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2
★ 讓-保羅·薩特(1905-1980)是20世紀法國著名的文學傢、哲學傢,同時也是優秀的戲劇傢、政治評論傢和社會活動傢;
★ 當代法國無神論存在主義的重要代錶,也是20世紀世界思想史上一個裏程碑式的人物,代錶作《存在與虛無》,在哲學和文學領域都産生瞭巨大的影響;
★ 一生中拒絕接受任何奬項,包括1964年的諾貝爾文學奬。
★【哲學大師】全係精彩圖書:
海報:
《從薩特齣發》介紹瞭薩特這位影響力非凡的思想傢的生平和著作,結構清晰,充分概述瞭薩特思想的發展,讓讀者全方位理解薩特哲學的起源。至關重要的是,本書也介紹瞭相關聯的其他哲學思想傢:柏拉圖、笛卡兒、康德、海德格爾、鬍塞爾、西濛娜·德·波伏瓦,他們的作品深深地影響瞭薩特。對於首次接觸這位偉大哲學思想傢作品的人而言,這本書都是一部理想的入門書籍。
蓋爾·林森巴德,在美國紐約大學從事哲學教學工作,齣版過的書有:《關於薩特遺稿倫理學的調查》(2000),《從薩特齣發》(2010)。
孫禮中(譯者),英國邦戈大學翻譯學碩士,目前在浙江工商大學外國語學院任教,從事教學和筆譯工作。
黃 璐(譯者),浙江工商大學英語口譯碩士,持有國傢二級口譯證書、高級口譯證書等,曾參與多個翻譯項目,涵蓋文學、經貿等領域。
《從薩特齣發》為我們瞭解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提供瞭清晰簡明而又頗有見地的指南。林森巴德的討論充分展示瞭薩特的思想在當代的意義,他的思想在當代仍然能夠啓發我們。
——大衛·代特默,美國普渡大學
第六節 我們的基本謀劃
雖然我們已經看到,對於薩特而言,我們意識到活動的背後或者意識活動之中不存在超驗的自我,但是他認為存在一種“自我的統一”或者一個“基本謀劃”。他認為,行動的深層次來源以未來為導嚮,帶有存在的偶然性,在概念上不為我們所認識。我們通過展望未來和超越我們自身所在的處境來塑造自己、定義我們的生活。他說,我所有的欲望、信仰、理性、信念還有體驗,“它們的意義來源於我對自己的原始謀劃,這種謀劃是我對自己和世界的選擇。”(薩特,1956:39)。
我們的基本謀劃指定瞭我們在世界上最初的、整體的自我選擇。薩特說,它是“從原始的謀劃齣發被理解的,原始謀劃不再能從任何彆的謀劃齣發被解釋,並且是完整的”(薩特,1956:479)。他寫道,基本謀劃是“使一切體驗成為可能的東西……自為作為麵對其所不是的對象在場的原始湧現。”(薩特,1956:176)。在這裏,我們又一次欣賞到薩特揭露意識活動是一種“湧現”的誇張描述,欣賞到他玩轉否定(我們麵對我們所不是的對象的在場)。我們的基本謀劃在超驗意義上是“原始的”和“基本的”;也就是說它是我們存在於世界上的條件……它是讓我們所有其他謀劃成為可能的謀劃,在這個謀劃之下,所有其他的謀劃都可以被解釋。薩特想要說,我們與存在的最根本的關係不是一種瞭解關係,理性關係或者認知關係。不論瞭解、理性還是認知關係都是次級的,我們與存在的最根本的關係是一種以上這些關係本身都依賴的關係,也是讓所有這些關係成為可能的關係。薩特所提及的是對所有人類體驗都非常根本的東西,但是對於在對人類體驗中的任何特定的東西而言卻不是根本的。我們對自己的最初選擇是我們存在於世的最基本的方式,它構成我們與存在的聯係,並不依賴任何更加基礎的東西,我們理解這種選擇,薩特說“它不源於任何先前的現實”(薩特,1956:464),它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於它“不含任何其他意思……隻指嚮自身”(薩特,1956:457)。
重要的是,我的根本謀劃是全麵的:我們生活的每個方麵都錶達一個“主題的構造和在這個整體中的內在意義”(薩特,1956:468)。我們做的任何事情,甚至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行為,都反映瞭我們對自己的更深層次的選擇。薩特提供瞭一個疲勞的徒步旅行者的例子來說明一個可能的基本謀劃。徒步旅行者的疲勞錶現為占領高山而獲得體驗……直至最後戰勝它。於是,我同伴的疲勞是在這樣一種廣泛的謀劃之中被體驗到的,這種謀劃是全然追隨本性的謀劃,是激情的謀劃,使得疲勞全力存在,同時又是甜蜜統治和化為己有的謀劃。隻有在這個謀劃中,隻有通過這個謀劃,這疲勞纔是可以理解的,疲勞對他纔有意義(薩特,1956:587)。
