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纪念魏斐德先生诞辰八十周年

美国汉学三杰之一 魏斐德 成名力作

社会史与地区史写作的“典范之书”

用讲故事的方式，在历史中注入血肉和生命

解读时代变迁中易被忽略的底层百态

从“地方视角”到“世界视野”

重现中西文化碰撞下的社会裂变

内容简介

本书是魏斐德教授的博士毕业论文，研究清朝末年中国向近代转型的学术著作。清代中国的主要“大门”是广州，“陌生人”即外国人。顾名思义，《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与外国人闯入广州（中国大门）的历史有关，是关于鸦片战争外国入侵中国的。但这本书主要不以此研究为主，而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变化，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阶段的某些动向。

作者简介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汉学三杰”之一；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美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美国历史家协会会长、美国国际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会长。他的著作曾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1987年度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加州大学出版社颁发的1987年度伯克利奖和美国城市历史协会颁发的非北美城市历史z佳书籍奖。由于对中国史学研究的突出贡献，他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授予伯克利z高奖章。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曾盛赞魏斐德为当代杰出的中国史学家。

精彩书评

对于任何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人来说，从现在开始，魏斐德的书是他首先要读的重要的著作之一。——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

魏斐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伟大的成就和贡献是他的叙事能力。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中学者们发明了复杂的理论和晦涩的专业名词使读者们望而却步。魏斐德对于所有在学术中呈现的理论都谙熟于胸，但是他有讲故事的能力，在历史中注入血肉和生命力。他有一个小说家的想象力，他把这种特质和历史学家的精确性结合在一起。——夏多明 （Dominic Sachsenmaier，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

目录

目 录

第三部分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1850—1856）/ 109

第一章 阶级与宗族 / 111

第二章 华南的秘密社会 / 120

第三章 广东与太平天国叛乱 / 129

第四章 收紧圈子 / 135

第五章 红巾叛乱 / 143

第六章 清洗 / 154

第四部分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1857—1861） / 163

第一章 广州被占 / 165

第二章 广东团练总局 / 170

第三章 抵抗运动 / 174

第四章 离去 / 181

附 录 / 187

征引书目 / 208

本书主要人名译名对照 / 219

译后记 / 223

代后记：马克 布洛赫——一个历史家的肖像魏斐德（1962） / 225

精彩书摘

第一章 三元里事件

虎门沙角长城坚，元帅气傲自云贤。

黑夷卷席入平地，炮火夜落城楼前。

苦战身死关将军，坐视不救谁能怜？

广州妇女哭向天，白骨遍地群羊眠。

孙衣言，摘自《鸦片战争文学集》

1841年春，中国与英国隔着巨大的广州港互相对峙着。这是鸦片战争的第二年，是一个错误的开端和谈判失败的年份。1月，英国人对虎门要塞发动了又一次进攻，使中方损失了500 人、两座炮台和大部分战船。满人琦善看到，除了商议停火之外别无他法。《穿鼻草约》使英国人获得了香港、600万赔款和直接同广州的中国高级官员打交道的权利。但是不论北京还是伦敦，对这个结果都不满意。不过，英国全权代表查理? 义律上尉，仍努力坚持草约中的立场，直到2月26日中国新的防御措施激起英国人的又一次进攻为止。就在此时，琦善被皇帝的侄子、较为好战的奕山所代替。英军又占领了虎门要塞的炮台，老提督关天培壮烈牺牲，奕山的副手杨芳还是力图按照道光皇帝的命令消灭夷人。与此同时，双方再次举行了一系列无结果的会谈。英国军队越来越不耐

