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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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松涛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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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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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介绍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58270
版次:1
商品编码:12180318
品牌:三联书店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81
字数:3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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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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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追求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既应该重视借鉴世界普遍的教育经验,也不能否定被历史证明了的“中国经验”。书中的这段历史昭示了,中国固有的私塾教育确实有不少弊端与不足,但也有与中国基层社会实情相契合的一面;外来的学校制度并非尽善尽美,还有可能橘化为枳,应尽力找到实现两者优势互补的新途径。

内容简介

晚近国人的教育观受到外来思想的深刻改造,对传统私塾与新式学校均有简单化的评判倾向,多视两者为落后与进步、野蛮与文明之争。无论对科举停废前大量存在的旧式民间学塾,还是从清末到民国所发生的私塾与学校长期的纠缠竞争,亟待进行深入、持平的研究。
本书不以成败的标准倒叙与评价历史,也不发思古之幽情,竭力重构当年的历史环境与历史观念,重建有关近代中国私塾与学堂之争的诸多重要史实,可为中国追求教育现代性的努力提供多方面的参考。

作者简介

左松涛,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2015—2016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访问学者,著有《变动时代的知识、思想与制度:中国近代教育史新探》、《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五册)等,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精彩书摘

科举停止,学堂竞立,人心摇动。1905年,山西举人同时亦是塾师的刘大鹏观察到风气已有替换,认为“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涣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
由于前途不再,以教授举业为主的学塾多有倒闭,塾师出路堪虞。10月22日,刘大鹏在太谷县城聚会,“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可谓观感一致。从11月日记开始,刘大鹏不断记录同行停业的消息,11月3日记“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2月25日记“顷闻同人失馆者多”,次年3月19日记“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借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
类似情形,在其日记中不断出现。这不是山西一地情形,可资印证的是,1906年湖北鄂城学子朱峙三也注意到:“县市教书先生今春学生甚少,盖各生家庭均观望城内新开之三堂小学也,纷纷问讯。”
该处小学堂所招学生,基本在十四岁以上,甚至三十多岁者亦有多人前来报考。《图画日报》则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报道清末上海新年出现的新现象,称:“新年已过学堂开,学子莘莘鱼贯来。宝贵光阴休混掷,各将子弟快栽培。新学昌明旧俗除,不须香烛把诚舒。皮包一个携将去,上课钟鸣即读书。讲堂优礼谒先生,脱帽鞠将右手擎。不比昔时须下拜,磕头习惯幼年成。笑煞村儒尚训蒙,赵钱孙李教儿童。一心只望新生至,开馆收来贽见丰。”
【插图一】
《开学堂》,《图画日报》第196号第7页
一旦失去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稍有风吹草动,塾生也就可能弃学塾于不顾,或转学到一般来说设学地点更为安全的学堂中去。艾芜曾回忆,“我的祖父和父亲他们,对于读书这一道,早已厌倦了,并不希望我在读书方面,有何成就。事实上,科举既没有了,读好了书除了教学生而外,确也使他们看不出读书会有多大的出息。他们不勉强我读书,不鼓励我发愤,我也就趁能偷懒的时候偷懒,马马虎虎地读读算了。心里一点也没有起过大志向。”
影响所及,部分的家塾、族塾及若干同业公会所办的学塾或改办学堂,或直接停办。例如,温州“自学堂之设,向有之数十金、数百金之家塾,皆不复存立”。族塾设立本意,以培养宗族人才、振兴宗族为宗旨,正如学者多贺秋五郎指出的“实际上宗族教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它只是为宗族自身。所以王朝交替也好,异族统治也好,族塾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但是,清末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宗族、同业公会等办理的学塾也逐渐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性质发生改变。宗祠等公所机构最为方便办理学堂,是公私两利,朝廷官员及报刊舆论都有一致看法。
尽管不少民间学塾因为各种原因停闭,但学塾之于学堂,总体上看,优势还是非常明显。新知识人声称学堂的种种优越之处难以落实,而私塾诸多所谓难以克服的“弊端”,在普通民众看来,却并非问题。
新知识人认为,学堂是陶铸国民的大工场。然而无论是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难以实现,只是空谈。一方面,民众未必认知自己肩负有“国民义务”,也不认为入学堂读书是“义务”之举。有人感叹将“国民义务”这类观念通过演说等手段灌输给民众之难,“你说的话若是程度稍微高一点,他们就不明白了。就让是他明白,你说甚么是爱国,甚么保种的些话,他听着也没有甚么旨味。久而久之,他们看着同讲耶稣教一样的,谁也不去听了。”
即使同一阵营中的知识人,也不认同学堂是造就“国民”之地说法。1906年,王国维因丁忧回籍浙江海宁,地方绅士上门请其担任劝学所总董,谋划学堂普及。王国维却断然拒绝,理由是“今吾邑已有之校,教员称职者十不得一二……以如此之学校,如此之教员,欲以造就国民资格,盖亦难矣。吾家有儿童及学龄矣,宁委诸私塾,而不愿遣之入公校,其奚以劝人?”