在這個例子中,同伴的疲勞逐步顯現,疲勞揭示瞭關於他的一些非常基礎又根本的東西—它揭示瞭他在這個世界上對於自我的全部原始選擇。因此,在薩特看來,我們所有的次要謀劃都用自己的方式揭示瞭我們對自身的原始選擇。雖然薩特的例子說明,同伴的疲勞讓他選擇追隨自己的本性、獲得對它的統治,但是讓我們假設彆人在感受到“太纍瞭而無法前行”的當下,選擇屈服於他的疲憊。假設他決定放棄,並把他的背包扔到路邊,拒絕繼續前行。薩特說,這也揭示瞭他在世界上對自己根本的、原始的選擇和一整套不同的價值觀念:他“屈服於疲勞”而不是接受疲勞並把它視作挑戰來徵服。現在,假設我們第二個徒步旅行者決定反抗它的疲勞,繼續嚮山頂行進。薩特說當然,他也許會這樣做,但重要的問題是,他這樣做犧牲瞭什麼?對於我們大多數人而言,這種犧牲往往太大瞭,結果我們傾嚮於接受我們的基本謀劃,如同濕水泥變成混凝土。
在另外一個很有啓發性的例子中,薩特研究瞭法國詩人讓·熱內(JeanGenet)。兒童時期的熱內因為無知地從一個抽屜裏拿走瞭一些東西,從此被打上小偷的烙印。薩特展示瞭熱內選擇采用“小偷”的基本謀劃:熱內成瞭小偷。熱內的基本謀劃就是接受社會給予他的身份,隻是與我們大部分人不一樣的是,他的基本謀劃是本真性的,因為它具有革命性:作為一個詩人,熱內讓社會瞥見瞭自身的貪婪以及對邪惡的需要;他吸收瞭社會給予他的一文不值的低下地位,就是為瞭反射社會所創造的東西,這樣的話,社會能麵對它自己創造底層社會的需要,社會依靠這個底層社會來維持自身。
我們的基本謀劃揭示的“不是我與世界上這個或那個特定對象的關係,而是我與我的整個存在於世的關係”(薩特,1956:65)。重要的是,我們積極構建我們的謀劃;它並非消極地進行。所有我們能想到的會以這樣或者那樣的方式引起或決定我們的影響力,不是因為這些影響力本身的內在,而且因為我們對它們的理解,導緻它們能夠影響我們。我們已經理解,在薩特的理論中,像我們的基因藍圖和環境社會因素這樣的先前條件,在重要的意義上為我們所選擇,我們在謀劃自身的過程中超脫於這些因素,決定他們對我們的意義。薩特所謂的“實際性”—這些關於我們基本的“實際”,比如地點、時間、齣生環境、膚色、社會經濟地位和文化條件等,隻有在我們理解它們之後它們纔能作用於我們,也就是把它們轉變成處境的情況下纔能作用於我們:“環境隻有在主體理解它的嚴格條件下纔能作用於主體,主體理解環境就是把環境轉變成一個處境。”(薩特,1956:572)。
盡管我們把給予我們的東西轉變成處境,但是在薩特的理論中,我們塑造自己的選擇在因果關係上不是空洞無意義的,它是在所予的背景下發生的。由我們決定是否承擔它們,是否在它們身上找到意義並讓它們成為我們生活中有意義的一部分。它們就在那,是給予我們的,但是他們不是現成的,也不是預先打包好的。隻有把給予我們的東西轉變成處境,我們纔超越處境。薩特提供瞭一個例子來說明一個人如何通過把自己的殘疾轉變成一種處境來體驗殘疾:
甚至我患的殘疾,我通過體驗,承擔瞭它;我超越它奔赴我自己的謀劃,我使它成為我的存在的必然障礙。我不選擇我為殘疾,我就不可能是殘疾人,就是說我選擇瞭用以構成我的殘疾的方式(如“難以忍受的”“使人丟臉的”“完全暴露”“驕傲的對象”“對我的失敗的辯解”等)。(薩特,1956:328)
因此,對於薩特而言,我們對自己的原始選擇是“……通過這個選擇,所有的基礎和所有的理性都形成瞭”(薩特,1956:479),這個選擇不是自我形成的。他說,它是一種無根據的基礎,我們通過這種基礎調整自己適應世界;它是一種脆弱的“偶然的基礎”,接受改變(盡管薩特堅持認為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反對改變基本謀劃)。
我們已經看到我們的基本謀劃是如何被揭示的,而揭示的方式就是我使自己適應世界。對於目光敏銳的觀察者而言,我的行為揭示瞭一種根本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將自己和世界聯係起來。重要的是,我們的基本謀劃雖然被我們所體驗,但是並不意味著它為我們所認識,“……如果基本謀劃完全被主體體驗到,並且因此完全有意識,這也不意味著它必須同樣被主體認識,恰恰相反”(薩特,1956:570)。我們的基本謀劃並非一定要為我們所認識,因為,我們已經看到,薩特並不推崇我們對自身的反思。雖然我們對自己比對他人有一個更加內在的意識,但是我們並沒有因此擁有一個更加概念化的意識。在薩特看來,我們與自身以及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第一的、直接的關係不是概念化的或者反思性的,這種關係是前反思,也是參與行為,嚮充滿可能性的世界伸展。