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4
1.本书初版于2010年初版后,一上市便受到读者的求购热情,销售一空。此新版是初版的修订版,经过修订,文字和图片均有修改和更新,特别是增加了许多民国时期的成都老照片。
2.作者袁庭栋先生是著名巴蜀文化研究专家。他在书中以成都的城、河、桥、街、巷来展现成都的历史文化和名人掌故,如琼瑶故居,三毛在成都时的老照片,是一本有趣味、好读的文化著作。如此大容量包罗成都城市、街道的发展变迁的历史文化书籍。
成都是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是西南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民风民俗资源。本书是第一部从街巷历史文化的角度展示中国名城风采的著作。作者袁庭栋先生是著名巴蜀文化研究专家。他以二十多年的资料积累,四年多的辛勤考察与爬梳,生动、详尽地介绍了500多条成都街巷及成都城池、河道、桥梁的命名缘由、历史变迁,街巷中的名人掌故、趣闻逸事,重要的历史事件与民俗活动,重要的学校、企业、地下出土的历史文物。作者掌握资料丰赡、论证谨严,加上引人入胜的叙述风格,使本书具有科学性、欣赏性、实用性及收藏价值。书中所编地名索引和搜集的珍贵历史地图,特别是大量老照片,包括晚晴外国驻华使官,美国《国家地理》记者拍摄的照片,民国初年、抗日战争时期的照片,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和部分私人收藏照片以及当代摄影作品,极富收藏价值。此新版为全新修订版,修订了老版中的一些错漏,增加了许多民国时期的成都老照片,并以精美礼盒套装以飨读者。
袁庭栋 ,1940年12月生于四川绵竹,1965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长期在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1994年成为自由文化人。 业余从事学术研究,已出版各类著述三十余种,在中国古代文化方面主要有《古人称谓》《中国吸烟史话》《古代职官漫话》《解秘中国军队》《解秘中国战争》《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合作)《周易初阶》《红白喜庆礼仪全书》,以及古代蒙学要籍校注12种。在巴蜀文化方面主要有《张献忠传论》《话说四川》《历代文化名人在四川》(合作)《巴蜀文化》《锦绣成都》《巴蜀文化志》《巴蜀文化图典》(合作)《四川50年图集》(合作)《成都》《天府的记忆》《成都解放60年图志》等。 曾在四川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等校兼职,开设过《古代文字与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史》《巴蜀文化史》《中国古代科技史》《工具书使用法》等多门课程。 曾出任台湾的30集人文风情片《走过四川》的策划与顾问,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开心辞典》《华夏文明》《岁月如歌》《走遍中国》等栏目成都专辑的撰稿人或顾问,中央电视台的七集人文地理片《天府的记忆》的编剧与历史文化顾问。曾在四川电视台、成都电视台、深圳电视台和成都的“金沙讲坛”“武侯夜话”“成都故事”主讲巴蜀文化,在中央电视台奥运会四川专题节目担任主讲嘉宾。
东门
成都最后一次修建的城墙是清代时的城墙,在城墙上只开了东南西北四道城门,是历代成都城城门最少的时期。据研究,秦代大城可能有六道城门,汉代大城可能有十三道城门,唐代罗城有八道城门,明代大城就只有四道城门。清代在城市建筑的格局上基本都是沿袭明代,城门减少的原因是为了更加安全。
清代成都城东门的位置很特别,它不在东面城墙的中部,而是在南部,几乎靠近城墙的东南角了。如果把它与处于西北方向的北门画上一条线的话,这条线与正东正西的一条线之间的夹角大约是35度。这种建筑格局在全国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应当是以下两个:一是因为秦代第一次修建成都城时就修成了一座不南不北的“龟城”,其原因已于前面有关“龟城”部分作了分析;二是从目前可以看到的资料分析,唐代的罗城在东面有两道城门,偏北的叫大东门,五代前蜀时改称万春门,偏南的叫小东门,五代前蜀时改称瑞鼎门。这种情况在宋、元时期一直没有变化。明代的成都城是明洪武年间在宋元旧城的基础之上修建的,东南西北方都只保留了一道城门。东门名叫迎晖门,位置在宋元时期的偏南的小东门,原来的大东门不再存在。这种安排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河道,因为内江与外江的汇合处是在小东门外,
当时还很重要的金水河的出城口也在小东门外。也就是说,成都人要利用锦江船舟之便从东边出城入城的话,小东门是最方便的。
清代成都城东门的名字仍然叫迎晖门,城门之上修建了高达五丈的城楼,名叫溥济楼。据民国《华阳县志》卷二七记载,是“堂皇壮丽,不亚于京师”。溥济楼在民国初期被军阀拆毁,建筑材料被卖钱充作军阀混战的军饷。1938年12月,为了方便城内居民在日本侵略者轰炸时尽快疏散出城,把成都的老城门全部拆除,城门洞也有所扩宽,并在城墙上开辟了若干个豁口。从此以后,成都的老城门就再也看不到原来的模样了。
迎晖门的名字一直只用在书面语言中,成都人口中称为东门,在有了新东门之后称为老东门。老东门的位置就在今天东大街快到东门大桥(东门大桥原来就在城门之外)的地方,一直到东大街全面改建之前都还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一些拆除之后的痕迹,因为这里比东大街的任何一段都要宽一些,老成都人就把这里称为东门城门洞广场。
抗日战争期间的1943年,为了纪念在前线牺牲的大量川军死难烈士,成都各界人士决定建造一座纪念性雕塑。在当时的成都市市长余中英主持下,由1938年入川的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并与成都“万兴隆”号主人、铜匠出身的江万兴、工匠朱木均等协作,最后由四川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采取传统浇铸技术制作完成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成都人一般称为“无名英雄铜像”),于1944年7月7日安放在东门城门洞广场中央。无名英雄身着短裤,打着绑腿,足穿草鞋,手握步枪,背着背包、斗笠和大刀,俯身跨步,平视前方,坐西朝东,向着抗日前线,十分传神又符合生活真实,既是一尊极为珍贵的艺术品,又是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见证。遗憾的是,1965年东大街架设电车线路时,这座重要的雕塑被毁损。1989年在年届八旬的刘开渠主持并指导下,雕塑由四川省雕塑院的张绍蓁重建,于1989年8月15日树立于外东的东二环万年场路口。所以选址在这里,是因为无数川军都是东向出川抗日的。2006年改建二环路时雕塑迁往库房中保存。2007年8月15日,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62周年的时候,雕塑最后迁置于人民公园东大门,仍然面向东方。这里是最佳安放地点,因为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四川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就是于1937年9月5日在人民公园(当时称少城公园)召开的,出川抗战的川军队列就是从人民公园开始踏出去的。把雕塑放在这里,就是回到当年抗战川军的出发地。新安放的雕塑的基座上增加了两块花岗岩石碑,上面雕刻了两段文字,一段记述了雕塑的历史变迁,一段记述了川军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后一段文字是摘自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新华日报》于1945年10月8日所发表的社论《感谢四川人民》:
在八年抗战之中,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自武汉失守以后,四川成了正面战场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中心,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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