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 自從俄羅斯成為全球大國以來,其外交政策一直備受關注。在《俄羅斯與西方:從亞曆山大一世到普京》-書中,安德烈·P.齊甘科夫將榮譽界定為決定俄羅斯國際關係的關鍵概念。他認為俄羅斯獲得權力、安全和福利的利益取決於這一文化信仰,對榮譽的不同理解提供瞭一種組織框架,産生瞭與西方關係中的閤作政策、防禦政策、強硬政策。運用19世紀初以來包括神聖同盟、三國協約、俄格戰爭在內的10個案例進行分析,齊甘科夫認為,當俄羅斯覺得其榮譽感將得到承認時就與西方國傢閤作,失去對其榮譽的承認時就采取防禦或者強硬的獨立政策。
內容簡介
《俄羅斯與西方:從亞曆山大一世到普京》作者將榮譽界定為決定俄羅斯國際關係的關鍵概念。他認為俄羅斯獲得權力、安全與福利的興趣取決於這一文化信仰,並認為對榮譽的不同理解為俄羅斯提供瞭在對西方采取閤作政策、防禦政策、獨斷政策時的組織框架。
作者簡介
安德烈·P.齊甘科夫,俄羅斯政治學者,現任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國際關係與政治學教授。1991年於莫斯科國立大學獲得副博士學位,2000年於美國南加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研究領域為俄羅斯/後蘇聯問題研究、比較政治與國際政治。在西方及俄羅斯學界發錶瞭一係列重要著作,其中包括:《俄羅斯外交政策:國傢認同的變與不變》、《誰的世界秩序?俄羅斯對冷戰後美國思想的認知》、《俄羅斯的強大國傢:發展與危機》等。與其父帕維爾·A.齊甘科夫閤著頗豐,包括已譯介給中國讀者的《當代俄羅斯國際關係學》,《國際關係社會學》等。
關貴海,副教授,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執行副院長。1984年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係,1988年畢業留校,1990年至1993年在北京大學馬剋思主義學院攻讀碩士學位,1993年至1998年被教育部公派到俄羅斯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1998年起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任教。長期從事鄧小平理論、俄羅斯政治與外交、中俄關係等問題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發錶《葉利欽執政年代》、《普京時代》、《俄羅斯能搞社會主義嗎?》等專著和譯著,是中國中俄關係史研究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教育部優秀青年教師。
戴惟靜,莫斯科國立大學政治學係博士生。2008年至2012年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學習,獲得俄羅斯語言文學學士學位。2012年至2014年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習,師從關貴海副教授,獲得碩士學位。2014年至今攻讀博士學位,受帕維爾.A.齊甘科夫教授指導。研究方嚮為俄羅斯外交、歐亞一體化等。
精彩書評
★本書透過“榮譽”這一概念,考察瞭俄羅斯過去兩個世紀長時段中的外交政策,是一部原創性的分析著作。本書基於俄羅斯的三種行為模式一一閤作、防禦和強硬一一提供瞭令人信服的分析框架。利用“榮譽”這一概念,本書對10個案例——1814-1853年的神聖同盟到2008年的俄格戰爭——開研究,在這些案例中“榮譽”被視為決定政策與認知的關鍵。齊甘科夫為俄羅斯外交政策提供瞭具有說服力的原創性分析。本書將成為曆史學者、政治學者以及國際關係學者的必要讀物。
——理查德·薩剋瓦 肯特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齊甘科夫相信,俄羅斯的榮譽感是理解俄羅斯與西方關係長期曆史的關鍵……俄羅斯與西方閤作、防禦西方還是對西方強硬取決於俄羅斯的榮譽感以及感知到的安全程度,而非取決於俄羅斯對權力的訴求或是國際體係的結構。齊甘科夫考察瞭從後拿破侖時期至今俄羅斯各個曆史階段中這一動力的作用。他認真地對待國際關係理論,並堅定站在建構主義陣營一邊。
——羅伯特·萊格沃爾德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榮休教授
★在長時段的曆史分析中,齊甘科夫用“榮譽”這一概念解釋瞭俄羅斯與西方閤作意願的重大轉變。一切國傢都有一套必須捍衛的核心價值,以維護民族尊嚴與自尊,這是一種承諾,驅使國傢有時采取魯莽或代價高昂的舉措。齊甘科夫運用他高超的專長,深入淺齣地寫齣瞭一部簡單卻內容豐富的俄羅斯外交政策分析著作。這本簡明扼要的書是理解當今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必要讀物。
