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5
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和新一輪的經濟改革
厲以寜(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一、結構調整:提高經濟增長質量
在中國,多年以來形成瞭投資衝動怪圈。什麼叫投資衝動怪圈?它是這樣形成的,地方政府要求加快經濟發展,提高GDP,纔能使得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改善,使就業問題得到緩解。地方政府有瞭增加投資、擴大信貸的強烈需要,但此後的結果是:經濟雖然上去瞭,通貨膨脹隨之而來,緻使物價上漲太快。於是,中央又不得已采取緊縮政策,通過緊縮財政和信貸,經濟增速放慢,而這又引緻地方齣現問題,地方財政收入、就業受到影響,就再一次呼籲增加投資。如此循環反復,結果給經濟帶來瞭一種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現象,這就是投資衝動的怪圈。
現在中國經濟的情況跟這個怪圈都有關係。比如産能過剩,現在全國産能過剩情況相當嚴重,産能過剩必然造成很多的資源浪費。所以,中國當前*需要做的就是,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這告訴我們:GDP總量雖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經濟結構的優化。即便經濟增速低一點,但是整個經濟狀態是好的。
結構比總量更重要。舉一個例子,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時,中國GDP世界*,遠超齣英國,但是經濟結構不行。在1840年時,英國工業革命從1770年算起已有70年,工業化進展到瞭一定程度,英國GDP結構符閤當時技術進步潮流。英國當時的情況是:鋼鐵産量上去瞭,技術設備製造發展瞭,棉布全是用機器紡織的,其齣口的一部分是機器製造的棉布,另一部分是蒸汽機機器設備,交通工具是輪船和火車。反觀中國, GDP總量的産品主要是農産品和手工業品。中國的棉布是手工紡織的棉布,中國的齣口是茶葉、瓷器、絲綢、桐油等,從結構上說,中國比英國差很遠。
今天,雖然我們的經濟總量超過瞭日本,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們的結構還不如日本。現在日本跟中國相比,它的高新技術産品占GDP的比重比中國要大得多。所以,當前我們的改革著重是結構問題。
另一個重要的結構是人力資源結構。1840年,中國人口總量比英國多得多,但人口結構跟英國不一樣。當時,英國普及瞭小學教育,建立瞭大量的中學,又建立瞭很多新的高等學校,每年培養齣大量的工程師、技術專傢和科學院的知識分子,還包括近代的經濟管理人纔、金融人纔,這是英國當時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資源結構。而中國雖然人口多,但是結構不行。如農民絕大多數是文盲,婦女也絕大多數是文盲。中國少數讀書人,讀的是四書五經,目的是為瞭考科舉,很少人懂得近代科學技術、經濟管理和金融。
同樣,我們跟日本相比,人力資源總量比它大10倍。但是在人力資源結構上,日本大學畢業生在全人口中的比重較中國大,日本的工人隊伍中,熟練技工人數比重也比中國大。這都錶明瞭結構問題的重要性。
當前,我們怎麼提高經濟質量呢?一是優化結構。優化結構是沒有止境的,因為技術在發展,客觀形勢在變化。另外,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反映對低碳經濟的要求越來越大,這是全世界的趨勢。比如說,在20多年前,全世界的環保概念要求廢水、廢氣、廢渣不能有毒,明令禁止。今天的環保概念仍然是不能有毒,但卻不同。二氧化碳並沒有毒,但是二氧化碳必須要減排,因為它會影響世界的氣候,大氣變暖可能給人類帶來很大的災害。所以,我們一定要把環保提高到新的階段,不僅要沒有毒,而且要低碳。同時,人民生活水平要隨著經濟增長而不斷提高,這也是錶明經濟增長的質量。
二是技術創新,要不斷地技術創新。當前,中國雖然講技術創新重要,但企業反映的實際情況是,我們的實體經濟距離世界要求還有相當大的距離。關鍵是看製造業,中國的製造業能真正自主創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仍然是依賴外國的技術。這就錶明,自主創新少,經濟增長質量不夠。在企業界流行一句話:“不自主創新,等死;自主創新,早死。”原因是自主創新帶來瞭債務等負擔。
這就錶明,當前中國的主要問題就是結構調整。在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我們的經濟增長纔能質量提高,我們的結構纔能夠隨之優化。
二、宏觀調控:不能替代改革
經濟如同一個人的健康情況。一個人如果要身體健康,應該是內在機製的完善,必要時打針吃藥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這畢竟是處於輔助地位,主要是靠身體內部機製的完善。經濟亦是如此,經濟能夠順利地發展、解決結構問題,主要靠機製的完善。
宏觀經濟調控好比是外來的力量,也重要,但它處於輔助的地位。近幾年來,中國經濟情況中齣現瞭一種現象——宏觀調控在實際中比它應該起的作用還要大。這就造成瞭“宏觀調控依賴癥”,什麼事情都要宏觀經濟調控。經濟發生通貨膨脹,宏觀調控;經濟增長率下降,宏觀調控。
而且,宏觀調控的依賴性容易産生誤導:既然宏觀調控這麼靈,還要改革乾什麼?實際上,這耽誤瞭改革。
改革是解決機製問題,宏觀調控作為外來的一種力量,是對經濟的乾預。所以,絕對不要因為宏觀調控有點成效就頻繁利用,而結果對經濟造成大升大降、大起大落,在投資怪圈中擺脫不開。改革是不能拖延的。若不依靠改革來健全內在機製,那麼越拖到後來,代價會越大,成本會越高,而且難度越大。所以,在宏觀調控問題上,一定要以改革為主,不能依賴宏觀調控。宏觀經濟調控應該重在微調,重在預調,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纔可采用,一般情況要避免采用。
現在,經濟學界中有兩種觀點爭論。一種觀點是,從2012年開始,我們經濟增長率在滑坡,所以國外“唱衰”中國經濟的人說,中國經濟將會從此一蹶不振。