烦，逐渐逼近广州城。1841年3月18日，他们占领了商馆。面临着又一次严重的威胁，广州的中国官员同意恢复与英国通商。

3月份休战后，又有两个月审慎的监视和等待。中国官员们试图恢复他们被粉碎了的防线。琦善曾解散三分之二的水师以图节省开支，现在当局下专令征集“水勇”。在人口密集的东南与西南城郊，设置了特殊的防栅。还建造了炮艇，在佛山铸造了一门万斤大炮。援军从四川、贵州、湖南和江西开来，使本地的守备力量达到4.5万人。另外还训练了3.6万名乡勇。义律上尉及新到任的军队司令、陆军少将卧乌古爵士一直不安地注视着这一切。3到5月初，双方都认识到又一次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中国人则加速其到来。杨芳本想等到更多的援军再开始行动。但渴望取得一次辉煌胜利的奕山，在5月21日晚间就密令他的炮船袭击正停泊在城外的英国舰队。随之发生的水战状况几乎是可以预见的：在以后几天中，英国人击沉了71艘中国船，拆除了沿岸炮台，将水边地区夷为平地。但是，广州市中心仍未受到重大打击。尽管英国人在1840年占领了舟山，广州人仍认为如果夷人打算登陆，那么他们是打不过汉族和满洲步兵的。英国人也认识到，仅仅取得水上胜利是不够的，帆船、炮船、炮台等等，都可以重新修造。让这个城市屈服，才是他们最终要做的。5月25日早晨，当奕山准备迎战从南边来的敌人时，卧乌古将军的一支由印度及英国士兵组成的部队却乘坐新造的“复仇神”号在广州的北边登陆，穿过稻田，向东进军，占领了广州城北门外高地上的五座要塞，使得这些高地下方的广州城尽在其掌握之中。

5月27日早晨，当卧乌古正要离开营地，命令他的部队向广州城墙发起进攻时，一个信使追上了他，交给他一封义律上尉的信。广州知府余保纯已正式同意缴付600万银元赎城费，并保证奕山及所有的外省军队在六天内撤离。作为回报，义律已答应不破坏城市。卧乌古应中止进攻，并保持英国军队在高地上的阵地，直至条件得到履行。

将军很生气，马上回了一个口信：“你使我们置身于最危险的形势之下。我的士兵们不断被侵扰，我同后方的联系受到威胁，护卫队遭到袭击。我的部下必须继续观望，以免遇到更可怕的麻烦。无论如何，你可以相信中国人，我则不，也不认为可以有任何松懈。”

这时，三元里事件的舞台已经搭设好了。

1841年5月底，在那闷热、压抑的一周里，英国军队同痢疾、热病作着艰苦斗争，从高地上无精打采地注视着广州城。在他们的下方，伸展着11 世纪的城墙。城墙周长6 英里，高25英尺，厚20英尺，有16个城门，还有分散的塔楼。城墙后面就是旧城，那里有满人驻防区、巡抚衙门、金库、武器库和用花岗石铺成的狭窄的街道。旧城南边，有一长方形的地区，那是新城。它有自己的城墙，城内有总督衙门。城墙之外，向远处铺展着一片商业区。这里分布着货栈和富商住宅，一直延伸到河边及商馆地区，跨过河流伸入河的南岸。

这个城市人口很多——至少有50万。小贩、艺人、店主摩肩接踵。被每天可挣两先令工资所吸引而来的广州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卸下和搬运各种各样的涌入广州的货物：用潮州船运来的广东沿海乡镇所产的盐、鱼、大米和糖，广西来的大米、肉桂，云南来的铜、铅、宝石和黄金，福建来的陶器、烟草、蓑衣、糖、樟脑、红茶、雨伞，浙江来的丝绸、扇子和上好刺绣品，安徽来的绿茶，湖南、湖北及河南来的大黄等各种药材。

广州则输出燕窝、檀香和外国奢侈品。这里有6.7万名男人、妇女、儿童从事织棉布、丝绸和锦缎的工作。还有的工人生产粗糙的瓷器、劣质的玻璃，然后从水路把它们运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大的珠宝商号加工制作宝石、玛瑙、黄玉、珍珠——一年可赚几百万元。木匠们制作上好的玩具和家具。从南方进口的象牙在这里被雕刻成复杂而奇特的形状。这个城市像块磁石，它吸收进原料和人力，然后再把它们排出来。原料经过加工，价值变得更高了。