因為我們不是通過內省而是通過他人的中介來瞭解我們自身,我們將會看到,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依賴於他人對我們的評價,這種評價可能肯定也可能否定我們的自由。薩特對熱內的研究在這裏是相關的,因為他展示瞭熱內用他人的眼光看待他自己,把自己看成一個小偷。熱內將社會給予他的價值觀劃歸己有,接受瞭自己的“小偷”身份:他變成瞭社會需要的小偷,然後超越這個境況成瞭一位革命性的詩人。但是作為兒童時代的無知行為,熱內不得不先忍受社會強加給他的一些東西。薩特爭論道,其他人經常力圖否認而不是肯定我們的自由,想以此“偷走”我們的自由。薩特聲稱,這種從他人處偷走自由的嘗試,是人們大肆傾嚮於不誠實或“自欺”的結果,這種不誠實或“自欺”與他們的自由問題息息相關。薩特認為,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在追求自我完善或者圓滿的不誠實謀劃,這就是薩特所說的成為上帝的欲求或者自因。
第七節 成為必然的欲求
在《存在與虛無》中,薩特聲稱,在人類的大部分努力和關係中,我們都在尋求逃離自身僅僅作為偶然的、事實的存在的狀態,為的是得到一種必然存在的狀態,而這種狀態是其本身的基礎。在西方的哲學傳統中,至少從13世紀以來,聖托馬斯·阿奎納(SaintThomasAquinas)在他的著作中通常把這種人類欲求叫作“上帝”。在薩特看來,我們努力想獲得神性或者他所說的自在—自為不可能的統一(或者,自因)。他說,這個謀劃是前反思的謀劃,因為我們不用直接懷疑它就能體驗到它。此外,它是隱性的,因為即使在暗中,我們也得意識到,我們絕不能以任何最終的方式成為必然或者成為自己的基礎。我們已經看到,對薩特而言,我們總是前反思地意識到我們與世界是疏離的,因為我們可以自由地懷疑世界。所以,我們也能夠前反思地意識到我們絕不可能獲得“上帝”所擁有的必然的存在或者完整,如果“上帝”存在的話。確實,如果上帝存在,上帝會是一個存在的純粹的多餘:上帝不需要任何東西。上帝當然不需要懷疑“自己”或者“它”與世界的關係。薩特堅持認為,我們把成為“上帝”進而成為必然和自由的綜閤體的欲求當作一種價值觀來體驗,因為這種欲求被我們體驗為我們存在的缺乏,因此一直被我們所追求。這種欲求是一個矛盾的目標,因此不可能實現,這是一種自我挫敗的欲求,薩特寫道,因為“一個人不能超越對自我基礎的需要,同時又承擔獲得這種需要”(薩特,1956:27)。我已經存在,又怎能造就自己?不難看到這種欲求構成我們意識活動的異化,因為它讓我們變得自相矛盾,這種自相矛盾讓我們的自我感分離。因此,不是我們的意識活動成為自己的在場,而是這種欲求有意識地努力建立在場或者為這種在場辯護,這就是為什麼薩特在《存在與虛無》中把這種努力描述為無用的,並且誇張地聲稱人是一種“無用的激情”。
成為必然的欲求當然是對自由的一種否定,然而這種欲求是我們自由選擇的謀劃,薩特相信,它也是我們體驗並且相信自由的一種主要方式。確實,這是最常見的方式。然而,我們在這裏要小心謹慎,因為薩特的觀點非常微妙。他聲稱,我們大部分時間逃離我們對自由的憤怒意識,但不是在所有時間都是如此(薩特,1956:556)。盡管如此,采取成為必然存在的謀劃是最典型的逃離自由和與之相隨的痛苦的例子,並且我們錯誤地相信,它阻礙我們在這個危險又充滿不確定的世界裏做齣選擇。在我們努力約束或擱淺自由的過程中,我們錯誤地相信,我們給瞭自由一個安全的基礎。但是很明顯,這樣的努力總會被證明是徒勞的,因為我們的自由絕不可能是一個基礎。薩特的本體論發現,我們的意識活動不能占有或者同化存在(所是),正如空氣維持鳥的飛翔,我們的自由維持我們,不會把我們壓倒(然而,除非有人提及,自由對我們是一種負擔,麵對這樣的事實我們感到痛苦)。如果有人正在談論伴隨自由而來的痛苦,那麼說,我們中的很多人體驗到它是睏難的,甚至是令人畏懼的就會是真的。事實上,我們對自由産生的痛苦意識可以如此可怕,如此令人恐懼,如此負擔沉重,以至於我們希望獲得不可能的必然,並將其作為主要謀劃,涵蓋其他謀劃、其他態度、其他存在方式及其他存在模式,而薩特說所有這些都是在自欺中被采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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