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1.散文爱好者 2.喜欢文史阅读的读者 3.青年学子 作者的文字看似寻常,却干净、耐读,在某种意义上复现了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小品文风貌。本书是畅销书《晴耕雨读》的增订本,本次修订删除了少许旧作,增补了近20篇新作。内容更加充实,主题更加集中。
内容简介
《晴耕雨读》(增订本)是一组干净耐看的读书随笔,其识见、态度、趣味、语言,呈现出高水准的均衡。历史碎片熠熠生辉,人文风景处处可见。作者遣词造句极为讲究,看似不经意,却有着经年累月读写打磨出来的功夫。作者选取梁启超、顾颉刚、胡适、钱穆、沈从文、陈寅恪、张君劢、阿伦特、本雅明等人文学者,将中外古今的学问人生汇于一炉。正如余世存先生所说:“任何情况下,读写思考、弦歌不辍都是我们活着的依靠。而晴耕雨读,正是文明社会*为自然惬意的生活状态。冠生先生示范了一条花开满目的道路。”
作者简介
张冠生,生于1954年,祖籍江苏,现居北京,学者,供职于民盟中央委员会。做过费孝通先生的助手十多年,深受费老先生田野调查的熏染。曾在《读书》《东方》《随笔》《天涯》等刊物发表文章,出版《乡土先知》《世纪老人的话:费孝通卷》《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远古的纸草》《纸年轮》《过去的先生》《锦书来》等作品。
精彩书评
我的朋友里,冠生兄人有古风,文字功夫也好。他的文章纵贯古今,真可谓无话不谈,无所顾忌。
——沈昌文
那么多的书,热闹者可以执一而万言,冠生先生却多半在短短的两三千字中交代几种甚至十几种书。他是真正的读书人。他舍弃外界的喧嚣,直接跟文本对话,跟人生对话。这样的读写生活虽然寂寞,却是真正自在自由的生活。
——余世存
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郑愁予
目录
自序 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 001
上辑 诗书丧,犹有舌
顾颉刚聚书散书 / 003
钱穆著作作基石 / 007
梁启超痛责学界 / 011
陈寅恪清音独远 / 016
胡适的“不苟且” / 020
宋云彬的爽直 / 024
闻一多的书桌 / 028
李约瑟的馈赠 / 032
李方桂的语言天才 / 038
葛传槼:为原版牛津英语词典挑错 / 042
陈望道:《共产党宣言》全译第一人 / 046
张恨水:何止“鸳鸯蝴蝶派” / 051
储安平:慢慢实现理想 / 055
叶君健:改造“红宝书” / 059
瞿同祖:只想再写一本好书 / 063
千家驹:期待真话蔚然成风 / 070
洪 业:“季世儒者” / 077
曾 琦:“退而著书立说” / 081
李 璜:翻开书,好好用功罢! / 087
左舜生:在学论学,在政言政 / 094
张君劢:民国宪法之父 / 100
吴 晗:学术渐远,政治日近 / 106
沈钧儒:我是中国人 / 111
陶行知:一切从晓庄开始 / 119
孙伏园:中国副刊之父 / 125
丰子恺:不可思议的神迹 / 131
苏步青:东方数学明星 / 138
胡愈之:何须正本清源 / 146
顾 准:“谁也弄不清我到底想些什么” / 153
费孝通:未了的心愿 / 157
江村八十年 / 162
整理费先生晚年谈话 / 176
真气灌注的百岁老人 / 182
百年清流 / 187
潘光旦逸事 / 192
诗书丧,犹有舌 / 203
下辑 感谢所有的记忆
费正清的民国视角 / 211
美国的明恩溥和英国的苏慧廉 / 215
戴高乐:“重要的是两代以后人们的想法” / 219
高尔基的异端言行 / 223
法捷耶夫的绝命书 / 227
爱伦堡回避了什么 / 231
阳光般的阿伦特 / 235
本雅明的黑色笔记本 / 240
维特根斯坦的老套 / 244
伍尔夫为艾略特当排字工 / 248
普利策:“专咬特权的猎犬” / 252
海伦? 凯勒:人类世界里的神迹 / 256
博尔赫斯:“我总觉得二十世纪不那么美妙” / 260
萨尔茨曼:流亡书籍的庇护人 / 264
纳粹焚书之夜 / 268
苏联“黑皮书”事件始末 / 272
感谢所有的记忆 / 276
后记 / 280
精彩书摘
梁启超痛责学界
梁启超为朋友出书作序,写出的序言篇幅太长,成了另一本书,这本书又回请那位朋友作序——这段学界佳话,早就耳闻,却只是耳闻。多年里,似乎知道,但知也不清,说也不确。严格讲,还是不知。直到得见该书,细读书首三篇序言,又顺着蒋方震的名字延伸出的线索去读《蒋百里传》,才算大体弄明白了这段掌故。
蒋方震,字百里,是民国初年的总统军事顾问和保定军校校长,有“现代兵学第一人”之称。蒋在军事理论上是高手,热心国防建设,文化上的兴趣也很浓,主编过《浙江潮》杂志,参加有文学社团,从事新文化运动。
1920 年,蒋编写出《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作序。梁责无旁贷。这本书的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
梁、蒋二人早有交往。以年龄论,梁长九岁,蒋视梁为“谊兼师友”。梁却不肯以师自居,呼蒋为“老朋友”。梁在北京办的《庸言报》及其主编的《大中华》杂志,凡是关于军事的论文,都是请蒋执笔。1918 年底,梁组团出访欧洲,选各方专家同行,如外交的刘崇杰、工业的丁文江、政治的张君劢、军事的蒋百里、经济的徐新六等。
这次欧洲游历为期一年,他们似有“天降大任”之感,在出发前的一天晚上作竟夜谈。言语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反思过往,规划未来,决意从此告别官场,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梁在后来著述的《欧游心影录》中记录当晚的情景道:“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在巴黎期间,梁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大感兴趣,自己出题目,请法国名流逐一讲解,并嘱蒋作记录。后又嘱蒋把记录的资料整理成《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作为“共学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便是蒋请梁作序的来由。
梁一向视自身所处的时期为“文化昂进之时代”,把清朝的学术发展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既为蒋著作序,“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于是,梁荡开思路,纵其史笔,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历史流变。半月之间,写出洋洋洒洒三十三节文字。文中贯穿的一泻万里之势,让人想到“醒时兀兀醉千首,应是鸿蒙借君手”的状态。
