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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根据汤炳正先生讲课讲稿整理，通俗且深刻，为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屈原，是了解、研究屈原和《楚辞》的读物。整理者汤序波先生还加入了大量注解，从中可以得见汤炳正先生的治学处事之道，使读者如沐春风，这也是本书独特的魅力所在。

内容简介

汤炳正先生是“楚辞学”大家，他治学严谨，能于小中见大，于现象中求规律，对屈赋中许多千秋难解之谜，提出新的结论与答案，其研究成果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本书由其孙汤序波据先生生前讲稿悉心整理而成，在介绍《楚辞》主要的基本知识的同时，着重讲解屈原研究与《楚辞》研究中的重点难点。进一步满足了广大读者热爱《楚辞》、了解《楚辞》，尤其是提升研究《楚辞》能力的需要，实乃“楚辞学”入门与提升之上选。

作者简介

汤炳正（1910—1998），字景麟，室名渊研楼，山东荣成人。语言学家、楚辞学专家。1935年大学毕业后，考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研究班，受业于章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对他期望之高、欣赏之甚，由此可见一斑。在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上深受章太炎先生影响，又能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前进。治学严谨，能于小中见大，于现象中求规律，对屈赋中许多千秋难解之谜，提出新的结论与答案，受中外学术界所重视。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楚辞研究》主编、中国诗经学会和章太炎研究学会顾问。著有《语言之起源》《屈赋新探》《楚辞类稿》《渊研楼屈学存稿》等。

目录

开场白　治学与学风
第一讲　《楚辞》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第二讲　总论屈原
第三讲　屈原的作品
第四讲　从屈赋看古代神话演化的语言因素
第五讲　《史记·屈原列传》的问题
第六讲　屈原的生年月日
第七讲　屈原的才能和学识
第八讲　屈原的官职问题
第九讲　屈原流放的路线与沉江的年代
第十讲　屈原的政治理想
第十一讲　屈原的思想流派
第十二讲　《楚辞》成书的过程与版本概况
第十三讲　《楚辞》研究史述略及今后研究的展望
编后记