民众对于兴办伊始的新式学堂,往往视其为固有的义学,是救济贫民子弟之所。浙江湖州民间就将初等小学等同于义学,认为是下流阶层子弟的专利,相戒不入。
1906年,桐乡知县对乡民演讲的白话文可作印证:
本县仰遵圣旨,要在桐乡各村,并多设乡学。已经会同学老师并绅士,筹集经费,挑选本地品性极端、文理好的先生,派往各村庄,教导你们的子弟。先生的束修,全在公款里支送,不要你们再出分文。从前逢年逢节应送先生礼物,现在也不一概要你们送格哉。……此番请的先生通是热心热肠,极肯用心教导的,决不像从前的义塾,有名无实了。……快把子弟送到学堂去读书罢,快把子弟送到学堂去读书罢!
知县苦口婆心劝学,声称学堂的许多妙处,但在民众看来学堂实际都与原有的义学运作非常类似。学堂教习“会同学老师并绅士”挑选而来,义学塾师也多是如此派定,学童家长均无权主动参与选择。学堂不要先生束修,也不收年节礼物,也是义学具有的慈善性。该知县极力说明学堂“决不像从前的义塾,有名无实了”,恰好证明普通乡民的确将“学堂”与义学对应。不但浙江一地如此,内地各地情形如出一辙。据余家菊回忆,清季湖北黄陂“其时小学一切皆公费,且月给零用钱数百(文)。乡人视为平民学校,多不肯入。”
1908年,直隶视学员调查武清县的学务状况,称该县大良镇人民“知有义塾,而不知学堂之名称”,下九百户村人民“不知有学堂,并不乐闻学堂二字”。
次年,直隶的视学员注意到学堂与私塾学生精神面貌截然不同,反应出社会不同阶层的分别:“各私塾学生,气象多秀静者;官小学生,气象多粗野者。风气不开,于此可见矣。上中社会,皆以疾视学堂,宁令子弟入私塾,而私塾之人数日加多。中下社会,非不崇私塾,强令子弟入学堂,而学堂之人数日加少。”
新知识人认为,学堂所教授各种“科学”是营谋生活的最佳场所。实际办理过程中,“科学”威力却极为有限,以致构成学堂形象负面化的要因之一。刘大鹏式旧读书人心目中,大多认为学堂“以科学为随从洋人,有违圣教”,固然偏激,但他们对学堂教授的某些知识不满,却不能说毫无道理。刘大鹏1905年日记写到“学堂者外洋各国之民也,其中一切章程全遵日本之所为,最重测算、技巧、格物一门工艺也。讲求工艺之精巧,非吾人所谓格物,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学术之坏,不知伊于胡底耳。”
他敏感体察出新式学堂与中土学塾,教育理路存在差异。新式学堂注重实用,将知识分门别类教授,不以一师为范围,学生转益多师,师道尊严大失。旧有学塾强调道德教育,单纯的知识授受,仅是教育的一部分,学塾以一师为中心,所习以老师德行文章为模范,是所谓“师教”。两种教育理路本各有所长所短,并非一方绝对高明。不过,学堂初兴,所谓“科学”大多流于表浅,甚至买椟还珠,在移植、传播过程中变形,不仅可能失去原有精义,甚至格义附会,乃至谬种流传。清末先读家塾,后入学堂的郭沫若后来回忆,学堂课程极其零乱,“凡是新式课目与数学、格致之类,教师都不能胜任。对于我自己在家塾里已经学习过的人尤其不能满足”。他在小学堂、中学堂读书时,感兴趣的仍是固有的经学之类。由于学堂学风糟糕,他“开设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自暴自弃,吃酒的习惯是在这时养成的”。郭沫若后来所读四川嘉定中学堂,教学比原先的高等小堂更差:
新开设的中学,更是一塌糊涂,笑话百出。讲地理的人说朝鲜在中国的南方,讲博物的人把乌贼的嘴当成肛门,甚至连讲国文的人,不懂得“望诸君”是乐毅的封号,而讲为“盼望你们诸君”。一位英文教师把日本正则学校的课本来教我们,几个拼音就教了我们半年。在这儿不是读书,简直是养老。