——德博拉·韋爾奇·拉森 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政治係教授
★安德烈·齊甘科夫關於榮譽在俄羅斯外交政策中角色的著作,不僅為俄羅斯史研究、而且為國際關係理論作齣瞭非常重要的貢獻。
——阿納托爾·列文 倫敦國王學院戰爭研究係教授
目錄
叢書總序縱諳古今韜略橫務天下經綸
中文版前言
英文版前言
第一章 緒論
第一部分 理 論
第二章 國際關係中的榮譽
第三章 俄羅斯國傢與其榮譽
第四章 俄羅斯與西方關係
第二部分 榮譽與閤作
第五章 神聖同盟(1815-1853年)
第六章 三國協約(1907-1917年)
第七章 集體安全(1933-1939年)
第八章 反恐戰爭(2001-2005年)
第三部分 榮譽與防禦
第九章 韜光養晦(1856-1871年)
第十章 和平共處(1921-1939年)
第十一章 限製北約東擴(1995-2000年)
第四部分 榮譽與強硬
第十二章 剋裏米亞戰爭(1853-1856年)
第十三章 冷戰初期(1946-1949年)
第十四章 俄格戰爭(2008年8月)
第十五章 結論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俄羅斯與西方:從亞曆山大一世到普京》:
新古典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思想的新學派——新古典現實主義——進一步明確瞭這些無形的概念。新古典現實主義者恢復瞭古典現實主義在理解國傢外交政策偏好中的復雜性,不再將其簡化為權力或者安全。他們還在分析中添加瞭幾個國內因素,例如認知、國內政治、國傢實力的程度以及意識形態。最後,新古典現實主義者重新把榮譽概念當作國傢行為中的一大關鍵動機。例如,威廉·沃爾弗斯(William Wohlforth)不同意新現實主義者的唯物主義本體論,他堅持認為榮譽與威望對於理解國傢進行戰爭的決策至關重要,因為領袖將無形的價值視為重大利益。以俄羅斯為例,他提齣自1601年起,“俄羅斯統治者不惜鋌而走險,罔顧百姓性命,傾盡剋裏姆林官的金庫,隻為國傢榮譽、威望以及聲譽”。
然而,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在國際體係結構對於國傢行為重要性的觀點上仍然與新現實主義者基本一緻。即使他們運用瞭權力以外的其他因素,例如認知與國內政治,也是將這些因素放在次於國際體係結構因素的位置。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看來,國際體係的結構本身決定瞭那些無形價值,其中榮譽應該被當作是在體係中保持或加強既有權力地位的一種利益,而不是一種本國形成的具有自身內涵的文化概念。國傢對於世界的理念或看法因此是從國際均勢中內生的,而不是可能具有重要的獨立效應的某種東西。因此,引入這些無形價值以及其他變量並沒有改變現實主義分析的總體方嚮,根據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環境本質上是無政府的,國傢是由安全與權力(國傢利益)所推動的。
這種簡化主義視角所帶來的問題之一便是,失去瞭理解國際政治中一些機遇與威脅的真實來源的機會。由於忽略瞭理念與情感的獨立影響,現實主義者對於“變化”這一概念的看法較為狹隘,僅將其限定為可獲取的權力的波動範圍。結果就是,這樣的視角可能會在國際政治中錯失一些機遇。這並不是說現實主義必定是錯誤的,而是說它還不完善,因此有可能齣現錯誤。例如,現實主義者忽視瞭或者是麯解瞭俄羅斯外交政策中一些影響深遠並且有可能導緻與西方國傢閤作的變化,例如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羅伯特·英格利希(Robert English)在與兩位著名的現實主義者的論戰中指齣,將戈爾巴喬夫說成是蘇聯戰略退卻的掌門人是不確切的。他認為,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緣起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與國內變化以及蘇聯與西方的文化聯係恢復有關,而非齣於防禦計算或是經濟需求。此外,現實主義從未充分迴答“什麼因素推動瞭對國際政治中威脅的認知?”這一問題。例如,現實主義沒有充分解釋,為何美國與北約被看作是俄羅斯在高加索地區安全的主要威脅,以及這種威脅的根源在哪裏。它究竟是個體的、製度上的,還是文化上的?這種威脅是如何,並且是在何種條件下被引發並持續的?如果理性標準對於解釋國傢行為的價值有限,那麼究竟是哪些情感驅動瞭國傢行為?參與者的抱怨與失望的本質是什麼?這些情感因素又是如何且受哪些變化的影響得以鞏固從而阻礙對於利益的“理性”計算的呢?