精彩书摘

　　开场白治学与学风
　　我这次给同学们讲《楚辞》，有这样一个考虑，就是先讲一讲屈原的情况，再讲一讲《楚辞》的情况，最后讲一讲从古以至于当代《楚辞》研究的情况。跟以前我讲授《楚辞》，无论从体系来看，还是从内容来看，都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也有共同的地方，绝不可能完全不同。
　　我的讲授是概论式的。但是，在概论式的讲授之中，我准备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屈原的研究、对于《楚辞》的研究中比较重大一些的问题，前人争论得比较多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或者是解决得不好的问题，我就着重地讲一讲，强调一下。关于我自己个人的研究情况，几十年来也有一些心得体会，有一些探索性的结论。但这次讲授，我不准备去发挥它。如果讲授需要的话，我也只是略略地提出来加以说明或介绍；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可以专门讲一讲自己的收获和从事科学研究的甘苦。
　　我一贯地有个想法，即讲课必须有逻辑性，才能增强说服力。但是我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太好，话说多了就感到头晕。所以这次讲授，也只能是漫谈式的、“摆龙门阵”式的。
　　在这一讲中，我想先讲一讲治学与学风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与《楚辞》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打算先给同学们谈一谈。
　　我们知道，古今中外，凡是在学术研究上有成就的学者，他们治学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但是总括起来，是有共同性的。同学们将来书读多了，是能够发现这一点的。因此，我主要谈一谈这些共同性的东西，这对大家今后治学是会有启发和帮助的。
　　第一，是端正学风的问题。
　　我的想法是，我们应该提倡实事求是、严谨刻苦的学风，跟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的学风高度结合起来，才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所收获、有所创造。
　　学术研究是带有高度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又是极其艰苦的脑力劳动；所以，我们首先要踏踏实实地学习，认认真真地读书（不要朝三暮四、心有旁骛）。一个人在学术上要有所突破，往往要花极大的心血，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几年、几十年，有的甚至是一辈子，才可能在他所研究的领域内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天道酬勤）。同学们可能知道，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用了几乎一辈子的功夫。他小时候读书，觉得《四库全书总目》这部书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他同时也发现，这部书存在着许多问题。于是他下决心，研究这部书。他花了几乎毕生的功夫，下了很大力气，写出了《四库提要辨证》这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这部书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过，1980年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重排本，同学们可以读一读。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并不是个别的和特殊的现象。德国大文学家歌德写《浮士德》，边写边改，花了六十年时间，直到他去世前才定下来。俄国大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琳娜》，修改了十二遍之多。可见，无论是比较成功的学术著作，还是比较成功的文学作品，不下点踏踏实实的苦功夫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应该提倡下苦功夫读书、下苦功夫钻研学问的精神（一个学者应不为利所惑、不为欲所动，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艰辛）。
　　在学习和钻研的过程中，渐渐地确立了一定的方向。当你的研究工作决定了方向，就应该全力以赴（将军赶路不追小兔），用毕生的精力去学习和探索。在方向还没有决定以前，应该慎重，不要轻率地决定；而在方向决定之后，就要坚持，不能够见异思迁，或者知难而退。问题不在于你绝对不能更改，而在于应该慎重考虑。如果见异思迁，追求“浪头”，追求时髦，其结果必然是一事无成。
　　那么，一个人的研究方向如何决定呢？我是这样考虑的：应该首先看一看个人的兴趣所在，或者是性情所近，或者是基础专长。在西方的科学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要根据自己的才能选择研究方向。这话很有道理。人才学也强调要根据自己各方面的情况进行“自我设计”，就是这个意思。
　　我所说的三个方面，即个人兴趣、性情、才能，以及基础都要考虑，不要偏于一个方面。现在学术界，有的人考虑钻研方向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热门”“冷门”问题。大家都在搞，好，我也去凑个热闹；别人不搞，我搞了则独树一帜。这种现象是很不好的。我认为在选择研究方向时，不要过分地想到什么“热门”“冷门”问题。拿文学史来说，对于各个时代的重要作家，或者是对于文学史上带有关键性问题的现象，就是应该花大的气力去考虑、探索和研究，以期发现新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从而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对学术研究增添一些新的东西。而不要过多地顾及什么“冷门”“热门”问题。
　　前面我讲到兴趣。我要指出的是，兴趣这个东西是可以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培养的。你在没有钻进去之前，对什么东西都是没有兴趣的。而当你真正钻进去之后，你就会感到兴趣无穷，乐趣无限。而别人则未必有你那样的心情。科研有时真像陆游诗歌所说的那样：“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你感到钻不通的时候，真有点无路可走；而当你通过苦苦探索，获得了新的认识，有了新的结论，则“柳暗花明又一村”，真是其乐无穷。而你对所进行的研究课题的兴趣，也就更大了。
　　关于刻苦钻研，大家是知道古今中外不少实例的。归结起来说，就是：天才是从勤奋之中形成的，灵机是从钻研之中出现的，机会只是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人们往往在某某人有了发现、有了成就时称之为“天才”，但不知道其人埋头科研，含辛茹苦，付出了多大的心血；人们往往爱说某某人的发现是“灵机一动”，但不知道其人刻苦钻研，所谓面壁十年，偶尔得之；人们往往埋怨自己没有遇到那个“机会”，但不知道当你学术准备不够时，什么样的机会也不会来找你。
　　总之，做学问、搞科研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是一个勤奋的过程，休想不劳而获，或者侥幸取胜。我们都知道，太炎先生是晚清以来的国学大师，他天资聪慧，这一点大家都承认；但他发奋刻苦，则未必人所共知。我曾听章师母讲过，太炎先生在日本时，连下班的路上都在考虑学问上的问题。他下班回家，有好多次是钻进别人的宿舍去了。人家认为是客人来了，和他打招呼，他才恍然大悟。有人说太炎先生奔走革命，又有那么大的学问，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殊不知太炎先生连走路都在考虑学问，这是何等的勤奋和刻苦！我还听章师母讲过，太炎先生常常深夜突然披衣起床，拉开电灯，到书架前去翻书。原来他并没有酣睡，还在考虑学问。有一回，他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大骂注《左传》的杜预。这些事都可以看出一个学者毕生是怎样地勤奋和刻苦的。读书学习、钻研学问已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谓“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达到了忘我的地步。
　　所以我说：天才是从勤奋中产生出来的。而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个天才，如果不勤奋，也会变成庸才，最后一无所成。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我过去的同学中就有这样的人。
　　我前面谈了“机会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这也是有不少例证的。发现辐射现象的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1903年与居里夫妇一同得了荣誉极高的诺贝尔物理奖。据说在贝克勒尔之前，有的实验员发现铀包在感光纸里感了光。实验员得出的结论是这两种东西不能放在一起，而贝克勒尔却进一步发现了铀的自发放射性元素，在科学研究中有了新的收获和突破（科学界以其名字“贝克”，作为辐射度量的活性单位）。这说明，机会是以踏踏实实做学问为前提的。为什么那位实验员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这方面的科学准备，所以对感光那样重要的现象也放过去了，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以上主要谈的端正学风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即我们要提倡实事求是、严谨刻苦的学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和创新。
　　……