在珠江南边的区域，城区与富饶的三角洲地带和顺德县的冲积平原联成一气。顺德县的北端差不多都是些小岛，与珠江的无数条支流互相交错着。在更南边，则是世家大族的居住区，他们的子孙多在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任职。在这一片士绅住宅的周围，居住着小自耕农和佃户，他们是广东大量丝织品的生产者。

英国军队将视线从城市移开，向北面望去，就是著名的白云山。它把南海县和番禺县分开。苏东坡在他被贬职到南方的日子里，很喜欢到那里漫步；广州的诗人们也在那里举行诗酒比赛。山的西边，沿着大北门伸展出去的大路，坐落着“九十六村”。村与村之间隔着小山、稻田、树丛和沟渠。这是一个中等富裕的地区，长年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都有一小块肥沃的土地。夏天，城里的一些有钱人家会迁到这里来，精心构筑他们的乡间别墅。在这些村庄的中心，有一个叫三元里的小村，它与驻在高地上的英国士兵之间，隔着一连串的小山。

按照英国的军事标准，军队在驻扎在岸边的那8天里表现得非常出色。几乎没有发生争吵、酗酒、不服从命令的现象。但5000 名英、印军人无目的地散驻在乡村中，发生摩擦是必然的。无疑，英国人进行过抢劫。事实上，“洗劫”（loot）这个词（来源于印度语），就是英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首次使用的。征集粮秣更是家常便饭，如果某一户拿出了食物和牲畜，就发给该户一张保护告示贴在门上。三元里尤其受到这种骚扰。一份当时的报告就提到夜间巡逻的士兵毁坏大门和篱笆、抢走牲畜、偷走衣物的情况。有些农民或因英国人的枪炮掩体破坏了风水，或因英国士兵践踏他们的稻田而感到烦恼。但这些都还是小事，并不会驱使农民们走向暴力。另外两件事则严重激怒了当地的居民。

第一件，第37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的一个军官在参观一座名叫双山寺的庙宇时，挖开了一些墓，想看看中国人怎样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崇拜祖先的广东人不能容忍一个蛮夷军官的这种好奇心！后来的府志中列出了英军粗暴地抢掠庙宇，“挖开坟墓，乱抛尸骨”等五件事例。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亵渎行为更能使十分孝顺的中国人震怒了。他们认为，至少有一部分坟墓被挖是为了寻找珍宝。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第二类冒犯——强奸——是在任何军事占领中都会发生的。当时，英国人否认这类事。但是七年以后，任全权公使的德庇时爵士承认印度兵确曾强奸过三元里附近的妇女。如果说“孝”由于坟墓被掠而受到侵扰，那么“义”则更因为自己或邻居的妻子受到侮辱而被激起。加上对“黑”印度军队的种族敌对，当时遍布于农村中的激烈情绪可想而知。