待序文收笔,梁发现自己写出的文字已经与蒋著的篇幅相当。他觉得“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本来约定的一篇序言,生生被梁写成了一本书。原定序文,只有另写。
梁原来就有写《中国学术史》的宏愿,打算分成五部来写:先秦学术、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学术。这篇“宣告独立”的长序,从内容上看,应属于原设想中的第五部,即《清代学术史》。但在动笔之初,梁没有独立著书的想法,所以,虽可以成书,体例上却有诸多不惬意处。梁觉得史书不能如此简陋,却又懒得改动,因为这个缘故,出版时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封面的书名旁边加括号说明系其“中国学术史第五种”。
1921 年2 月,该书的初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序言由原来请梁作序的蒋百里作。蒋在序言中说:“清学之精神,与欧洲之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接着,他提出了在“清学发达之历史中”看出的几个大问题。一是西方科学东来之势在康熙以后突然中断,二是致用之学后来转入经典考据,三是戴东原理欲之说倡导启蒙却遭当世冷落,等等。蒋由此直陈时弊,如“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呼吁“当世君子有以力矫之”。
梁著成于蒋序之前,书中文字却响应了蒋的呼吁,足见志同道合。《清代学术概论》洋洋洒洒六万字,梳理三百年间发展脉络,指出了晚清学术的笼统、肤浅、凌乱之病。其痛切之语如下:
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
这话说在九十年前,似发于当下。如今的学界人士若能认真读读,不知会作何感想。
陈寅恪清音独远
“清音独远”,这是《陈寅恪的最后20 年》一书作者在书稿收笔时的浩叹,沉重到无以复加。该书初版封面封底全黑底色,也给人一种如铁似铅般的沉重感。
当年深圳读书月评选“30 年30 本书”,先是读者海选,然后圈出百本,继而业界复评,最后专家终审,《陈寅恪的最后20 年》铅铸铁打,无以摇撼。终审现场几轮投票的气氛使人相信,即便只评出10 本,也会留住这一本。
如此众望所归,该能给人些安慰。清音虽远,毕竟还能听到,还有人愿听。
陈寅恪的最后20 年,始于1949 年。当年和略早些时候,大陆学界名流各奔东西。远走美国者如胡适,去台湾者如傅斯年,到香港者如钱穆。陈先生不作美国之想,坚辞台湾之请,亦因平生鄙视殖民地生活而不往香港,于是选择了广州岭南大学作寄身之所。
一介书生,所求不多,无非一张安静的书桌。为求安静,他看重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优容雅量。也是为求安静,他放弃了到中国科学院当所长的机会。
当时的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号称“新史学”的权威,陈寅恪则是“旧史学”的代表。新中国初建,新社会初始,郭沫若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陈寅恪则甘愿冷在岭南。“他认为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
1953 年底,郭沫若写信邀请陈寅恪到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职。陈寅恪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二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他的道理很简单,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真正的学术研究无从谈起。
几年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赢得知识分子的由衷服膺。如果承认这方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则陈寅恪的主张应代表一份思想资源。
陈寅恪坚持的道理,本属常识,但在学习马列声势浩大的1950 年代初,在言必称马恩列斯的气候下,却显得惊世骇俗,很难被正确理解。顾准曾感叹过“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实在可怜”。太多政治因素非正常地介入学术研究时,连时代都可怜,何况学人?
视力正常的许多学者“闭着眼睛”,倒是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看得清楚,学术该怎么搞,学人当如何做。他深知“不宗奉马列主义”必被很多人视为离经叛道,不能见容于世,才想到请毛泽东或刘少奇以手谕表示恩准,作挡箭牌。
看得透历史,自有看现实的清醒与深入。明达如陈先生,何尝不知那一纸证明书绝难开出。“牌”未必要得来,“箭”却是要多少有多少,随时伺候。既如此,仍坚持,无非是再次申明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一以贯之其学术研究生涯,至死不渝。
联想到陈先生写过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会觉得其要求在表明自己的研究立场时,或许更有一层深意,即要提醒“最高当局”注意,“现在政权”既已开出新中国,国中若仍能为学人留出学术研究的空间,则须遵从最基本的规律,允许乃至倡导学人保持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半个世纪之后,一个引发社会热议的问题是:“我们这么多年里为什么培养不出学术大师?”原因或复杂,答案应简单。陈先生早就说过了。无奈清音独远,庙堂难得一闻,江湖上也不大听得见了。
《陈寅恪的最后20 年》,使某些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段岁月成为观察、研究其人的一个特殊角度和时间单位,在出版选题上开了风气。十年后,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长廊与背影”书系面世,诸如《周作人的最后22 年》《傅雷的最后17 年》《梁漱溟的最后32 年》《陈独秀的最后15 年》等等。可见此风仍有余绪,只是单纯跟风之作已无多可看。可叹如今,不仅大师清音独远,连能真切记录大师清音之作者也不容乐观。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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