济支撑之一,经历了一个从兴起、繁荣到收缩、衰落的过程,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外向型瓷器生产格局。这一发展历程,是一个生产与市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而连接生产与市场的中间环节——贸易则是其得以完成的重要条件。据此分析,以南安窑、磁灶窑、德化窑、漳州窑等为代表的制瓷手工业遗存,海域沉船与海外地区闽南瓷器的发现和使用,以泉州、月港、厦门以及福州、广州等港口和航海技术为依托的海外贸易,三个方面共同反映了闽南地区宋至清代制瓷手工业的面貌,从而构成了作为商品的瓷器从生产到贸易、再至消费的完整过程,并形成了该地区独特的手工业生产贸易模式。
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
一 地理环境
二 历史沿革
第二节 发现与研究简史
一 早期的文献记载
二 20世纪前半叶的认识
三 20世纪50-80年代的考古工作和认识
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考古工作和研究
第三节 选题依据与研究方法
一 选题依据
二 资料来源
三 研究方法
第二章 典型遗存的考古学分析
第一节 泉州沿海地区
一 瓷器的类型学分析
二 瓷器的制作工艺
三 烧成技术
四 分期及其特征
第二节 泉州内陆地区
一 瓷器的类型学分析
二 瓷器的制作工艺
三 烧成技术
四 分期及其特征
第三节 漳州地区
一 瓷器的类型学分析
二 瓷器的制作工艺
三 烧成技术
四 分期及其特征
第四节 总体分期
第三章 窑场分布与变迁探析
第一节 各区窑场的分布特点
一 各区窑场的分布
二 窑场的区域分布特征
第二节 闽南地区窑场的变迁
一 宋代以前
二 宋至清代
三 窑场变迁的一般特点
第三节 小结:区域性与阶段性
第四章 制瓷技术交流分析
第一节 本地区的制瓷技术交流
一 制瓷技术的历史渊源
二 本区域内的技术交流
第二节 与其他地区的制瓷技术交流
一 闽南与浙东、浙南地区的交流
二 闽南与江西地区的交流
三 闽南与北方地区的交流
四 闽南与闽北、闽中地区的交流
五 闽南与岭南地区的交流
第三节 制瓷技术的对外交流
一 朝鲜半岛
二 日本列岛
三 其他地区
第四节 小结:仿烧与独创
第五章 瓷器行销探讨
第一节 行销区域与瓷器品类
一 国内地区
二 海外市场
第二节 运输路线与相关问题
一 国内运输
二 沿海港口
三 海上运输
四 运输的相关影响因素
第三节 瓷器与当地社会生活
一 瓷器使用概况
二 使用个案举例
第四节 小结:外向型生产及其地位
一 外向型生产
二 外向型生产区域形成的条件
三 闽南地区外销瓷的地位
第六章 结语
一 制瓷手工业的兴衰
二 制瓷手工业的总体特征
三 生产组织形式
四 瓷器的生产与贸易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闽南地区宋至清代制瓷手工业遗存研究》:
3.第三期
南宋中晚期。磁灶窑青瓷制作更加粗率,产量大,但工艺走向衰落。青白瓷的生产也逐渐简化,主流产品仍是碗、盒类器物,胎、釉不如第二期精细,装饰明显趋于简单,多属简单刻划;装烧方法沿用上一期,并无改观。这一期较前一期发展起来的是广布于泉州地区的篦点划花青瓷,制作虽较为粗劣,但产量较大,主要是碗、盘类器物;胎质粗糙,釉色青泛灰、泛黄;其最有特色的是花纹装饰,流行篦点划花,多为变体花叶纹;仍采用龙窑烧造,装烧方法多为一匣一器的匣钵叠烧。
4.第四期
元代。磁灶窑青瓷衰落,而代之以风格迥异的白地黑花、白釉、绿釉、黄釉等多类瓷器,碗、罐、壶、军持等器类较多,以剔花、彩釉和釉下彩绘装饰为主,多采用M形匣钵装烧。青白瓷减少,器类碗、盘、洗、军持、瓶等,釉色灰暗,流行刻划花、印花装饰,装烧方法流行一匣一器、支钉叠烧、支圈覆烧、涩圈叠烧等。篦点划花类青瓷继续流行,器物相对变矮,釉色泛黄者居多,刻划较上一期草率,仍以一匣一器的匣钵装烧为主。
……
前言/序言
20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引人中国,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以解决中国考古学的实际问题。在此背景下,陶瓷考古也逐渐发展起来。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陈万里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突破了古代陶瓷器收藏和鉴赏的研究范畴,“走出书斋”,将传统古器物学中的陶瓷器与瓷窑遗址的考古调查结合起来,逐渐成为中国古陶瓷研究的新视角,开创了陶瓷考古研究新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瓷窑遗址的考古调查陆续开展并持续进行,考古工作者对耀州窑、磁州窑、定窑、钧窑、汝窑、洪州窑、景德镇窑、长沙窑、越窑、龙泉窑、德化窑、建窑、漳州窑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瓷窑遗址做了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学术成果,为中国古代制瓷手工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瓷器作为中国伟大的发明,在古代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也是陶瓷考古的重要学术课题之一,而这一问题的探讨又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与研究密不可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源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190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中国之丝绢贸易”有一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此后,“丝绸之路”之“海道”遂为一些学者沿用。