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2-29
著名建築師、學者唐剋揚精心擇選十座城市,細細描摹,獨特解讀,曆述城市在人類文明坐標係中的種種可能。
作為一位資深的研究者,作者並不企圖迴答“城市是什麼”這樣的大問題,他嚮你細細描摹的是十座不同時空中的城市,具體而微的城市,進入我們視覺和心理經驗的城市:西安,徽州,雅典,元上都,威尼斯,德纍斯頓……“左圖右史”。在本書中,城市並不簡單“是什麼”,它既是我們給它起的名字,也是它所經過的事變的痕跡;既是永存的,又是變化的;既是客觀的和身外的世界,又是我們感受到的一切。
唐剋揚,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碩士,芝加哥大學獲藝術史碩士,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獲設計學博士。建築師,城市研究者。著有《從廢園到燕園》、《美術館十講》、《樹》等。
引子:看城市看
1 西安:又見長安
2 北京:霧中和牆內
3 徽州:傢在黃海白嶽間
4 雅典:曆史之下,現實之上
5 洛陽:彆處青山
6 元上都:金色的荒城
7瓊佳臧比:天颱之路
8 威尼斯:水中的和水上的
9 紐約:紐約的晝與夜
10 德纍斯頓:被修復的曆史
結語:無名的故鄉
徽州:傢在黃海白嶽間
很多人知道徽州,也驚羨於它美輪美奐的村落,卻也有很多人將“徽州房子”誤會成“鄉土民居”,不知道徽州曾經是華東腹地的大邑,安徽省名的來源。其實,這批房子拿到任何地方去都當得起精美建築的聲名,它不僅代錶著現存的中國古代營造中的極高成就,對它的誤解,恐怕也直接反映著古今中國“城市”的不同圖景。
要解釋徽“州”的特彆不能僅看那城垣裏的一圈。徽州是一個獨特的中國地名,多半是因為其中混閤瞭兩種不同的因素:自然與人工,地理與文化——說來也很奇特,埋沒在大山裏的“天上都會”得名於曆史中的截然不同的一“頭”一“尾”,“一尾”顯然是因為黃山,以至於長期以來很多人都知道雲海中的景點,而忽略瞭山腳下的城市;與此同時,“一頭”也就是這座城市的起源,按今人的習慣,城邑自然關聯著財富所係的地産,但徽州的曆史名譽卻和外來者好奇的建築“傳統”關係不大。
盡管每個地方都會誇耀自己的曆史源遠流長,實事求是地說,徽州在中國文化的版圖上姍姍來遲。它有著非同一般的齣場。
從秦漢的“大越徙民”和“百粵之兵”開始,徽州的先民有相當一部分是從北方,中原等陸續遷入的移民,要說本地有多少悠久“傳統”是很難談得上的。《嘉靖徽州府誌》開篇寫道,“秦郡於彰,迄於宋元,名命屢更”,這座城市文化的實質騰達還是始自中晚明的經濟動力,由於耕地稀少,徽州人紛紛外齣經商,“徽之俗,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厭焉”。除瞭壟斷鹽、茶、木材等特許行業,徽商還經營典當這樣的生意,聚利捷便卻不免遭人痛恨,於是“徽州朝奉锡夜壺”之類的調侃紛至遝來。徽州人有瞭銀子,亟需改變自己的形象,也重塑人們對於這座偏在內陸的城市的印象,雖然大量財富砸在今天人們熟悉的“不動産”——徽州建築——上,對於嚮外推銷而言,房子卻是最後纔引起人們注意的事情。
當時的徽州人已經踞於文化工業的“上遊”,由水路,外齣“打工”的人可以很方便地去往長江三角洲的富庶前哨,“徽州畫派”早期的著名代錶如李流芳和程嘉燧,就曾客於餘杭或是吳中,那時的徽州尚無令自己底氣十足的文化,但是他們卻有人手、熱情,以及金錢,徽州刻工和吳越書商的閤作是其中經典的段落,齣現瞭類似《西廂》《三言》《二拍》的名作。也就是在此時期,徽州齣現瞭自己的“收藏傢”,在這方麵甚至後來居上,反客為主,於是,當清初的《四庫全書》輯佚各種民間版本的時候,“後七子”之首王世貞的著作《書畫題跋錄》在傢鄉婁東都找不到,隻能求助於徽州的私人收藏瞭。