1841年5月29日，一队英军巡逻兵在三元里附近的东华村停留。一些士兵强行闯入张绍光的家，并企图污辱家里的主妇，于是爆发了一场冲突。村民用棍棒、锄头武装自己，驱赶英军。他们鸣锣集合周围村子的农民，所有16到60岁的男人都用不同的武器（多数是刀或渔叉）武装起来，妇女们则负责按量分送食物和水。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这支装备简陋的队伍。人们在周围所有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埋设伏兵。次日早晨10点钟，烈日当头，5000名武装起来的乡勇在英军营地前的一座小山上集合起来。这一动作几乎在顷刻间完成。卧乌古将军让他的副司令布尔利少校负责英军主力的阵地，命令第26喀麦隆团、第37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和孟加拉志愿兵发起进攻。中国的义勇队立即后撤了3英里，似乎是被打退了。卧乌古将军看到他的士兵中有些人因为中暑撤出了队伍，就命令孟加拉志愿兵回到大本营去。中国的队伍仍留在原地。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了义勇队的行列。有从西北来的2000人，部分人还有枪；还有500名从石井来的受过训练的水勇。这样，在小山上就聚集了7500人。受到这些援军到来的鼓舞，中国人突然举起了旗子，冒着敌人的枪弹缓慢进攻。英国人后撤，重新集合起来。他们认为，必须在天黑以前打败中国人，不然中国人就有可能攻进他们的大本营。于是，下午1点钟，卧乌古将军命令发起总攻。哈菲尔特中尉指挥的第37马德拉斯团第3 连向左方行动，以打通与正向一个大村庄进发的第26喀麦隆团（15名军官、294名士兵）的联系。第37 团的余部向右运动，把中国人的防线逼退了3 英里。由于英军的大本营已基本安全，第37团开始后撤。就在这时，山里下起了夏季暴雨，把他们浇得透湿。猛烈的雷雨使英军不知所措，将军、参谋们与部队失去了联系，火枪也无法使用。被雨浇得睁不开眼的士兵们拼命想找到走出稻田的路。

“大雨淹没了所有的田间小道，我们面前是一片汪洋。有时，先导队会突然掉进很深的沟渠或陷坑中，这是没法防备的。雷鸣电闪令人胆战心惊。”在穿过棠夏村时，队形不整的英国人又遭到了中国乡勇的袭击，但他们边打边撤，成功地回到了高地。下午4点，他们终于又同卧乌古将军汇合到一起。不一会儿，第26喀麦隆团狼狈地回来了。他们也遇到了几乎同样的情况，并丢掉了队列中的最后一个人。直到这时，人们才发现，哈菲尔特中尉的连队并没有同第26团联系上；他们仍在外面，在7500名中国乡勇中间，在雨中彷徨。

下起暴雨后，哈菲尔特看不到第26团，就命令他的士兵掉头向城市进发。中国乡勇料到他的行动方向，派了一支由一个名叫严浩长的人率领的队伍，在牛栏岗附近的一个河边小村阻击他们。当哈菲尔特的连队成纵队沿着穿过村庄的狭长小路前进时，严浩长的队伍向他们发起了攻击。在混乱中，一个印度兵被长矛刺中。一个名叫巴克来的年轻旗手离开队伍去救他，严浩长领着人围住巴克来，用刀和剑向他发起攻击。另一名乡勇捡起旗手掉落的枪，尽管下着滂沱大雨，他还是用火绳点燃了枪，并打中了巴克来的胳膊。但后来，这名旗手还是被救了出去。英军在河对岸的小山上重新集合起来。这时，所有人的枪都已无法使用。虽然他们的刺刀很难抵御中国人的长矛，但乡勇们并没有逼近。突然，雨停了。英国人跑到附近小片矮树丛旁，组成一个四方的防守队形，使那些印度兵有时间取出帽子衬里来擦拭淋湿的枪筒，并装进新的弹药。当中国人开始逼近时，印度兵零零落落地发射了三四发子弹。这时，雨就像刚才突然停止那样又突然下起来，而且跟之前下得一样大。天已经渐渐黑下来。英国人摆出防守方阵，唯一的武器就是刺刀。乡勇们用火把封锁了整个区域，防止英国人从包围圈中逃跑。邻近的村子则送来了更多的援兵。

在这段时间里，英军主力派出了两连海军陆战队。他们装备了新式的布鲁斯维克（Brunswick）枪，它的碰炸帽不太怕潮湿。火把的亮光指引了他们。他们冲破包围，打散乡勇，救出了哈菲尔特和他的部下，并于晚9点钟回到营地。这一天，英军有1人被杀，1名军官和14名士兵受伤。