前言/序言

　　入门与提升之上选
　　——《楚辞讲座》说略
　　力之
　　汤景麟先生炳正教授《楚辞讲座》一书，由先生哲孙序波君据先生生前讲稿悉心整理而成，今名“丛刊”——“大家小书”收入是书，是为着进一步满足广大读者关心《楚辞》、了解《楚辞》，尤其是提升研究《楚辞》能力之需要。这说明，是书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当然也说明北京出版社的编辑先生之有眼光。兹遵序波君嘱，谨以于“渊研楼”内外受教一得奉附先生大著末，敬抒多年私淑无限景仰之忱。
　　一、略说先生之“学”
　　先生一生所涉甚博，然主要成就则在“楚辞学”与“小学”两方面；出版过《屈赋新探》《楚辞类稿》《语言之起源》等十分重要的学术著作。就《屈赋新探》言，著名学者郭在贻先生说：
　　综观是书，在材料和方法的运用上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上，都无愧为楚辞研究中一座新的里程碑。就材料而言：自从近代罗(振玉)、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后，学者类能以地下出土资料研治史学，而用之于文学研究并取得重大创获者，则并不多觏。……就方法而论：本书一方面继承了清代乾嘉考据学派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朴学家法，在具体问题的考证中熟练地运用了古音学、训诂学的方法和知识；同时，又运用了综合研究法，注意到不同学科的互相渗透，书中很多地方涉及历史地理学、神话学、民俗学、语言学、美学，把这许多学科沟通起来，对楚辞进行综合研究。这也是前贤和时人很少能做到的。既然材料和方法都有重大的突破，则本书能在楚辞研究上开辟一个新纪元，从而取得超轶前人的新成就，便不奇怪了。（《郭在贻文集》第三卷，中华书局2002年，第565—566页。）
　　这是至为恰当的。近人傅斯年先生说：“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的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辨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史料论略》）这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先生之研究均为典范。不仅如此，先生“小学”造诣之高，同样难以企及，《语言之起源》一书即为明证。其中的如成稿于1944年的《《说文》歧读考源》、发表于1949年的《语言起源之商榷》两文所体现的先生之识，实远高出于时辈。简言之，两文于语言起源、文字与语言之关系这两大语言学方面的重大问题的研究所做贡献之大，难以估量。这同样充分体现着先生“力求于小中见大，于果中求因，于现象中探规律”的学术追求；同样充分体现着先生“对种种学术问题，决不满足于知其当然，而更要追求其所以然”的“‘追根究底’的治学态度”（《自述治学之甘苦》）；同样充分体现着先生“乐于‘碰硬’”的“学术个性”（《我与《楚辞》》）；同样充分体现着先生研究方法之“‘微观’‘宏观’，交相为用”（《《屈赋新探》后记》），而“在确可靠的事实面前”，“从未忘却以理论性的剖析为归宿”（《我与《楚辞》》）之得；等等。
　　大略了解先生治学之特色与其相关研究成果的情况，无疑是有助于我们了解这本“小书”之用途与价值的。下面，再说说是书。
　　二、关于《楚辞讲座》
　　是书除了“开场白”外，共有十三讲。而有关《楚辞》主要的基本知识，均在此中。就这一层面言，先生讲“《楚辞》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屈原的作品”“《楚辞》成书的过程与版本概况”“《楚辞》研究史述略及今后研究的展望”等等，或别具慧眼而不同凡响；或俯瞰《楚辞》研究之全貌而勒其演变之轨迹极晰。然若止乎此，仍尚难给读者以有力之“提升”。是书之出彩处，更多的乃在于着重讲屈原研究与《楚辞》研究中的老大难问题。于此，先生不仅“授人以鱼”，更是着力“授人以渔”——尽将金针度与人。下面，仅以其“开场白”和新增的第四讲、作为“群”代表的第五讲与重在发掘文献内在证据的第十讲为例以略说之——其实，是书可谓讲讲精彩，尤其是第十二讲，更是“重头戏”。
　　（一）关于“开场白”