徽州人顯然不滿足文化“幫閑者”的定位,他們既希望“走齣去”,也願意將風流世界“請進來”,標誌是這一時期的本地文人和外來者有瞭引人注目的交往,丁雲鵬,詹景鳳和鬆江文人的交情便是明證。徽州文化人雖不甚有名,但是他們卻樂於做東,最著名的一次,是在政、商兩界均有交情的“黃山主人”汪道昆邀請王世貞和江浙文人一百餘人造訪。在那個交通不便和公共空間匱乏的時代,這種動靜委實著實不小,連活動的場地都是臨時租賃而來,既有專資彆情,客人自然不能白來,一次次的“雅集”正是徽州人嚮外確立自我身份的大好時機。
首先是如何確立一個“地方”的概念。徽州府府城(歙縣縣城)隻是一個麵積有限的小城,不圓不方,城山相錯,所謂“大大徽州府,小小歙縣城”,它顯然不能涵蓋分布在上韆平方公裏轄區內的各種精美建築——它們從位置經營上而言是“村落”的,質量卻是古代“城市”的標準。如果再說到徽州的“名片”黃山,就更不是尋常城市空間尺度可以界定的瞭,一般人們說到的黃山地跨四縣,也即歙縣、黟縣、太平和休寜,連帶北邊的旌德、績溪和南邊的婺源都稱得上是廣義的“徽州”;另一方麵,不像那些有著鮮明地標指示的城市,徽州地方的意象也不好清晰地界定,比如“黃”山和“黃”色並無關係,同是徽州的“黟”縣倒是指涉著真實的“黑石山”的“黑”,說明“黃”實則和人們對它的觀感無關。
和一般城市不同,“山中”所界定的空間本不易確鑿,李白說:“黃山四韆軔,七十二蓮峰。”使得本地聲名大噪的幾座山頭,“黃山”,“白嶽”本身並不相連,延亙數百裏,它們所指的更多的是連綿的山勢而非確鑿的“地點”——這或許也說明瞭一個實質性的問題,這裏的“徽州”地名,從一開始就是種概括性的人文指涉,仿佛今天“象”而“徵”之的“logo”設計,並不是真實而完整的自然地理,黃山雖然著名,卻不等於哪一座具體有數的山頭。黃炎培曾經給黃山做過一個完整的定義:
“……黃山山脈……自贛浙間之仙霞嶺摺而為浙與皖休寜界之馬金嶺,迤西而為扶車嶺,為婺休間之塔嶺,為婺之浙嶺。餘自景德至屯溪過浙嶺即此。再西為婺休之平鼻嶺。為張公山為婺休兩邑與江西界之率山。摺而東北為祁門之天馬山,為祁休之間之安息嶺,為黟祁之間之榔木嶺。復摺而西北為黟祁之間之西武嶺,為釣魚嶺。復摺而東北為黟與太平間之羊棧嶺,再東遂為黃山之太平而南歙焉。復東北行終於吾江蘇之寜鎮……”
徽州本地文人打造的,實則是一座子虛烏有的“天都”。黃山的“黃”,指的原是在此飛升的“黃帝”,為此還要拉上一座“白”嶽,也就是休寜不那麼有名的齊雲山,好湊成對子。“黃帝”的附會雖然查無實據,的確反映瞭人們對於世外仙源的經意想象。因為徽州既乏古跡,又無鮮明的文化傳統或是有特色的民俗,由把曆史推嚮太古和洪荒而使其“悠遠”,營銷的定位堪稱準確瞭——這種文化營銷在徽商頭腦的組織下有闆有眼,並非低級的街頭叫賣,前述汪道昆的那次東南“雅集”,據說陪同一百多江浙客人的便有二百多精選齣來的本地士子,他們既是因其地利的嚮導,也是隨時唱和的高級“伴遊”——當然,這種賽詩隻是一種“友誼賽”或是“錶演賽”,對買單的主人客人們也當有點“客氣”,但不管怎麼說,“新安佳山水”的精準選題有效地衝淡瞭鄙陋遠地的不利印象,在十七世紀的徽州登山,如同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人的“壯遊”(GrandTour),或是二十世紀後半葉攀登珠穆朗瑪峰,一時間成瞭時髦。晚明造訪徽州的,包括“性靈派”的領軍人物袁宏道(萬曆四十六年,即1618年),以及大名鼎鼎的錢謙益,他在明亡前三年(崇禎十四年,即1641年)登山。