大批的乡勇是在获得了最初的胜利之后聚集到三元里周围的。5月31日早晨，当胜利的消息传开之后，又有1.2万名志愿者加入原先的7500人的队伍，并再次集合到高地旁边。与此同时，卧乌古将军对前一天的交战极其愤怒，他捎信给知府余保纯，威胁说如果敌对行动继续下去，他就将攻打广州城。

“终于，知府来了。他对将军保证说，这些农民的活动，当局并不知道，更没有批准他们这么做。他将立即派一名军官去命令他们解散回家。”然后，余同南海知县梁星源、番禺知县张熙宇及一名英军上尉摩尔一起，越过山梁向乡勇的集合地走去。当他们走近时，中国人拒绝摩尔上尉通过他们的队列，于是只有三名中国官员继续向前。据梁星源有名的叙述，官员们对领导乡勇的士绅们说：“已经签订和约了。这样，外国人就不会再进攻我们。所以，你们必须让他们离开。”他们警告士绅们说，他们必须为所发生的任何事件负全部责任。当农民发出抱怨和威胁时，士绅们却悄悄溜出了人群，回家了。失去了领导、没有组织的乡勇也只能慢慢地、不满地散去。

1841年6月1日下午，英军登上了军舰。广州城解围。这就是三元里事件。对于英国人，这不过是一场小冲突，在义律和卧乌古的正式报告中甚至都没有提起。但对中国人说来，这却是一场伟大的民众的胜利。充满着桃园盟誓色彩的英雄行为的传说，在事件刚刚结束之后就开始广泛传播了。按照当地的说法，三元里的锣声，在战斗之前把2.5 万人集合到一起。乡勇的一个领袖（也是一个诗人），后来描述了这一动人的场面：

怀清结忠义，

团练皆英翘，

分曹斗白战，

领队题红绡，

龙韬经指画，

虎旅整有条。

方志中所记载的官方统计是打死了10个英国人，这可能有些夸张。但还有比这更不真实的消息说有100个英国人被打死。两广总督祁埙本人还听说英国人付出了1 万银元以赎去在三元里死去的许多士兵的尸体。但是，报告、事实都是不重要的。问题是，这一代的广东人确信，农民军粉碎了英国军队的进攻。

三元里前声如雷，

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

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家田庐须护卫，

不待鼓声齐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

犁锄在手皆兵器。

乡分远近旗斑斓，

什队百队沿溪山，

众夷相视忽变色。

由于所有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报告都变成不准确的了。像当时的夏燮、梁廷枏甚至魏源等，也都夸大了这次事件的重要性：

……洋兵亦日肆淫掠，与粤民结怨。及讲和次日，洋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淫掠。于是三元里民愤起，倡义报复，四面设伏，截其归路。洋兵终日突围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帅日伯麦、霞毕，首大如斗，夺获其调兵令符、黄金宝敕及双头手炮。……义律驰赴三元里救应，复被重围，乡民愈聚愈众，至数万。义律告急于知府余保纯。……倘令围歼洋兵，生获洋人，挟以为质，令其退出虎门，然后徐与讲款，可一切惟我所欲。

中国共产党的史学家们赞誉三元里事件是不奇怪的。他们能够从鸦片战争屈辱的军事失败中，找出一次伟大的民众的胜利，只是由于清朝官方的怯懦才使它沾上污点。现在，在中国大陆，每一本儿童历史读物都有关于这次战斗的记述。每一块额匾，每一件三元里死者的遗物，都被广东省的地方文物局珍藏。此外，马克思主义者还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认为这是第一次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民族主义的；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农民领导的；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自发的。

对所有这些说法都应当进行再考察。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推倒如“原始民族主义”或“反对帝国主义”之类的说法，而是因为三元里事件对于之后2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震动华南的问题——如团练运动、太平天国叛乱、秘密社团、宗族争斗和反洋人运动等——来说，只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序幕。我们只有搞清楚三元里事件的意义，才能理解后面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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