即或学堂教授的“科学”较之民间学塾所学要精深高明,但多数学生毕业之后,其学问在社会生活中很难发生作用,成为无法实践的屠龙之技。1908年,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原南洋公学)斋务长陆瑞清撰写《学生服劳说》一文,论说学堂学生不适应本土社会。新知识人对兴学堂以救亡本寄予很大希望,此时希望却逐渐转变为失望。文章首先指出学堂虽未遍设,但数量已多,“沿海各省邑各数十矣,府各数百矣,其学童之列籍者更数千数万矣,民智稍稍开,科学稍稍具矣”。但是“试问国也族也家也,其可免于亡焉、灭焉、丧焉否?曰,仍付不可知之数也。”答案是“学生大半皆惰逸者也”,追索原因,主要是学堂风气所致,学生所学“科学间有精深,而豪华之意气深印于脑纹,一见旧社会之状态,皆以野蛮目之”。在毕业之后,难以得到社会认可,“某邑高等小学学生数十人,毕业后介绍入商。不三月,而尽行见逐矣。商界中人誓不收学堂学生为徒弟。某女学校之某某出嫁后,不知烹饪、缝纫之职,而见恶于翁姑,贻笑于戚族。某镇之人誓不娶女学生为媳。”陆瑞清建议,学堂课程应作改变,学生要从事劳作,“女子中学则于正课手工之外,加应用之缝纫、烹饪焉”。只有这样,学生毕业后“其能力足以应用,其见解足以识时,其处置得宜己,合适者生存之公例,决不见绝于人群。”
这篇文章首先在《申报》刊出,又在四川《广益丛报》登载,两年之后,还作为商务印书馆所办《教育杂志》的“社说”出现,其指出的问题深中肯綮,又难以轻易解决。可见,清末的学堂多与普通人群相隔阂,见绝于实际社会生活。
无独有偶,几乎同时有名为董云龙的北洋师范学堂学生上书当局,指陈普通乡民仍送子弟入读私塾,宁愿废学也不入学堂的缘故。他注意到,直隶宁河县小学堂忽视学生的习字教育,所学的“算术”,仅停留在纸上作业的笔算,而不讲习生活需要的珠算。学生毕业之后“写不能写,算不能算”,“其无力入中学者,欲就他种职业,每不免有所遗憾”。他以自己以前任教私塾的经历为例说明,最初教书时,以“读书、习字、作文三必要”,但当地乡下人情却以“能写能算”为尊贵,因此前来就读的学生寥寥无几。揣摩之后,“于三必要中特重习字,又创设珠算教授法”,来学者逐渐增多,年胜一年。
新知识人宣传,塾生在私塾读书多年,国文不通,学堂的成效较为明显。然而,经过短暂实践,情况恰好相反。1907年,《中国日报》有文章指出广东学堂中琳琅满目的各科教学,实际只有形式而无内容,“若夫所谓学堂者,则大率虚声纯盗,袭外貌而不计实功。新学既未贯通,旧学转致抛荒。其学科则贪多务得,以耀外观,其章程中如物理、图画、天文、地理、唱歌等等,五花八门,有如赛会。究其实,则教物理者多不通算术,教图画者只合儿戏,有学科而无教员,亦何必以多为贵也。”而私塾科目虽少,但至少语言文字教学基本过关,“夫寻常蒙塾,如谚所谓子曰馆者,其胡闹者固居其大多数,然亦不无认真训迪,令儿童粗解国文。虽学科未备,新学欠缺,然通解国文,乃中国人之本务。”两者对照,差别明显,“迩来小童入校数年,而国文多全然不通,反不如蒙塾之奏效者”。文章的结论是小学堂学科应归于简易。
《中国日报》为同盟会香港分会的机关报,素持革命立场,撰文者当非守旧之人,其说法较具客观性。这一观察,多有旁证可资参证。1909年,京师举行高等小学毕业考试,不仅“经学、国文无一佳卷”,而且“各堂学生于经学、国文殊少合格”,最后追究原因,在于“均系教授未能认真之故”。
学生经学、国文程度急剧下降,旋即引起督学局、学部注意。1909年,《教育杂志》刊出评论,报道扬州办理学堂之人,却不让其子弟到学堂读书的怪异现象,“某君言,正初返里,偶遇学堂职员数人,谈及学堂办法,某君告以欲令子侄入某某学堂。群阻之曰,学堂绝无成效,万不可进去。余等非期君,余等之子弟固不令入学堂也。某君久在申,固知学堂之益者,闻言颇骇异。诘其故,答曰,学堂不主背诵,不施夏楚。君试思,读书而不背诵,果能记忆乎?不施夏楚,学生果有畏惧乎?吾恐入学堂数年,将字亦不识矣。君疑我言乎?君试往吾校一观即知其故矣。余与君至好,故进此言,愿留意焉。”
郑超麟的后来回忆,印证此事不假。他生于清末福建龙岩书香之家,其幼年学习经历是:“本县已经有了官立小学堂(入民国后改名县立小学校);祖父是校董之一,父亲是会计,是校产管理人,但很奇怪地没有允许我们兄弟进学堂读书。学堂已经毕业了甲、乙、丙、丁四班,我们和若干同地位的人家还在私塾读书。”