外來者對徽州的美諛之詞不是“東南重鎮”“新安大邑”,而是“非人世”——“非人世”顯然不是指徽州商人的甲第,但並非是全然陌生的火星,而是人類世界的圖景疊加在自然之上。錢謙益1641年的黃山遊記之中是如此描寫的:
度雲梯而東,有長鬆夭矯,雷劈之僕地,橫亙數十丈,鱗鬣偃蹇怒張。過者惜之。餘笑曰:“此造物者為此戲劇,逆而摺之,使之更百韆年,不知如何槎枒輪囷,蔚為奇觀也。吳人賣花者,揀梅之老枝,屈摺之,約結之,獻春則為瓶花之尤異者以相誇焉。茲鬆也,其亦造物之摺枝也與!”韆年而後,必有徵吾言而一笑者。
二十餘年前,袁宏道的觀感與此相仿,麵對天都峰的壯麗景象他寫道:“……如懸畫軸”。可見這種“非人間”的比附不是嚮“上”而是嚮“下”的,由自然又迴到人世。將陌生的風景比喻為巨大的“摺枝”,造物的“盆景”——這些都是文明中心區的江南市鎮纔有的,並非新奇,但在這荒莽的山野,它們失去瞭原有的尺度,超越瞭有限的時間,變得使人驚悚,蔚為大觀。在為自然尋求一部這樣的“曆史”的時候,也就是山中原來無甚可書的“人”的文化得到落實的開始。
沒有今天的攝影手段,除瞭文人的詩作和遊記之外,刻畫本地形象最甚的,就隻能是十六、十七世紀開始大量湧現的那些繪畫和木刻作品之中的徽州“圖像”瞭。最早“發現”徽州的是外人的眼光,《三纔圖會》中風格化的黃山,更像是受到早先類似作品比如《黃山圖經》的影響,而不是取材於實際地點的景緻,最好的例證就是,盡管很多圖像的作者都是徽州人(例如畫傢詹景鳳和李流芳),兩種《黃山圖》均未提及任何具體的黃山地名,這些地名在後世同類的畫作中卻一再齣現。就在《三纔圖會》印行不久,杭州書商楊恩曾齣版瞭《海內奇觀》,裏麵有130幅類似的木刻版畫,包括代錶徽州的黃山。這本書依然是典型的地域閤作:刻工是徽州人,但畫傢陳一貫卻是杭州人。這本書裏的黃山幾乎就是《黃山圖經》的翻版,畫中的地名和實際情形不盡對應,有時還和書本身提供的文本有明顯齣入,比如依據書中的描述,“青鸞峰”和“紫石峰”應該是相連的,“煉丹峰”和“鉢盂峰”相屬,但是在畫中它們卻為其它山峰分隔,明顯不是一對兒。
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很顯然,晚明人,甚至是本地的徽州人對於黃山的瞭解也是有限的,少數文人雅士的登山並不能使得大山等同於他們的城市,但是現在山——自然的某種錶徵——成瞭識彆他們文化身份的一種有效手段,也就是“自然”成就瞭“文化”。但這種“自然”首先是風格化的文化圖符,沿襲圖繪藝術既有的慣例,其次纔是一個真實的地理空間,而為瞭與某種渺渺仙境的感受相匹配,它反倒要和“自然”的真實麵貌拉開距離纔好——比如,真實的“蓮花峰”和蓮花隻是粗似,但《海內奇觀》中的蓮花峰卻被畫得正如一朵蓮花,全然忽視瞭真山的形貌。一些徽州文人在解釋這類做法時,強調的並非“自然”而是“人文”,仿佛他們故鄉的山水也是應這種風流淵藪的需要而生的。例如,文士吳庭簡就認為,黃山簡直就是天地間戛戛獨造的一件書法“作品”——“凡遠山皆作草書,畫眉筆意,而黃山獨作隸書,鐵畫棱曾,百裏外便與諸峰迥異”。
王爾德說:“生活模仿藝術”。從自然中“認齣”什麼本是藝術史中一項悠久的傳統,既不獨獨“中國”也非徽州獨有,然而將一整個地方,一個沒有明確起止的自然空間強烈地綁在一種藝術風格上,這卻是徽州——以及黃山——的個案中極為突齣的,迄今如此,以至於我們想起雲海怪石的時候,總會下意識地想到這裏。事實上,藝術史中的“徽州畫派”正是如此而成就的藝術風格,它和地方有關,其中的自然不僅僅是一個真實的“舞颱”,而且也是一類圖畫再現風格的由來——這些都是區區“徽州”小城無法盡括的,因此,有人建議使用“皖南畫派”來指涉這一藝術現象——因為很多以“自然”為題的畫傢不是徽州人,也不見得僅僅畫徽州,也有人建議使用徽州畫傢們自己使用的“新安畫派”——新安江是流經浙皖南部的一條主要河流。最後,人們發現還是使用“黃山”畫派這個名詞更加閤適,正是包括這些藝術傢在內的文化人們,讓從荒野“藉來”的自然最終喧賓奪主,成瞭徽州更強有力的象徵。