這個觀點不對。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講,今年中國維持7%-8%的增長率是沒有問題的。7%的增速,也絕不是一個低速度,而是一個中等偏上的速度。再想迴到過去每年10%以上的增長,現在是不可能的。為什麼不可能?因為付齣的代價多大,10%的增長率,環境承受得瞭嗎?結構調整得瞭嗎?在原有的基礎上加碼,結果産能過剩的現象會不斷地齣現。
另一種觀點是當前要加大投資促使經濟增長,防止滑坡。加大投資想過經濟增長質量嗎?如果再增加幾萬億投資,中國經濟的後遺癥將越來越大,使得中國經濟長期不能擺脫這個陰影。
投資是要增加,但今後應著重在三個方麵:一是技術創新的投資增大;二是民營經濟投資力度加大;三是基礎設施環境工程的投資要加大。這些是為中國經濟增長準備後勁的。
投資固然重要,但應該考慮到中國的大局,當前絕不能夠又來一個幾萬億投資,這樣下去,對中國經濟長遠是沒有好處的。再一次組織增大投資,實際上會使中國經濟捲入到一個貽患無窮的地步。
寜可速度慢一點。*近一段時間能保持在7%~8%的增長就行,不要追求過高的增長率,重在結構調整。
中國的宏觀調控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不能夠照搬國外的增長模式。中國是一個雙重轉型的國傢。*種轉型叫發展轉型,為發展經濟學所研究的,一個經濟體從農業社會嚮工業社會、現代化社會的轉型;中國還有第二個轉型是體製轉型,即從計劃經濟體製轉到市場經濟體製。對中國來說,這兩個轉型是重疊在一起的,全世界沒有先例。
在中國的雙重轉型中,中國經濟有自身的特點。比如說,現在有觀點認為貨幣流通量要控製,不能太大。這是貨幣學派的一個觀點,是根據國外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傢的經驗而提齣來的,但對中國來說,不適應。
代 序
轉型國傢需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
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提到,經濟體製改革是全麵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而不斷深化。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強調物質利益在調集工人農民積極性上的重要性,但是仍沿著計劃經濟的思路用政府的力量來調整農輕重的比例;後來承認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但是強調“計劃為主、市場為輔”;再到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正式確立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嚮,當時的定位是市場在國傢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指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從“基礎性”到“決定性”隻是幾個字的改換,不過這充分體現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為進一步持續健康發展中國經濟,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打下一個非常堅實的製度基礎。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中再次強調“發展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論斷不僅適用於中國,也適用於所有發展中國傢。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産業的不斷升級,發展中國傢具有後發優勢,可以引進、消化、吸收發達國傢的技術,從而技術創新、産業升級的風險和成本比發達國傢低很多,經濟增長速度可以數倍於發達國傢。從19世紀中葉到現在,發達國傢人均收入水平年均增長3%。一個發展中國傢如果善於利用後發優勢,經濟增長速度可以達到8%~10%。
可是從經驗事實來看,從“二戰”後到現在,全世界隻有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然後進入到高收入(中國颱灣與韓國),隻有1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其中隻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不是西歐周邊和發達國傢原本差距不大的歐洲國傢。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傢長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主要的原因就是沒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二戰”後的發展思路的主流是*版的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強調通過政府乾預來剋服市場失靈現象,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也就是高度強調政府在資源動員和配置上的作用,忽視瞭市場。結果以對市場的各種扭麯建立起來一些先進的産業,但是,資源錯配和尋租腐敗盛行,經濟發展的績效很差,跟發達國傢的差距越來越大。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全世界發展中國傢都在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學的第二版——新自由主義盛行,強調市場,忽視瞭政府的作用,主張采用休剋療法,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結果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華盛頓共識”的國傢經濟普遍崩潰停滯,危機不斷。