但是,“海上丝绸之路”一词则是日本学者在探讨中国陶瓷的海外贸易之路时首先使用的。1968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使用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引,其立意和出发点便是东西方之间的陶瓷贸易与交流史,这在其另一部著作《海上丝绸之路一中国瓷器的海上运输与青花编年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则以中国陶瓷在海外各地的流布情况为基础,提出了“陶瓷之路”,这既是“海上丝绸之路”一类重要商品的贸易之路,又是中国陶瓷器广泛行销海外地区的生动写照,这一研究思路和学术视野对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影响极为深远。因此,可以说,中国古外销陶瓷的发现与研究是学者们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和直接依据。这也是古代沟通东西方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网络。
在这一学术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藉由泉州湾后渚港宋代海船发现之契机,学术界掀起了海外交通史和古外销陶瓷研究的热潮,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的成立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古船陈列馆)的建成开放、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的成立和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的翻译和编印即是其突出表现。随着陶瓷考古新发现和中外学术交流的增多,一批海外发现的中国陶瓷器(包括沉船出水瓷器)被引介到国内,同时国内的瓷窑遗址考古工作也为海外学者所了解,这便为古外销陶瓷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实物资料。窑址(产地)、港口、沉船和海外市场构成了探讨外销瓷生产和贸易的基础。由于泉州港、月港和厦门港的历史地位与时代变迁,以此为基础的瓷器外销问题备受关注。
闽南地区是中国古代瓷器的重要生产区域之一,窑场数量多,分布范围广。其产品以外销为主,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欧洲、美洲均出土或发现了该地区宋至清代烧造的瓷器,引起了中外古陶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闽南地区古代制瓷手工业遗存的研究,已成为国际性很强的陶瓷考古研究的前沿课题。然而,这一问题的深入开展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历史文献记载零星少见,仅能提供“碎片化”的历史认知;海外考古工作有限或资料获取困难,无法取得细化和具象认知;瓷窑遗址数量众多,面貌复杂,综合性认识欠缺,等等。这也恰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明晰的思路:从考古发现的制瓷手工业遗存出发,探讨闽南地区宋至清代瓷器生产面貌与演变、贸易和消费状况。基于此,本书通过考古学分析,建立起了闽南地区宋至清代制瓷手工业的发展序列和遗存的年代标尺(三区、七期),揭示了其兴起、繁荣、收缩至衰落的发展历程;通过对窑场遗址分布的考察,确定了各区的中心窑场和各时期的中心区域,阐述了闽南地区宋至清代制瓷手工业的格局和中心区域变动的规律;通过对窑场、产品、技术、销售、使用者的分析,探讨了其从生产到贸易再到使用者的一些史实;对闽南地区的制瓷技术交流、仿烧与独创、外向型生产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探讨了该地区宋至清代制瓷手工业发展的动因。
从产品的消费市场来看,闽南地区宋至清代制瓷手工业为外向型生产,制瓷技术中既多仿烧又有独创,产品既有传统特色又不乏异域风情,其可谓是中国古外销陶瓷的生产一贸易一消费模式的一个缩影。闽南地区的陶瓷器作为中国古代陶瓷海外贸易的重要货品之一,是宋代以来海外贸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因之,探讨中国古外销陶瓷,仍应将其看作当时常见的一类海外贸易“商品”,从商品生产和贸易的经济史角度来分析其瓷业面貌、窑场分布格局与历史变迁、海外市场与贸易途径、消费群体与使用方式等问题。这也是古代海外贸易体系下的外销瓷研究的重要视角,以此可以窥见海外贸易政策影响下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腹地”经济模式之一斑。
本书正是在此研究思路下,以闽南地区这个小区域瓷业遗存为基础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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