由徽州官紳和士子推動的文化-自然之旅確實成功。但是也有人識破其中強烈的經濟因素,或說相當“功利”的自我營銷目的,這是“人文和自然”的對立之外,徽州的山水名片的又一重疑難。著名的戲麯傢湯顯祖便寫下瞭一首詩:
欲識金銀氣,須從黃白遊;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
“無夢到徽州”——含有今天引用率極高的“廣告語”的這首詩,在它初次齣現的時候分明帶著幾分譏刺,“黃”“白”也是“金”“銀”的代指。但“無夢”不意間也說明瞭“彆處風景”(otherspace)的遙不可達,或是米歇爾·福柯所說的“異邦”(heterotopia),對於一個“彆處風景”而言,信詞鑿鑿地說“去過”纔是自相矛盾,屐痕“到處”也是不盡可信的。因為一種“自然”是確實的,是真實的人類去所,對於這種風景的再現會是基於相似性的,如同攝影圖片那般準確,在當時也隻有徐霞客那樣的旅行傢纔能賞識;第二種“自然”就沒有什麼具體的內容或是實際活動,它是某種“圖標”,構成一個空洞的,不甚可見的紀念碑。雖然當時已經粗鑿遊山的道路,但是以錢謙益59歲的高齡,“去過”和“到處”卻是形式大於內容瞭。
使得“黃山畫派”的命運峰迴路轉的,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變,那就是明清之際滿族入侵者對江南文人的血腥屠戮,讓主流和邊緣的態勢暫時發生瞭某種波動,原先風光無限的錢謙益之流忽然失勢吞聲,而那些不甘心在異族統治下的文化人或是直接捲入瞭抗清鬥爭,或是被驅趕到偏僻的徽州山中,成瞭所謂“遺民”。
“遺民”也可以稱為“逸民”,一種是閤法地逃遁於俗世之外,或者齣傢,或者成為道士,還有一種是暴力和非暴力的不閤作,拒絕接受異族權力的管轄。至少在個人姿態上新法統的這一批社會邊緣人,需要有更強有力的姿態錶明他們和新王朝的不閤作,如此,營造“彆處空間”的意識突然間變得更具有吸引力瞭,甚至也脫卸瞭“金銀氣”的俗調,成瞭精神解脫的不二之途。這樣,“自然”不僅僅在物理上是一處逃離的去處,在心理上亦成瞭逃離的去處。
矛盾並沒有因此消除。“彆處空間”並不是純然自然的,它依然是一個不可進入的場所。作為一個新的“非人世”的紀念物,山中一層是天荒地老,宇宙鴻濛,一層卻是是人間的物象,隱喻著失敗的王朝。還是錢謙益在明亡前登山時所看到的那樣,自然在可畏的尺度轉換裏成瞭(人類)“世界”,這種兩麵觀讓窮荒的魅力倒是增強瞭——由南明的孤臣轉入佛門的僧人檗庵正誌便是目睹瞭這種新的“二元圖像”:
黃山集韆仞數百仞削成之峰,凡韆百置一望中:如天子有事於圜丘方澤,而羽林執役扈也;如修竹園林,一旦辱於斧斤,而新篁怒生也;如瀟湘日夕,有船聚泊,而叢檣指天也。
僧人正誌的觀察與其說是讓他息心於林泉,不如說是釋放瞭無限的怨懣。他的描述裏充滿瞭快速變幻的物象,它們不是旅遊者關心的甜美明信片風景,而是如同他本人的經曆一樣帶有大開大閤的戲劇感。“有事”天子的羽林扈衛,園林之中“辱於斧斤”而怒生的新篁,“叢檣指天”的繁華瀟湘都會……和《黃山圖經》一類書中那些高古的氣息相比,它們並不能讓人坐下來安靜品味,世間萬物和廣大自然在倏忽間聚散,似與不似的轉換中充滿瞭滄桑的感懷,傳達齣對於現下人生的一種幻滅感。一位清初的文人周金然在序《黃山誌續集》時,恰當地錶達瞭“自然”對於這個特殊曆史時刻的助力:
黃山如一部《大易》,包蘊無窮……橫說竪論,顯證微參,終莫能罄其奧義。若茲山之瑰詭聳拔、奇幻百齣,即同遊之人而彼此異趣。一人之遊而先後殊觀……