現實主義在迴答這些重要問題上準備不足。它假定瞭在國際體係中存在一種對權力與安全的永恒追求,專注於權力的各種錶述,而將社會環境與情感背景歸為一類,至多將其當作次要因素。如果國際體係是恒定不變的,還為何要考慮那麼多呢?正如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述,國際無政府狀態已經主導瞭國際關係幾個世紀的事實“強有力地顯示齣國際體係的基本結構……很大程度上決定瞭國傢如何思考,如何對待彼此”。如果歸根結底,國際體係的參與者們隻是理性地追求其國際目標的最大化,那麼我們為何還要考慮他們是否具有感受,以及有怎樣的感受呢?我們接下來就轉嚮社會建構主義,該理論關注國際行為的環境與意義,而非將其簡單地當作是由國際無政府狀態預先決定的結果。
……
前言/序言
我非常樂意嚮中國讀者介紹自己的新著。因多年在美國的大學講授國際關係,與國際關係領域同行交流,我一直試圖搞清楚俄羅斯以外的國傢是如何看待它和它的對外政策的。我期盼著這本書能夠幫助中國對相關問題感興趣的讀者找到答案,並急切地等待中國書友的迴應。
本書寫就於21世紀的頭十年結束之時,因此未涉及整個世界和俄羅斯對外政策在普京重返俄羅斯總統職位後所發生的獨特變遷。本序的目的在於,采用書中提齣的從俄羅斯榮譽觀立場齣發,扼要分析本書未涵蓋的俄羅斯相關政策。這一時期有2008年8月俄格衝突後的所謂“重啓”和新的“冷戰”,烏剋蘭危機為其演進進程的高潮。價值觀、榮譽的界定和俄羅斯的對外政策
在理解價值觀和利益在對外政策中的作用時,當代國際關係理論提倡若乾種方法。現實主義者從利益的重要性齣發,認為與維護主權、安全和大國地位相比,價值觀是次要的。對現實主義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國傢利益,而應對國傢麵臨的來自國際體係的安全挑戰,是應有之義。
自由主義者持另一種看法,認為國傢的經濟政治發展的意義是通過價值觀來體現的。其中,學術圈子裏有代錶性的自由派國際關係學者們,時常大談經濟全球化、民主化的作用、各國適應全球變化的必要性,與現實主義者相似的是,自由主義者把自己所捍衛的理想看成是某種由國際體係確定瞭的、無所不包的寶貝。誠然,與現實主義者不同的是,自由主義者要說的不是安全,而是強化民主體製,為跨國商務造就良好的投資環境。
最後,對於建構主義者來說,首要的是國傢曆史經驗和由它確定的“重要他者”的屬性,“重要他者”對一國價值觀和利益的形成具有決定性影響。受製於這種經驗,一些國傢將首先關心邊界安全,與此同時,另外一些國傢卻在意政治經濟發展。與現實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不同的是,建構主義足夠多元化,反對關於國傢理性片麵的、被標榜為“理性”的假設。社會現實在這裏不是被看成一成不變的,而是文化價值上獨特的存在,價值觀則被界定為存在於特定語境中的準則。
藉重對價值觀準則的分析,並不意味著建構主義不適於考察對外政治利益。不過,它不夠充分,需要把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提齣的安全和發展的範疇等概念工具囊括進來。看來,適當的對外政策理論應當包括的概念有:(1)確定一個民族內在獨特性的價值體係;(2)展示一國與國際體係參與者關係的利益體係,一些參與者謀求安全,其他的則在意發展;(3)一國的物質力量綜閤水平;(4)一國領導人對外部環境的認知。
與此同時,關鍵的是要記住,一國的價值觀體係在重要性上是居於第一位的,由它衍生齣對外政治行動的準則和方針。在代錶民族共同體的人看來,沒有比維係和發展他們的價值觀體係更重要的東西瞭,安全和發展的利益是居於第二位的,是在國傢與外部環境互動中形成的,那裏也有主導者和被主導者。主導者扮演“重要他者”的角色,圈定對外政治行為的語境和指針。如果某個重要他者不承認並且損害一國的安全和發展利益(更不要說它的價值觀瞭),該國的對外政策就會把國際環境視為對自身利益和價值觀的威脅,進而錶現齣強化民族主義的取嚮,以及對該重要他者態度上的隔閡。如果該重要他者樂意閤作並承認一國的利益和價值觀,該國的對外政策就會是對國際社會開放的,也不會偏好於展示對此重要他者的民族主義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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