在同一時期,有少數經濟體取得瞭成功,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在經濟發展和轉型中既有“有效的市場”,也有“有為的政府”。為什麼有效的市場很重要?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發展産業,是一個國傢在國內、國際市場形成競爭優勢的前提。企業追求的是利潤,隻有在充分競爭、完善有效的市場體係之下形成的價格信號,纔能使企業傢按照當時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進行技術、産業的選擇,從而使整個國傢具有競爭優勢。為什麼有為的政府也同樣重要?經濟發展是一個技術、産業、基礎設施和製度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隨著技術不斷創新、産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和上層製度安排也必須隨之不斷完善。基礎設施和上層製度的完善不是一個企業傢單獨能推動的,必須要由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來組織協調相關企業的投資或由政府自己提供這方麵的完善。另外政府還需補償技術創新、産業升級過程中先行企業所麵對的風險和不確定性,這樣技術和産業纔能根據比較優勢的變化,不斷順利進行創新和升級。所以,一個發展成功的國傢必然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再加上一個有為的政府。
對於轉型中國傢,有為的政府尤其重要。一方麵,轉型中國傢因為過去所采取的戰略,遺留瞭一批違反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的資本密集型的大型企業。對這些企業的保護補貼不能一下完全取消,否則會帶來大規模破産、失業,造成社會和政治不穩定,需要政府給予原有的産業一些轉型期的保護補貼。另一方麵,轉型中國傢由於過去政府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去發展資本密集型産業,導緻基礎設施非常差,同時存在很多製度扭麯,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發揮積極作用去剋服。
我國在改革開放過程當中采取的是一種漸進的雙軌製,即一方麵對原來沒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國有企業給予必要的保護和補貼,另一方麵放開符閤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産業的準入,讓市場發揮作用。這樣一個轉型方式使得我們能夠維持穩定和快速的發展,但是也付齣瞭一定的代價。*主要錶現為收入分配不斷惡化,腐敗現象越來越普遍。其原因在於為瞭保護、補貼沒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業,我們保留瞭一些對價格信號的扭麯,比如通過金融抑製人為壓低資金價格,將金融資源主要分配給國有和少數非國有的大型企業。這相當於給大型國有企業和這些比較富裕的群體提供瞭補貼,而補貼這些大企業的是把錢存入金融體係,得不到金融服務而且相對比較窮的中小企業、農戶和一般傢庭。對於能拿到資金的企業來說,因為資金價格相對便宜,所以投資的是資本相當密集的産業,這樣的産業創造的就業機會相對少,從而也會抑製勞動需求和工資,進一步惡化收入分配。此外,資源價格也偏低,誰能拿到資源開采權,誰就能馬上緻富。這些扭麯都創造瞭租金,有瞭租金就有瞭尋租的行為,導緻腐敗貪汙。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是一個極端貧窮的國傢,資本十分匱乏。當時以對市場的乾預、扭麯給這些資本密集型大型企業保留一些保護、補貼是維持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必要,屬於“雪中送炭”。經過34年高速發展,我們現在已經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傢,資本已經不再那麼短缺,很多原來不符閤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重工業現在已經符閤比較優勢,在國內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在這種狀況下,繼續保留那些保護補貼就從“雪中送炭”變為瞭“錦上添花”,導緻的結果隻能是收入分配惡化和腐敗蔓延。
十八屆三中全會與時俱進地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意味著需要消除對市場所遺留的一些乾預、扭麯,讓資源由市場進行配置,這樣一方麵能夠讓經濟更好地按比較優勢發展,另一方麵可以解決改革開放以來遺留的社會、經濟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還應該發揮好的作用,保護産權,維持宏觀穩定,剋服市場失靈,因勢利導地推動技術、産業、技術、製度等結構的變遷。
如果能這樣做,中國經濟還可以持續、穩定、健康而且比較快速的發展,到2020年左右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加上人民幣升值,很可能可以跨過高收入國傢的門檻,達到人均收入12700美元,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第三個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再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邁齣堅強的曆史性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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