1910年3月20日,《申报》“清谈”栏目发表时评称:“人家儿童,每有入学堂一二年,转返而延师课读者。此其何故欤?岂不以学堂教法未善,儿童之就学者,有纷心而无进步,其父兄乃翻然变计欤?凡有教育之责者奈之何弗思。”
作家艾芜回忆自己经过在其祖父所开办的私塾一年的学习,读完了“四书”和《诗经》,“在乡下人看来,一年能读这么多的书,那是比新式学堂划算多了。在新式学堂至多只能读六本,两本国文,两册修身,两册算术。而且都是薄薄的。而且算术在他们眼中,还不能算是书呢。”
学堂教学不主背诵,重视讲解,对于理化科目的教学比较适合,但对于汉语识字阶段的教学而言,若不注意成诵,教学效率明显不高。利用儿童机械记忆力强的特点,不断重复、大量识字,是私塾在识字教学上比学堂高明的地方。
不仅在知识层面,学堂脱离了本土社会,就是日常生活也体现出有所区隔。作家穆木天回忆自己童年的经历,对清末吉林学堂的恶感犹在,称:“巡警队与洋学生,这是当时的二横。我永远不忘的,就是那些学生好打人,就是军警都怕他们呀。学校门口,挂着两根红漆的军棍和四个虎头牌子。所谓虎(头)牌子者,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板,上边是画着一个横横势势的虎头,下边是四个红圈圈,每圈里是一个大大的黑字。那四个虎头牌子上的字语是‘学堂重地,禁止喧哗,倘敢故违,定行究办。’每天,学生大概是不读书,除一二一二地下体操而外,就是聚在门口,一边吵闹着,窥视着行人,如果有人走过来——当然,对士绅们,学生是不敢问津的——学生就开玩笑,说屁话儿,如果反抗或者是不能静而受之的话,那他们可真是要‘究办’了。几个学生按着,乒乓地就是二十军棍啊!”比较起学堂印象,穆木天“在私塾,寂寞虽是寂寞,可是没感受着苦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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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展现出晚清到中共中国成立之前这段时期内中国教育的挣扎,可破除一般人对于私塾和学堂的固有认识。史料丰富,论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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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的品质值得信赖,加上活动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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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真的很棒,感觉可以提高我的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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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单今天就送到啦,包装很精美,挺满意的啊,是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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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角度,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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