　　此乃高屋建瓴者也。在这里，先生首先说明其“讲授”的方式如何与着重讲什么；然后再依次讲关于“端正学风”“学习与思考”“博览与专攻”“继承与创新”“个别与整体”“科学研究中的道德”等六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端正学风的问题”先生主张将“实事求是、严谨刻苦的学风，跟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的学风高度结合起来”。这至为重要。先生之论著所以那样渊渊入微而戞戞独造，于斯亦可窥其大略。就前者言，先生以文献学大家余嘉锡先生撰《四库提要辨证》等为例，说明成功的学术著作需下苦功夫的道理；又以乃师太炎先生异常之“发奋刻苦”与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之有“科学准备”为例，分别说明“天才是从勤奋中产生出来的”与“机会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的情形。不仅如此，先生还以自己的研究为例，说明“我”是何以能得到“崭新的结论”的。同时，先生还讲述如何确定“研究方向”与确定后应怎么做——如何进行“自我设计”。就后者言，先生强调的是：搞科学研究，要去“发现规律”；在探索的过程中，“想象力”之重要。同时，还讲了如何对待“权威”，等等。至于如何奏1+1》2之效，我们自然得细细琢磨，然先生在书中已揭其“秘”矣。
　　关于“学与思”先生强调“在学习的基础上更善于思考”与要“发挥巨大的思考力”。并举戴震读私塾时敢对塾师讲《大学》所引朱熹说提出疑问为例，说明其“后来能成为一代朴学大师，与他从小善于学习、更善于思考是分不开的”。其实，先生自从“就学章门”后，其于学问，境界之高正若是。不仅如此，其同样以此引导后学：“读书不能马马虎虎……遇到问题，就要追根究底……问题提的深度与高度如何，决定了你研究成果的大小。”笔者读此，倍感亲切有味——典范即在眼前。
　　关于“博览与专攻”先生主张“在‘博’的基础上走向‘约’，又在‘约’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博’的范围”。他说：“就拿《楚辞》研究来说，语言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书，都应该读，要力求广博一些。古人有‘不通群经，即不能精一经’说。但是不能杂乱无章，漫无目的。”先生之学术研究，每多发前贤时彦之所未发者，与其学术视野之广而挖掘之深不无关系。
　　关于“继承与创新”先生强调“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而“新”要以“真”为落脚点。他说：“我们不能只喝真理长河中现成的水，不能炒现成饭吃，一定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可见，作为学者，先生之杰异，不仅仅缘于其学术之深度本身。
　　关于“个别与整体的问题”此即“小”“大”之辩证关系。于此，先生强调“做学问，一定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并对何为“大处”“小处”，做了很好的说明。先生《屈赋新探》一书所以“无愧为楚辞研究中一座新的里程碑”，其研究之方法给力不小。同样，这启我们之思智者亦巨。
　　“关于科学研究中的道德问题”此节所讲，主要是学术争鸣应持的态度、著文时必守的学术道德与投稿时何为“要不得”诸问题。
　　以上这些方面的问题，对年青学子而言，均是“前提性”。“学慎始习”，此之谓也，然又非其所能“域”。
　　（二）关于《从屈赋看古代神话演化的语言因素》
　　先生《从屈赋看古代神话的演化》一文之“入手处”甚小，然其无论是对“楚辞学”，还是对古代之神话研究均涉及重大的理论问题而突破之，可谓“小”“大”之别殊巨。而在本讲中，先生主要的是借此告诉年青学子具体的研究方法及要注意的问题。于此，先生先讲运用“归纳法”与“演绎法”的问题；次讲其总结出的“古代神话演变的规律之一，即往往由语言演变而来的”，从而破解了屈原作品中的某些一直悬而未决的神话何以如此之“谜”。然后，再用几个典型的例子，分三部分具体地讲其“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方法”。不仅如此，每部分的最后，先生均讲了自己的“感受”。如第一部分的“资料的积累要有个中心。当然，中心有大范围，也有小范围，视具体情况而定。而围绕这个中心去积累，到了一定时候就会得出结论，甚至是崭新的结论。所谓中心，按我的体会就是关键问题。我们读书治学，一定要有问题意识，要着力弄清楚影响‘这一’研究的因素有哪些”。总之，就先生撰文时之“挖掘”言，可谓渊乎其渊；而这里所讲，则浅而出之。这对年青学子言，极切实际，故尤为可贵。