是的,這樣的黃山已經不止是“彆處空間”,對它的感受裏,也蘊含著整個世界嚮“彆處空間”轉換的圖解。在明朝滅亡之後的半個世紀內,它的忠誠者對恢復傢國尚有著某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徽州一度成為這種希望的寄托,黃山上至今存有抗清運動的領袖人物比如金聲、江天一等人的“行跡”。但是,天崩地解的痛苦最終成瞭不可逆轉的現實,蕩滌這種痛苦的過程,也許是將它所有的意義去盡然後賦予新的意義,這是一種現實世界的奇怪的再生過程,“自然”是這一過程最好的“變壓器”,而十七世紀以降,地方誌和“黃山畫派”的藝術傢作品中,一係列新造黃山圖像中的風格再造,正是一種心理變形的摺光——“甲申國變”前三年,自觀音崖而上黃山的錢謙益或許是提前預見瞭這種心理變形:
老木支徑,壽藤冒石……非復人世……升老人峰,天宇恢廓,雲物在下,三十六峰,參錯湧現,恍恍然又度一世矣。吾至此而後乃知黃山也。
好一個“恍恍然又度一世矣!”作為一座內地城市,徽州讓明清的時人記住它,竟然多少是因為它在“另一世”的風光,他們自豪地稱之為“新安佳山水”,和中原江南我們所熟悉的城邑迥然其趣。這種“彆處”的山水意趣也嚮我們隱約提示齣另一類特彆的城市——某種不囿於“城坊”的人居模型。不像車馬輻輳的州縣,徽州的宅第散布在麵積極其廣大的山野間,除瞭不甚可見的“民居”室內,還有一種特殊的“牌坊”在景觀中標識著它的存在——“牌坊”者,坊裏的標誌也,同時也是坊裏的大門,它和早期中國城市觀念的關係實在太密切瞭。在徽州,人們都很熟悉這樣的一種景象:散落在“村口”的牌坊和村子尚遠,但它卻遙遙指示著一條通往山水田園的道路,就其轉摺多姿,也被當代的建築師擊節贊嘆不已,亦和尋常印象中的中國城市空間形態不同。作為另外一種文明的“劇院”,觀眾席的規模有限,但自有大大的舞颱。
這個角度看到的徽州很難和一座同時期的歐洲小城——比如布魯日——聯係起來,但城市又到底是什麼?從外人的角度,比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的編者施堅雅(G.WilliamSkinner)等人看來,中國的“城”“鄉”之間並不存在著顯著的差彆,而且“鄉”和“城”的觀念存在著一定聯係——馬剋斯·韋伯注意到“中國城市居民在法律上屬於他的傢庭和原籍村莊”。實則如此的“鄉”可以說是城市文明存在的另一種形態,今日中國巨大的城鄉差彆是近代化帶來的新的後果。隨著西方“城市”觀念的湧入,北京、上海這樣的都會成為文明發展的重心所在,廣大的鄉村趨於敗落,“本末”徹底顛倒,徽州的聚落徹底淪為“鄉野”瞭——隨著西方城市觀念而改變的中國城鄉秩序中的“本末”意味著兩件事情:“城市”將會更像城市,趨近西方城市的樣貌,而原本中性的“鄉野”如今已經成為城市的對立麵。
由“城鎮化”的高昂調門,今日破敗的“鄉野”亟需得到現代性的教化,然而徽州的例子或許說明,作為彆處空間的“鄉野”恰恰是城市積蓄力量的另一種形式。在此,文明改頭換麵,以它的反麵形式——“自然”——而存在,也以同樣精微的文化語言錶達著自身賴以維係的秘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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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作者被認為是建築界中文筆第一人,果然不錯。字也寫得漂亮
評分幫同事孩子買的,孩子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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