　　（三）关于《《史记·屈原列传》的问题》
　　第五至第九讲所讲的，主要是屈原生平事迹中的老大难问题与解决这些问题之方法。就整个20世纪而言，对这些问题研究之成就最高者，当推先生。同时，先生又是西学东渐以还，最为注重研究方法的学者之一。以本讲为例，我们知道，先生《《屈原列传》理惑》一文，乃现代“楚辞学”史上最出色、最重要的论文之一。这不仅在成果之价值本身，其研究方法之给力亦殊足。先生这里所讲的主要就是自己“怎样处理《屈原列传》中的问题”。他说：“做学问首先要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千百年来对某一个问题没有人提出质问，现在你把它提出来，并加以解决；第二种情况是千百年来大家都认为是个问题，但没有得到解决，或解决得不好，现在你提出新的解决的办法”；“关于提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揭示矛盾。……矛盾揭示得越充分，问题才可能解决得越彻底。……因此，我在研究《屈原列传》时就尽可能地将它存在的问题全部揭示出来”。接着，先生依次讲如何“提出前人的结论”“善于抓住矛盾”的重要、学术界对于《屈原列传》存在的种种矛盾有怎样不同的“两种态度”、自己又是如何解决这种种问题的，等等。在此基础上，先生告诉我们做学问应注意这样两个问题：一是“立论要言必有据，切忌孤证”；二是“注意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既要抓住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又要站高一点，力求新的突破”。同时，还提醒我们做科研论文时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论据与推理应该相结合”；二是“一定要尊重前人的结论，但又不能重复前人的结论”。……
　　先生在《《国故论衡》讲疏·引言》中曾说：“我向来主张把某些有名的学术论文拆散来研究、分析。即把已经绣成的鸳鸯一针一线地拆开来看。这样就会看出很多窍门、方法。”看这一讲，仿如看到一位绣鸳鸯的一等一高手，其是如何将自己精心绣成的鸳鸯边拆边告诉观者，这鸳鸯是如何绣成的。换言之，此指示的乃“提升之路”，乃“登堂入室之门径”。
　　（四）关于《屈原的政治理想》
　　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1904—1980）说过：
　　发掘文献内在的证据，比什么都强。……但是，真的具有能力去实践这种考证学的人，我所接触到的无疑都是了不起的学者。与黄侃见面时，我就想：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这样的考证学。（《我的留学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其实，若能穿越时空，吉川氏与汤先生“见面”，恐亦会如是说。日本“楚辞学”大家竹治贞夫（1919—1997）先生就说过：“先生的论考，篇篇使人解颐，我想这是楚辞研究上闻一多先生以后的最高成就，对学者裨益绝大。”（《学术与友谊》，《文史哲》1995.4）而目力所及，论“屈原的政治理想”者，当以先生此文之“发明”最多。先生说：“屈原虽然没有留下‘宪令’，却留下了《离骚》《九章》等伟大诗篇。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些诗篇出发，结合先秦诸子的论述，去探讨其‘宪令’的基本内容，大致勾勒出它的轮廓。”简言之，先生这里所示的“勾勒”之法，同样甚有助于我们之“提升”。
　　综上所述，先生所“度人”者，以其应用之成功范例，故切于治学之实际。而是书既然不只是讲有关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解决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一系列老大难问题之方法，则其为“楚辞学”入门与提升之上选，决矣！我想，读先生的书，细寻其治学之途径，对于未来一代进入“楚辞学”的“堂奥”，当是有所裨益的。不仅如此，由于这些方法有着广泛之普适性，故就“提升”言，其又非楚辞一“学”所得而限之。
　　2016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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